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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图图给古文献专业的学生讲解了一些中国古籍装帧的小知识，讲的时候很自然地说“宋至元代中期左右是蝴蝶装，其后至明中叶流行包背，明中期以后线装出现”。当然，这主要是说某段时间以某种装帧为主流，而不是一种装帧的出现消灭了另一种装帧。因为历史上产生过的东西，总会有复古、审美或其他各种原因，使得其不可能完全消失殆尽。
元大德年间刻本《梦溪笔谈》（蝴蝶装，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但事后我想想，这些话是谁告诉我的呢？史料的支持在哪里？至少我已记不得哪怕一个史料，在装帧的年代划分上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或有相关的涉及。这么一想，我就有些后怕，我是不是太随意地给学生讲了错误的知识了，因为这个知识在我脑中是没有可靠的材料支撑的。于是我就回来翻书。让我比较失望的是，虽然不少书籍都讲到了哪个时期使用哪个装帧比较流行（大致与我讲的出入不大），但较少有史料的举证。相对来说，李耀南《中国书装考》从实物出发，给出了一些有所依据的时间点。
李耀南《中国书装考》 宋代流行蝴蝶装无需多言，在包背装的出现时间上，李氏以“清内阁旧藏元大德年补宋本前后《汉书》”为例，指出其为“包背原装”（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原宋本用的是什么），又“大德九年陈梦根手写《徐仙翰藻》，亦包背装旧式”。根据上述两件实物，李氏认为“盖元大德后，始有此装也”。“始有此装”或许过于武断，但至少这里提供了两种实物，告诉我们包背装至少在元大德九年已经有了。元朝从1271至1368年，共98年，大德九年为1305年，大概可算中期初始。 除此之外，图图目前尚未看到相对坚实的材料。于是，我想从历代绘画中去找一找，看看各个时期读书人手中拿的是什么形式的书。因为画家在画这些书籍时，大概率使用的就是当时的流行样式。最终，图图虽没有找到连续时间内的大量印证，但也发现了一些时间节点中的图像。 首先，我们来看这幅颜辉的《月下补经图》。由于是佛教人物，题名又是“补经图”，所以我们先考虑这里的书籍是不是经折装。我认为应该不是，一是这个书的版面四周有板框，经折装的经书少有这样的；二是这幅画本身并没有颜辉自己的题名，这个题名应该是后人取的。排除经折装后，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是蝴蝶装的结论，因为这个书版心朝里，又是方册的形制。颜辉是宋末元初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得出元初蝴蝶装仍是流行式的一种推测。
其次，我们来看明代嘉靖时期唐寅的《仿唐人仕女》与《山水轴》。可以看到画中的书籍，在书根处都没有画出线。我们知道，所有的线装书，它的线一定会绕过书首、书根、书脑。既然没有线，又是书册，那其装帧就可能是蝴蝶装或包背装。鉴于时代，我觉得包背的可能性更大。
最后，我们来看嘉靖以后，直至清初这段时间。图图找到了丁云鹏与陈洪绶的两幅画。丁云鹏主要活动时间在嘉万时期，陈洪绶则生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卒于顺治九年（1652）。下图中，上为丁氏《画应真像》，可以看到书册应是包背装，无线。而陈洪绶的《杂册》中，我们已能清晰地看出包角和绕过书首的线。
所以，通过上述各幅图像，结合李耀南《中国书装考》所举之书，图图认为：包背从元代中期以来，直至明嘉靖中，都是较为流行的装帧形式。至于它的产生，有研究者认为是南宋末，尚期待更多证据来印证。至于线装，李氏以为其兴“当在明之万历时”，联系丁、陈二画的创作，图图觉得大致也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线装流行于明代晚期至清末，产生时间可以往上略推，笼统说就是明中期（很可能是嘉靖）。 以上就是图图学艺不精的一些恶补材料，至少以后说起这个问题了，我就能举出一些结合时代的事例了。虽然东西还不扎实，但好不容易做了搜集，就借用编辑“咫闻”之便，写出来供喜欢中国古籍的各位伙伴一起探讨、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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