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回忆父亲张炎烈士

山东阿滢 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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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副司令员赵杰委任我父亲张炎为四支队四大队二中队队长的《委任状》，在我家保存多年。每当我看到父亲的“委任状”，就思绪万千，心潮起伏，引起我对父亲的深切回忆和怀念。今有幸借助《新泰文史》杂志，把我耳闻目睹的有关父亲的革命事迹发表出来，实感欣慰和感激。

我父亲张传经，号炎。1917年2月27日，出生于山东省新泰县东良庄(今为新泰市新汶办事处东良庄社区)。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1938年12月，四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活动，1939年5月被委任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第四大队第二中队队长”。后受党组织派遣，做敌伪工作。1947年秋，壮烈牺牲于泰安大汶口附近，时年30岁。

张炎烈士

我印象中的父亲：中等身材，墩实健壮，长方白净脸，大眼晴，和蔼可亲，喜欢背着手踱步，善于思索，常年穿大褂戴礼帽。

父亲出生在一个殷实人家。祖父张宗佑识字少，生二子二女，小女早逝。大姑夫离休前是东平县手工业管理局局长。伯父忠厚老实，口吃，不宜上学，他与祖父起早睡晚，辛勤耕耘，兼制糕点，开杂货铺做小买卖。祖父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一心想供个“小秀才”，所以祖父供父亲自幼上学。据母亲说，她于1937年与父亲结婚时，父亲正在新泰城里上完小。老师是董少羲，同窗益友众多，最亲密的同窗益友有范昆源、刘汉英等。那时，父亲和其他进步青年，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紧要时刻，他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之中。他的革命斗争历程，证明了他不仅是新泰早期的革命者，也是一位基层领导者，是我党坚强的布尔什维克。

1937年12月31日，日本侵略者侵占泰安城。1938年1月3日，日军占领新泰城。日寇的铁蹄践踏着平阳大地，给我的家乡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听母亲讲，大弟出生第二年，即1942年，年三十那天，各家各户包水饺，高高兴兴地准备过大年，忽然从庄东头传来了消息：“鬼子来了！快跑，快跑！”饺子下到锅里也来不及捞，老百姓就拼命地跑。母亲领着我，抱着弟弟，跟在伯母后面拼命地向南跑，病重的奶奶只好让爷爷和伯父绑在椅子上抬着逃过了磁(窑)新(泰)铁路线。回头看到，全村硝烟弥漫，日本鬼子正在烧杀掳掠。那场火把祖父的房子、杂货铺烧了个净光。日本鬼子撤走后，我们回到了家，重新盖了两间西屋，并搭了一间磨棚，继续做糕点。更可怜的是奶奶寄居他乡，无药治疗，我父在外打鬼子，杳无音信。奶奶既担心，又挂念，病情加重，年初五就病死他乡。这是日本鬼子对我家欠下的一笔血债，更增加了父亲“不把小日本赶出去誓不罢休”的决心。

父亲为了抗日救国，与同窗好友在庄稼地、瓜棚里，秘密商讨抗日的事情。这些秘密活动被祖父看出了破绽，知道他是“八路”，干的是掉脑袋的事。当时人们对“八路军”还不太了解，所以祖父很为父亲担忧，有时候还大动肝火。有一次，祖父扬起镢头，边骂边打，把磨盘砸去了一块角，祖父看一计不成，就拿出了绝招——分家。祖父想：你现在靠老的和兄弟们过日子，分了家看你管不管老婆孩子。谁料想，分家后父亲却更自由了，放心大胆地把家舍给了母亲，自己却把全部精力投入抗战斗争中。这足以证明父亲干革命的决心是多么坚定，真是铁了心的干革命，舍小家顾大家。

父亲把自己交给了共产党，把家产也交给了共产党。分家时，父亲分了半头牛、一头驴、四大亩地，应该说吃穿不愁。家中有两个廒子(贮存粮食的仓库)，一个放细粮，一个放粗粮。东院子里也有两个廒子，主要是放谷糠。实际上，廒子是父亲与八路军秘密开会的地方。父亲经常从家中拿粮食，有时候还从别人家借粮食，送给部队。因此，每逢麦秋二季，粮食刚人仓，要账的就挤破门，这个拿麻袋，那个拿布袋，有的提着篮子……个个手里拿着父亲的欠条，母亲只能如数还人家。真是春秋“粮满仓”，年底“底朝天”。

父亲不但把钱粮送给共产党，还三天两头地带领南横山的八路军来家又吃又拿。满满的一瓮煎饼，连吃带拿就没了。母亲只好天天坐在磨道里看着小毛驴推磨，然后摊煎饼，有时也做点懒老婆饭——蒸窝窝，父亲他们也不嫌，都背着走了。母亲是一位很正统的人，严格遵守着我外祖母“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走，夫唱妇随”的家训，我二舅也一再嘱咐母亲：“妹夫干的是大事，是干八路，打鬼子的，你不要拖他后腿。”

我本村的大叔张传印，就是我父亲动员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他从十几岁就跟着父亲打鬼子。为了方便工作，我父亲为他改名叫张海峰。他后来南下，在战斗中负伤，成为一级伤残荣誉军人。解放后，曾任徐州贾汪煤矿副处级干部。现年88岁，居住在徐州。每当提及当年的事情，他至今都念念不忘。听母亲讲，我父亲发展的党员还有李少浦、王开祥等人。

父亲为了方便联系工作，就在我家花生地里建起了砖瓦窑。砖瓦窑在我村东北面，汶河南边，离南横山根据地也不太远，是个进退方便，不容易暴露的联络点。在这里开过多次秘密会议，也接送过不少革命干部。

当时，负责看管砖瓦窑的人是一个忠厚老实的老光棍，叫徐志海，他高个子，黑红的圆脸，满脸麻子，说话和蔼可亲，我们都叫他四老爷，他曾对我说：“砖瓦窑是你爷(父亲)专门为八路军开的。虽然两个窑，实际上烧窑的只有一个，另一个是八路军藏身的地方，谁也不让进，你哥去也不让进。如果鬼子来了他们就打扮成工人，有的抬坯子，有的烧窑，有的推小车，个个抹的灰头土脸。敌人走了，他们再回去开会。”我问他：“常开会吗？”他说：“经常来开会，南来北往的什么人也有，你爷光叫我站在南崖头上望风，不让打听。”建窑都是我家出的钱，一根炉条值30斤麦子，一个窑十二三根炉条。窑上挣的钱都让父亲带走支持革命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四老爷是父亲信得过的人，老人家也是中共党员，前几年才病逝了。

我二舅牛明堂是位有名望的人，他经营着当铺、布店、酒店、药铺、油坊等，还和亲戚合伙在孙村开办了一个煤矿。在日伪时期，虽然他是镇长，但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为抗战做了不少工作。据母亲讲，二舅恨透了日本鬼子，他支持父亲当八路军，并给予父亲很大的帮助。

据我表姐牛庆华(我二舅牛明堂的女儿，曾用名牛庆玲，1933年生人，退休前是徐州整流器厂幼儿园教师，现在徐州居住)讲，抗战期间，我家是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情报中转站。她耳闻目睹过不少我父亲抗战的事。当时，有不少进步青年、学生和抗日积极分子，在党组织的护送下，由敌占区不断奔赴抗日根据地。许多情报，也经常是先送到我家，再由其他人取走。有一次，她到我家，父亲把邻近的五六个孩子聚集到我家的东院，拿出一份画报给孩子们看。画报是揭露日寇侵略罪恶的，其中有一张大头像，父亲指着它说：这个人叫汪精卫，是个大汉奸，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我们要打倒他，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这是表姐印象中很深刻的一件事。

抗战时期曾给父亲送信的张宗亮老爷，给我讲了父亲巧夺牛家庄鬼子据点的故事。牛家庄(现位于新泰市东都镇南部)据点里驻有日军数名，戒备森严，我军多次进攻都未能攻克这个据点。根据上级指示，父亲摸清了据点里的情况，然后带领八路军攻打这个据点。当时，父亲心生一计，将多只浇上煤油的大公鸡点燃后，从四面围墙上扔进去，引起据点内部起火。八路军乘机将牛家庄据点的鬼子消灭了。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父亲是一位足智多谋的人。

抗日战争后期，我军发起反攻作战，需要大量的炸药。在当时敌我斗争非常残酷的情况下，要搞到炸药是很困难的。我父亲曾通过关系，搞到过一批炸药。据离休干部董迪(1962年退下来时是南京水利专科学校的正处级干部)老人讲：“在抗日战争后期，我军缺乏武器弹药，你父亲一次就从张庄矿上弄出来几百斤炸药，上级通报表扬了他。”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实行独裁、专制。蒋日伪合流，继续与人民为敌。据母亲讲，父亲几个月杳无音信。一天，他回来了，又黑又瘦。母亲问他上哪去了？他说：去胶东了，部队白天在山沟里趴着，夜间急行军，上级命令我们不出两天赶到胶东，路上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遇到河水喝河水，干粮走到半路就没了，只好吃青菜。夜里路过一片烟地，自己以为是生菜叶子就偷着抓了两把吃了，越品越觉着不是滋味，满嘴辛辣呛人，这才知道是把烟叶当生菜叶子吃了。抽烟的同志到了花生地、地瓜地，就把叶子装进烟袋里，馋急了就过过烟瘾。到达目的地后，由于违反了群众纪律，战士们都做了自我批评。

我永生难忘与父亲的诀别。1946年夏，父亲回家时被敌人发现了，国民党兵、还乡团把我村包围起来。二叔在胡同口看见来了国民党兵，急忙跑到我家说：“二哥，你快走，敌人来抓你了。”父亲一听，赶紧让母亲像往常一样锁住东院大门，他躲在以往藏八路军的廒子里。谁料这些国民党兵到我家西院没有找到，就瞄准了东院。敌人一个劲地砸东院门，胡同里已围满了国民党兵。父亲觉着在这里是躲不过去的，便迅即越墙跳到北院老奶奶家。刚跳过去，敌人便砸开门进了东院，见无人，就追到老奶奶家。我父亲跳墙进去后，躲到了柴草棚。敌人气势汹汹地质问老奶奶：“进来人了吗？”老奶奶说：“没人来。”敌人胡乱翻了一通，悻悻而去。过了一会，父亲听敌人走了，便从柴草棚里钻出来，摘下老奶奶的头巾，包在自己头上，把她正晾着的女人褂子穿上，挑着水挑子，学着女人的样子，歪歪扭扭地离开了村庄。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也再没有见过父亲。

父亲是怎样被敌人逮捕入狱，又是怎样壮烈牺牲的呢？据母亲讲，我父亲自从逃脱了国民党兵的追捕，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去大汶口(今属泰安市岱岳区)附近与一位“保长”联系。这个“保长”，实际上是父亲发展的地下党员。1947年9月下旬，父亲带着新任务又来与这位“保长”联系。当时，由于“保长”与父亲是单线联系，真实身份不为人所知，已不幸被误杀。为此，他老婆对共产党怀恨在心。父亲却不知情由，依然与其联系。他老婆见了我父亲，装作像往常一样，热情接待，并说：“你大哥赶集去了，你等等吧。”等了一会，父亲吩咐随同去的勤务兵小曲回去拿衣服。到了饭时，“保长”的老婆准备了饭菜，让其母照顾吃饭，她却偷偷溜出，密报了敌人。

勤务员小曲拿衣服回来，看到国民党吴化文的士兵包围了“保长”家，马上意识到我父亲遇险了。小曲拔腿就往回跑，向组织汇报了情况。

父亲被吴化文的部队抓捕后，被带回大汶口。敌人对我父亲实施了重刑，但父亲坚贞不屈。党组织得悉后，遂派人营救，未果。

新泰解放后，有一支部队路过我村。其中，有一个莱芜籍的国民党俘虏士兵打听我家的住址，恰巧问到了张传法大爷，他便对张传法大爷讲了我父亲在狱中曾托他给家中捎信，让他到新泰东良庄找张传经的家属，告诉她不要等了，改嫁吧。张传法大爷问我父亲是怎么死的，那位士兵说：“我当时是看押张传经的，张传经被抓后，遭到严刑拷打，可他没有吐露一点共产党的信息。之后，敌人就让狼狗咬，啃得全身鲜血直流。后来，敌人就把抓来的一伙人，拉到一个埋有炸药的坑里，活埋后，又引爆炸药，将尸体炸得粉碎。”张传法大爷感到事情过于残酷，怕对我母亲刺激过甚，就将此事隐瞒了下来。

1950年秋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地里拾柴火，三姐急匆匆地赶来说：“家里出事了，你快回家。”我忐忑不安地往回跑，只见胡同口站满了人，都哭丧着脸。我问：“出了什么事?”他们都不回答。后来不知谁说：“你去看看吧。”只见屋里坐着两个当地政府官员和村干部，他们是送“烈属证”和烈士粮的。我一看，头都炸了，也有些明白了。只见两个弟弟抱着母亲在地上痛哭，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我也痛不欲生，一头扑到母亲怀里，哭喊着：爷呀，我的爷哪去了?

母亲搂着我的脖子哭喊着：“孩子，咱塌天了，谁是咱的依靠？”整个院子哭声连天。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也不知我们哭喊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在大家的劝告下母亲的哭声总算停了下来。政府来的两位同志见家人到齐了，就说：张传经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政府发给您2000斤麦子、500元钱，你带着孩子好好过吧。

从那起，母亲天天以泪洗面，我姊妹四人成了她的精神支柱。事后有人主张为父亲出假丧，母亲不同意，并说：这是他用生命换来的钱，我要供孩子上学，一定把他们供养成才。父亲在世时主张孩子上学，母亲也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她把学文化看成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结果三个儿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文化水平。我在新泰师范毕业，当了中学语文教师，后来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及儿媳、女婿都是“文革”后的大学生，在新泰或泰安党政部门工作。这一切，都和母亲的传承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母亲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她是一位高尚的母亲。

父亲牺牲60多年了。当时，他做敌伪工作，保密性极强，了解他的人很少，也无从联系，这让我全家深感遗憾。好在我们还保存着有关父亲的“委任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