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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永红博客 【编者按】“秦望之子”是我的博友，其父蒋礼鸿先生与家父钱克仁先生是嘉兴秀州中学时的同窗好友。蒋伯伯1934年秀州中学毕业后，考入之江大学，后留校任教，之江大学解散后，转入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他是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敦煌研究专家。今天看了秦望之子的博文，受益良多，让我获取了不少浙江近代教育史，解答了我多年的几个疑问。文中提及了不少学者、名人，他们对浙江、对浙江教育作出过很大贡献。目前，我在整理浙大学运史，阅读了竺可桢日记，得知1949年5月后，军代表进入浙江大学，解聘了许多教授职员。9月间，浙大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到北平告诉竺可桢：“浙大接管后，军管会所派之刘某全听学生包洪枢及一二助教之言，取报复主义，停聘教授六十余人之多，储润科、朱正元、胡刚复均在其内，职员如赵凤涛亦在其列，全以过去有恩怨关系为主，而不问教授法、学问之如何也。”之江大学向那些解聘的教授们伸出了援助之手，避免了教授们的失业危机。我所知道的著名教授有：陈近东、王驾吾、王仁东、佘坤珊、朱正元、朱福炘等。 本文从浙江大学档案馆搜寻而来，系之江大学教育系主任张文昌先生的公子张志渊先生所作，应该是之江大学比较有权威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之江大学办学之艰辛，细细阅读后，觉得很有史料价值。 之江大学，这个有着百余年办学历史的教会学校，在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退出了历史舞台。那曾经鲜活的日子，灵动的人物，永远定格在发黄的档案里，流淌在郁达夫、夏承焘等人的文章里，也镌刻在之江校友的记忆里。它们像一颗颗珍珠——却散落各地；而我们，希望以浙大档案馆为平台，将它们一一聚拢串起。 因为，之江大学与浙江大学如此渊源深厚、血脉相连——院系调整后的之江大学，工学院土木、机械系并入了浙大，文学院各系及部分数理化学系并入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而如今的浙大之江校区，亦即之江大学的旧址。 因为，那么多的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者，满怀希望来学校档案馆查阅之江大学的档案，却因史料缺乏抱撼而归；而已垂垂老矣的之大校友，又殷殷期盼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把记忆中的之江大学记述下来，让之江大学的历史与人物不被湮没与遗忘。 作为浙大的档案工作者，我们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此，我们在档案馆自己的主页上专门设立之江大学的专栏，希望所有关注之江大学历史的人都能在这个平台上互相交流，提供史料，为之江大学留存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们首先推出的是原之江大学教育系主任张文昌先生的公子张志渊先生的《之江大学校史》。这篇文章，可能会在史实上有出入，可能会在观点上有偏颇，但作为张先生一家之言，我们尊重原作，原文刊登。欢迎探讨。 之江大学校史 第一章 萌芽时期 宁波时期 十九世纪中期基督教英国长老会海外差会董事会决定在中国传教。1844年6月，作为先行者医学博士麦卡第和科勒夫妇在浙江宁波建立了第一个布道站。它拥有一座教堂、一座医院和一个印刷厂。麦卡第博士的良好医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就诊，平均一天在150—200人左右。 1845年麦卡第开办了一所男生寄宿学校，取名为“崇信义塾”。第二年在科勒夫人主持下，女生寄宿学校亦随之开办。学校开设的课程有中国经学、圣经、作文、书法、算术、地理、天文及音乐。当时学校的培养目标是本土神职人员，因此圣经在学习中一度占有较大比重。 迁址杭州后的发展 考虑到已作为当时中国最富庶省份浙江省省会的杭州的重要地位及其名闻天下的秀丽景色，1867年秋，在中国教员吕文振的协助下，格林夫妇和道地夫妇把崇信义塾从宁波迁往杭州的大塔儿巷，学校更名为“杭州育英义塾”（PresbyterianBoys＇School）。课程除原有外增设代数、几何、历史及生理等课。1880年在裘德生（Rev.Junius.H.Judson）任教长时，学校又增设了哲学化学等课。这已是当时美国一所高级中学所要求具备的完整课程配备。1887年秋，育英义塾举办了第一次毕业生典礼每位毕业生均发表演讲。值得一提的是裘德生先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现代科学知识和动手能力训练。除了亲自讲授物理和数学，他在学校工厂领导制作了大部分物理仪器，并主导开设工艺科，限于条件当时只限于木工工艺，但已能制作木床以满足本校学生宿舍的要求。1889年中国人萧芝禧任教务主管。在他领导下学校各项工作取得较大进步。学校纪律严格，教学水准有较大的提高并开始形成了优良的学风。在社会上也获得良好的口碑。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学生人数增加，校舍不敷需求，故而不得不开始招收走读生，并陆续招聘教师，增添教学及实验仪器。 第二章 大学雏形的形成 1893年长老会华中差会建议：育英义塾是我们差会最先进的学校，应首先考虑将其发展为高等学校。同年E.L.Mattox（中文名王令赓）任校长，育英义塾通过开办两个超过高中水平的男子班发展成一所完备的初级学院。到1896年学校已有65名学生，宿舍已将无法容纳。1897年育英义塾正式更名为“育英学院”（HangchowPresbyterianCollege），学制为六年。其中英语仅作为一门课程，取消了以往用英语授课的教学方法。1902年大学制改为5年，预科班由4年改为5年改称中学。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这使得当时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均在寻求奋发图强之路。但腐败的清政府顽固维持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几乎将改革维新扼杀于摇篮之中。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清政府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大败的国耻更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使得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于此同时以废除科举为中心的教育改革逐步形成高潮。在诸方面强大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代之以各项现代教育课程。在这不平凡的一年，育英书院已处于教育改革浪潮之巅。学校发展很快，在校注册人数达到115人，其中大学35人，中学80人，大学毕业生已有7人。1905年秋天，裘德生休假完归校。他从美国带回新的科学设备，其中包括整套X光机、无线电报设备、引擎、气压计、显微镜及其它小型试验设备。同时自阑芝禧后继任教务长的周梅阁也从国外旅行归来。他不仅负责在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中国馆展览，并且也参加了比利时万国博览会的中国展览。同年，具有长远科学眼光的马尔济先生（Arthur.W.March）来校任教。他与学校的合作持续了40年。 第三章 新校址的建设与大学命名 1906年华东差会议决成立大学董事会，由杭州、上海、宁波、苏州布道站各出1人、大学教员1人组成大学董事会。1906年11月，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将学校扩充为大学，裘德生当选为学校校长，任期一年。由于杭州市内校区无扩大余地，早已不敷使用，决定将这个当时拥有2200万人口省份的唯一高等教育机构迁到城外。董事会为此任命了一个由周梅阁、裘德生、王令赓、马尔济等人组成的教职员委员会来负责新校址的选址、购地、建设等具体事务。 钱塘江在五云山下经过一个反“之”字形的大拐弯，江面开始宽阔。江水沿着杭州市郊的青葱的群山静静的流向杭州湾。在古老的六和塔西边的秦望山腰，一片林木茂盛的丘陵台地凝望着大江。 1907年初在察看了杭州市郊几个地点后，选址的委员们来到了这里，他们顿觉眼睛一亮，立即为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秀丽的自然景观所深深吸引，当即一致拍板选定。募集资金和基本建设工作也随之展开。在随后不久时间内就陆续购进了600余亩山地。1910年，土地平整工作完成，此前两年里已种植了大片的林木和茶树。9月校舍建设工程正式开工。1911年新年后位于“二龙头”山上的几幢主要校舍完工。主教学大楼为慎思堂（SeveranceHall），是行政办公及教室大楼。楼前大草坪的东西两面各盖一幢学生宿舍。东边为甘卜堂（GambleHall）后改称东斋。西边为惠得堂（WheelerandDusenburyHall）后改称西斋，均以资助者名字命名。后面山脊上分别建了五幢式样各异风格别致的别墅式小洋楼作为教员宿舍。由于采用了红、白、灰、绿等颜色为主色，故后来大家均习惯地以颜色命名。至1912年，东边“头龙头”山上的五幢教员宿舍即“十间头”和另四幢单体宿舍也先后落成。它们联合组成了中国教员住宅区。一座木结构式样别致的桥梁飞架在峡谷的溪涧上，它使头龙头与校本部的二龙头得以成为坦途。这就是至今仍被人熟知的“情人桥”。也是在1912年，当时被称为“费城观象台”的天文台完工，它位于秦望山山脊，是全校标高最高的建筑。这也是当时浙江省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内部设置从美国进口的天文仪器。另外1919年完工的“都克堂”（theTookerMemorialChapel）是一幢很漂亮的哥德式石结构的教堂，它兼有大会堂的功能。建于秦望山山谷中的上下二个蓄水池及管道系统组成了校区的供水系统，清澈的泉水为整个校区提供了高质量的食用水。1919年随着“三龙头”上的二幢小楼和峡谷中的体育教学楼、体育馆、游泳池以及“下头龙头”的宿舍和机械工厂的先后落成，新校区的建筑群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这些各具特色的建筑掩映在树林的绿荫之中与东边月轮山上古老的六和塔遥遥相对，钱江秋涛从它们脚下拍岸而过，春花秋月四季不同的校园美景的确令人心醉。无怪当时慕名而来的外国旅行者为之陶醉称之谓“东方剑桥”。正是在校园建设蓬勃发展之际的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清朝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中国迎来了历史的新纪元。消息传来时学生们兴奋不已，虽然所有的公立学校从革命开始直至年终几乎都关门停课，但之江学堂却弦歌不缀，直到新年来临。次年（1912年）12月10日是学校喜庆的日子，这一天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都督陈其美陪同下，专程前来校园参观，对全校师生作了演讲，并在慎思堂前大草坪与师生合影留念。 鉴于学校取得的巨大发展及现有的规模，1914年南北长老会差会以及大学董事会一致通过决议将学校名称从杭州育英学院（HangchowPresbyterianCollege）改名为之江文理学院（HangchowChristiancollege）。 1916年秋，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的弟弟司徒华林代理校长。大学增设了一些新课程：如教育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高等物理。司徒校长在总结大学第一个十年工作时说：“68名学生已毕业，18人从事教牧神职工作，32人从事教学工作，13人经商或在政府任职，3人是工程师，1人是医生，1人从事文学。”1918年3月在之大体育馆举行的华东大学生田径运动会上，之大代表队一举夺魁。这也是大学生活生动活跃的明证。1920年3月，全校教员通过如下决议：“继续发展成为本科学校的合理性问题已提出来了，我们要求董事会考虑之大继续发展成一个本科学校的可能性。”据此董事会要求司徒华林校长去美国完成募集资金和立案等任务，争取早日将之大办成完全大学。经过5个月努力，上述目的均已达到。 1920年11月之江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并获通过。 1921年2月5日，之大托事会在华盛顿召开首次会议。会议通过一系列组织章程文件，实行新学制，分文理两科，分设天文、生物、化学、中文、英文、教育、地理、数学、现代欧语、哲学、社会及宗教等学科，并准授予毕业生以学士学位。根据上述立案章程，1922年6月17日，在之大的毕业生典礼上学校首次引进西方式学位帽和礼服，司徒华林校长为毕业生颁发学士学位，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孔宁海姆（E.C.Cunningham）出席并发表了演讲。 在扩大后新校区的良好环境下，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优秀人才前来授课及讲学。学校学风更加求真务实。学生们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并创办了简报，密切了校友间及各大学间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12月在校内举办了首场校际辩论赛，辩题是“选举权应不应该扩大到妇女”，结果东道主之江大学战胜了客队圣约翰大学队。次年后一场辩论在上海举行，这次之大输给了沪江大学队，辩题是“战争不再是正义的了吗？” 随着体育会成立学生们的体育热情高涨，在各种比赛中表现不俗。在这年的浙江省田径运动会上，之大附中队一举夺得冠军。另外，之大的足球队和篮球队也经常出征，与华东各大学之间进行校际比赛。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全校师生极为愤慨，纷纷参加游行示威，分赴各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以唤醒民众共御外侮。同年蔡元培先生来校访问向全校同学作讲演，并在校刊上题“思潮发展”四字。 1926年由本校建筑部设计的佩韦斋（初为教员宿舍，后改为女生宿舍简称韦斋）、体育馆先后竣工，它们的落成为学校的更大发展注入了力量。这一年大学有258人注册。同年（1926年）冬季，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军阀孙传芳企图利用钱塘江天堑组织北伐军进攻，一时校园附近成为战场，布置了壕沟和机枪大炮，但终究未能阻止革命军进攻。1927年3月外籍教员奉命出避上海，教务由教务长吴惟德负责。 第四章 政府立案后的发展时期 在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教育部颁布了严格的登记立案条例。依当时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大学校长应由中国人担任，校董事会中中国人应占多数。1927年8月的董事会上，费佩得辞职，大家选举朱经农博士为校长。由于当时美国监事会和中国教育部在之大取得政府立案问题的具体条件上意见相左，在不能取得一致前，学校管理方面特别在财政问题上出现一系列困难。朱经农因故迟迟未能到任。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决议邀请本校1910年毕业的校友李培恩参与过渡期的学校管理工作。 1929年秋，战局渐定，在之大校友会支持下经费问题获解决。董事会决定，复学并正式聘请李培恩为副校长主持校务。李培恩有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和纽约大学商业管理硕士两个学位，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有对教育事业无比的执著和责任感。在他的努力下，一批优秀的人才被吸引到之大任教。他们有国文系主任钟钟山、经济系主任胡继瑗、教育系主任黄式金（他并兼任教务长），徐箓为土木系主任，郭礼赅为哲学系主任、夏课勤为化学系主任、诸培恩为体育主任、葛兴代物理系主任、马尔济负责生物系，队克勋为英文系主任，陆高谊出任高级中学校长。1930年添聘胡才甫为校长室秘书专职办理公文及申请政府立案事项。为申请立案学校由原创立人美国南北长老会差会托事部全权移交给中华基督教会差会执行委员会接管办理并随即改选校董会，以吴文蔚、夏晋麟、曹之竞、邱金陵、张信培、诸星华、邝光林、明思德及梅立德等人为校董，校董会议决学校改称“之江文理学院”，下设国文、英文、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化学、生物、物理及土木工程十个学系，向政府申请立案。经一年多努力，校董会、大学及附中均得到批准立案。教育部指令中说：“该校以少量经费及人员能办成规模初具的大学，实属难能可贵，应予批准，以文理学院立案。”同年，在收到朱经农因将到教育部任职教育部次长而请辞校长的信函，校董会选举李培恩为校长。1931年开始新生注册人数猛增，春季申请人数为500，秋季申请人数又多300人。应该注意到立案不是使大学名声鹊起的唯一因素，事实上文理各学院所有系科都有很大发展。如文科方面扩充了很多以适应美国通才教育为目的的课程。同时古典文学家夏承焘应钟钟山之邀的来到大大加强了国文系的力量。而理工科方面之大早已有坚实的基础。在1920年起之江大学就设有建筑部，由威尔逊（J.Morrison.Wilson）负责，由杜僧党先生和13位绘图员协助工作。当年就设计并监理了差会和南京金陵大学的建筑，价值分别是20万元和30万元。第二年这个部的产值达到了67.4万。一份5年的工作报告显示：建筑部设计了75座建筑，承建其中63座，产值120万元，利润为4.3万元。之江大学的科学馆、体育馆、图书馆和一处教员宿舍均由建筑部设计。在1929年毕业于底特律大学工程学院并在国家部门有7年工作经验的徐箓担任土木工程系主任后，为适应当时急于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他和同事们开设了许多关于建筑工程、机械工程方面的应用性课程，以便培养一大批不仅能够设计一般建筑而且能在公路铁路以及桥梁的勘测、设计建设方面的专门工程人才。而郭礼赅和陈先生（Granham.Chen）开设的工业化学课程又为培养化学工业人才开辟了坦途。就当时国内高校中体育设施的规模而言，之江大学已处于领先的地位。鉴于此，1931年5月在之江大学体育馆举行了全国运动会吸引了许多观众，蒋介石、何应钦均偕同夫人作为贵宾出席。两年后之大田径队在刘雪松总教练的带领下一举夺得全省运动会冠军，其它项目如足球、篮球、游泳、羽毛球都各自获得各种赛事的冠军。非但是男队，就是身着白衫蓝短裤的女队也夺得过篮球、排球和短跑比赛的冠军。刘雪松总教练还训练了一支由24名学生组成的健身舞蹈队，这在当时国内可谓空前超前，表明体育运动已成为中国青年大学生生活的重要部分，正在迎头赶上世界的潮流。就在学校得到蓬勃发展之时，1931年秋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东北。校园宁静的气氛立即被青年人愤慨激昂的爱国热情所打破。之江大学师生联合浙江大学及杭城各校师生组成请愿团到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并要求政府发放武器，以志愿军身份奔赴抗日第一线。迫于学生的高涨的爱国热情，蒋介石接受了请愿书。但事实表明当时的政府非但没有丝毫实质性抗日之举，相反还在“安内”之名下大举围攻苏区的红军。在当时的一期“校园生活”上，一名姓朱的学生发表了下列文章：“政府自9月以来面对东北危机的态度表现出它的无能，但我们中国人并不因此悲观失望。全国各地的学生再三请求政府担当起保卫人民的责任，但是这些请求没有带来任何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被迫，虽然并不情愿，以罢课来警告政府。这是我们能采取的最后也是唯一的措施……。” 1932年秋，位于头龙头的一排五套宿舍(五间头)建成。接下来科学馆和图书馆落成并投入使用。这些建筑里设置了新购的教学和科研设施，以及陆续购置和大量丰富的中外文捐赠的图书资料。1932年教师队伍又得到充实，构成了抗战前最强大的阵容。他们中有教工程学的顾世楫、教经济学的唐庆永、教教育学的熊文敏、教化学的葛祖良和教日语的陈绍林。而张文昌则接替陆高谊担任附中校长，直到1936年因留学美国而离职。在这一年，董事会批准了李培恩校长一年休假，以便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深造和会见美国长老会的行政管理部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陆续有范定九、廖慰慈、斯耐尔（Raymond.Snell）和任铭善加入教师队伍。其中廖慰慈专业是铁路工程，斯耐尔是卫生设施。他们二位为工程系带来了新生力量。 1935年秋，在慎思堂后面建造的材料试验所建成并开始启用，其中的机械设备是由教育部拨款购置。经济学馆是一座高等的钟楼式重要建筑，它隔着校园宽敞的大草坪与慎思堂遥遥相对，构成了校园的中心区。它是由爱国出版家史量才的家属捐造的，于1936年竣工。这年秋天的学位授予仪式是个节日式的庆典，因为这是大学迁址新校园25周年。这时学校共有教职员63人，学生470人，其中女生73人。 第五章 抗战时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正式爆发。11月中旬，日军进袭浙江。教职员会议决定，学校撤离杭州，迁至皖南的屯溪。200多名学生和大部教职员以及教学设备和一些仪器设备用木船溯江而上，李校长和当时的教务长范定九、明思德以及庶务主任殷太素具体负责此项工作。但由于12月份大量溃败的士兵蜂拥而至，他们发现试图在屯溪安定下来的想法成为不可能。迁校1个月后终于不得不解散，部分教员带着设备返回校园。由于上海战事已结束，校委会考虑将学校迁往上海的公共租界，那里可免受日军的侵扰。在校长的努力下，1938年2月学校在博物院路128号的广学会大楼重新开学。设文、商、工3个学院。文学院设中文、英文、政治、教育4系，商学院设工商管理、国际贸易、银行、会计4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4系。 在日本当局准许下，之大把在杭州的科学仪器和图书运至上海。总算在当时相对平静的公共租界的庇荫下，学校得以继续进行教学活动。在这一时期，加入学校教师队伍的有马叙伦、林汉达、周正、王华彬、钟相青、冯咸复、沈星庆、吴文蔚、顾惠人、蒋礼鸿等学者，他们的加盟，壮大了教师阵容。由于严谨学风，使得之江大学的良好教学质量在抗战时上海的“孤岛”时期获得社会上一致好评。当时校方考虑到战时民众生活困苦，增加了免费生额度，并注重职业培训，至1941年学生人数增至千人。而在杭州则景况相当凄惨。之江大学主要建筑物均被日军占用，驻扎了相当数量的军队和宪兵，藉口担心位于秦望山山脊的天文台被游击队利用作为进击基地，日寇用炸药将天文台及上白房、上上红房等建筑尽数炸毁。马尔济教授和夫人偕同庶务主任殷太素及少量工友承担了看护校园的任务，然而在日寇铁蹄下他们不但不能保护校园，就连自身安全也属难保。1941年12月殷太素被日军宪兵以间谍罪名逮捕，从此没有一点消息，直到抗战胜利也不知下落，相信一定惨遭杀害。马尔济教授和夫人也在1942年夏天被日军强制遣返美国。由于环境的困窘，暂时寄身于上海租界内的之江大学一度与其他几所华东地区的教会大学（圣约翰、东吴、沪江）进行教学合作，借用南京路慈淑大楼为教学地点共同使用图书馆和实验设备，学生可互选课程，教师亦交流兼课。这种密切合作共度难关的模式一度曾被取名为“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AssociatedChristianCollegesinShanghai）。但这毕竟是无奈之举，因为没有自己宿舍，师生们均自谋住处。每个人都拥挤在租借房内，贫病交加是常见的事。 1941年12月8日日军联合舰队突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公共租界随之遭到入侵。外籍教师全部被关进集中营等待遣返。中国师生也不甘于生活于日寇的铁蹄下，故校方宣布暂时停办，除为照顾离毕业仅一学期的学生在沪开办补习班补足课程外，大部决定内迁复学。1942年校长李培恩等人到浙江金华设办事处，筹备复学。但由于日军随即侵占金华只得再度向福建方面撤退。邵武是福建西部山区的一个小城，福建协和大学几年前已内迁至此。刚到达邵武的之大开始是取得福建协和的帮助，非但图书和仪器设备依靠协和，男生女生都住在协和大学的宿舍内，文学院亦请协和代为开设。但由于协和方面自己也十分困难，李校长决定建造自己的教学和生活房，对当时的李校长来说需要克服的不仅是环境的艰难。由于随自己到邵武的儿子李国暲不幸染疟疾而夭折，这一巨大的家庭悲剧带来的精神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但困难并没有使他低头。在李校长亲自监督下，三幢最简易的建筑终于落成。他们均是土墙和松木薄瓦建成，无任何装修，连玻璃也没有，但这还不是最困难的。晚上没有电灯照明，往来教学区隔河需摆渡，这些对教学带来的困难是最大的。加之协和大学不是工科院校，它没有工科学生所必须的实验设备。这一切都迫使校方必须重新作出选择。令人感动的是在最苦难的时刻，1942年夏被日军遣返美国的马尔济先生，历经周折越过大半个地球于1944年复活节那天回到处于福建邵武的之江大学。由于太平洋处于战火之中，他的行程是穿过南美，坐船到达南非，在德班耽搁很久，终于搭船到了印度，再飞越高山抵达昆明。最后搭乘各种客车甚至卡车，沿着颠簸的山间小路到达邵武，其艰辛可想而知。1943年秋，之江大学的工学院迁到贵阳近郊的花溪。尽管举步维艰还是开设了四个系：“建筑系、民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和化学工程系”。由获得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的原之大毕业生李恩良任工学院院长，应尚才博士任机械系主任。1943——1944年度之大工学院学生注册人数是92人。在教职员们共同努力下，这一年得以艰难渡过。但1944年12月，日军的进犯使得时局凶险，工学院不得不关闭，向重庆转移。也是在1944年的6月学年之末，留在福建邵武的之大总校在支撑了两年后，按临时校董会决议宣布停办。李校长别无选择，只好把文学院商学院的所有学生转到其它大学，如流亡到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晋阳的暨南大学以及浙江云和的英士大学。李校长和张乃彪留下来照看仅诞生了两年凝聚着艰辛和苦难的新校园。 在上海的之江大学 1942年春天，李校长离开上海去金华时，他期望师生会很快赶到那里。但由于日军很快进犯浙江，这使得那样变得不可能。因此由部分之大教职员联合东吴大学教职员合作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新组织：“东华大学”。东华大学校委会由陆高谊、黄式金、林汉达、徐箓和另一位东吴大学教授组成并主持工作，有5个学院和600名学生。5个学院分别是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和工学院。尽管在日寇和汪伪政府统治下条件十分恶劣，但东华大学设法在战时生存了下来。抗战胜利东华大学结束，之江大学首先在上海复校。 第六章 抗战胜利后的之江大学 东迁复校 1945年8月日军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艰苦抗战以胜利结束，之江大学的流亡生涯告终，盼来了东归复校的时光。虽然之大和其它大学先前在上海成立的东华大学的谈判仍在进行，但李培恩校长认为之大必须回到杭州校园。经过八年战火的洗劫，杭州校园已是满目疮痍。地面被壕沟、狐狸洞和炸弹弹坑所破坏。花园、操场和草坪杂草丛生。茶园、竹林和果园均遭破坏性砍伐。原先翠绿宜人的山林已荡然无存。然而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是校园建筑，其中头龙头和二龙头各有二幢教员宿舍被完全烧毁，天文台及附近的上白房、上上红房被炸毁，其它有的仅剩屋顶外墙，有的窗户、楼梯遭损，大部家具和水管均无踪影。教学楼的情况稍好些，但大部家具设备，包括马尔济先生收藏的价值很高的标本都已散失。教堂（都克堂）已无大门，管乐器、钟和橡木长椅均不知去向。图书馆曾是远东最好的图书馆之一，不仅家具书架丢失，最大损失是失去一部分宝贵的图书资料。山脊之上的天文台曾是浙江省最早设备最完善的观象台，内部设备由美国进口，如今已被日军完全炸毁，倒塌为一堆瓦砾残墙。 杭州校园的惨状并没有使李校长和他的同事丧失信心。1946年3月底，之大的临时董事会在上海召开。李校长计划要求至少要恢复高中和大学初级课程，董事会决议同意修缮建筑，要求中国教会大学校董联合会给予经费资助。之后之大很快得到12.69万美元的资助用于整修校舍和添置仪器设备。此外尚有大量书籍、毛毯、双人床的实物捐赠。值得一提是购置了一台价值8.2万美元的当时最先进的材料测试机和一辆新款福特车。在如火如荼的整修工程进行同时，春秋两季各院系招收新生近七百名。除三四年级仍留沪上课外，新生均到杭州校区注册报到。 大学重新开学 经历了八年抗战之后，之江大学终于在1946年秋季在杭州校区重新开学了。12月的圣诞节举行了建校一百周年的庆典（由于抗战的缘故庆典晚了一年）。许多社会名流带着鲜花和锦旗赶来庆贺，祝贺之江大学101年为培养中国青年所做出的贡献。1946—1947年年度报告中可看出秋季注册学生为874人，其中182人是女生，春季注册人数是780人，其中171人是女生。教员人数是92人，考虑到杭州校区尚未完全修复，教具图书仪器一时未能完全恢复，暂时只有一、二年级在杭州校区，而三、四年级仍在上海上课。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留沪学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参加了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运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华东联合大学的构想 1946年华东差会提出了将华东地区五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立一所“华东联合大学”的构想。由5所大学各派1名代表组成联合大学计划委员会，就具体事宜进行磋商。当年夏季，由对此计划表现积极的东吴、圣约翰、沪江和之江四所大学的代表，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具体工作。之江大学的李培恩校长受委托任之大首席代表。初步设想是相同系科实行合并，文、理科集中于圣约翰，工科集中于之大，圣约翰和东吴的高中设在东吴校园。之大在杭州重新开办高中。虽然到1947年春联合大学的计划已被三校采纳，但最终校址选定这一重大问题最后还是成了导致计划搁浅的关键。东吴和之大觉得圣约翰校园太小不够发展。李培恩校长的意见认为新校区面积至少不能小于1000亩，而且流经圣约翰校区的苏州河已是散发臭味的污水河，于健康不利，之大和东吴均希望选一新址。而圣约翰认为已在当地发展得不错，舍不得搬迁，并提出建新校区花费必然巨大，超过各校的经济能力的理由。至此，整个联合大学计划陷入僵局。终于由首先凉了心的圣约翰单独招生开始，之大和东吴先后单独招生。“华东联合大学”计划终于在1948年春宣告流产。 杭州校园恢复后的发展 经过两年的修缮和建设，之江大学的杭州校园终于从日寇侵略战争八年带来的巨大创伤后得到了康复，像处于头龙头一排十间的教员宿舍（习称之谓“十间头”）等几幢建筑在废墟上得以重建。前章提及新到的先进的材料试验机已在材料试验室装妥。之江大学开始在战后呈现出向新规模发展的景象。1947年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来之江大学参观，对之大的优美环境大加赞赏。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核准之江大学为拥有文学院、商学院和工学院等三所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当年注册学生总数近千人，其中有150名女生，教职员60多人。之江大学还是在中国十三所教会大学中唯一一所同时拥有商学院和工学院的大学。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当天晚上全校师生在大草坪上举行军民联欢大会，热烈庆祝这一新时代的到来。解放军负责人还发表了讲话。5月5日照常上课。6月校长李培恩因受到学生指责离校回上海并提出辞呈。校董会派出曾任校长秘书的何维聪协助组织了一个由周正、吴其玉、何翘森、胡继瑗和廖慰慈等五人组成的校政委员会主持校务。直到1950年7月1日新校长黎照寰博士上任，周正为副校长并兼任数理系主任，王驾吾任中文系主任。由于美籍原主任队克勋返美，外文系主任由黎照寰兼任，教务主任为钱钟祥，副主任为何翘森，政治系主任吴其玉，教育系主任为张文昌，财经学院院长为胡继瑗，财经系主任为宗植心，企管系主任为蔡兢平，贸易系主任为胡寄聪，会计系主任为卢怀道。工学院院长为廖慰慈，土木系主任为顾世辑，代理主任李恩良，建筑系主任为陈植，副主任为黄家骅，机械系主任为陈近朱，体育主任为张强邻，其它主要教授有朱君毅、吴辛安、王华彬、汪定曾、朱福炘、许梦琴、罗邦杰，谭垣、张充仁、郭家麟、白郁筠、倪惠元、朱乾嘉、王仁东、徐纪楠、胡士莹、朱正元、慎微之、徐经济、程英琦、沈文辅、周子亚、陈从周、谢文钏、袁文伯、王子香、仇俭、鲍冠儒、佘坤山、许文雨、任铭善、孙鼐、张烈、杨得云、张树森、陈崇礼、吴景祥、吴嚮、钱家欢、洪逮吉、俞铭璜、顾敦鍒、焦绩华等四十余人，均为国内学界之知名人士。讲师有徐次达、张勇昇、吴兆汉、任传丰、童兢昱、许保和、何鸣岐、李华英、章申、周其恭、王魏軏、吴一清、张嘉邻、蒋礼鸿、廖增瑞、、鲍毓璋、黄一民等人，他们均成为国内60年代后的学术带头人。值得一提的是潘甫澄先生，他自1930年就任图书馆管理员以来20余年如一日，历尽各种战争动乱始终兢兢业业地忠于本职，将图书馆管理得井井有条，为广大师生的教学工作做出奉献。1950年8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将原文、商、工三学院调整为文理、财经、工学院三学院，共设15个学系。 1950年11月6日为扩大教学规模而建设的“工程馆”举行了奠基仪式，随之开工。为适应更多学生入读所需，东西斋均在阁楼扩充或加层。之江大学的教学规模在解放后得到较大发展。同时之大的教育质量及其在当时国内的影响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较突出的例子是在当时国内重大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公开招标上，之大建筑系在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厂工人住宅区和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两项目上均一举夺得首奖。在新中国蓬勃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之江大学毕业生均才华屡见，成为各大学、设计院及国家机关的栋梁之才。如华东建筑设计院的首任院长金嗣炘、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等。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之大重视学生体育活动，学校的体育成绩也很突出。除一年一次全校运动会外，篮球、足球、网球、棒球、田径和游泳水平均处于当时杭州领先的地位。之大篮球队曾使当时杭州最强的“武林队”俯首称臣。1950年由体育主任张强邻率领之大篮球队、足球队和棒球队前往上海，与上海体育水平较高的几所知名大学举行对抗赛，吸引了上海大批观众前来观战。结果之大大获全胜，凯旋而归。当时上海的“大公报”、“新闻报”等新闻媒体均及时作了报导。之大足球队及男女篮球队中有多人入选华东代表队，代表华东地区参加当时的全国性比赛。 之江大学的结束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由于美国政府对新生的人民中国的敌视及对南朝鲜及台湾当局的军事支持，美军以“联合国军”名义直接到朝鲜作战，战火烧至鸭绿江边。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中国与美国开展了一场为时3年的首次军事对抗。国际大背景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中国刚刚加入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这一场战争为导火线开展了一场政治大较量。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当时国内像之江大学这样一批由外国（主要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基督教教会大学便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被认为是美帝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桥头堡也是自然之事。 1951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接管外资开办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江大学亦属此内。由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来校接收。黎照寰交出校政后离校。1952年夏，中央教育部实行“院系调整”。之江大学各院系除建筑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商学院及工商管理财经学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外，工学院各系均并入浙江大学，文学院各系及部分数理化学系并入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后改为杭州大学），地点即在之江大学校区。 从此，之江大学107年历史宣告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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