卤水有毒人尽皆知。在流传极广的《白毛女》中，杨白劳就是喝卤水而死。可一个连小学都未毕业的铁匠所尝试的偏方卤碱，却被作为医治“不治之症”克山病的良方，进而被升格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鉴于没有正面效果和推广力度逐渐下降，这场卤碱疗法推广运动最终不了了之。可“毒药”何以被当成灵丹加以推广？其中的原因和逻辑值得深入探讨。
一、危害深重的克山病
事情得从克山病说起。克山病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原发性地方性心肌病[1]。 至迟从19世纪末起，此病即作为“时疫”爆发于吉林东部山区、陕北地区，导致大量当地垦荒耕种的农民死亡、逃亡。1935年，黑龙江省克山县爆发此病，引发学界关注，开始对此病加以研究，1936年即以克山县名命名此病[5]。此后它又多次发生大流行，对我国东北、西北、西南十多个省（自治区）的数千万民众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危害。为躲避病害，重病区民众闲时外逃，忙时回乡生产，流动人口多达三分之一，生产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克山病防治和病因研究工作得到高度重视。1949年12月，黑龙江省政府成立全省防克指挥部，将克山病列为危害人民健康的重点防控疾病。1956年，中共中央制订《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也提到应当积极防治克山病[2]。1960年，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1981年后更名为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办事机构（简称“中央北办”），以加强对北方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领导。1964年起，在“中央北办”的领导下，哈尔滨医科大学（以下简称“哈医大”）、吉林医科大学和西安医学院分别组建克山病研究室，对克山病的发病机理、病因、诊断、治疗等展开研究。[3]
克山病防治困难，病因难寻，自1935年首次被学界关注以来，日本、中国、苏联等国的学者先后提出过 “一氧化碳中毒”、“营养因子缺乏”、“水土病因”、“自然疫源性疾病”等病因假说。多年来，学界一直未就克山病的病因达成统一看法，至1982年制定克山病工作标准时，还将其归为“不能分类的心肌病” 。[4]
令人欣慰的是，在预防和对症治疗克山病方面，中国的医学专家在不断摸索、实验中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例如，哈医大克山病研究室的于维汉教授（1922—2010）率先于1958年总结出亚冬眠、适当补液治急型克山病的方法，将急型克山病治愈率由30%提高到95%；西安医学院克山病研究室的王世臣教授（1926—2003）于1960年提出大剂量维生素C静脉注射的疗法，使急型重症克山病病死率降到了20%以下。同时，于维汉提出的建立家庭病床、采取长期口服毛地黄和改善膳食结构的疗法，对于治疗亚急型及慢型克山病也有不错的效果[5]。 得益于这些成果，大部分克山病患者的病情可以得到控制，有一些还可以根治。
然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克山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众多医学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青年研究人员则卷入派系斗争，克山病研究虽因符合“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标准而得以继续，但各研究所的业务工作遭到极大破坏，使得克山病的研究水平大幅降低。更糟糕的是，由于众多相关行政领导受到严重冲击、防治经费不到位等原因，综合防治克山病的许多举措难以为继，已经取得的防克成果几近前功尽弃[6]。
二、基层群众尝试卤碱单方
1968年，黑龙江省及其周边一些地区又一次爆发克山病大流行。病情急迫更兼缺医少药，病区群众只得自己想办法。他们“遵照'要敢想、敢说、敢干，振奋大无畏的创造精神，不要被名人、权威吓倒’的伟大教导，勇敢地投入了防治克山病的战斗行列，向克山病大举进军[7]。”作为“千千万万个向科学进军的贫下中农中的一个”[8]，内蒙古的农民铁匠刘绍显[9]（1923-2005）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尝试出了“卤碱疗法”。[10]
刘绍显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阿荣旗图布新公社。此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紧邻黑龙江省，也属克山病重病区。刘绍显的嫂子、姐姐和第一任妻子先后因克山病而离世。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淑珍在1958年也患上急型克山病，被在病区蹲点的医务人员抢救过来后，逐渐转为慢型克山病，此后间断地接受葡萄糖、维生素C、樟脑液、正痛片等药物的治疗，一直未能彻底治愈。[11]
1967年11月，王淑珍的慢型克山病变严重了，肚子大得像口锅，躺着得垫两三个枕头还喘不过气。刘绍显担心妻子过不了冬天这一关[12]，在没钱没药又不懂医的情况下，抱着减轻妻子病痛的想法，他根据克山病的典型症状如咳嗽、气短、心跳[13]、胖肿等症到处打听对症治疗的偏方、秘方。刘绍显尝试过用大枣、红糖加山楂熬水治咳嗽，紫皮蒜加红糖熬煮治气短，甚至还尝试过找乌龟血、鹿心血、鹿胎膏给王淑珍吃，说是能够补气血，可惜这些方法都未奏效。后来听人说卤水、烧酒加红糖可以治疗浮肿，刘绍显就用茶缸熬煮了一点卤水，加上酒和红糖，端给王淑珍喝。可王淑珍喝完一小会儿，就觉得“肚子烧的不得了，脸通红、气都使不上来”。折腾了一番，病还是没好，刘绍显知道这个方法又失败了。但他不甘心，隔了两天又对妻子说有人告诉他单用卤水可以治浮肿，于是他又开始单独用卤水熬成“卤干”（又称卤碱）再兑水给妻子喝，正是这一次尝试，让他发现妻子的克山病症状有所减轻。此后，王淑珍连续喝了3个月的卤碱，自觉身体好了很多，甚至可以下地干活了。此事在当地逐渐传开，公社的人们都知道刘铁匠用“土方法”治好了妻子的痨型克山病[14]。
此事听来颇为传奇，真实性恐怕有待考证。首先，克山病能使患者的心肌损伤、坏死、纤维化进而心力衰竭，是众所周知的疑难病[15]。王淑珍患慢型克山病十年不愈，心肌早已受到严重损伤，能在药物作用下维持心肌功能不转化成急型克山病已是幸运，靠喝卤碱水就能将此病彻底治好，岂不是在生理学上说不通？于维汉教授将克山病临床类型按照心脏功能的代偿情况分为急型、慢型（又称痨型）、潜型三种类型，并称克山病临床类型之间可能发生变动[16]。 或许王淑珍的克山病只是在使用卤碱之后，由慢型转化为了临床症状最轻的潜型，这怎么能算彻底治愈了呢？其次，刘绍显打听到的是卤水能够治浮肿，而卤碱也确实有利尿、祛水肿的作用，那么王淑珍的好转到底是浮肿症好了，还是克山病也被治好了？恐怕他们自己也分辨不清。退一步说，就算王淑珍的克山病有所好转，也未必就是喝卤碱起的作用。刘绍显在一两个月内给妻子试了那么多种“土方法”，后来症状得到缓解，也未必就是卤碱的功效。
当然，对卤碱药效的真实性进行严格考察并非刘氏夫妇的义务。作为基层患病农户，他们能够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自主探索、自行试验、自我救助，已经远胜一般民众了。富有戏剧性的是，尽管还有众多疑问尚待解答，这个孤证就被下乡调查的科技人员当做“创造”报给高层机构，进而令刘绍显和他的卤碱单方登上更大的“舞台”。
三、专家上报卤碱单方
发现刘绍显的是“克山病联合考察队”。而这个考察队的成立得从一次医学与地学的学术交流说起。
1、经中国科学院批准成立“克山病战斗队”
1967年冬天，西安医学院克山病研究室的蔡海江带队来到贵州省贵阳市，对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地化所”）[17]进行访问，并作有关克山病防治研究的学术报告。蔡海江在报告中展示了克山病重病区的分布图，称这是一种“水土病”，呼吁地球化学工作者参与到克山病的防治研究中来。这个报告在地化所引起很大轰动。长时间的政治运动令人厌倦，许多科研人员都想做些科研工作，纷纷要求参与这项研究。[18]
1968年3月，地化所三名地球化学专业的前研究生[19]李长生、洪业汤、程鸿德，从兰州大学地图专业毕业的余志成，从事地质研究的蔡元吉，从事生物研究的梁琴，以及化学研究室的两位研究实习员朱永煊和谢长生，共八人组成“攻克克山病战斗队”[20]。 为了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他们集体写成《攻克地方病，开辟新领域——关于克山病水土病因研究和发展生物地球化学的报告》[21]，称攻克克山病工作是为全国人民大众服务的，符合科研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思想；还说这是为了发展地化所的生物地球化学理论，也符合“任务带学科”的指导思想。
时任地化所革委会主任蔡秀成和副主任柴云山收到报告后决定给予有力支持，并于1968年4月8日将此提议上报给了聂荣臻副总理和当时实际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刘西尧[22] ，同时抄送中科院革委会领导小组。5月6日，中科院革委会科研生产组给地化所革委会复函，表示同意他们开展“克山病水土病因研究”，并要求他们“与有关卫生科研部门和院校，紧密协作”[23]。 得到上级领导批准后，“战斗队”成员们随即决定深入克山病病区进行调查。
图1 地化所领导、蔡海江与“克山病战斗队”部分成员合照（蔡元吉提供）后排左起：翁克难、李广元、蔡海江、涂光炽、杨敬仁、陈才登
2、到克山病病区做调查
“克山病战斗队”首先到了陕西省克山病病区，但因当地两个克山病重病区——耀县[24]和黄龙县武斗正酣，无法下去工作，只得继续北上去黑龙江省。途径北京时，他们先后去“中央北办”在北京的办事处[25]和中国科学院了解情况[26]。 中科院很重视这支队伍，不但办事组的人接待了他们，刘西尧还亲自接见他们，并说了几句鼓励的话[27]。
1968年5月下旬，队员们到达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他们去了哈医大，想见一见于维汉这位克山病防治专家。不过，于维汉当时已被当做“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关进“牛棚”，倒是遇到的哈医大鲍纯义医师想跟他们一起下乡考察。他们到了黑龙江省地方病研究所所在地北安县后，又有黑龙江省地方病研究所的吴振荣医师、陈焕德医师以及黑龙江省水文大队的陈伯中、王志忠愿意加入，遂组成克山病联合考察队（主要成员见图2、图3）。从6月7日到8月6日，联合考察队花两个月的时间考察了克山、德都、五大连池、阿荣、阿城、呼兰、密山、富裕、富锦及安图等十多个县、旗[28]。联合调查队每到一处，除了采集水、土、粮等样本，还会组织当地老乡座谈，交流当地的克山病发病情况以及防治方法。
图2 克山病联合考察队主要成员合影（蔡元吉提供）
前排左起：李长生、梁琴、余志诚、朱永煊、洪业汤
后排左起：程鸿德、鲍纯义、吕树庆（黑龙江省地方病防治办公室负责人）、蔡元吉、谢长生
图3 克山病联合考察队主要成员合影（吴振荣提供，拍摄照片者为谢长生）前排左起：梁琴、余志诚、克山县防疫站站长（姓名不详）、克山县地病办主任（姓名不详）、蔡元吉后排左起：程鸿德、吴振荣（医师）、陈焕德（医师）、李长生、洪业汤、朱永煊、鲍纯义（医师）
图4 1968年夏，“克山病战斗队”与医学单位组成克山病联合考察队在黑龙江省进行野外调查
（采自李长生《生物地球化学:科学基础与模型方法》第23页）
3、蔡元吉等发现刘绍显
1968年7月，战斗队队员蔡元吉考察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在阿荣旗图布新公社组织的座谈会上见到了刘绍显，听他介绍了自己用卤碱治好妻子王淑珍多年不愈的“痨型克山病”的事。蔡元吉颇感惊奇，但因他本人是学地质的，不懂医学，为慎重起见找了同队的吴振荣医师去作鉴定。7月23日，蔡元吉与吴医师一道去了刘绍显家。吴医师给王淑珍做了检查，初步鉴定她得的确实是克山病。其他慢型克山病人往往成天趴在炕上，而王淑珍却能下地干活，蔡元吉与吴医生对此“感到十分惊奇，因为过去许多医学权威们都说克山病死亡率很高，是'不治之症’。”[29]。蔡元吉感觉此事非同小可，在吴医师走后，又带着刘绍显夫妇去了镇卫生院，请医生为王淑珍检查身体。医生告诉蔡元吉，王淑珍的“心脏功能已经显著好转”。[30]
图5 刘绍显夫妇（1968年8月摄，蔡元吉提供）
图6 刘绍显夫妇与蔡元吉（1968年8月摄，蔡元吉提供）
图7 刘绍显夫妇与阿荣旗那吉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合影
（1968年8月摄，蔡元吉提供）
4、卤碱单方被报给上级
吴振荣医师回到北安后，立即将探访到的情况汇报给了地方病研究所。研究所革委会听说后大喜过望，马上派了临床科副主任贺显士去阿荣旗为王淑珍做鉴定。贺主任的鉴定结果也是王淑珍确为慢型克山病患者，现已好转。研究所革委会随即将刘绍显“发明”卤碱一事报告给了黑龙江省卫生厅，卫生厅又立即将其报告给了“中央北办”。“中央北办”对此事十分重视，派了一位女领导专程从沈阳赶到北安县，向地方病研究所的负责人核实情况。[31]
蔡元吉稍后也离开了阿荣旗，并把一些卤碱粉末带回了位于北安的地方病研究所。朱永煊、谢长生和梁琴等做了初步的成分分析，发现其中含有三十多种元素，其中一些是克山病地区饮水和土壤中所缺少的。这个结果启发了蔡元吉。他认为，卤碱能发挥功效，或许跟其中某些微量元素有关系，应该对卤碱做进一步的研究。他将这些发现和想法写成报告，提交给了“中央北办”。 [32]
虽然“北办”从黑龙江省卫生系统和蔡元吉那里都得到了消息，但这并不是卤碱被报给上级的唯一途径。1968年8月底，“克山病战斗队”大部分队员从黑龙江南返。10月，部分队员又从贵阳出发，北上向中国科学院汇报野外调查的初步结果。刘西尧亲自听取汇报，当他听到队员们深入黑龙江、内蒙古的农村发现了卤碱这一疗法时，连呼三声：“这里面大有文章！”即令中国科学院一局（主管生物与地学方面的工作）全力支持对卤碱的进一步研究，并且建议“战斗队”向卫生部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通报初步结果，以争取更大范围的合作[33]。于是，“克山病战斗队”分别对卫生部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劳动与营养卫生研究所进行了访问，介绍了克山病和微量元素之间可能存在关系。当年的冬天，中国医学科学院即派出了一队医学工作者，到黑龙江省克山县研究克山病。
1968年11月2日，中科院在《文化革命简报（第37期）》中刊文介绍地化所克山病战斗队深入克山病病区进行考察的情况，并将其上报[34]。在简报中，中科院革委会将卤碱称为“病区群众”“创造”的“土办法”，并对卤碱治疗克山病的机理做出了猜测：战斗队的同志们访问了内蒙古阿荣旗图布新公社一位铁匠。这位铁匠曾用豆腐的卤水熬成干渣作药，在短短两个月内治好了他妻子多年不愈的“痨型克山病”，随队医生为患者作了检查，心脏功能已经显著好转。这种“卤水干渣”所以能治克山病，可能是盐卤中的某些化学元素进入人体后，对心脏功能的恢复起到了特殊的调节作用，如果查明了是什么元素在起作用，这不仅可以解决克山病的防治问题，而且可能由此找到世界上尚未解决的“顽固性心力衰竭”的治疗途径。[35]
此外，简报中还提到其他研究机构已经开始了对卤碱的研究：
这种卤盐的疗效试验工作，现正在黑龙江省地方病研究所等处开展，绝大部分患者都有不同程度好转，待进一步观察、总结后再报。[36]
从简报内容可以看出，中科院的领导对铁匠“创造”的土办法的疗效深信不疑，对基层机构的检查结果深信不疑。作为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火车头”，中科院本该对普通群众和基层机构的实际水平有所认识，自行设计严谨、严密的实验，按照常规的药物研究和开发流程，对卤碱的药效和毒性进行严格的检验，可它的实际表现却是，轻信下级报上来的神异东西，对卤碱快速给予认可并越过中央北办将其上报。这种有争功嫌疑的不同寻常的举动，可以从他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响应“什么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的最高指示来解释。作为刚揪出“张劲夫反党集团”不久、需要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之一，中科院急需在新路线下做出成绩，且无论做出了什么成绩都要归功于面向群众、走群众路线；若自己尚未做出什么成绩，就要到群众中去寻找“发明”“创造”， 如他们的文章标题《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样，专家在群众面前要当小学生，要虚心请教，承认自己的无知和可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卤碱这一群众经验就是他们为了“过关”上交的 “投名状”。
蔡元吉、吴振荣等科研、医务人员急群众之所急，排除万难到病区冒死调查，很有问题意识、探索能力、奉献精神；找到孤证、发现苗头，赶紧将其报给上级，建议对其开展研究，这也没有错。但让他们也有些始料未及的是，上级立即对孤证做出原则肯定，在稍做试点后就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加以推广！
四、以政治运动方式推广卤碱疗法
“中央北办”那位女领导来到北安后即着手对卤碱展开调查，确证此事后，立马联合黑龙江省卫生厅、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部署了一系列卤碱疗法研究、推广工作。
1、首先在公社、县进行小规模试点
“中央北办”做出的第一个指示是在克山病区选取试点试验卤碱疗效。1968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图布新公社的兴旺、德发两个大队以及黑龙江省黑河市的德都、北安两个县被选作卤碱疗法的试点病区，每个试点都只选了数十个病例。他们摒弃了规范而繁复的现代药物研发流程，并未就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做动物试验，而是直接拿人体来试。通过群众不断尝试，来总结卤碱的熬制方法、服用方法。对于疗效的检测，更是弃用任何仪器设备，直接用受试者的主观感受为标准。试点人员还把这作为先进经验加以介绍：
我们把“卤干”用法、数量和原则交给病人，自己掌握……拿什么做判断和检验效果的标准呢？患者自身感觉就是最客观的检验，他们说心不跳、气不短，能睡、能吃，能劳动，就是疗效最客观的标准。[37]
实验对象有的在生产队的“家庭病床”（也即在自己家里）治疗，有的在医院病房治疗，病情轻重不一；有的单用卤碱治疗，有的用卤碱合并其他药物治疗，用药量也各不一样，并没有不用卤碱的对照组。对数据的分析，则完全没有使用方差分析之类统计方法。对于实验中出现的约6%的死亡现象，他们也没有做任何解释[38]。总之，实验对象数目不多、差异很大，没有严格的对照，没进行统计分析，很难把药物的疗效和安慰剂效应、自愈效应区分出来。
之所以采取如此不专业的做法，是因为负责试点工作的是由多个机构专门组成的攻克小组，其中起领导作用的几乎都是各级革委会领导，刘绍显这个不懂医的人成了试点工作“指导员”。他们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试点工作：认可卤碱疗法这一“新生事物”者是“革命医务人员”，反对者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质疑者则是“教条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真正懂医学的医务人员很难发出专业的声音。譬如，曾有人质疑：这样的做法“没有心电图、X光的检查，权威们著的书中没有，不科学”。刘绍显却说：“我的理论依据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靠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支持”；刘还叫妻子王淑珍“用现身说法，去批判那些错误思想，肃清那些旧思想的流毒，大立毛泽东思想，大长贫下中农的志气” [39]。另有人主张在医院的病房进行实验治疗，结果是被上纲上线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走“资产阶级科研路线”，遭到猛烈批判[40]。还有医生说，“治好的病例，细扣一下都有问题。”他得到的回应是，有人气愤地批他：“就是不相信群众”，“世界观没有改造好”[41] 。就这样，政治话语压倒专业话语，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被彻底堵住。
鉴于民众知道卤水有毒、对服用由卤水熬出来的卤碱存在抗拒心理，刘绍显等还把卤碱称为“六八·一”粉，把卤碱疗法称为“六八·一”疗法——其来源是刘绍显于68年1月发明这个疗法。
如此试点了两个多月后，内蒙古和黑龙江省的试点工作宣布取得显著效果。 [42]
2、开动员会，将卤碱推广至更大的范围
频传的试点“捷报”鼓舞了各级领导。接下来的三四个月，在“中央北办”的支持和指导下，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召开多场现场会，对卤碱疗法这一新生事物进行宣传。其中两场声势甚为浩大，也标志着卤碱疗法的推广正式成为一场群众医疗政治运动。
第一场是1968年12月底在黑龙江省德都县召开的“推广卤碱治疗克山病的经验交流会”。这次会议由黑龙江省革委会主持，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亲自到会[43]。
德都会议的效果立竿见影，黑龙江全省开始了推广卤碱疗法的政治运动。在会议之后仅仅二十余天的1969年1月22日，黑龙江省卫生厅革委会就发布了《六八·一疗法药粉制作使用说明》，对卤碱的制法、服法、用量一一做了介绍[44]。拿到《使用说明》后，黑龙江全省各病区及相关医院迅速展开行动响应省革委会的号召。譬如，哈医大一院内科病房、哈尔滨铁路中心医院和哈尔滨军工医院都于1月下旬在本单位推广起卤碱疗法。为了让医护工作者迅速将卤碱使用起来，哈医大一院内科革命领导小组曾召开多次全科会议，传达德都会议的精神和推广这一疗法的意义[45]。哈尔滨铁路中心医院医务人员一开始不相信“六八·一”的疗效，不太愿意将其应用于临床治疗。医院革委会成员竟然带头服药，“教育”医务人员，迫使这些医务人员在接下来的推广过程中不仅要积极向群众宣传卤碱，甚至也要“现身说法”服用卤碱[46]。
为更快推广卤碱疗法，“中央北办”还委托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于1969年2月4日至2月9日，在阿荣旗举办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克山病防治观摩现场会”。出席会议的共计233位代表，除了内蒙古自治区内的代表，还有“中央北办”邀请的十几个省的代表[47]，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省革委会的领导或成员，负责学习内蒙古推广卤碱疗法的经验并将其带回本省推广。
与此前的相关会议不同的是，此次会议有卫生部的代表出席。联系到1968年11月2日中科院上报的简报，有理由推测，这代表了对卤碱疗法的认可和推广的决心。在会议纪要中，他们是这样诠释卤碱疗法的：
这一崭新事物不单纯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把推行这一疗法看做是对广大贫下中农的无产阶级感情和捍卫革命路线的问题。[48]
也就是说，在这场由高层发起的群众性医疗卫生运动中，卤碱疗法被上纲上线为路线问题：推广就是走无产阶级革命卫生路线，不推广就是走“修正主义卫生路线”。
图8 内蒙古自治区克山病防治观摩现场会会议日程
就这样，从1969年初起，卤碱疗法被以政治运动的方式逐步推广到全国十多个有克山病病区的省、自治区。在推广过程中，卤碱的适应症也变得越来越广，逐渐升级为包治百病、无病健身的“神药”。直到1970年后，由于卤碱对克山病和其他疾病实际并无明显疗效而毒副作用显著，而政府又在忙着推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新的政治运动，卤碱疗法推广运动才无声无息地结束。
3、专业机构在卤碱疗法推广运动中的角色
卤碱疗法之所以能在短短一两个月内推广至北方几个省、自治区，乃至后来推广到全国至少十多个省、自治区，离不开专业机构对卤碱疗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所做的论证。
在试点阶段，专业机构给出的是有关领导所希望看到的肯定结论。他们的试点工作除前文所说的时间极短、过程极不规范、评价标准非常主观等缺陷外，还有数据造假嫌疑。内蒙古图布新公社的攻克小组对试点情况的总结是：使用卤碱治疗48名克山病人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好转率达87.5% ，完全治愈率更是将近40% 。而黑龙江德都县的试点结果是：在39名慢型克山病人中使用卤碱，34名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其中，14名得到了临床治愈或完全治愈[49]。稍做计算就可发现：两地的好转率、完全治愈率几乎一模一样！
关于服药剂量，专业机构也拿出了意见。刘绍显凭经验估摸每次服用卤碱的量不能超过2g（通常饭后服用，每天三次），但是他没能力论证这个剂量的合理性。为此，在推广卤碱疗法一年多之后，医药专家补做了毒理实验，仅仅依据少量动物试验的结果（卤碱对小白鼠的半数致死量3.16~5.0克/公斤，对狗的安全剂量0.5克/公斤），就推断每人每日4.0~6.0克的服用量是安全的[50]。 实际上，从卤碱对小白鼠的半数致死量中看到最小致死量和绝对致死量之间差距较小，这意味着卤碱安全范围较小，是毒性较大的药物[51]。另外，实验中也明确显示狗在服用0.5克/公斤时虽未中毒但已出现大便稀软的情况，服用1.0克/公斤时大便中有鲜血，并且食欲不振。可专家们还是罔顾这些副作用，在没做任何人体临床试验的情况下，只根据动物试验数据就机械外推人的安全服用剂量[52]。为了让民众更加接受卤碱疗法，一些单位还进一步放大安全剂量。譬如，浙江医科大学竟在所编印的宣传册中宣称：“中国科学院做了动物试验，证明一个人如果一次服用250克（半斤）卤碱就会中毒致死。[53]” 似乎一次的服用量不到半斤就是安全的。不难想象，若真有人按这样的标准去大剂量服用卤碱，那是肯定会出医疗事故的。
很多人在服用卤碱后不但没有疗效，还出现了胃部灼痛、拉肚子之类显著的副作用。对此，刘绍显给出的解释是：“火候是决定卤碱有效与否的关键”[54]。为配合刘绍显，专业机构对不同火候熬出的卤碱做了急性毒性试验，得出了“火候越大，熬制时间越长，毒性越小”的结论[55]；前文所说的那些副作用，则被解释成熬煮火候不对、时间过短，而非卤碱本身的问题。他们还说《本草纲目》中对卤碱功用的记载（主治“大热消渴，狂烦，除邪及下蛊毒，柔肌肤，去五脏肠胃留热，结气，心下坚，食已呕逆，喘满，明目，目痛”）“与当前推广的卤碱疗法相似”，用卤碱治疗克山病等是“祖国医学的大发展”[56]。为什么卤碱能治疗克山病这类疑难杂症？专业机构对这种常见的困惑也做了解答。多个医学单位做了药理实验，从卤碱对大鼠有利尿作用、对离体兔心及整体狗心有冠状动脉扩张作用、对麻醉狗的肢体动脉有直接扩张作用以及使高血压狗的血压轻度下降等动物试验出发，推测这可能就是卤碱能改善慢型克山病和其他心脏病患者心功能的主要原因[57]。 但这些解释忽略了克山病人心肌纤维化、心脏变大、泵血功能逐渐降低之类核心症状，并未对后面这些症状的可能缓解渠道做出解释。而且，这些实验观察从原则上讲就没有真正的价值。因为各地所用的卤碱来源不一、制备方法不一，并不是一种标准化的化合物，而用不标准的混合物做药理研究是不可能得到可靠的、可重复的结果的。
尽管不能对卤碱治疗克山病的原因做出真正有效解释，专业机构还根据领导的意愿竭力扩大卤碱的治病范围。有研究组宣称卤碱对两种不同机理导致的心肌坏死均有保护作用，推断卤碱防止心肌坏死是一种非特异性作用，进而推断对其他原因所致的心肌损伤（如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梗死及某些传染病所引起的心肌坏死）可能也有很好的疗效[58]。 不仅如此，专家们还研究了卤碱对癌症、高血压、大骨节病等其他多种非心脏病的疗效。河南省用卤碱治疗1736例分别患有十多种疾病的病人，得出结论为有效率都在50%以上；特别是对一些在临床上没有什么好办法的疾病，经用卤碱后均收到不同程度的效果[59]。 哈尔滨铁路中心医院试验了71例患有22种疾病的病人，宣称卤碱对高血压病的疗效较好[60]。事实上，早在1968年的德都县试点中，相关机构就称，卤碱对慢性胃炎、气管炎、肾炎、关节炎、神经衰弱等疾病都有较明显的疗效，“仙丹妙药灵芝草，不如这个'土方’好” 。[61]
尽管缺乏动物试验，临床试验的样本量很少、缺乏对照、评价标准十分主观、试验时间很短，试验设计可以说是极不严谨，可这些结果毕竟是专业机构做出来的。它们很快被汇编成“卤碱的实验室药理观察”之类资料，作为卤碱疗法科学性的证据印刷于卤碱疗法的宣传册上，分发到全国各地。就这样，卤碱成了继“鸡血疗法”之后的又一种包治百病、强身健体的“神药”。
总之，在卤碱疗法推广运动中，专业机构中的专家担任了给领导意志和当时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给运动的合理性、必要性等提供背书的角色，而他们扮演好了这方面的角色。
五、是“新生事物”，还是缺乏科学基础的“异想天开”
1、“新生事物”的一种生成模式
从“卤碱”由群众所尝试的单方变为被推广的“新生事物”的过程中，以及炼铁古法变成“土高炉”[62]、“簧片哨”变为被推广的“土超声波”[63]、“鸡血疗法”变为打鸡血运动[64]等案例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这是当时一种“新生事物”的生成模式：
（1）基层群众（里面包含一些骗子和民间科学爱好者）响应“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之类号召，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行各种“尝试”。其数量往往十分巨大，所以需要经过专家来筛选。（2）某些“尝试”、“建议”等被负责调查、筛选的专家定为有苗头的“创造”，报送给上级机构或更高级别的官员。（3）上级机构的领导组织调查或试点，让专家润色、改进部分“创造”“苗头”，将其认可为“发明”，并报给更上级……（4）领导将部分下级报上来的“发明”认可为“新生事物”，并决定在辖区范围内推广其中某个或某几个。在“新生事物”的推广运动中，专家仍扮演重要角色——只是从信息的筛选者、传递者、改造者变成了政策或领导意志的论证者、阐述者、背书者。在这个过程中，新事物的身份会不断转化和“升华”。拿卤碱来说，它刚开始只是基层群众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用原始的神农尝百草的方式试出来的民间千百万偏方中的一种。被地化所、黑龙江省地方病研究所的科研或医务人员作为“群众经验”和“苗头”发掘出来，并通过检测、猜想等方式增添一定的科学因素后，它被一级一级上传，最后变成了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贫下中农活学活用领导人思想“敢想敢闯”创造出来、需要推广发扬的“新生事物”、伟大疗法。
2、领导为什么会忙中有失
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忙中有失。在由基层群众、科研工作者和行政领导组成的“新生事物”生成机制中，我们很容易注意到，话语权力呈现一种金字塔结构。
处在下层的是基层群众。他们人数最多，但权力极小、权利很少、自由度很低。他们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并不在科技研发机构工作，却被被夸赞为拥有“无穷的创造力”。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之类政治运动的压力下，受报纸、广播中各种“土专家”创新事例的影响，他们“敢想敢干”，提了很多“合理化建议”，有的还真尝试自己提出来的建议，将其变成了行动、作品。
处在中间的是科技人员或专家群体，包括科研人员、工程师、大学教师、医务工作者等。他们受过高等教育，通常懂得基本的科研规范。作为专业人士，他们本该在正规科研、教育或医疗机构中从事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工作，或者应用科学知识去解决工业、工程、医疗等领域的专业问题，并经常性的与国际国内的同行交流。但由于国家批判“理论脱离实际”，要求“知识分子劳动化”，经常下放他们，要求他们 “面向工厂”、“面向农村”，“为工农兵服务” ，“为贫下中农服务”，去基层“总结农业丰产经验”，搜集“千万锦方”等，他们并没有做太多的“提高”或“普及”工作，而在相当程度上成了群众“经验”的总结者。他们下到基层，考察群众的“建议”“尝试”，筛选其中的“苗头”，对其进行科学上的补充、提升，并将这些发现上报给行政领导。
处在上层的是领导。他们是组织、机构的头脑，拥有议题的设置权、对众多事务的决策权等。需要他们决策的事情非常多，他们难以抽出时间去自行调查研究，主要依据报上来的文字材料来做决策。级别越高，需要阅读的文件越多，平均每份文件的考虑时间越短。快速对复杂、重大的事情做出明确而正确的批示，这对领导人的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毋庸讳言的是，文革时代的领导干部，包括各省、市、县的领导，乃至外交、高等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等专业领域的部、厅、局级干部，多为军队转业干部。他们的学历不高，既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知识，又缺乏现代建设的经验，未必能满足这样的要求。事实上，就算是某领域很好的专家，对于其他领域的事务，他们也很难快速做出全都正确的决策。
鉴于领导很忙，报送给他们审阅的材料的主体往往很简单，然后加一个或几个相对详细一些的附件供领导斟酌时查阅。过于简化的材料、对相关专业不熟悉的领导、快速做决定的需求，必然会产生理解不准确、进而做出考虑不周到的决定的倾向。哪怕报送的材料上附有“票拟”的处理意见，这种倾向也难以消除。在国家讲政治、其他一切都为政治服务、政治站位一旦出错就容易被全盘否定的年代，绝大多数领导都会对政治形势非常敏感。在审阅专家、下级报上来的材料时，他们会倾向于首先评估某决策是否符合当下的方针、路线、政策，是否能成为他们的政绩。有时候，他们还会上纲上线，给材料中的人或事赋予政治意义、意识形态意义，乃至将其包装成路线斗争的一部分。
信息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噪声或变形。哪怕传递的是文字材料，也容易出现错误理解，而且这种错误会在传递中得到叠加。如果说“文革”时期犯错的比例更大，那是因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更加外行，更加讲政治。拿克山病的防治来说，乌兰夫等中央北办的首批领导虽然未必是医药专家，但他们和专家共事多年，还是知晓不少医药常识的，他们容许于维汉等专家按照科学程序、有条不紊地做探索，其结果是，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包括剔除了日本学者提出的错误假说，提出几种可能的病因，提出几种有效的治疗办法等。“文革”爆发后，乌兰夫等被打倒，中央北办在混乱两年后搬往沈阳，改由沈阳军区的军队干部领导，专业人士大量减少；卫生部门也被军管或由军、工宣队等领导。与克山病防治有关的机构，从高层到基层，多由外行占据决策地位。在朝不保夕的年代，这些本来不懂专业的人特别怕犯政治错误，只会比此前更加讲政治，更加不讲专业。真专家进“牛棚”或靠边站，献计献策者也变成了不太懂医药研究、缺乏相关经验的的年轻人。如此氛围，如此人员组合，领导干部不犯错误才怪呢！
3、专业机构中的专家为什么会信口雌黄
领导之所以做出推广卤碱疗法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内蒙古、黑龙江的试点工作得到的是肯定的结果。不仅这两次试点是如此，在后来的很多相关试验中，专业机构中的专家给出的也是肯定结果。应当承认，在卤碱疗法推广运动中，不少专家起到的是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其他荒唐的“新生事物”推广运动中，专业机构中专家也都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为什么他们并不仗义执言、实事求是，而是一味顺着领导的意愿说话？
一个人胡说八道可能是为了个人名利，整个专家群体都呈现出信口雌黄之态只能用制度和社会因素来解释。从制度上讲，“文革”中的专家是没有独立地位的，并不是需要尊重的知识权威，而只是单位中地位低下的职员，只是时任领导的工具或棋子。而时任领导也得“讲政治”、紧跟当时的时势。当时的社会氛围是十分紧张、高压的。时任领导或当红人士一句话就能令自己沦为被打击对象的情况下，又有谁敢违拗这些人的意志呢？[65]
要知道，从一开始起，“卤碱”就和“革命卫生路线”等紧密捆到了一起。在相关信息一级级上传的过程中，它越来越被政治化，被意识形态化，在决定推广后，支持它与否，更是上升成了忠诚不忠诚的问题”。那些仅仅要求提供更多科学证据的资深研究者都沦为了被批斗的对象，又有谁还敢质疑卤碱？
卤碱还关系到领导的面子。每一级上报的领导都在为它背书，而决定推广它的领导更是如此。几乎什么都要由领导来决定，领导当然不能犯错误，至少不能对下级承认错误。下级就算明知领导错了，那也不能说出来，让领导没面子。在能拿掉你的“顶子”、随时给你戴“帽子”的上级面前，竭力维护他的面子，“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通过盲从来表达自己的“忠诚”，是最大的政治。这种“常识”、“规矩”，不但各级领导干部知道，专家也知道。于是，在需要专家说话，需要专家做出选择时，专家的群体选择是：如果领导的话和事实、科学有冲突，那么，要否定和改变的，是事实和科学，而不是领导的话。他们要么不说话，要么说模棱两可的话，要么论证领导的话，总之不否定领导的话。当然也有极少数实事求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或者说“不识相”的，这种人立即会被打倒、被淘汰。
于是，在政治运动所造成的高压氛围中，科技人员、医药工作者等专业人士遭到严重扭曲，不但不能按照科学研究的正常程序对卤碱“疗法”进行严谨的检验、质疑，还被要求为这种“新生事物”的科学性、有效性做论证，以配合相关的推广工作，某些欲求很多、胆子很大的“专家”甚至将其吹嘘成了可以治疗众多疾病的神药。
总的说来，当时专家没有决策权、否决权，被要求“听话、出活”，充当“驯服工具”，起到的是筛选者、论证者、背书者的作用。如果出了错，最终他们还将成为背锅者。
六、结语
国际上按照常规程序开发出一款对某疾病有效的上市新药经常要花上十年耗费上十亿美元，而在当时，一个号召就能催生上百亿个“合理化建议”，就可催生上千万个药方[66]。但这种超越科学常规创造出来的药物、“疗法”、“新生事物”，又有几个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的考验呢？当时虽然搞了很多“制度创新”，做了很多大规模的试验，幻想通过抄近道而“迎头赶上”，但事与愿违。不过，可喜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松绑、放权、放弃政治运动、对外开放、和国际接轨、努力融入国际等举措，中国已经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
在科学、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今天，回顾50多年前的卤碱疗法推广事件，恍如隔世。但有关教训还是值得记取的。鉴往是为了开来，希望中国能变得更为尊重科学、尊重常识，更为充分的融入国际。
致谢：中国科学院档案馆王兰老师、张涵老师、陈丹老师、吴春明老师、梁阿萌老师，黑龙江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黑龙江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张艳荣老师，在资料查找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帮助；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朱永煊研究员、余志成研究员、程鸿德研究员、郑宝山研究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蔡元吉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王五一研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吴振荣研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克山病防治研究所孙树秋副所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姜振寰教授，中国农业大学的蔡祝南教授，浙江省人民医院陆文光主任药师，和北京工商大学的许子明教授接受了我们的访谈；美国罗氏药厂肿瘤生物标志物组退休主任陈达维（David Chen）博士审读了文章初稿并提出了改进建议。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文的主体部分已刊于《科学文化评论》2023年第3期，原题为《卤碱何以成为一种被推广的“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