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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32年8月，南京军事法庭对王赓私入租界被日军俘虏一案做出判决，确实没有通敌嫌疑，但未经长官同意，擅离戒严地点，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民生出版社出版的《挥戈录—上海战事记载》有一章题目为《王赓之罪浮于汉奸矣》，书中指出： “十九路军之败退淞沪，论者谓八十八师独立旅王赓被捕，献出军用地图，将军事秘密泄露以致之。由是，王赓通敌之说，传遍沪上。律师公会力举王赓被捕之疑点证实之：（一）王赓久居沪埠，且系留美毕业之学生，其生平历史，沪人颇能道其详，谓尹不知美总领事署业已迁移，而至黄浦路查询，实属欺人之谈。（二）身为现役并在本地抗日作战之军事长官，于实施敌对行为期内，应无不知敌方防御范围之理，纵令不知美总领事署业已迁移，而前往美领事署旧址，须从地方防区经过，究不能诿称不知。该王赓初非外交人员，试问以何原因有何必要，或奉何方使命，而需冒险越过敌人防区，往仿美总领事。（三）报载王赓被捕时，随身携有皮包一只，内藏重要文件，涉及军事秘密，该项文件落入敌手后，敌方突变战略，避实就虚，形成包抄我军之势。致我军不得不全师而退。使所传非虚，该王赓究因何故而携此有关秘密之重要文件，往仿美总领事，当亦无辞自解。（四）使王赓果系误入敌防区而被捕，则以我之现役官，而为敌之俘虏，断无轻纵之理。何以不数日而竟获得自由？ “王为宋子文所识拔，故外间对宋，亦有责言。故王得释后（三月一日），三月十日被上海市公安局长温应星奉财宋之命解京讯办。由军事法庭审讯，第一次开庭时，原由蒋介石亲向王询一过。兹事关系之重要，可以想见矣。”
《挥戈录》一书中，关于王赓的有关叙述 这段文字较为有力地批驳了王赓或陆家人的辩解：一，被捕原因不成立，王赓身为西点毕业生长期亲美，同时久居上海，却说自己不清楚美国领事馆的具体情况，无疑是托词；二，前往租界的理由不充分；三，随身携带重要文件前往租界缺乏合理解释；四，被捕后迅速被释放原因不明。 陆宗麟的回忆文章应首发于1988年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八辑，《挥戈录》出版于1932年。二者虽相距56年，但从内容上看，前者似乎是有针对性的做着某种“呼应”。
1947年，陆小曼（前座者）出席陆宗麟（后排左二）婚礼 不妨再来看看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粤军有个资历很老的将领叫作莫雄，广东英德人。他的资历老到什么程度呢，此人参加过黄花岗起义！莫雄与中共关系非常密切，曾将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的绝密计划提供给中共中央。1949年10月，广州刚解放，叶剑英就派人持自己的亲笔信将在香港避难的莫雄接回。后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0年去世，享年89岁。如果将他的传奇人生拍成电影，将更加精彩。 一·二八事变的时候，莫雄任税警总团总参议，不仅跟王赓是同事，而且在王赓被日军捕去后，代理了税警总团长的职务。据莫雄回忆，“大约在二月二十五、六日（确切日子记不得，但肯定在二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周月之前），战争最剧烈的时候，王赓离开税警总团之前，曾同我一起到宋子文公馆，和宋子文会谈了很久。 “宋、王之间的谈话，多用英语，除了'是’和'不是’之外，我听不懂他们谈什么，有时他们也讲上海话，这似乎专门为了我听懂的谈话中，也没有一句说到王赓要暂时离开团部，更没有说到在王赓离部期间，总团长职务要由莫雄代理的话。在我与王赓同到徐家汇总团部的途中，王赓也没有向我透露半句关于他和宋子文谈话的内容。” 言语间，莫雄似乎若有所指——王赓租界之行恐怕与宋子文背后的首肯或默许有某种关联。 莫雄接着回忆到，两人回到团部后，王赓立刻召集所有相关人员宣布：“'莫雄先生乃宋部长委来本部的总参议，他作战经验丰富，你们今后要好好地服从莫总参议的命令，服从他就是等于服从我一样的。’我无准备地讲了一些爱国家爱民族，团结抗日到底，追随诸君之后的谦虚话。我讲完之后，大家鼓掌，王赓即宣布散会，以王的语气听来，又象欢迎，又象交待的话，弄得我莫明其秒。
辛亥元老莫雄 “会后，王赓偕同蒋参谋长和我一同到他的寝室，他很匆忙似的，检出大堆文件，摆在桌上，又在他公事皮袋内抽出一些第十九路军发出的机密的作战方案，一叠比例图，敌我双方态势图，作战地境交通补给及后方医院绷带所等略图，声称交给我保管使用。又将他自己的行军床拆下，连同行李一起，命人搬上汽车。王赓这种举动，使我如坠五里云雾中。我急迫地说：'我是临时来协助你的，怎能把这些重要文件和地图交给我呢？要嘛，就交给蒋参谋长，必要时，我向蒋参谋长拿好了，为什么你连行李都搬回上海呢？’王赓指着桌子上三张英文名片，他说：'这三个人，都是美国西点陆大同学，在美国大使馆当武官，现住上海美国领事馆里，他们曾拜访我两三次，今天得你莫大哥来帮忙，抽得出身。我还有要事一定要马上回上海去找他们。’随即挽着我的手往花园走去，边行边谈，王赓突然嘿的一声：'莫大哥！你这回来真正好极了！’我问：'什么事？’他说：'过两天你会明白的！’这一段谈话，无头无尾，含含糊糊，莫明究竟，当天下午三点钟左右，王赓身穿黑绒西装，下穿黄绒马裤，脚穿黑皮靴，神采奕奕地同我们握别后，即骑摩托向上海租界疾驰而去。 从这段回忆中，不难看出王赓去租界：一，目的是找美国领事馆中任武官的军校同学；二，随身没有携带重要文件和地图；三，非常神秘，似乎知道过几天会有大事发生；四，着西式服装而并非长袍；五，交通工具是摩托车。 2月28日，莫雄代表税警总团参加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的军事会议后，下午4点左右，从宋子文亲信唐海安处得知，王赓被日军俘虏，宋子文委任他代理税警总团长一职。 莫雄在《淞沪抗战中的税警团》一文结尾写道：“三月一日，我奉蒋、蔡命令，向后方撤退，傍晚转进到青浦松江之线防守。三月三日在葛隆镇地方协同友军对日军展开激烈的防守战，战情之剧，是前所未有。这一连串的事件：王赓在礼查饭店被日军捉去；宋子文手令我代理总团长；第十九路军撤守第二道防线。这是否他临别所说的好消息呢！？ “我记得，淞沪抗日部队转移阵地的计划，是在日军浏河登陆之前已经决定。上海各报登载，浏河失守，乃王赓被捉献了我方抗日的地图及泄漏了抗战计划的结果，文化界也编演过'王赓献地图’的戏剧。” 莫雄为王赓进行辩污的同时，留下了一个伏笔——“王赓献地图”这幕活报剧的背后，隐藏着宋子文，那么宋子文的背后是否另有其人呢？结合《挥戈录》中提到的，蒋介石曾亲自讯问过王赓！这位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辛亥志士，给后人营造了一个无限遐想的空间。 王赓被押送南京的第二天，1932年3月12日《晶报》发表《王赓被捕始末》一文，披露了逮捕过程。3月10日上午，宋子文将王赓请到自己家里谈话，同时电话通知了上海公安局长、西点老学长温应星。宋指着王赓对温说道，“'请将此君带走’。即派干员押解赴京，复示温以中央命令。王急欲有所辩白，宋拂袖令去。” 5个月后，8月2日，南京军事法庭对王赓泄密案进行宣判，判决如下：前八十八师独立旅长王赓，当沪战时擅离职守，经礼查饭店时，被日军拘押，经交涉交十九路军总指挥部，转解军政部军法司看守，当由该司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先后会审数次及严密侦探，确无通敌嫌疑与证据；但事先未得长官答应，擅离戒严地点。依陆海空军刑法治罪，判决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未经上级允许、擅离戒严地点，这个罪名获刑两年半，似乎有点重了。据台湾学者蔡登山先生《王赓曾给日军献地图？吴宓写文章辩护》一文所引的《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可知，“在淞沪战争的时候，有许多将领，尤其是广东将领在战场上打得疲乏的时候，常常溜到租界里去享受一番，这几乎是很普通的现象，他们认为日本军队不会在租界里采取任何激烈行动。”今天听来似乎匪夷所思，但90年前的中国人，即便是手绾兵符的百战之将，同样对强大的西方列强有严重依赖心理。如此看来，只能说王赓的运气太差了！ 对于为生计奔波的普通人而言，两年半的时光，一瞬即过。而身陷囹圄的王赓是如何熬过这段时光的，我们不得而知。两年之后1934年5月30日，上海报纸上又出现了王赓的消息：“顷据军界消息，王（笔者注：指王赓）得有力者之说项，已恢复自由，蒋委员长亦以王尚年轻，既能悔过，予以自新机会，准许保释。而王自出狱后，即乘轮赴港。惟据另一方面消息，王早出狱，与其眷属陆小曼赴德留学，以求深造云。” 报纸所载王赓出狱消息属实，但与陆小曼赴德留学一事，尚无确凿证据。陆小曼侄女陆宗麟回忆：“大概是在1936年，王赓从国外回来，到了上海，原打算去看望我父亲，因为他在先见面的亲戚那里，知道我父亲已在1935年去世，就没来我家。那时我本人在南京工作，他到南京后，就找我去见他，向我问长问短，着重问我父亲去世后有什么困难。从那以后，他和我们完全失去了联系。”这个“我们”，自然是指陆家，应包括陆小曼；这个“联系”，是指陆宗麟与王赓见面，还是另有所指，难以判断。或许，与陆小曼赴德留学是王赓的一厢情愿，也未可知。 抗战爆发后，王赓曾任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陆宗麟回忆中称，“1945年初，我在重庆遇到蔡文治，他是参加开罗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军事参谋人员。据蔡告我，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开会，美国方面指定要王赓参加会议，因为他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美国人相信他。那时王赓虽有病，也被蒋介石带往埃及，上飞机后，病就复发，留在开罗治病，听说后来病死于开罗。”
位于开罗市郊赫立奥波利斯战争公墓的王赓墓地 就常理而言，王、陆二人纠葛至此就应划上句号了。但是谁承想，到了1962年，这段往事又被翻腾出来，体弱多病的陆小曼为了澄清真相，不得不再次拿起笔，做着辩解。（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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