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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唱1935 中央特科“红队”的最后时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为确保在白色恐怖下党中央的安全，同年11月，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组建了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其中第三科为保卫科，亦称“红队”或“打狗队”。有人说，“红队”由来是“用革命的红色恐怖对抗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一说，也有人将“红色恐怖队”作为“红队”的全称。因当时周恩来代号为“伍豪”，“红队”亦称“伍豪之剑”。这把利剑在打击特务，惩治叛徒，保卫中央机关和负责同志安全，营救被捕中央负责同志，保障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方面功勋卓著，且令敌闻风丧胆。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现黄浦区云南中路171-173号） 红队成员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从工人武装纠察队中挑选出来的武功枪法超群的队员。另一部分是从各苏区红军特务连中挑选出来的精英，其中不少人是在北伐战争的炮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到1929年下半年，人员已发展到三四十人。红队的武器装备也不错，除有驳壳枪、勃朗宁、左轮等短枪外，还有配有“化学手榴弹”，当遇到敌人追捕时，投出即可使追兵流泪。队员们也叫它“流泪弹”，也就是现在的“催泪弹”。交通工具也相当现代化了，有汽车、摩托、自行车等。但队员们最喜欢的还是自行车，因没车牌，万一丢弃敌方无法找到踪迹。  中共特科红队首任队长顾顺章（后排左四） 注：这是目前唯一能找到的顾顺章影像 红队首任队长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实际负责人的顾顺章兼任。然，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之后“红队”队长先后由康生（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夏采曦（时任中共江南省委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担任。  康生、夏采曦 1933年1月，在夏确定离沪前往苏区时，正式由龚昌荣接任队长。其实，康、夏二人当队长不过是个“名头儿”，龚才是“后顾顺章时代”红队的实际负责人。龚为广东江门人，早年参加省港大罢工，且为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成员，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且任工人赤卫队敢死队连长。起义失败后，撤至海陆丰地区担任工农红军第四师连长。1930年7月，奉命前往香港（当时中共广东省委所在地）。因其枪法极准，身手敏捷，故担任了“打狗队”队长，专门对付反动派安置在港的密探、特务和叛徒，先后秘密处决叛徒游体仁和香港政府侦缉队长谢安，引起香港当局震动并被通缉。党组织即令龚昌荣撤离香港。  龚昌荣 1930年10月，龚昌荣奉命来到上海，加入红队，且化名邝惠安。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按照周恩来指示，邝惠安被临时指定为“红队”负责人，迅速率领“红队”队员掩护中共中央领导人转移，致使敌人对中央机关进行大破坏的阴谋没有得逞，将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了最小。尔后，周恩来改组中央特科为特别委员会，周恩来、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邝惠安为委员。从此，中央特科“红队” 邝惠安的时代来到了…… 1931年9月，邝惠安率3名“红队”队员长途奔袭武汉。仅用5天时间就找到并击毙了出卖顾顺章的叛徒尤崇新。 1933年6月14日晚8时许，埋伏在上海广西路小花园会仙酒楼门口的红队队员，击毙了中统上海站站长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史为叛徒顾顺章培养的特工“得意门生”，且自1932年11月上任以来，两次破坏江苏省委，抓捕中共重要领导人卢福坦，在租借秘密绑架陈赓，逮捕廖承志、丁玲、潘梓年等，对中共造成的破坏巨大。 1933年8月25日晚，邝惠安等人在花园弄新新旅舍，将刚刚接任中统上海区长的黄永华和保镖秦荣勤击毙。 1934年9月15日，在英租界四马路昼锦里谦吉旅馆，红队实施了铲除叛徒熊国华的行动，尽管向其连开三枪，但因未击中要害，熊被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后生还，巡捕房派3名警探日夜轮值看守。9月26日，邝惠安率3名队员来到仁济医院再次击杀熊国华得手，前后不过5分钟。  仁济医院和当年上海报刊关于熊国华案报道 在邝惠安担任红队队长的4年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先后6次遭到大破坏，近千名地下党员被捕。然，红队却始终安然无恙。敌人只知红队的首领绰号叫“老广东”，对邝惠安的真实姓名、身份和样貌一无所知。尽管红队先后行动百余次，狙杀百余人，但中统始终捕捉不到红队的踪影。相反红队的存在如同悬在特务和叛徒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令其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红队的“健在”无疑得益于邝惠安为红队建立的科学而严密的工作体系和组织纪律。  中央特科的秘密联络点（1930年） 注：三民照相馆（位于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红队的武器储存库之一。对面的五洲药房，也是中央特科的秘密联络点。时，特科成员柯麟曾在此药房的二楼挂牌行医，用以掩护中央特科的秘密活动。 他将队员分成若干小组，且小组之间相互不联系。组内组长与队员单线联系。通过他与各小组长联系的途径传达指令，部署行动。 为确保队员安全，他要求每人必须有正当的职业作掩护，且与家人同住。队员租房必须通过“二房东”，且每换一个地方，就需改名换姓。 队员平时不带枪，武器弹药在几个秘密据点单独存放，行动前取出。 队员见面时不能叫对方的名字，队员均用别名，且时常更换……  1930年中央特科在上海设立机关（武定路修德坊6号） 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个“一失”就是红队用人不当惹的祸。这个“一得”就是中统充分挖掘中共叛徒潜力，不遗余力地将这些“细胞”渗透到中共肌体当中的结果。 1934年10月，中统上海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与已被策反的中共沪西区委交通员张阿四接头。当苏抱怨张长时间不与其接头时，张道出的原委令苏兴奋异常。原来这一个月内张被转移到吴淞口附近的荒岛上练习射击去了。苏下意识地感到张阿四与红队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于是乎，他立即布置特务在张家周围设点儿监视与其来往的每一个人。最终锁定了与其联系的红队队员赵轩，尔后在通过赵顺藤摸瓜，在不到一个月内，将红队人员住所全部锁定。 11月6日，中统上海区特派员游定一、行动股长陈蔚如、上海警察局特务股长刘槐，带着300多名特务军警，分乘十几辆车，伙同租界工部局应急巡捕队在法租界对红队进行收网抓捕。当日抓捕包括队长邝惠安在内的5名红队队员（赵轩、孟华亭、祝金明、陈俊明）及家属男女共35人。被抄获枪支37枝、子弹万发、手榴弹一箱、文件、杂志和仁济医院暗杀计划图等。经英租界巡捕房严刑审讯，除陈俊明熬刑不过招供外，其余均坚不吐实。1934年12月6日，英租界高二分院刑庭判处邝惠安、赵轩、孟华亭、祝金明四人死刑，林二妹（邝惠安妻子）处三年徒刑，其余人员释放。  邝惠安、赵轩、孟华亭、祝金明 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当局向上海租界提出引渡邝惠安等人的要求。12月6日，邝等五人在上海引渡给国民政府并押至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时为左翼作家联盟的田汉，曾与邝惠安、赵轩、孟华亭、祝金明四位红队队员关押在一起。田汉曾回忆到，邝惠安曾对队友们说：“我们应当为党而牺牲。我们在牺牲前不会给党带来任何耻辱。请相信我们的心是永远与党在一起的。”  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邝惠安等四人关押处） 1935年4月13日下午，邝惠安等4人乘两辆汽车押往江苏第一监狱刑场处决。抵达刑场后，四人分别被绑在刑柱上。处死的方式为绞刑，但并非使用绞刑架的那种缢死（俗称吊死），而是逐渐绞紧套在脖子上绳子，直到受刑者窒息而死（俗称勒死）。据悉，此种死刑方法为该监狱首次使用，也是最后一次使用。因从未使用过，故行刑的刽子手也是临时训练的。就义时，邝惠安32岁、赵轩31岁、孟华亭28岁、祝金明30岁。  江苏第一监狱（南京老虎桥） 1935年9月，中央特科及幸存下来的红队人员全部撤离上海。至此，“红队”的历史使命结束。在1927年至1935年的8年时间里，红队共有40余人先后牺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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