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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夏天，大行令王恢（大行令主管外交）向汉武帝献策：安排马邑城的豪杰聂壹，以财物诱骗单于来到马邑附近，然后十面埋伏，擒获单于。“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于是汉朝发动了三十余万士兵，由大将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分别统领兵马，埋伏在马邑周围，等待匈奴单于的到来。同时聂壹跑入匈奴，面见单于说：我可以杀掉马邑的县令，举城投降，把城里的财物全部献给您。到时请您亲自带兵来接应我。聂壹回到马邑城，杀了一个死囚犯，把他的头颅挂在城墙上，展示给单于的使者说：马邑的县长已经死了，请单于赶紧带兵前来。可就在距离马邑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单于见到漫山遍野的牛羊吃草却无人放牧，十分奇怪。于是下令进攻附近的据点，活捉了据点的长官。在死亡的要挟下，长官泄露出了汉朝军队在马邑埋伏的军事行动。马邑的军队听说单于逃走，赶忙追击，但是最终也没有追上。王恢距离匈奴的辎重队伍最近，本有机会发动进攻，但听说单于没有进入到马邑的包围圈就撤退了，自己也就没有下令出击。王恢解释道：当时的计划是，单于被围困在马邑，我趁机带兵进攻辎重，便可获胜。如今单于没到马邑就撤退了，我的人马只有三万人，寡不敌众，贸然进攻必然失败。我知道无功返回必然会死，但是至少我把三万将士完整地带回来了。汉武帝不接受这样的解释，把他交给廷尉论罪。廷尉的结论是：当斩！时间往前，关于打与不打匈奴，在朝廷里，韩安国与王恢有过一段辩论。深入敌境进攻，风险较大，等敌人来进攻，以守为攻、以逸待劳，最为稳妥。吃饱饭、带好队、扎好营，等待对方饥饿、混乱、疲惫时进攻，是没有不成功的。如果军队纵向拉长队伍开进战场，就有可能遭受腰击之患；如果横向数道并出，则有可能被抄袭后路。急行军则粮食匮乏，缓慢行进则不到千里就会人困马乏。总之深入敌境，风险太多。“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 只不过站在后来的视角，正是深入敌境，才真正解决了匈奴的问题。困难于正确的人而言，反而是机会和舞台。韩安国的担忧，正是被后来的双将星，卫青、霍去病，给克服了。回到王恢，虽然不方便以成败论人，但是姑且可以以成败论事。第一，细节不够。三十万大军埋伏，很难做到保密。牛羊遍野无人放牧，一看就是放牧人得知要战斗，来不及收，赶忙溜了。按理应该故作假象，多找几个士兵假装牧羊人。增加细节，迷惑对方。第二，运气不佳。恰好被单于识别，恰好又遇到汉军的叛徒，验证了单于的担忧。这个叛徒后来还被单于封为“天王”。单于觉得自己遇到这个叛徒的高密，是天意。侧面也说明，单于自知这次围剿一旦成功，自己是凶多吉少。第三，应变不足。计划未得实现，并未及时补救，没有随机应变，而是在发现计划第一步没实现后，就直接放弃了后续袭击辎重的计划。没有什么计划是完美无瑕，毫无细节漏洞的，幸运之神也总是随机站队的，也只有应变，是可以由自己决定的。应变一方面是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勇气，敢于下计划之外的赌注。因为敌人虽然识破了计划，但是肯定料想不到计划之外的变化。王恢让家人拿出一千金贿赂丞相田蚡，请田蚡向武帝求情。田蚡不敢直接向武帝说，请太后（田蚡的姐姐）转述求情：王恢是马邑之围的提出者，事情没成功就把人杀了，这不是为匈奴人报仇吗？武帝回答说：听了王恢的建议才出动了天下的兵马，就算没有捉到单于，攻击敌人的辎重队伍，多少都可以安慰人心，王恢却什么都没做。所以不杀王恢，没法向天下人交待。王恢用一个边界城邑里的豪杰，调动了敌我四十多万人，所以他应该不是一个缺少谋略的人。但是在谋划并实施了这么多之后，在关键的节点缺少勇气，谋而无勇、无功而返，最后服罪自杀，还是比较可惜的。虽然以事之成败论人之成败并不可取，但是很现实的是，历史是严格的审判官，事情的成败，终究还是决定了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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