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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晋武帝 —— 即位，就把司马氏家族的子弟大肆封王，并且让他们拥有军队，抽取赋税。一些同姓王更是担任地方重镇的军政长官或是中央军队的统领。晋武帝的本意是想借此巩固晋室的统治，希望他们能够在危机的时候誓死捍卫他晋家王朝。谁知适得其反，此举非但没有有助于西晋，反而导致了西晋的加速崩溃。 我们先说说晋武帝司马炎的局限：晋武帝在平定东吴一统全国以前，他是兢兢业业，勤于政事的，雅好直言，留心纳贤，还带头节约宫廷开支。制止铺张浪费，经济上推行占田制，政治上惩处贪官污吏，军事上练兵讲武，表现出奋发有为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并且出现了“太康之治”但是后期的晋武帝却一改节俭之风，变得奢华无比，并且带起了这股奢华之风，朝堂中的各个大臣也开始攀比，历史上就有石崇和王恺斗富之说，而晋武帝不止没有制止，反而帮助王恺斗石崇。而且后期的晋武帝耽于女色，疏于政事，将政事交给后父杨俊料理。 更重要的是，晋武帝在最重要的立储之事上听信谗言，犯下致命的错误，立痴傻的司马衷为太子，由此埋下了西晋此后历代君主或昏庸无能或浮华奢侈的祸端。由是观之，作为西晋的”第一任领导人”，晋武帝司马炎不仅没有以身作则，反而开不正之风之先河，而且在几次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决策中屡屡犯错，他的表现可能就已经注定了西晋短命而亡的悲剧命运。“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难变继起”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在来说说石崇和王恺是如何斗福：“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想想看，上个厕所都有十来个美女伺候着，小便一次还要换一身衣服，这在当时可是吓煞不少正人君子，甚至有的人纵有”三急'也宁愿憋着，不敢享受这个规格如此高档的厕所。石崇更牛的是冬天直接用蜡烛做材烧用来取暖，让在场客人无不羡慕。蜡烛对于当时的百姓可是奢侈品，只用于照明使用。 当时有个叫王恺的皇亲国戚很不服气石崇，靠着皇帝的支持，搞了一棵世所罕见的高二尺的珊瑚树，很是得意，把京城的大官们都叫过来炫耀，想在石崇面前威风一把。石崇跑过来一看，想也没想，拿过一个铁如意就把珊瑚树给打碎了。王恺当时又气又心痛，想你石崇也太不义道了，你没有这个宝贝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打碎了我的，那时候王恺是脸色铁青，说出口的话也不太好听。 石崇倒是满不在乎，对王恺说：“您老人家不要再伤心了，我赔给你就是。”于是要手下人把自己家里的珊瑚树拿过来，让王恺挑选。王恺这一看，顿时傻眼了。石崇随随便便拿出来的珊瑚树，其中高三、四尺，而且流光溢彩的都有六、七株，像皇帝给王恺的那种低级货色，更是多的数不胜数。于是王恺这下子脸丢大了，自知财力远远不及，惘然自失，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这个只是西晋王朝的小插曲，决定王朝命运的最终也只有两个原因：内部的瓦解和强大的外力。 集团内部：上梁不正下梁歪，由晋武帝开创的奢华腐败之风并没有随着武帝的离世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而沿用了曹魏时期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更是起了对波助澜的作用。 九品中正制度的运行使得当时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朝野上下，真正有权利的都是名门望族，而真正有能力的却没有权利，也不能为国家和社会真正的出到力，从人才方面动摇了西晋的统治根基。 贾后专政，动摇了上层根基。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子惠帝即位。惠帝是一个近乎白痴的庸人，而皇后贾后，却怀有政治野心！并手段毒辣。晋武帝时，外戚贾氏和杨氏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武帝死后，外戚杨骏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掌握了朝廷大权。 惠帝无康元年(291)年，贾后联络楚王司马玮，杀了杨峻及其家属和党羽数千人，命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瑾共录尚书事以辅政；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侯。北军，是守卫京城的禁军，是军队的精锐和骨干。不久，贾后又以惠帝的手诏，责楚王玮擅杀大臣，杀楚王玮。至此，朝廷权力都落在贾后手里。
人口迅速减少，在东汉、三国时期便造成了人口的锐减，从公元88年得将近六千万人口降低到公元280年得八百万，而当时的朝鲜半岛的人口就有五百多万，西域的羌、氏族，北方的匈奴等等人口密度都超过中原，如此多的人一拥而入似得南下，五胡十六国的形势在所难免，中原也无实力再抵挡如此多的人的入侵。 清谈误国，谈玄本是文人雅士的功课。而西晋的很多官僚为了追求所谓的“风度”，整日谈玄论道，故弄玄虚，主要讨论一些脱离实际抽象的东西，甚至极端放纵任性的局面。他们还担任了官职，却仍然玩世不恭，导致政事荒废。玄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是无过错的。但它影响了政府机构的运转，使得社会风气变为空谈，不务实际之风。这对国家的统治与稳定有着极大的影响。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也认为清谈之风使“国亡于上，教沦于下”，书生误国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分封制的设立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地方势力的膨胀。诸侯王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坐镇四方，表面上拱卫了皇权，实际里却因为西晋王朝对地方监管法度制度的缺失和王权内部的重重矛盾逐渐发展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造成极大的威胁，这也是后来”八王之乱”的根源。 在这里会重点介绍一下”八王之乱”，说是八王，其实有十几个。起因是在贾后夺取权力后不到十年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有名望人士张华、裴頠等人力挽危局，政治局势才勉强保持安定。 然而，由于299年十二月皇太子司马遹被贾后废掉并杀害，朝野愤激，局面开始急转直下。300年四月，赵王司马伦铲除了贾后一派，次年一月幽禁了惠帝，自己即帝位。此举招致诸王的一同反抗、共同讨伐司马伦，诸王之间的斗争陷入了泥沼，中原一片大混乱。
一直持续到东海王司马越拥立怀帝司马炽即位。这时不再服从中央威严的诸势力已在各地割据，西晋衰亡的惨状，竟至不堪入目的地步。勉强支撑着西晋王朝的东海王司马越在311年去世，华北的混乱便揭开了第二幕。 当时山西的匈奴王刘渊，利用羯族的石勒和汉族流民的首领王弥等人派兵席卷了河南、山东等地。石勒向由于东海王的去世而出现混乱的晋朝发动攻击，捕杀其将士十万余人。这时刘渊已死，其子刘聪即位，刘聪趁机派遣部下武将刘曜和王弥大举进攻洛阳，极尽掠夺暴行之能事。 当时的年号为永嘉，故这场动乱史称“永嘉之乱”，洛阳被战火烧光，被夺走性命的人多达数万之众。怀帝和玉玺也被掳至匈奴的老巢平阳（今山西临汾），惠帝的皇后羊氏被刘曜霸占。至此西晋事实上已经灭亡。 一个人有野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拥有强大的力量，却没有与野心相称的能力。可是西晋的一个皇后和八个王爷都有野心，都没治国才干，但是他们都有毁灭国家力量。这就不是一般的可怕了。
我们再来看外部力量：早在汉朝起，北方的少数民族就通过不断地侵扰劫掠和向内陆迁徙不断地发展壮大，盘踞中原各地。到曹魏时期，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无情镇压，加大了胡汉之间的矛盾。到西晋之时，天灾加速居住于北方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向中原靠近，为通过对外入侵和迁徙来谋求生存和发展。许多地方已然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地，人口超过了汉族，甚至出现了“关中八百万之余，率其少多，狄戎居半”的现象西晋的统治因此受到严峻的冲击。 八王之乱爆发后许多诸侯王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惜“引狼入室”，雇佣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军队。少数民族的入侵不仅带来了蛮夷之风，更由于其对汉人的大肆劫掠和屠杀，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的分裂混乱割据的局面，“五胡乱华”正式开始。 由匈奴、鲜卑、羯、羌、氏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游牧民族在人口上占有绝对多数。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后面也开启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
大乱之后的王朝总是短暂的，春秋战国之后的秦国后来的西晋，隋朝都是如此，主要原因大乱后人口减少经济萧条，阶级固化底层没有上升通道。导致人民生活困苦，统治基础薄弱，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PS: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历史背景就是南北朝时期。 纵观西晋兴亡的过程，不难发现，西晋从诞生到覆灭，犹如上山和下山。究其原因，不外乎统治群体的昏庸失策、选官制度的变质失效、地方制度的无力失衡和外敌的侵扰劫掠。 最终其原因：内部的崩溃始终大于外部的压力。我们也不难发现，西晋王朝建立以后，并没有如一般新建王朝一样努力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提高人口数量。反而把“民水君舟”的道理抛之脑后，极力推崇奢华腐败，贪图享乐，忽视民生，西晋的灭亡也必定被历史注定。你们也会发现，历朝历代从来没有想把人口质量提升，让知识传播到下层，愚民也成了历朝历代始终不变的宗旨！ 历史只是循环，没有借鉴。引用一段话：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 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 哀后人也!出自《阿房宫赋》。 今天就讲到这里，喜欢我文章点赞、关注、转发一下。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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