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有幸见到徐志摩亲笔题赠任叔永的《志摩的诗》线装本。本文考证此册《志摩的诗》题词的文字，就从回顾《志摩的诗》的来龙去脉开始。
《志摩的诗》既是徐志摩的第一本新诗集，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本线装本，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本线装本。这三个“第一”，无疑奠定了这部《志摩的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独特地位。
1925年3月4日 北京《晨报副刊》中缝刊出《志摩的诗》出版广告
线装本《志摩的诗》系徐志摩自印，时在1925年。1925年3月4日，北京《晨报副刊》中缝刊出《志摩的诗》出版广告，照录如下：
志摩的诗——现代文艺丛书之一
这是徐志摩亲自选定的一本诗集，在这小本子里，就只光光的几十首自制的新体诗，书头没有序言，书背没有跋文，诗行间没有注解，就有一两处，却并不因为他的诗特别的贵重，这倒的确是因为印书成本的关系——呕心血做诗赚不了钱，印出去还得自己贴钱，那可是太惨了，这层也得请买主们原谅。这诗集是上海中华书局代印的，约一个月内可以出版，印得的本数不多，外埠最好预定，省得支配不均匀。有信可以迳寄北京大学现代评论社刘光一君。
由此可知，《志摩的诗》虽是作者自费出书，但列为现代评论社（出版《现代评论》）主编的“现代社文艺丛书”之一。又因后来出版的线装本《志摩的诗》无版权页，并未标明，以至时至今日，学界都未注意到《志摩的诗》原是“现代社文艺丛书”之一种。
“现代社文艺丛书”第一种是杨振声著中篇小说《玉君》，第三种是丁西林著独幕剧集《一只马蜂及其他独幕剧》，都是一时之选，均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列为“现代社文艺丛书”第二种的《志摩的诗》反而长期不彰，实属历史之遗憾。
《志摩的诗》：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
这则《志摩的诗》出版广告在《晨报副刊》上自1925年3月4日起，连续刊登了七天，至3月10日才告一段落。那么，这则广告出自谁的手笔呢？拙见不是别人，正是徐志摩自己。因为只有作者自己，才会对《志摩的诗》这部新诗集知晓得如此清楚，才会撰写如此幽默风趣的广告，也才会对诗集何以没有序跋作出解释。无论从内容到语气，这则广告是徐志摩自拟的可能性极大。我们从《徐志摩全集》可以知道，后来徐志摩也多次为自己和他人的著作撰写广告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10月初版《徐志摩全集》所收，就有他自己著译《落叶》《自剖》《卞昆冈》《玛丽玛丽》的广告，还有他为沈从文著《阿丽思中国游记》《蜜柑》两书所撰的广告）。
《志摩的诗》广告一经刊出，徐志摩就踏上了欧游旅程。1925年3月10日（陆小曼：《小曼日记》（1925年3月11日），陆小曼编：《志摩日记》，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3月初版，第183—184页），徐志摩离京经西伯利亚欧游，途中为《晨报副刊》撰写了连载《欧游漫录》。同年7月下旬（徐志摩1925年7月31日致刘海粟的信写于北京，可见他在7月底以前已经回到北京。参见《徐志摩全集》第7卷（书信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10月初版，第45页），徐志摩回到北京，《志摩的诗》却并未按他在《晨报副刊》上预告的“约一个月内可以出版”，而是尚未问世。但也快了。稍后8月10日的上海《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便刊出署名“记者”的“文坛杂讯”，其中有这样引人注目的一条：
北京的现代社又出版了“文艺丛书”两种，一种是《一只马蜂》，是西林作的独幕剧集，共包含《一只马蜂》、《亲爱的丈夫》及《酒后》三篇独幕剧；一种是《志摩的诗》，是徐志摩的诗集，其中有好几首不曾发表过，书用中国宣纸印，聚珍仿宋字排，完全是一部线装书。近来出版物，装订得如此考究的极少，志摩君的诗也确可以配得上这样考究的装订。
8月10日上海《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 刊出署名“记者”的“文坛杂讯”
当时，郑振铎是《小说月报》主编，“记者”很可能就是郑振铎。半年前，徐志摩的《济慈的夜莺歌》一文在1925年2月《小说月报》第16卷第2号刊出时，郑振铎就在“最后一页”栏内给予高度评价，也称其为“徐志摩君”。
而这则文坛杂讯之所以值得注意，在于它首先报告了《志摩的诗》的面世，并对《志摩的诗》“考究”的线装本形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线装本《志摩的诗》开启了中国新文学作品集线装形式的先河，此后有俞平伯的新诗集《忆》、刘半农的新诗集《扬鞭集》（上、中卷）和滕固的短篇小说集《迷宫》等也都采用了线装，虽然数量并不多，还是显示了新文学书在装帧形式上向中文书籍传统回归的努力——尽管当时也有一些新文学领域的年轻作家表示反对，但也有不少人尝试。
《志摩的诗》：目录
《志摩的诗》是由“上海中华书局代印的”，新书由沪运京尚需时日。果然，十九天后，即1925年8月29日《现代评论》第2卷第38期刊出了如下广告：
现代社文艺丛书第二种 志摩的诗
出版了，印刷愆期，抱歉得狠，正在赶制封套，下星期起在现代评论社（北大第一院）发卖。书印两种，宣纸厚本定价一元四角，白连史定价一元，都是聚珍宋字精印的线装书，狠不讨厌，到书不多，买客从速。志摩的诗，无须介绍，这集子是他自己选定的，有不曾发表过的多首。
由上述广告可见内容说得很清楚，《志摩的诗》自1925年9月初起正式在京发行。从广告中“狠不讨厌”这样的用词，也有理由推测这则广告仍很可能出自徐志摩之手。
《志摩的诗》：她是睡着了
《志摩的诗》线装本甫一出版，徐志摩即分赠各方友人和相关者，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就有1925年9月题赠前妻张幼仪和诗人冰心的两本，一长一短两则题词均已收入2019年10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徐志摩全集》第3卷（散文三），落款时间均为“九月上海”。而这次新发现的《志摩的诗》题签本，是徐志摩题赠友人任叔永的，极为珍贵，题词内容更极为重要。
《志摩的诗》：题词
新发现的这册《志摩的诗》题赠本，系白连史纸线装。封面签条完整，书品甚好。衬页共二页，第二页正面有“志摩的诗”四个手写毛笔字，疑为徐志摩本人所书；反面则印有凌叔华手书的“献给爸爸”四字。对这句献词，凌叔华在1982年10月15日致陈从周信中已有所说明（凌叔华在信中说：“我手中还保留志摩第一本诗集（是连史纸印的），上面题字'献给爸爸’也是他请我代题的！”参见陈从周：《谈徐志摩遗文——凌叔华致陈从周的信》，《春苔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4月初版）。第一页衬页正面就是徐志摩的大段题词，用毛笔写满整整一页，虽是即兴挥毫，仍给我们以出人意外的惊喜，照录如下：
叔永，老实说，我们胡乱写新诗的真有些愧对你们正宗的旧词家，我总觉得天下事情不能那么容易，就我自己说，我那配做诗，别说做诗，就是文学都不是我的本行，这回倒来屎壳螂戴花，刊本集子，可不是臭美！真的不是装腔，叔永，我真不愿意拿这样芜陋的烂东西亵渎你们真纯词家的法眼！
志摩 八月北京
叔永，即任鸿隽（1886—1961），叔永是他的字。任叔永是现代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他和夫人陈衡哲是胡适的好友。但徐志摩何时开始与他交往，尚不清楚。
韩石山著《徐志摩传》（2001年2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初版）开列了徐志摩交往较为密切的40位友人，任叔永并不在内。但至少在1923年9月28日，徐志摩在上海组织友人到浙江海宁观潮，任叔永、陈衡哲夫妇欣然参加了，胡适日记有明确记载，晨光版《志摩日记》还刊登了当时的照片（参见胡适：1928年9月28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23—192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初版，第59页；徐志摩：《海宁观潮图》，陆小曼编：《志摩日记》，第25—26页）。同年10月11日，徐志摩又出席任叔永夫妇的宴请，“谈的很有味”（引自胡适：1923年10月11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23—1927），第71页），胡适日记也有明确记载。因此，1925年8月，任叔永到京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专门秘书，徐志摩当月见到任叔永，即持赠自己的第一本作品集《志摩的诗》，也就顺理成章了。
徐志摩赠任叔永《志摩的诗》上的这段谐趣横生的题词，是新见的徐志摩手稿，总共一百二十余字，其实已可视为一篇小文了。在题词中，徐志摩坦陈自己“不配做诗”，“就是文学都不是我的本行”。确实，徐志摩留美，写的硕士论文是《论中国妇女的地位》；接着留英，先读的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搞文学对他而言，并不是“本行”，而是半路出家。当然，他最终在新诗和文学上闯出了一条新路。
《志摩的诗》：目录
徐志摩在题词中尊任叔永为“正宗的旧词家”，自然也有其原因。任叔永与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就是同学，时相唱和。留美时又与胡适、杨杏佛、梅光迪等经常探讨白话文和白话诗，胡适的《尝试集》第一编就是“贡献给叔永们五个人”的（引自胡适：《〈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自序》，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初版，第125页）。任叔永对白话文和新诗持保留态度，他后来在《五十自述》中明确表示：“平心而论，当时吾等三人（指任叔永、杨杏佛和梅光迪三人）虽同立于反对白话之战线上，而立场殊不尽同。迪生之反对白话盖为全般的，凡以白话为文者皆在其反对之列。吾则承认白话有其用处，但不承认除白话外无文学，且于白话诗之能否成立，尤龂龂耳。” （引自任鸿隽：《五十自述》，《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月初版，第684页）这段回忆不是正可拿来作为徐志摩这段题词的一个注脚吗？
这段题词还显示，徐志摩认为自己这本新诗处女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并对此有清醒认识。中国古诗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而白话新诗若从胡适的《尝试集》算起，只不过短短5年，因此，徐志摩认为“我总觉得天下事情不能那么容易”，新诗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后来，他在对读者评论《志摩的诗》的附注中又说：“我这第一本当然是一碗杂碎，黄瓜与西瓜拌在一起，羊肉与牛肉烧成一堆，想着都有些寒伧。”（徐志摩：《〈志摩的诗〉附注》，初刊1925年10月17日《晨报副刊》，引自《徐志摩全集》第3卷（散文三），第191页）而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新诗集《猛虎集》的序中，他又说：“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猛虎集》1931年8月新月书店初版。引自《徐志摩全集》第4卷（散文四），第421页）其含意与这段态度谦虚、并非一般应酬的题词，都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这本《志摩的诗》线装本上徐志摩精采的亲笔题词，在题写将近百年之后终于“出土”，实在太难得了，用“凤毛麟角”四个字来形容也并不过分。据了解，《志摩的诗》将于12月7日至10日亮相上海博古斋2023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必将引起学界和市场的高度关注。因为加上被研究者长期忽视的关于《志摩的诗》的那两则也是新“出土”的徐志摩亲撰的广告，不仅增补了《徐志摩全集》，也为徐志摩研究提出了新的话题。
2023年11月12日于上海梅川书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