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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那一辈，弟兄姐妹少，亲戚就很希贵。每次来了亲戚，儿时的天空就一片温晴。这不仅是因为餐桌上会有一点荤腥，更因为父母亲愁苦的脸上会云开雾散，有春风荡漾，我们整个家庭都像过节似的，喜气盈庭。 有的亲戚，其实并没有血缘关系，只是攀扯的，我们也很珍爱。有一对弟兄，名叫陈大午和陈小午，从公安县移民到石首新厂的茅林口村，那在当时看来，是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小时候我们从未去过。母亲却常常念叨他们，说是我们的大午舅爷和小午舅爷。大午舅爷在村里种田，小午舅爷听说在邻县潜江工作，具体单位不得而知。其实这两弟兄只是与我母亲同姓。  当然也不仅仅是同姓。以前在公安的时候，我的父母与他们是一个村子的人，还是邻居，两个家庭关系挺好的。后来搞土改，他们家因为有些田产，被划成地主，父母被镇压，留下两弟兄，大午只有十岁，小午只有八岁。我父亲只是裁缝，没有土地，于是我们家就成了贫农。 那时候上面说的是“亲不亲、阶级分”，贫下中农和地主富农成了阶级敌人。但我父母不懂这些，也不相信这些，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们认为，地主富农里也有很多好人，贫下中农里也有很多坏人，好人坏人不能完全以有钱没钱来判定。 我的父亲因为读过几年私塾，还被土改工作组选为贫协主席，但他只干了两天就坚决不干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工作组的人是在“使起憨头打老虎”。在他看来，乡里乡亲的，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在做缺德的事，他做不出来。 而大午小午两弟兄，父母没了，田产没了，房子也分给别人了。我的父母几乎是出于本能，偷偷地收留了他们。但是新任的贫协主席不依不饶，常常找上门来，要抓两个孩子去批斗。我的母亲就让他们躲进米缸，然后给来人一顿臭骂。 虽然那种运动暴风骤雨，但乡村自有乡村的规矩，突起的风暴暂时还侵蚀不了这些千年不变的遗风古道。我母亲骂他们，没觉得是犯了什么禁忌，冒了什么风险，相反感觉自己光明正大，所以理直气壮。而那个贫协主席反而畏手畏脚，明显有点理亏的样子。 但毕竟是这个政策，乡风民约抵挡不了。所以那段时间，大午小午两弟兄总是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终有一日，那位贫协主席的儿子骑马摔死了。我母亲告诉两弟兄，说那个坏人的儿子死了，你们别怕了，他不会来找你们了。 我听母亲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母亲已经在病榻上，那段时间我知道母亲来日无多，经常抽时间从江南跑到江北，去陪伴母亲。听到这里，我不禁笑出声来，都新世纪了，母亲背了那么多毛选，经历了那么多运动，还做过多年的妇女队长，她居然还一根筋，说地主是好人，说贫协主席是坏人。  而大午舅爷，我只看到过一次，小午舅爷则从未见过。那是七十年代中期吧，一个燥热的午后，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农，体格瘦弱，形容枯槁，在我看来他的年纪和我父母差不多，但实际上他比我父母小了十多岁。他找到我们家，见到我母亲，亲切地微笑着，但他的神情畏葸而躲闪，说话声音很细微。他背着一个破旧的塑料绳编织的袋子，我们把那种袋子称为蛇皮袋。他的蛇皮袋里装着一些破烂，原来他一路在捡破烂。他在我们家坐了一小会儿，就起身告辞，母亲留他吃饭了再走，但怎么都留不住。临行前，他掏出五块钱，异常坚决地要我母亲收下。 那是一个非常困苦的年代，我们一家人经常吃不饱饭，很多时候都用野菜充饥。记得有一年年底的一个黄昏，母亲坐在床边低泣，因为一年上头，生产队只给我们家里分了两块钱，母亲不知道来年我们一大家人的日子怎么过。母亲这么一哭，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绝望，生怕被饿死。 我至今记得那一张皱皱巴巴的五元票子，在母亲的手掌上摊着，摊了好久，母亲都未敢折叠起来，让少不更事的我们，也感觉到了这张票子的分量。我们知道大午舅爷的日子一定比我们更不好过，他作为地主崽子，在那样的环境下，不知道经受了多少饥寒与屈辱。可他徒步跑了这么远的路，送过来这么一份厚礼，让我们全家都震撼不已。 后来，我的父母先后过世，大午舅爷也音讯杳无。我在老家上班的时候，还专门去过茅林口村，问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此人。那是一个长江边的村庄，有一棵枝叶披拂、浓阴匝地的古老枫杨，其一半根须已经被江水冲刷得裸露出来，但还顽强活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再后来，我离开老家，漂泊在外，微信时兴起来，我想起大午舅爷，就在一些微信群里打听这个人。找了好久，终于有个人加我微信，说他就是茅林口村的，姓陈，说他父亲也是地主，也叫陈大午。我喜出望外，跟他聊，跟他视频，还想给他一些切实的帮助。但聊来聊去，我发现他并不是我那位大午舅爷的后人。 大午舅爷应该早已作古了，但他有后人吗？他们在哪里呢？在做什么呢？ 人世间的有些事，甚至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有很多让我们难以忘怀。很多时候我在想，是什么驱使大午舅爷在自己如此困窘的日子里，给我们送过来五块钱？是什么支撑我父母的认知，不管多么强大的宣传机器，也没动摇他们对于好人坏人的判断？我这么想着的时候，就不那么悲观了，就觉得这世界，这人间，还是有希望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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