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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人豪教授简历 俞人豪（1946- ），广东广州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中央音乐学院教务处处长、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职务。1978年进入音乐学系从事世界民族音乐专业教学与研究工作，1987年作为访问学者由教育部选派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进修比较音乐学，回国后相继开设7门本科与硕士课程。培养了世界民族音乐专业方向的多名学士、30名硕士和12名博士，此外还有音乐教育专业的3名硕士和1名博士。曾发表《什么是民族音乐学》《亚非拉音乐是一个尚待开拓的新研究领域》《王光祈与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摆脱民族音乐学的桎梏，让世界音乐研究回归艺术》等多篇论文和译文，出版《外国民族音乐》（2012年再版改名为《世界音乐巡礼》）、《音乐学概论》（1999年获文化部第一届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东方音乐文化》《音乐学基础知识问答》（合著）、《音乐学历史与现状》（合著）、《艺术学基础知识》（合著）等多部著作和《李斯特文选》《指挥家的光芒》《勋伯格》《格什温》《斯特拉文斯基》等11部译著。其主讲的《世界民族音乐》课程于2010年分别被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评选为国家级和省市级精品课程。   我于1946年出生在广州，父母分别从事音乐和美术方面的教学工作。家庭的艺术氛围比较浓厚，尤其是二姐俞人悦于1951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对我走上从乐从教之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奇妙缘分 1959年，因母亲去世，我来到北京，在第三十四中学读初三。没有想到的是，初三下学期一次意外的“救火”事件，让我与中央音乐学院有了第一次交集。1960年4月1日，学校西边的二龙路喷漆厂，由于工人在分装化学物品时操作不当，燃起熊熊大火，火苗很快便将城墙上的枯草点燃。形势危急之下，第三十四中学和邻近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们纷纷翻墙过去救火，我也是其中一个。化学原料苯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毒气，对身体的伤害极大。虽然大火最终被扑灭，但参与救火的很多师生，都有轻重不同的中毒情况。我也因身体不适被送进医院，住了两周左右。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周恩来总理亲临现场视察并派代表到医院慰问。后来据我所知，中央音乐学院也有数百位师生员工因救火而中毒住院。中宣部、教育部、卫生部、文化部和北京市的主要领导陆定一、杨秀峰、林默涵、钱俊瑞、李德全、刘仁、陈克寒等人和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也都亲自到医院或学校慰问受伤师生。这件事之后，我作为救火“小英雄”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高中）德语专业学习。高中毕业后，以我的学习成绩原本应该在外语方面继续深造，然而命运多舛，国家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我由于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原因，失去了继续升入大学的机会，成为音乐出版社的一名资料员。  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上）和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赵沨（下），到医院看望慰问因救火而受伤的师生 “文革”期间，我不幸却也是“有幸”地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不幸是耽误了4年宝贵的青春时光，而“有幸”，是因为让我有机会结识了吕骥、孙慎、杨荫浏、李元庆、黄祥鹏、简其华、王世光等一些音乐界的老前辈和著名人士，并从他们那里对音乐界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而我与音乐的不解之缘也就此开始。 1973年7月，我被调到中央五七艺术学校音乐系（时在北京昌平朱辛庄办学）图书馆工作。是年10月，由“五七艺校”音乐系和原“中央”“中国”两所音乐学院合并成立“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校址设在中央音乐学院，我便正式进入鲍家街43号（原为鲍家街21号）。我当时的部门领导是著名作曲家江定仙教授的夫人萧叔芳老师。她对我很好，让我能够把自己的外语专长与工作较好结合。 参与创建亚非拉音乐专业 在“五七艺大”期间，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当时叫理论系）曾一度（1975年）与作曲系合并为作曲理论系。1977年底，“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被撤销，恢复中央音乐学院的建制，音乐学也再次独立成系，并拟增加两个专业方向：音乐美学和亚非拉音乐。早在1976年底，当时主要教授中国古代音乐史和日语课的金文达教授，就告诉了我即将恢复音乐学系的喜讯，问我是否有兴趣去该系工作。他说无论是音乐美学还是亚非拉音乐，二者的专业建设都需要外语方面的人才。我自然是欣然答应，这一人事调动也征得了系领导和院领导的一致同意。但由于图书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和萧叔芳老师的挽留，我于1978年4月才来到音乐学系工作，并从此踏入亚非拉音乐研究领域。应该说，我来到音乐学系的契机和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亚非拉音乐这一新专业，由此进一步完善中国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正规、正式的专业音乐的学历教育，但到音乐学系工作后，系领导十分重视对我的培养，给我机会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先后修读了《中国传统音乐》（包括两年每周四学时的模唱课）、《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和“四大件”（和声、曲式、复调和配器）等共14门课程，通过了修毕考试，并获得学校颁发的结业证书。 事实上，亚非拉音乐专业在“文革”前曾一度很短暂地存在过。“亚非拉”在20世纪60年代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代名词，世界革命的标志。当时国内能听到和演唱的外国歌曲，如越南的《解放越南》，印度尼西亚的《梭罗河》《星星索》《船歌》，缅甸的《海鸥》，印度的《拉兹之歌》和古巴（也有说是墨西哥或西班牙）《鸽子》等，大都来自亚非拉地区。另外，我国作曲家也创作了一批吸收了“亚非拉”某个国家或地区音乐风格的作品，如乌斯满江的《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和李劫夫的《哈瓦那的孩子》，以及舞台剧《椰林怒火》《安第斯山风暴》等。在此背景下，“东方歌舞团”于1962年成立，北京和上海的音乐学院也开设了亚非拉音乐专业，并计划向多个国家派遣留学生（实际上我校当时只派了李春光一人去朝鲜）。虽然“亚非拉”热因“文革”而中断，然而青葱岁月的音乐经验，却在潜意识中为我后来从事亚非拉音乐（后改为世界民族音乐）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埋下伏笔。 亚非拉音乐小组（成立于1978年）最初由金文达教授担任组长，成员还有陈自明、林凌风、严安思，王雪后来加入。我们要开课，面对的首要问题是缺乏音响和文字材料，除了能够从广播电台、图书馆和国家对外文委等单位取得（抄写和翻录）一些资料外，主要是到全国各地去搜集，就像“淘宝”一样。比如，我们打听到上海在“文革”期间查抄了一批胜利和百代公司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无主唱片，其中含有东南亚、日本和拉丁美洲音乐的内容。于是，金文达和我便背着40斤重的录音机远赴上海，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对这些唱片进行翻录。1979年，林凌风和我还到福州、泉州、厦门等地拜访东南亚的归国华侨，从他们那里搜集了一些珍贵的音响资料。  俞人豪教授翻译出版的部分译著 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同时，还有一个于专业建设而言至关重要的事情，即引进民族音乐学的相关理论。1978年，我们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拜访了从事编译工作的罗传开、廖乃雄两位老先生，他们送给了我两本油印的民族音乐学翻译文献（主要译自欧美和日本的音乐百科全书）。第二年，星海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宋光先生（当时是我院作曲系教师）又送给了我一本德国音乐学家库克尔茨（J. Kuckertz）1972年在日本东京大学的讲演稿《民族音乐学导论》。稿件是德文，我随后将其翻译并油印，作为我们的内部教材。1981年我在《音乐研究》第四期的“音乐学学科”栏目下发表了《民族音乐学介绍》一文，这是“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首次在国内专业刊物上出现；1984年我在《音乐研究》第四期发表的《亚非拉音乐是一个尚待开拓的新研究领域》一文，是民族音乐学理论引进之后，在正式刊物上刊登的第一篇较全面论述该专业的论文。  在《音乐研究》1981年第4期上发表的 《民族音乐学介绍》一文 在具备了一定的音响和文字材料及理论基础之后，1981年春，我和陈自明、王雪老师在学校开设了亚非拉音乐的讲座性课程，内容涉及印度尼西亚、伊朗、秘鲁、墨西哥等国家的音乐。这个讲座是不算学分、不算成绩的。翌年，亚非拉音乐成为一门正式课程，其内容包括由我讲授的导论性质的“民族音乐学概述”和印度尼西亚、伊朗、土耳其等国家的音乐；由陈自明老师讲授的印度、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钢鼓音乐；由王雪老师讲授的墨西哥音乐等。自此之后，亚非拉音乐被正式纳入音乐学系的专业课程体系。但我认为这一时期的教学内容纯粹是介绍性的，该学科仍处于拓荒阶段。  陈自明、王雪、俞人豪教授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 国门打开为学科发展提供机遇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外国研究非西方音乐的学者到访中央音乐学院，如美国的曼特尔·胡德、日本的岸边成雄和小泉文夫等，使我们进一步打开眼界，接触到更前沿、系统的理论。1983年胡德来访时是我接待的，他在讲座中介绍了民族音乐学理论和印度尼西亚的佳美兰音乐。为了让胡德可以在讲解佳美兰音乐的同时进行乐器演奏实操示范，我专门去了好几趟东方歌舞团，寻找“文革”前印尼总统苏加诺送给我国的两套佳美兰乐器。当时这些乐器已被拆散作为“废品”扔到仓库里，我费了很大功夫才拼凑出了两个铜排琴（saron），从而使师生们得以在胡德讲座上更直接地聆听到佳美兰乐器的音响效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的韩国璜教授多次来华讲学。他曾带领音乐学系的十几名学生到东方歌舞团首次实际操练佳美兰，这对于加强我们对世界民族音乐的感性体验具有开拓性意义。  1983年9月，国际知名民族音乐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胡德来校讲学，第一排听众左8为俞人豪  上图：1983年10月，日本著名音乐学家岸边成雄来我校讲学 下图：1985年9月，印度著名西塔尔琴演奏家拉维·香卡来我校讲学、演出 为了支持新专业的发展，除了“请进来”，学校还积极选派教师出国进行田野考察和学习深造。1985年，我作为中国文联派出的由著名舞蹈家、全国舞协主席贾作光任团长的艺术代表团成员，访问了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对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两种音乐文化有了更直接的体验。  1985年访问巴基斯坦和尼泊尔 1987年初，我作为国家教委公派的访问学者，赴奥地利进修比较音乐学专业（当年全国文科、理科各专业仅有5人被派往奥地利留学）。我在维也纳大学音乐学系修读了比较音乐学理论与方法、音乐学概论、世界音乐等10门课程，并通过了学年修毕考试。在学习的同时，我还担负着开设介绍中国音乐的课程的任务，用德语讲了几节课的中国传统音乐，并展示了我专门带去的古琴。  1987年作为公派访问学者赴奥地利进修 在奥地利进修的一年半时间，让我在音乐学理论方面有了一个较大提升，对音乐学的学科构架有了整体性的了解，而这主要得益于高强度的学术著作阅读和与老师、同学们在研讨课上的一次次热烈的探讨。有了这些学术积累，回国后我开设了《音乐学概论》《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等课程，并撰写、出版了《音乐学概论》一书（到今年印数已经达到50000余册）。它至今仍是各院校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  俞人豪教授著述、出版的《音乐学概论》 《什么是民族音乐学》 除我之外，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也都有过出国进行田野考察、学习深造的经历。如：1983年，陈自明老师出访缅甸，在20天的考察中收集了很多关于缅甸音乐的宝贵资料；1989年，已担任学院党委书记的陈老师，又到印度访学半年。1986年安平老师还在读本科时，学校就派他去印度学习两年，为世界民族音乐中的印度音乐研究夯实了人才基础。20世纪90年代，该专业的王雪老师到墨西哥访学一年，李昕老师也去西班牙进行学习。这一系列的出国考察和深造，对推动学科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随着时代发展，该专业师生出国开展实地考察、学习深造的机会越来越多，使世界民族音乐教学和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内容愈加深入。 1986年安平（右1）在印度新德里艺术中心（Shriram Bharatiya Kala Kendra）校园，与印度著名婆罗多舞舞蹈家里拉-萨姆森老师和其美国弟子合影 安平、李昕教授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 愿为学科发展继续贡献绵薄之力 亚非拉音乐专业刚建立的时候，归属于音乐学系外国音乐史教研室，1994年独立出来成立了外国民族音乐教研室，我任教研室主任。随着学科名称几经变化，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拓宽。20世纪60年代使用“亚非拉音乐”一词，主要与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有关；而“文革”后为了淡化政治色彩，改称为“外国民族音乐”，研究范围也不再仅限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日本、韩国等国家也被纳入其中。如今使用的虽是“世界民族音乐”一词，但实际上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之间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很多流行音乐的内容也被纳入到学科研究范畴。 左图，2000年出访马来西亚 右上，2012年赴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右中，2006年考察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右下，2010年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访问、讲学 亚非拉音乐专业刚建立的时候，了解的人不多，招生人数也较少。我是从1994年起才开始带该专业本科生的，第一个毕业的本科生是巩海蒂。之后，我分别从1997、2002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到目前为止，一共培养了30名硕士，12名博士。 1998年在山东艺术学院讲学 几十年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学科有了迅速发展。但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学生总是在论文中用很大篇幅谈论文化，却较少谈论音乐。如果说他找到了文化与音乐形态之间的关系，那自然是值得赞赏的，但结果往往是其对文化与音乐的探讨处于割裂状态，甚至可以说，这个学科越来越表现出“去音乐化”的倾向。我认为，应该更多关注音乐本身，在了解研究对象所属国家的历史、文化的同时，必须要具体地去分析其音乐本体。而世界民族音乐研究中的本体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乐谱层面，还应包括乐器（包括人声）的音质、音色等方面的因素。音乐是以声音为材料的艺术，而声音作为一种物理现象显然有许多参数是可以测量并加以准确量化的。如：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我们可以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对音响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另一方面，我们研究的音乐是能唱、能奏、能听的，我们应该让它走出书斋和课堂，登上舞台，这样才能够充分体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价值。 2023年5月16日，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佳美兰乐队在清华大学进行表演 我认为，中国学生在世界民族音乐研究中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即他们普遍具有“2 X”的音乐能力，“2”指对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学习和了解，“X”即在此基础上去学习、理解和研究其他某个国家音乐的能力。胡德曾提出“双重音乐能力”理论，在我看来，中国的学生应具备三重或三重以上的音乐能力。 采访中，俞人豪教授对世界民族音乐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世界民族音乐学科建立的初衷，是了解世界各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这不仅能增强我国专业音乐界和普通大众对多元音乐文化的认知和认同，还会使我们的音乐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近年来，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作为一直参与该学科建设的一员，我愿在古稀之年继续为它的创新发展奉献绵薄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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