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的记忆

梦竹a4x53ybct2 2023-11-14 发布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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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传淑

听祖父说，我家祖居南京水西门，家中做书店生意。因年年被水淹，投靠朋友，曾祖父带着祖父、二祖父、姑奶奶到寿县城关西大街大卫巷定居。

祖父名叫李锦春，号秀庭，衙门号“李本”。身高大约一米八，较瘦，眼睛大大的，留个八字胡。腰板硬朗，耳不聋，眼不花，一嘴牙不掉，拐杖不拄，放手拿着。生活习惯，爱到澡堂泡澡，喝浓茶，每天下午总要买点小吃。

祖父注意锻炼身体，生活规律，早晚刷牙，中午饭后漱口。早上起床，洗刷一毕，便到后院做气功（八团锦），再冷天不穿长袍，做完气功后再穿长袍。

祖父食量不减，不仅能吃肥肉，元宵能吃两大碗。走到大卫巷咳一声，家中听得见。平时衣着整齐，理发修面，整齐清洁。58年秋，因吃不干净东西，拉肚子病故，享年88岁。

祖父清朝末期进入衙门，后升老总（相等现在的公检法头子）。办案过程中，因轻案重判，用站笼处死，对方不服告到省里，级级下查，最后查到祖父头上，坐牢两年。

祖母生活无着，就卖掉面对黄家巷的第一幢房子，后改为长巷道。大门对南，缩到里边，便有门房两小间。记忆中，前院有石榴树，二门两旁两棵大枣树。二门墙上种“国漆花”。二门有屏风，平时走两边，只有节日、贵宾来，才开中门。向南三间带有走廊，是堂屋。对门是下堂屋，另伙房一间。伙房后门小院，有洋槐树一棵，院内喂鸡及堆杂物。

后院西边种有香椿树一棵，每年在不发芽之前，就套上鸡蛋壳，等出芽了，香椿头就更好吃了。另有葡萄一棵，搭架子，名叫“龙眼”品种。修剪工作都是祖父，供全家人的解口。

前后院各种盆花少有200盆，浇水修理全是父亲。

前院东边有个大院子，墙是毛竹扎的，东边墙外就是大卫巷，是父亲造纸用的场所，堆放稻草，另拴骡、马各一头，有磨、碾，加工稻草的材料。我家所有墙壁泥得很光滑，纸成张以后贴在墙上晒干。

家中的住宅，全是祖父当衙门时买的或盖的，所有地面全是方石、碎石，走廊是条石，雨天不湿脚。堂屋上桌是照着屋子打的，古漆很亮，下边放两串与上桌一样长的两串大钱，名叫“钱龙”。所有瓷器，请客十桌八桌，从不借人家的。

堂屋上桌挂着十字架，一切摆设都是基督教格式。厅屋上面是佛教的布置，初一、十五烧大香，念经。父子俩信仰各异，常有争论。所以，在我小时就形成这样印象，父信基督爷信佛，堂挂十字厅摆炉，木鱼声中赞美诗，赞美诗里弥陀佛。

外祖母常说我们家事，祖父当衙门时，找他办事的人也不少，他都乐于助人。那时家庭兴旺，人口甚多，祖父母、二祖父母、父亲、母亲（母亲当时是童养媳）、叔叔、姑母，另有男女佣人丫环数人。

祖母不生育，父亲是姑奶奶的儿子，抱给祖父做儿子。因为祖父念子心切，就从丫环中挑了一个姓陈的女孩，都叫她陈姑娘。纳妾以后生一女孩，活到三岁病故。孩子没了，母亲伤心，加之奶奶对她的虐待，喝火柴头子自杀了。死后，寿县的风俗，尼姑、和尚、道士都来给亡灵指路，家中要备素席招待，奶奶不愿，和尚们见死者又是偏房，都跑掉了。

陈姑娘死后，对祖父打击很大，思念如迷，就找巫婆招魂，好叙谈叙谈。巫婆说：寿县东房庙，初一、十五鬼点名，把陈姑娘挤到桥下了，把娃都挤掉了。便拿起纸就剪个娃样，叫家人糊好烧掉。祖父见娃样子和陈姑娘脚相适，就非常相信她。从此以后，蔡香头就是我们家贵客。

对祖父来讲，妻不如妾，奶奶成了他的仇人，吵骂常事，家中不安。其他人也说，不该收留陈姑娘，应该给找个婆家嫁人。

一九三二年，奶奶得了食道癌，死于秋天。死了三次，最后一次，脸发红，起毛，头又抬起来了，全家人吓跑了。祖父说她坏事做多了，报应，就用桃树棍子把棺材捆上，用铁丝捆得紧紧的，不入土，丘起来。

祖父坐牢回来，就开粮行。米的来源是从北门外船运进城。米行生意一人不行，就请吴可勇，号华轩，帮忙，祖父营账。

父亲、叔父、母亲、婶母都在读私塾。父亲读到十九岁，到上海阜丰面粉厂当职员，后升为麦务主任。于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人侵占上海，面粉厂停业,父亲回家，自己投入造纸。叔父、祖父他们做生意。我父亲在上海每月工资很高，父亲计划把母亲和孩子们接到上海去住，鬼子来了，计划全打散了。

吴可勇在我家帮工多年，无钱成家。他父亲是瞎子，他母亲是哑人，又是独生子。

父亲给了60银元，给他买了程子良家丫头，名叫双喜，其他费用是祖父补贴。吴克勇非常相信父亲，我记得在跑鬼子反时，他拿一篮子银元，上面盖个衣服，交给父亲，父亲也没点数就交给美国人仲小姐。鬼子走后，一点不动交给吴大伯。这是吴大伯的生意本钱。

婶母王盛英，是奶奶的娘家侄女，结婚后大家仍在一块。姑母19岁嫁人，婆家是北山金家山金家，结婚一个月，姑父出门做生意，可能是带的钱被人发现，把他害掉了，以后再也无音讯。姑母回娘家，再也不去金家。

在这期间，寿县正阳关皮家托人以姑娘身份迎娶，祖父不愿，便召开家庭会议，说：“我们家是传统的文化家庭，不能再嫁。家中人都要看帮大姑娘。抱给一个侄儿，就是李传祉，以后大姑娘进入老坟地。”

姑母协同母亲、婶母持家。亲友有什么喜事，她从不出面，总认为是半面人，对家人不利。1956年，我往水库调动，回去看看大嬢。姑母老了，她突然对天喊起来，她说：“苍天啊，我李家的闺女，如有不幸，都降到我一个人身上，叫传淑、传玲过得好日子吧！”姑母喊完，我心酸落泪，不能谅解祖父，为什么不能再嫁人，当时她才19岁呀！

鬼子进城，寿县钟鼓楼经常拉警报。听到警报，正在做饭，用水浇过，所以我们家常吃夹生饭。

鬼子进城了，我们家跑的各自东西。叔父婶母他们一家骑着自行车跑到乡下去了。父亲这边，我们没有跑，进了难民所。祖父、父亲在家看门。俞家庆跟我们在难民所，因她个子高，成人快，母亲把她围在竹席筒里，上面堆上东西，鬼子走了，才放出来。

难民所里传说：“在家看门都叫鬼子捅死了。”母亲听后，抱着弟、妹（双生子），我拉着母亲褂襟子，母亲哭着说：“男人当家的都没有了，我们活着什么用！”就把我向井里推，我害怕，死叫，不下去。这时惊动了人，后把井盖上了。

次日，祖父带着白袖章，上面写的是“良民”，有这两个字就能通行了。母亲见到祖父，知道了家中实情，不挂念了。这时，难民们把祖父围住，都叫祖父到他们家看看。祖父送了一篮子全是吃的东西。鬼子为什么发通行给祖父？因为鬼子信佛。到我们家见祖父烧香，他即跪下磕头。父亲给鬼子烧饭。

时隔不久，鬼子又第二次进城了，我们家成了难民所，亲友、邻居都跑到我家了。我还有一点印象，美国仲小姐给了父亲一个旗子挂在大门口，上面字好像是日美友好的意思。鬼子到我家，问父亲，“你家怎么这么多人？”父亲答：“因为我家离城远，躲枪弹的。”鬼子看上了父亲身上穿的西装马甲，要去了。第二次时间不长，主要是要淮南矿，就退到淮南一带。

父亲是个好心人，照顾了好多邻居。我们门邻陶老二（外号淘气）是个单身穷人，房子倒了，无钱修，父亲就叫他住我家大门口门房。他把倒的房料都拉倒我家门房堆放。他身体有病，肚子好大，叫“鼓涨疾”，可能是肝腹水。每天父亲叫我送饭给他吃。有天，他吃香烟，把堆的房料燃着了。这时，父亲就拼命地推倒竹子扎的墙，切断火源，保护厅、堂屋。徐益之住我家厅屋，他不帮忙，反而烧香叩头。火灭了，他邀功说是神佛保佑的。这时，警察来了，说“一家着火，四邻有责”，就把父亲带走了。母亲到现场看看，拎着父亲一只鞋，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祖父到警察局长那“意思意思”，父亲即穿着一只鞋回来了。母亲见父亲满身血痕，哭地更狠，“看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父亲说：“这身上的血痕是救火时竹竿刮到的，我一夜睡得很好。”母亲不信：“那是什么地方？能有你睡的地方？”父亲说：“有个警察值班，他叫我睡他的床。”从此，这个给床睡的人，三升五升的到我家店里搞米，成了不给钱的租户。

房子给我们烧了，人还烧死在屋，父亲又买个小棺材把埋了。

还有夏怀，也是单身穷人，他跟姐姐住。他姐病故，他就是睁眼瞎子（现在叫青光眼），平时上街要讨（叫街），雨雪天气或是有病不能出门，都是我送饭。有天，我去送饭，发现他在门后上吊死了，我吓得把饭也不要了，喊吧！其他门邻一齐帮忙把夏怀大舅埋了。

堂弟传禄在山上搞了个石灰厂，因到外面有事，叫父亲给他看门。半夜父亲听床下有人，就知道是小偷。父亲拍拍床，“你出来吧！我不打你。我是给侄儿看门的，又没钱，笆斗里还有米，你倒一半去。”小偷出来了，老头子真没打他，就倒了一点米。父亲说：“叫你倒一半，还倒。”小偷以后与父亲交了朋友，经常送热开水给老人喝。

还有寿县西乡岳张集地主，又当中药医生，名叫陈海洲，一个儿子叫陈子亚。他在当地是外姓，儿子被几次绑架，就向寿县教会投靠，他也是徒教基督。父亲知道后就引住我家，吃喝像一家人一样，住有年余。因母亲双生了（传祝），他说：“李师母（指母亲，教会的称呼）身体不好，又有双生，我想把岳母接来，我们另起火做饭，减轻你家负担。”说服父亲，后才答应，吃住一切没收分文。解放前夕，子亚大哥带着爱人来看父亲，他叫父亲放心吧，“我娶的是岳家女儿，在当地也有名气，我们也有所照应。”

父亲为民治病，不收分文。自己到北山采药，顺便拾些牛屎烧锅。他治病对象，上至县干，下至贫民，不计其数。有时吃饭也忘了。能买得起药的人去买，剩下的用在贫人身上。来赊米的人，十斤八斤不送钱来，就算了，从未讨过账。

生意不行了，米的来源没有了，只有地主家叫我们帮他卖米，拿点行用。就在这时，大概1943年，母亲患高血压病，加之大哥到蚌埠圣华清绸缎店学徒，初次离家。母亲不放心，一夜未眠。大哥走后，母亲跌倒，嘴歪，治疗无效，身怀六甲，几小时病故。我家像塌了天似的！派人到乡下接外祖母（抗战时，国民党政府迁到南乡保义集，姥姥们随之前往），外祖母来了，硬是拿头在棺材上磕碰，鲜血直流。父亲放声大哭，跪倒在外祖母前面，小辈们也一一跪下，外祖母诉说：“我28岁守寡，就这一个女儿，她8岁到你家当童养媳，你俩一同上学，一同回家，买碗米酒也分开吃，想想这些，我能不伤心吗？”心力交瘁的父亲，这时不但精神上完全崩溃，经济上无力支撑。12岁的我，抽泣着对父亲说：“屋角砖下有几件金器，是妈妈留给我长大用的，你把它拿去卖掉。”另外又包了祖母、母亲两件从未穿过的皮袄，一起卖掉了，好安葬母亲。

父亲变了，他一直梳的分头蓬乱，面色焦黄，胡子拉碴，成了老头，又像傻子，又像入魔。从此我家怕过年，一到这时，父亲不吃不喝，跑到郊外，睡在母亲坟上哭。寿县建水泥厂，母亲坟被挖了，父亲就把保留的一双鞋埋在土中，起了个新的坟，年年前往祭拜。

父亲的悲痛，不但亲友们给予安慰，教会的长老、牧师也常到我家做礼拜、念圣经，针对性的讲道。春华医院（美国人办的）院长杨济岭是我父亲的好友，他是山东济南大学毕业的。他的三个孩子我们都是同学，除了搞好学习外，星期天都要到基督教做礼拜。记得父亲对杨院长说：“我的女儿就交给你了，以后叫她到医院学徒，终生从医，当小姐。”杨院长欣然接受。

父亲21岁结婚，和母亲同年生。他和母亲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俩从未拌过嘴。母亲做好饭后，站在大门口看看父亲回来了吗？见到父亲，就双双回家。

母亲病故那年可能是43年，二月初十。早上跌倒地上，我拉不动，便找徐大妈和王家三婶才把她拉到床上。只几个小时，下午5时停止呼吸，享年41岁。

好心人上门提亲，父亲坚决不允，说：“我再也找不到她那样的人了。”

母亲病故后，12岁的我，担当了家里生活料理担子。除烧洗缝补外，学着做衣鞋。有时还到菜园拾菜皮，替菜农摘辣椒，摘十篮子，提一篮子，回来用缸腌起来，就是一个冬天的下菜饭。城西湖有毛草根，埋在土里，我挖起后放在石头上把毛皮磨尽，晒干，搞点高粱面掺煮，就是早晚的稀饭。秋天拾豆秸秆，夏季拔麦茬，搞回烧锅。有时替日本人剥花生，日本婆子搜身制，有点不好就打耳光。我剥花生总是坐在屋角，人不在意的地方，好吃点充饥。一天剥到晚，得的钱可买2斤高粱面。花生放在小楼上，楼有个方洞，从洞口把花生推在地上。人们都去抢，小孩当然抢不过大人，有次我被踩在地下，胸骨疼了好几天。

日本人在寿县八年，四个城门封起半边，还有男女警察搜身，进城人都要盘问。女孩大点不敢出门，更谈不上去上学。东大街烧了半条街，傍晚街上就无人走路。鬼子喝醉了，家家马上闭门。

传祝说寿县东门外，出现英雄俩姐妹，姐妹长的人高马大。日本人住在邻村，常出来找花姑娘。有天，姐妹俩把鬼子引来，给他酒喝。把鬼子搞醉后，这时妹妹从大衣柜出来了，姐妹俩把鬼子杀掉了，姐妹俩抢枪跑了。时隔不长，鬼子把村庄烧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央军进城了。当时走在前边骑马的县长张作六，高个子，秃子头，是寿县张家楼人。鬼子站在街边，小孩们拿麻秆捅他鼻子，他低头不动。日本人有的回国了，有的留在中国。

市民、商家挂旗欢迎，生意也兴旺了。美国给大批粮、布匹，由基督教出面，成立救灾处，父亲也是成员之一。放寒假了，我参加帮忙。当时两个点，正华、道华。正华是解放后公安局办公地点，道华就是城南小学。这些房子都是美国人帮盖的。我分配在道华小学，有王兆成（寿县三中教师），另一名叫王子英，解放后在北京新华社国际部主任，丈夫邓刚任新华社社长。

在救济处工作时，王子英我喊她大姐。有天我问她怎么不把孩子们带来，她说她丈夫在明光，夫妻不和，不愿在一块生活。时隔不长，大姐被国民党抓走了（时间大概是47年），说她是共产党，父亲等人出保以后才放出来。

解放后才知道举报人叫吴子营，是国民党区长何家瑜妻子。我真傻，身边三个地下党员，我都不知道。一个是我的老师张仲强，解放后任玄武区区委书记。另一个是赵明东，解放后任北京某空军团级干部。

张作六为什么要搞赵子盘？45年春节，张作六夫妇到赵子盘家拜年，赵非常冷淡，得罪了张作六，这是其一；还有，赵子盘替秦香桃收尸（秦等于是上海滩头头），秦是张作六杀死的，是赵子盘拜把子兄弟，收尸时赵嘴里讲了什么，被人挑拨，张气，就暗杀赵子盘。地点是向蚌埠去的地方，叫小平山。赵被刀割七处，右手小手指也没。我看的照片。解放后，我在劳改三支队工作，抽调我去整理犯人案卷，分给我的都是政治犯档案。其中，我清楚的看到张作六杀赵子盘的情况。张被共产党判八年，张申述他杀赵子盘有功，为民除害，减刑四年。后在我们下层单位放排，死在水面上。

张作六是赵明英小姨告到省里，才把他县长拉下台。后任县长叫王振华，夫人尹作铭是安大学生，和赵明英小姨相处很好。所以王县长上台后，小姨任寿县妇联主任，小姨夫任三青团主任。派右反时被判刑就是为此事，后平反。

土改时划成分，外祖母家是官府地主，这顶帽子戴到外祖母头上。我想了很久，党说群众眼睛是雪亮的，门邻是了解情况最清楚的。外祖母28岁守寡，回娘家支撑门头。赵子盘四姥爷只是外面干事，当家人就是姥姥。由于赵明东这个大红伞，政府对姥姥宽大，每次开斗地主会，给姥姥板凳坐，只是陪斗而已。

48年底，寿县是和平解放，一夜之间，全挂上共产党的旗子。腰鼓队、宣传队都上街欢迎解放军，那时我也在学校，也参加了这个行列。学校的校长也换了，名叫王士仪，是城关镇区长袁传华的夫人。大军南下时经过南乡，见大地主鲍子刚丫头子在路上哭，部队就把她带到城里，交给王士仪。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不知道，就知道她姓范，然后，我们语文老师说你已经推开浮云见青天了，你的名字就叫范青云吧。每天我教她几个字。有天王校长叫我去，她说：“我看你也能独立生活了，就和范青云一道跟部队走吧。”我非常高兴，到家拿东西，叫自私的祖父拦住了，他说：“你的去路，只有在城里找个婆家，以后好照顾我，你走了，谁问我？除了我死了！”从此就盯着我。

解放后米行生意不行，加之传祉夫妇自私，我和传祝经常挨饿。俞家庆回娘家吃，祖父有时到车行叔父家吃，父亲长时间在北街吴大伯家，不常回家，刘传英天天指着我说：“女孩子念书有什么用？增加了你小哥负担！找个婆家嫁走算了！”有次，我和传祝不仅没钱缴学费，还有三天没吃到饭，饿得眼冒金花，胃发臭。有天，我家小花狗上传祉床上，我和俞家庆感到有问题，就把他床头铺的被子掀开，下边是吃的东西，还有一包卤肉。姥姥知道了，就更生气，把父亲叫回来，当着大家面说：“分家！传祉也成家了，这俩小的（指我和传祝）不能饿死！”从此传祉被分开另住。

寿县文化馆办的夜校，招收失学青年，教材也同其他中学统一，我即参加学习。1951年秋，《安徽日报》登省银行招生，我便报了名。条件是高中毕业和在校学生，我因找工作心切，又没毕业证，当时文化区员是个老头子，叫我缠急了，就依同等学历准我参加银行考试和体检。草榜出来了，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30多人录取，我是第八名。紧接，《安徽日报》登出各地考取人员名单。

这时，问题又来了，要到合肥报到，没有路费。我把家中的碎银子，和外祖母的一件老衣料拿去卖掉，做了一套列宁装和到合肥报到的路费，从此我踏上了革命的路。分配在寿县正阳关银行工作，工资开始大包干制，19元一个月，伙食9元。几个月后改为等级制，每月31.5元，由隔几个月增加为36.5元。每月给祖父3元吃点心，及给传祝缴学费。

1952年11月12日，我结婚。从正阳回寿县，经北门，先到父亲那里，他和吴华轩一块做生意。见父亲缩头抱肘，好像很冷。我问他一天吃几次饭，他都不吱声。我便到大卫巷家中，准备晚上到治淮指挥部结婚。那天晚上，我家没点灯，两个嫂子都不在家。自己把唯一的一床被子包好，准备自己去了。到伙食房，摸摸锅是凉的，水瓶是空的，我不仅没吃饭，连口水也喝不上。走在大门口，自感伤心，没娘孩子就这样出嫁了，还不如陈永安家秃丫头，出嫁时东家奶奶给她一碗糖水鸡蛋吃。想想不去结婚了，明天回正阳上班。就这时，指挥部派人来接我，给我拎着东西，便一起到治淮指挥部。到了礼堂，人都到齐，就等我咧。一会儿即宣布今晚是袁席之结婚，水利专员郑象生讲话。招待花生小糖，纸烟每人一包，共花20万元（货币没改革，等于现在20元）。那时席之没钱，这笔钱郑专员一笔报销了。

第三天，叔父办菜，姑母、婶母做了一桌饭菜，请老舅爹及祖父、父亲我们一家人，我和席之，就算是请新女婿上门，又算是我三天回门了。这一场面过去了。

回正阳时，我见父亲没棉衣，就把身上钱交给外祖母，叫她买布给父亲做套棉衣。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伟人的这一教导，父亲不仅推崇备至，而且身体力行。国民党军官叫他当他的参谋，商会要他加入国民党，父亲均婉言拒绝。

父亲年届古稀还在钻研针灸，“要治人，先练己”，他经常在自己身上试验，并用手指和掌心在墙上拍打，锻炼手法和臂力。

父亲也很固执，几乎固执得令人好笑。他坐八点的车，五点就到车站等待，我说：“去的太早了！”他说：“人要等车，车不等人。”买了猪肉不洗，切切下锅烧，他说这样烧的肉鲜些。60年，街道干部看他老了，送给他细粮，他硬是不要，他说浮肿病人更需要，干部们摇摇头，这老头真固执。

亲友们留饭，他总在饭桌上放半斤粮票三角钱，到亲侄家也如此。惹得侄媳生气，父亲说：“国家发的粮票每人一份，我把你们的吃了，你们咋办？你要不要，我就不吃了。”二哥（传祉）下放上迁，要把公家盖的草房处理掉，父亲反对无效，就在十字街口贴小字报，命他把房交给公家，否则就断绝父子关系。

父亲病危，我又一次回家尽点孝心。他病得那样重，并没有哼一声，更没掉一滴眼泪、说一声死。示意叫我把电灯拉开，拍拍床，叫我坐下，注视着我，嘴角上说一声“你老了”。他的想法我明白，就是他离开人世之前，要好好地看看自己的女儿。

父亲生前立下遗嘱，他死后不准花别人一分钱，一切听从教会安排。（父亲是教会执事，分管教会行政工作，解放后任政协委员）

1988年12月8日申时，我亲爱的父亲，一位虔诚的徒教基督与世长辞。消息不胫而走，数百名教会兄弟姐妹佩戴白花，手捧《圣经》，冒雨排队来我家，以沉痛的心情为我八十八岁的先父做追悼礼拜。当地穷人们也络绎不绝地到先父灵堂，哭着说：“送善人啊！送善人啊！”

先父安葬在寿县北山苍松参天、翠柏吐秀的教会公墓。

当我幸福的时候，当我身心欠安的时候，我和古稀老伴，留下的父亲的手抄本，心祭着，现在他们翁婿团圆愉快了。

父亲常说：“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