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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一：  人物生平： 1906年3月17日，匡亚明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市导墅镇匡村一个贫苦的塾师家庭。 1923年，进入苏州第一师范学校就读。 1924年，参加革命，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 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就读；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被调离校参加工作，先后任上海沪东、沪西、闸北等区共青团区委书记及中共区委常委，共青团无锡中心县委书记及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 1927年，以江苏团省委特派员名义领导宜兴秋收起义。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上海沪东、沪西、闸北等区共青团区委书记及党的区委常委，共青团无锡中心县委书记，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1929年，被中共特科红队误认为是叛徒而遭枪击，子弹从口中射入，穿过脖颈险而未死；先后四次被捕，长期关押，屡遭酷刑，始终未曾丧失信念与斗志，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 1937年，被营救出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匡亚明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长、总编辑等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全面抗战期间，匡亚明在中共中央情报部任职，对国内外、敌我友情况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一文，提出调查研究是决定革命行动的依据，得到毛泽东同志高度肯定，被指定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匡亚明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 1955年至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常务书记兼校长。 1963年起，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备受迫害。 1978年，复出，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1982年，担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 1991年，被任命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 1996年12月16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1岁。 资料二： 匡亚明：白天出去，不晓得晚上能不能回来 作者：于岸青 匡亚明同志在隐蔽战线上的工作分为两段： 一是1926年到193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期， 一是1942年到1945年在中央情报部工作时期。 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之间隐蔽战线激烈较量，而此时的上海是中共白区工作和隐蔽战线工作的主战场之一。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在白区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既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还要随时警惕和防止叛徒的告发与出卖；既要面对党组织随时可能因遭到敌人破坏而陷于失去组织关系、孤军奋战的境地，还要忍受因此而来自于党内的怀疑和不信任。 这些情况，匡亚明都曾遇到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匡亚明曾四次被捕入狱，既遭受过酷刑，也曾被长期关押。匡亚明同志与那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一样，凭借忠贞的信仰和钢铁般的意志，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匡亚明曾回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1928年1月，“当时处境很危险，白天出去，不晓得晚上能不能回来”。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滋长着一种左倾情绪，奉行以城市暴动为主的左倾盲动主义，位于上海的江苏省委便要求上海和南京等地举行工人暴动。 时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和团闸北区委书记的匡亚明，在开会时表示反对无准备无群众基础的罢工和暴动，引起江苏团省委某些人的怀疑，认为匡亚明是“叛徒”，于是派中央特科红队除掉他。红队队员的子弹正中匡亚明的门牙，但因距离较远，匡亚明幸免于难。 此事惊动了上海巡捕房，国民党特务闻讯寻到医院来，借机千方百计挑拨、离间，并诱使匡亚明投降。匡亚明嘴部受伤不能说话，但内心十分坚定：误伤也是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事情，决不受敌人挑拨，决不向反革命投降。特务认定匡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在病房外派三班倒的特务看守他。匡亚明一直不能说话使敌人放松了警惕，伤未痊愈，匡亚明伺机逃出了医院。 到4月，党内的左倾倾向得到纠正，上海几个熟悉匡亚明的区委书记联名致信中央申诉该枪击事件，原江苏团省委因此受到中央批评并进行了改组。 虽因枪击事件身体遭受严重摧残，虽因遭到来自党内的无情打击和不公正对待而难免感到冤屈，虽因受伤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但匡亚明没有消沉，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坚持写作，写出了一批揭露黑暗、呼唤光明的文章与文学作品，在上海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匡亚明后来回忆：“我被捕共四次，两次判了刑，两次没有证据，保释了。我在上海坐牢，坐了一年多，转到苏州反省院，又转浙江，再转南京。七七事变以后，国共合作，中共在南京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反省院中的共产党员，只要周恩来开出名单，就能释放。” 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匡亚明辗转来到山东根据地，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领导创办了《大众日报》。1939年秋，大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匡亚明随郭洪涛等山东七大代表团赴延安。他不是七大代表，随团西去延安目的是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匡亚明(左五)和恽逸群(左六)在大众日报社与同事们合影  《大众日报》时期的匡亚明（左一） 经过一年多的跋涉，匡亚明一到延安，就去中央组织部报到，说明情况。部长陈云派干部科科长王鹤寿与匡亚明谈话，王鹤寿把他的历史问题一一列出来，逐个进行调查并取得证明材料。经过反复调查分析后，中央组织部得出了由陈云和李富春共同签署的结论：确认匡亚明是经过艰苦工作和监狱斗争考验的好同志，恢复其1926年以来的党龄，分配到中央情报部工作，任部长康生的秘书兼第四室副主任。 解决了组织问题后，匡亚明再次投身到隐蔽战线之中。隐蔽战线的工作不仅包括像《潜伏》中余则成那样潜伏在敌人心脏历艰犯险地搜集情报，也包括身在后方从浩如烟海的公开材料中抽丝剥茧地寻找有用的信息。匡亚明领导的四室——政治研究室正是从事这种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于历史、环境、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 匡亚明在四室工作期间编写了一套《什么是……》教育丛书，有十几本，比如什么是三青团，什么是军统、中统，什么是CC复兴社，什么是阎锡山牺盟会等等，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澄清了大家的一些模糊认识。比如在《什么是CC复兴社》中，匡亚明经研究认为，它是由国民党派生出来的党内派系组织，他们也进行情报、侦察、反共等活动，但不等于就是特务机关，是党派问题，不是特务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学习中央的文件并结合自身的工作，在《解放日报》上著文《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进行了思想上的总结和理论上的提升，认为调查研究是决定革命行动的依据。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指定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匡亚明把这个工作方法带到了大众日报，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部，这在当时的党报工作中是一个创举。新来的沈梅珠被分配到研究部后不高兴，坚决要求上前线上战场采访。 匡亚明笑眯眯地说：“我讲个故事吧。” 他说，在延安时，有个中央首长的秘书被调去做资料工作，秘书表示不愿意。首长说，那你去做敌工工作好吗?秘书很高兴问什么时候去，首长点着小同志的鼻子说，就请你在图书馆里做敌工工作。几年后，这位秘书成了延安的“国民党组织部长”，要问他哪个国民党将领的情况，几分钟后就可以得到答案。 匡亚明没有讲一句大道理，用一个生动的故事说服了小同志。这个故事也是匡亚明对自己在情报部工作的生动描绘。 果然，大众日报的研究部很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研究部部长吴宝康就在军事形势研究上下了大功夫，他在墙上挂一张全国地图，每天根据新华社的军事新闻，了解各战场的战争得失情况及敌我双方的死伤俘数字材料，我军每攻克一座城市、歼灭一部敌人，他就在相应部位插上一面小红旗，算出彼此力量的消长增减。积累多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在图上一目了然。 吴宝康根据统计数字还绘制了不少形势图，如以徐州为中心的战争形势图，《大众日报》上1946到1948年的形势图都是他亲笔画的。他写的分析性报道《华东歼敌数字证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必将加速他的失败》(1947年5月31日)，是较早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的新闻报道——从统计数字看战局变化，报道中运用数字分析得出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已经破产，此稿后由新华社总社向全国播发。  匡亚明先生和夫人丁莹如教授  南京大学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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