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第十期）

兴中会

（一）兴中会是中国国民党最早的前身，是孙中山于1894年11月24日在夏威夷檀香山创建的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民主革命团。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1894年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创建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被通过，这里第一次提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1895年1月下旬孙中山抵达香港，与杨衢云、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积极筹建革命组织，2月21日兴中会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宣告成立，通过修订的《兴中会章程》。这个章程更加猛烈的抨击清政府的腐朽反动统治，深刻指出清政府“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中国社会现状，从而更加明确的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朝，公开揭示兴中会的反清宗旨。兴中会成立后积极策划在广州起义，后来起义计划泄露，陆皓东被捕牺牲，孙中山流亡国外。1899年兴中会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1900年孙中山派郑士良发动惠州起义，史坚如在广州策应。兴中会还在国外设有许多分会，在华侨中发展组织。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成立为中国同盟会，1912年孙中山将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第二年改良派的严复写了一篇《救亡决论》，最先喊出“救亡”的口号。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反映出当时中国人那种焦虑和急迫的心情。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但书信最终石沉大海，未得到回复。于是孙中山于秋间出国，前往他早年曾求学的檀香山。这时甲午战争爆发已三月余，中国的海陆军连遭败绩，日军已侵入中国东北。怀抱“改良祖国”大志却痛感报国无门的孙中山愈益忧愤，遂在华侨中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残暴，倡议集结团体，共谋救国大计。

（二）11月24日二十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进步华侨，在檀香山聚议成立兴中会，通过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标志兴中会成立。会议选举刘祥、何宽为正副主席（然不久刘祥便退出兴中会），黄华恢为管库，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邓荫南等为值理。入会者填写盟书，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兴中会已完全不同于反清的旧式会党，而是一个以在中国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职志的政治集团。岁杪孙中山离檀香山返国，1895年1月下旬孙中山抵达香港，与趣相投的旧友杨衢云、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积极筹措在港、穗建革命组织。2月21日孙中山等与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达成联合协议，兴中会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宣告成立，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通过修订的《兴中会章程》，《章程》斥责清王朝昏庸误国，招致严重的民族危机，申述该会以“振兴中华，挽救中局”为宗旨。这个章程更加猛烈的抨击清政府的腐朽反动统治，深刻指出清政府“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中国社会现状，从而更加明确的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政府，公开揭示兴中会的反清宗旨。10月10日总会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因泄密失败），为筹划起义，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多次往返港、穗间。在广州建立兴中会广州分会，对外称农学会，并相继建立秘密据点数十处。在防营、水师和广州附近会党、游勇、绿林里，进行策反及联络活动。同年秋诸事大体就绪，总会几次集会，先后议决：定九月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义，推杨衢云为会长，约定起义者臂缠红带。以“除暴安良”为口号，同时加紧制备青天白日旗，草拟《讨满檄文》、《安民告示》等。

（三）重九前夕清两广总督谭仲麟得英国当局电报，又有知情者告密，获悉兴中会起事消息，于是出动军队、差弁搜查起义据点，四处缉捕。重九至十一日（26～28日）先后捕去七十余人，陆皓东和会党首领朱贵全、丘四于旬日后被惨杀。事泄后次日晚孙中山逃离广州，偕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创立兴中会横滨分会，不久孙取道檀香山去美国。1896年杨衢云创立兴中会南非分会，1897年陈少白创立台湾分会。1899年他又在香港筹办《中国日报》，年底创刊，是为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1900年1月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兴中会和三合会、哥老会代表在香港开会，共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别名为“兴汉会”。到1905年与华兴会、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之前已经多次发动起义，均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流亡海外，孙中山主动建议两派合作救国，但康有为固执成见、拒而不纳，只有梁启超等少部分康门弟子出面周旋，表示愿意合作。1899年冬原属改良派的唐才常、林圭从日本回国，孙中山、陈少白、梁启超等同席为唐才常、林圭饯行，谈论合作事，颇为融洽。孙中山并介绍在汉口的兴中会员容星桥协助唐才常举事，梁则实际含有攘夺兴中会实力的意图，后因双方分歧较大，合作之议遂寝。1900年义和团运动迅猛高涨，6月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一行从横滨乘轮南下，船抵香港，在一艘舢板上召开会议。决定郑士良率黄福等赴惠州，发动会党举事；史坚如、邓荫南入广州谋策应；杨衢云、陈少白留港协济饷械。当时英香港总督卜力阴谋支使两广总督李鸿章据华南“自主”，以利于英帝国主义参与分割中国、争霸亚洲，故授意何启怂恿孙中山率兴中会员众协助李鸿章组织“独立”政府。孙中山虽有所疑虑，但也认为不妨一试。李鸿章则虚与委蛇，还打算以商洽合作为钓饵，诱捕孙中山。六月下旬李鸿章奉清廷电召北上，所谓“合作”也就烟消云散。

（四）8月底唐才常组编的自立军被镇压，兴中会联络的湘、鄂一带会党势力因被卷入自立军起事而全部散失。10月郑士良起义于惠州三洲田，转战半月余，因援绝械缺而败散。11月史坚如在广州谋炸两广总督德寿，不成，被捕死难。年底杨衢云被清政府所派刺客杀害，次年夏郑士良暴病去世。兴中会领导骨干损伤过半，海外各处机构也渐次涣散。因此孙中山自惠州一役失败后即有另行组织大的革命联盟的意念，此后兴中会新建立的组织还有1902年的河内分会和1904年的旧金山分会。1896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康德黎等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此后孙中山不仅积极组织武装起义，还领导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合组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并系统提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开启中国革命的新进程。华兴会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团体，于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会长为黄兴，副会长为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等人。成立背景是在1903年5月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黄兴从日本回国，进行革命活动。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庆祝自己30岁生日为名邀集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取名华兴会。会员达数百人，多属知识分子，宗旨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方略为湖南发难，各省响应，直捣幽燕。拟定华兴会在长沙联升街设立机关，为了避免官方的注意，这个机关对外是兴办实业的“华兴公司”。华兴会的骨干都是公司的股东，入会者均称“入股”，股票即为会员证，会员通讯也都用商号作为化名。

（五）华兴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又与会党首领马福益建立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组织，准备11月在长沙起义。华兴会的首次武装起义就此流产，次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会员相继加入，华兴会遂停止活动。军国民教育会是清末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1903年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解散后中国留日学生秦毓麟、叶澜等在东京组成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共计二百余人。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以鼓吹、起义、暗杀三种方式进行革命活动，是年上海爱国学社组织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爆发拒俄运动，留日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被清政府强行解散，秦毓鎏、黄兴等因拒俄义勇队被强令解散，即将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同年上海爱国学社也组成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共计200余人，多为华南及华中沿海地区的留日学生。“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团体宗旨，进行方法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即分派会员回国开展革命活动，策动反清起义。杨毓麟、黄兴、苏鹏、何海樵、张继等部分会员遂组成暗杀团，专主张暗杀，研究爆发物。不久暗杀团成员纷纷归国，伺机行事。杨毓麟、张继等选定慈禧太后为暗杀“第一对象”，一行五人由东京直入北京，探听慈禧太后行踪，拟途中埋设地雷，以谋行刺。伺候日久终因无机可乘，废然南返，军国民教育会一直保持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华兴会是清末由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在湖南创立的反清革命团体，1903年五月黄兴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从日本回国，夏秋之交返抵湖南长沙，受聘为明德学堂教员。11月4日他以过生日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胡瑛、徐佛苏等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议，议决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对外伪托兴办矿业，称华兴公司。

（六）1904年2月15日借除夕宴聚作掩护，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到会一百多人。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1894年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为嚆矢，其发展的一个显着特点是首先从国外开始，然后再向国内渗透发展。而开“中国内陆革命之先声”的则是长沙华兴会，华兴会的领导人是后来成为辛亥革命领袖人物的黄兴。黄兴出生于湖南善化县东乡（今属长沙县东乡），原名黄轸，字廑午（一作庆午）。在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中他改名为兴，字克强，其后即以此着称。他早年求学于长沙城南书院，1898年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黄兴被张之洞选派赴日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这时黄兴的思想逐渐向革命转化，感觉要救中国非先从事种族革命，必无改变国体、政体之可言，并因坚毅笃实、成熟稳重、注重实干、富有组织才干而赢得越来越多的进步留学生的敬重与爱戴。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黄兴被选为义勇队的教导官，后又被推为军国民教育会会计。1903年黄兴以“运动员”身份回国负责筹划两湖地区反清斗争，开始他伟大的革命实践。黄兴离日归国先到上海，结识包括《苏报》主编长沙人章士钊在内的大批新派人士，随后便受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的先期留学生、长沙明德学堂校长胡元倓之聘，经武昌回到长沙。黄兴在居留长沙的岁月里利用明德学堂教员的身份创办一所名为“东文讲习所”的日语学校，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一时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此外又大量翻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散布到军商各界，还与社会上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取得广泛的联系，数月之间便打下创建革命团体的基础。

（七）黄兴的活动遭到地方保守绅士的控告，幸而有明德校董龙璋（长沙府攸县人）等人的担保才得以解围。此后为了以全部时间致力于革命，也为了不使明德学堂遭受牵连，黄兴辞去他在明德的教师职务。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庆贺三十大寿为名邀约刘揆一（长沙府湘潭人，早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陈天华、章士钊等共12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集会，商议筹设革命团体等事项。会上决定成立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以“兴办矿业”为名。入会者均称人股，“股票”即会员证，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含“扑灭满清”之意。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华兴会借除夕聚宴之机在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除发起的12人外尚有省内外百余人。会上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确定“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方针，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号召。会后华兴会建立相当庞大但不够严密的组织系统，它的总机关为“华兴公司”，设在长沙南门外。在长沙小吴门正街设立东文补习所，名为教授日文，实为华兴会活动机关。又在东街设立作民译社，以“讲求实学，翻译新书”为宗旨，作为华兴会的宣传和联络机关。此外在醴陵设立禄江学堂，刘揆一任监督，负责调度各路发难事宜。许多会员分赴其它各府、县开展活动，华兴会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在省外又设“上海爱国协会”、“华兴会湖北支部”，使得华兴会活动远远超出一省范围。华兴会成立后不久会员即发展到五六百人，绝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或在国内学堂肄业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构成华兴会的领导层。为了扩大革命势力，黄兴等还争取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醴陵县人）的合作，另设联络会党的外围机关同仇会，统领近十万秘密会党，构成华兴会的基本队伍。

（八）随着华兴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参加人数的迅速增加，其领导者便开始筹划武装起义，准备择机发难。1904年初春的一个风雪之夜里黄兴与刘揆一步行来湘潭茶园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会晤马福益，共同商订长沙起义计划，决定于11月16日慈禧太后70寿辰中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贸时起事。省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并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省城外由哥老会分兵5路响应，向长沙进军。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同时相约湖北革命党人届时响应，占领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归途中黄兴满怀革命豪情，即兴高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随后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地开展起来，集资筹款，购买枪校，印发革命书刊，加强联络工作，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1904年9月24日农历八月中秋节那天浏阳普迹市的牛马交易会热闹非凡，刘揆一受黄兴的委派在此主持庄严的授将仪式，正式封马福益为少将，并授予马福益所部长枪20支、手枪40支、马40匹。其时观者如潮，大家情绪极为振奋，议定只等上海大批军械运到即提前起义。然而华兴会起事的风声早为官方所察觉，当会党败类刘佐楫（曾任马福益文案）将普迹市开会的情况密告王先谦后当局便开始对华兴会的侦缉和搜捕，顿时长沙城内缇骑四出、一片恐怖。湘抚下令逮捕黄兴，军警即刻包围黄兴的住宅，其时黄兴外出未归，警察急忙赶往东文讲习所，但黄兴已得知消息后急忙从后门逃逸，匿居在开明绅士龙维瑞家西园密室之中。两天后在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的掩护下黄兴转移至圣公会后楼，藏匿将近一周的时间。在采取一系列保护革命同志的措施后于11月初易装潜往上海，旋与大批华兴会成员东渡日本。马福益走避湘西，于次年谋再举义，事败被捕，1905年4月20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时年40岁，至此华兴会在国内的活动基本终止。

（九）华兴会没有留下政治纲领性文件，但从事后各种记载中表明其主张主要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国民革命”。黄兴在与周震鳞等印发《血泪书》中号召：“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而就华兴会主要领导人宋教仁、陈天华、杨笃生、章士钊等人当时思想言论来看也都显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倾向。1904年初黄兴亲赴湘潭，会见洪江会首领马福益，商洽起义计划。相约当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万寿”前于长沙皇殿埋置炸药，炸毙来行礼的湘省大吏，乘机起事。随即派宋教仁、胡瑛赴鄂，设华兴会支部于武昌；派陈天华、姚宏业赴赣，游说防营统领廖名缙届时响应；派周维桢赴四川联络会党。同时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设爱国协会，作华兴会外围；两湖留日学生刘道一、田桐等组织新华会，拟相机回国参与华兴会起义。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黄兴亲往联系，商定湘省发难，湖北响应。稍后又设同仇会，专门负责结纳会党；更在长沙小吴门正街设东文讲习所，借教授日语、算学为名作为培训会员和秘密联系据点，各方联络工作日益频繁。九月初华兴会起义计划泄露，湖南官厅即着手戒备。至中旬长沙城厢内外差弁密布，搜查起义据点，缉捕首事诸人。黄兴化装逃离长沙，抵上海，旋赴日本，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也相继东渡。马福益逃他省以图再起，次年在萍乡被捕，解长沙遇害。1905年夏孙中山到日本会见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商洽联合组织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在中国同盟会筹备期间和成立以后华兴会员绝大多数先后加盟入会，不少人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领导骨干。华兴会的成立和起事推动两湖革命运动的勃起，并对中国同盟会的组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培养一大批进度青年，是民主共和制度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基础。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华兴会是中国内陆建立的第一个地域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推动内陆其他革命团体的建立，为全国统一的民主革命政党的建立奠定基础。

光复会

（一）光复会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团体，1903年冬季王嘉伟、蒋尊簋、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人在东京酝酿协商，次年初又经陶成章、魏兰回上海与蔡元培商议，至同年11月以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在中国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光复会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团体，又名复古会。1903年冬由王嘉伟、蒋尊簋、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人在东京酝酿协商，次年初又经陶、魏回上海与蔡元培商议，至同年11月以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总部设在上海新闸路仁和里，后迁三马路保安里。该会的政治纲领即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光复会积极联络会党、策动新军，主要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该会的会员最初为四、五十人，1905年初徐锡麟加入，其后他和陶成章、秋瑾等通过创办的大通学堂来发展会党成员，使会员增至六、七百人。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工匠，亦有少数地主士绅，主要骨干除前述诸人外还有章太炎、秋瑾、张恭、徐顺达、赵声、柳亚子、陈去病、熊成基等人。该会在东京设有分部，而以绍兴作为本部的活动中心，1905年后不少会员加入中国同盟会，部分会员仍然独立或以光复会名义活动。1907年会员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失败牺牲。同年秋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谋响应安庆起义，被捕就义。次年会员熊成基在安庆发动岳王会起义失败，1910年陶成章在日本重建光复会。安庆起义是清代末年由光复会成员发动的反对清廷的武装起义之一，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徐锡麟在安庆策划、组织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率领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在激战4小时后起义失败，徐锡麟等被捕，慷慨就义。

（二）清朝末年政府的腐败，全国各地战火四起，社会出现很大动荡，平民百姓的生活不堪入目，导致后来个个地区的农民起义的涌起。安庆是一个地区名字，安庆有一批反清的志士，在1907年安庆起义之前安徽就有一批革命志士从事反清秘密活动。陈独秀受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刺激开始考虑国家前途，产生反清思想，1902年在安庆藏书楼组织爱国会、发表演说、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1904年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陈独秀还策划吴越炸“五大臣”，孙毓筠、权道涵谋划刺两江总都端方，并在安庆新军、巡警学堂、安徽公学中发展“岳王会”，准备武装起义。柏文蔚、常恒芳都是骨干分子，安庆新军中炮营管带熊成基（江苏江都人，是光复会的会员），步兵管带薛哲、马营管带倪映典都是秘密的反清志士。徐锡麟1873年生，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到浙东联系会党，又在绍兴办大通学堂，招会党首领来校受兵操练，借此积蓄革命力量。后纳粟捐官，以道员分发安徽候补，在巡警处供职。1907年与著名的女革命党人、浙江同盟会负责人秋瑾联系，准备于浙、皖两省同时起义。部署未定，嵊县等地会党先期发难失败，徐锡麟仓卒举事，孤军力薄而失败。1月14日秋瑾在上海创刊《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并为该报写了《发刊词》，号召女界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旋因母丧回绍兴，又先后到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这时大通学堂无人负责，乃应邀以董事名义主持校务。遂以学堂为据点，继续派人到浙省各处联络会党，自己则往来杭、沪间，运动军学两界，准备起义。

（三）她秘密编制光复军制，并起草檄文、告示，商定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应。诱清军离杭州出攻，然后由绍兴渡江袭击杭州，如不克则回绍兴，再经金华、处州入江西、安徽，同徐锡麟呼应。原定7月6日起义，后改为19日。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绍兴坤士胡道南出卖秋瑾。7月10日她已知徐失败的消息，但拒绝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仅32岁。岳王会是在1905年2月由安徽革命知识分子陈独秀、柏文蔚等人在安徽芜湖成立的民主革命团体，以陈独秀为会长。岳王会以军事学堂学生以及新军官佐为主要联络对象，后又在南京、安庆等地设立分会，由柏文蔚、常恒芳分任会长。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岳王会接受中国同盟会的领导，大部分岳王会成员加入中国同盟会。1905年安徽第一个民主革命组织――岳王会成立，地址设在芜湖安徽公学，由陈独秀、柏文蔚联合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常恒芳、宋少侠、杨端甫等人组成，陈独秀为会长，岳王会是比中国同盟会更早创立的民主革命组织。1902年满清政府和俄国签订密约，安徽的留日学生陈独秀、潘赞华等和安徽大学堂及武备学堂的学生柏文蔚、郑赞成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借藏书楼进行革命演说会，揭露满清政府的卖国行径。1903年开始“拒俄运动”，励志学社组织成员进行军事操练，效法东京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地方政府通缉学会要员，该学社遂解散。1904年柏文蔚投身于安徽武备学堂练军，发起组织“同学会”，散发《革命军》、《警世钟》等革命书籍，安徽不少人在这一组织的带动下走上革命的道路。

（四）1905年2月芜湖安徽公学教员陈独秀、进步军官柏文蔚联合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常恒芳、宋少侠、杨端甫等人在芜湖发起成立岳王会，他们集会于芜湖关帝庙，借烧香宣读誓约，订立章程，以反清为宗旨，其用意是“盖岳武穆抵抗辽金，至死不变，吾人须继其志，尽力排满”。参加岳王会的有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和武备学堂的学生，会员共计三十余人，以陈独秀为会长。后又设分会为南京、安庆，由柏文蔚、常恒芳分任会长，运动新军。同盟会成立后岳王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大部分成员入同盟会。1907年7月徐锡麟刺杀恩铭后官府监视甚严，革命党人难以容身，多离开芜湖，陈独秀东渡日本，岳王会陷于停顿。同年秋在安庆设立“维新会”、“同汉会”、“励学会”等外围组织，并在新军中大力发展会员，会务复苏。1908年岳王会会员熊成基发动安庆新军起义失败后岳王会领导骨干受到严重摧残，安庆岳王会分会亦随之解散，“维新会”还继续活动一个时期。岳王会的成立大大推动安徽地区民主革命运动，标志着安徽的革命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清朝入关取代朱明政权后在长达260多年的统治中中国社会上“反清复明”、“驱满复汉”的秘密反清斗争一直绵延不绝，清兵入关后曾对江南地区官僚地主的反抗和具有反满意识的文人士子进行残酷打击，在浙江一手制造骇人听闻的吕留良开棺戮尸、捕杀曾静等事件，企图以此压制汉族反抗，所以许多人誓死要为浙江父老报仇雪耻。章太炎与他同属浙江的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人大都具有类似的思想，徐锡麟说：“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新建国，报往日之深仇。”陶成章少时主张救世之学，痛异族之专制誓志反清报仇。1904年11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推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宗旨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五）光复会的早期领导是蔡元培、章太炎，后期主要是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人。章太炎嗜于国学研究，蔡元培长于教育，他们与会党新军没有直接联系。自光复会退出同盟会后蔡元培与光复会的关系日渐疏远，并最终脱离光复会，成为同盟会的要员。徐锡麟、秋瑾牺牲后光复会的活动几乎陷于停顿，陶成章虽为领导，但一直在海外活动，直到1908年春他回到上海后光复会的斗争活动才重新恢复，光复会组织的软弱涣散严重地影响它深入开展反清革命斗争。光复会的宗旨与次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十分相近，说明两者在反满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光复、同盟前后离合不一，宗旨固无大异，皆以种族革命为务，因而在同盟会成立时在日本东京的部分光复会员加入同盟会。但同盟会的政纲中还有“平均地权，创立民国”的内容，这是同盟会不同于旧式会党，成为具有近代政团性质的关键。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这一点上光复会不表赞同。光复会主张恢复汉室，建立汉人统治的政权，徐锡麟、陶成章乃至章太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帝王思想。陶成章就说过：“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换代。”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在革命宗旨的问题上光复会与同盟会存在着严重分歧和对立，此外在革命运作的方式上光复会主张在宣传革命之外主要在于革命之力行及实施，在用暴力取得政权后才能实施民主政治。认为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其领导居国外为多，宣传因之多于力行，对此不表赞同。由于与同盟会宗旨异趣，弥隙难缝，不久光复会就退出同盟会，仍以光复会的名义独自进行活动。

（六）在种族革命的宗旨下光复会在国内的活动主要放在与秘密会党和新军的联络上，徐锡麟联络闽浙会党，陶成章则与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诸头目相结纳，扬子江流域无不在其势力范围内。秋瑾自日本回国后在绍兴设立光复会秘密机关，以大通学堂为掩护，设体育专修科，召集金、衢、严、处、绍各府及嵊县会党骨干为学堂学生，朝夕训练，内分八军。以光复汉室，大振国权字别之，并与赵声、陈其美、黄郛等人遥通消息。在国外尤其是在东南亚一带中陶成章在爪哇、新加坡等地立报馆、办杂志，广泛联络同志，发展会员。在一些城市和地区设立分会，开展活动，与同盟会争抢地盘、争夺侨民，甚至诋毁孙中山。光复会这些分裂行为严重削弱革命内部的团结，不利于革命的发展。清末以暗杀满族权贵和地方大员来推动革命曾风行一时，光复会的领导也将暗杀作为推动革命的手段。陶成章在1900年前曾效法唐代骆宾王讨伐武则天之例，北上京城，以手刃那拉氏自誓。又亲赴奉天，并游历蒙古东西盟，察看地形，以为进行之计。秋瑾以鉴湖女侠自比，也力主暗杀满族权贵。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亦曾于1909年携带炸弹，潜伏北京一年，企图炸死清廷要员，终因清军防守严密未能得手。光复会的暗杀活动见诸施行是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他与秋瑾的反清革命计划是：先夺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建府南京，而后再向四周各省发展。同年徐锡麟趁安徽抚、藩、臬等参加学堂学生毕业典礼之际剌死巡抚恩铭，发动起义，但徐氏本人在起义中被捕牺牲。安庆起义失败后殃及绍兴大通学堂，结果秋瑾被捕遇害。

（七）安庆起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尤其是秋瑾的被杀对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杭州方面人心很是愤激，不知道秋瑾的人都因此知道秋瑾，不懂得革命的人也因此受到革命的教育。此后革命风潮日形高涨，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徐锡麟、秋瑾等领导人的牺牲也给光复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这种以暗杀为手段的侠义型的斗争方式使光复会始终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现存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和研究中人们较多地强调湖北日知会、共进社、科学补习所以及中部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而往往忽视光复会所起的重要作用。上述革命团体在推动武昌起义及各省区的独立中确实功不可没，但光复会的底定东南也是厥功甚伟。武昌首义后湖南等省首先响应之后上海响应起义，上海的光复又连带推动江苏和浙江的独立，而江浙联军会攻南京的胜利则为日后民主共和政治的实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都南京奠定基础，而这一切均与光复会分不开。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中村哲夫教授指出的：“光复会在上海响应鄂省独立，连带推动江苏、浙江的独立，直接影响和决定清朝日后的倾覆。”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武装起义始终放在两广和西南地区，1911年4月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后即己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后几乎陷于瓦解状态。以宋教仁为首的一部分同盟会领导人认为：“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主张长江革命最力。”广州起义失败后发起成立中部同盟会，决定以长江中下游为突破口，争取革命的胜利。中部同盟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爆发只有短短的半年，其间虽然也开展争取新军、发动会党的不少工作，但当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皖一带）中革命势力最大的还是光复会。由于光复会的不懈努力，这一带革命声势最为高涨，为江、浙、沪、皖日后光复创造有利条件。

（八）辛亥革命前光复会在浙江的绍兴、杭州和上海均设有秘密指挥机关，秋瑾牺牲后绍兴的机关被破坏。杭州的机关设在西湖边上的白云庵内，因浙江新军第二标标统蒋尊簋是同盟会员，其部下多为光复会员，所以杭州的光复会员与同盟会合作得较好。浙江的光复会员除来自会党外相当数量是新军中的官兵，他们是后来浙江独立的主要力量。光复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设在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的锐俊学社内，锐俊学社是以光复会员尹锐志和尹维峻姊妹二人的名字命名的，是丁未起义失败后实际负责光复会对外通讯联络和侦查工作的总机关。1911年6月陶成章去南洋募款，光复会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尹氏姊妹主持。10月武昌起义爆发，尹氏姊妹力谋响应，以陶成章名义运动沪上各界人士，联络沪军管带陈某、吴淞海军朱庭燎、陆军黄汉湘参加光复会，共同策划革命。不久李燮和从南洋回到上海，任光复军总司令。上海制造局的沪军反正后同盟会员陈其美提出拥有制造局所存枪械的大部分、平分制造局存银、在制造局设立沪军都督府、由他任沪军都督、光复军总司令部移驻吴淞等要求，尹锐志都一一答应。上海、吴淞光复后尹锐志等又派人前往苏州，游说江苏都督程德全，程权衡形势后表示同意，江苏遂宣告独立。上海、江苏独立后浙江巡抚增韫仍负隅顽抗，尹锐志率部亲往杭州，会同朱瑞、吕公望等商谋浙省光复，发动起义。起义中年仅17岁的尹维峻手持炸弹、带领敢死队率先冲进巡抚衙门，至此江、浙、沪连为一片，不仅巩固上游湖北的独立，而且推动长江沿岸安徽、江西及其他省区的独立，从而将反清革命推向高潮。南京是两江总督驻节之地，上海、江苏光复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命令提督张勋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对抗革命。

（九）革命党人潜入南京，联络第9镇统制徐绍祯和巡防营、督署卫队起义失利，徐氏前往上海乞师求援。光复军派出黎天才所部，会同浙军、沪军、苏军，组成江浙联军，以徐绍祯为总司令，从东、南、北三面向南京清军守军发起进攻，于12月10日攻下南京。在攻夺南京的战斗中光复军在诸军中最号称能战者矣，南京光复后革命势力完全控制长江下游地区。其时适逢汉阳失守，武昌形势孤危，黄兴急至上海，要求江浙派兵增援武昌。经江、浙、沪三都督协商后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受命为援鄂军总司令，统兵四标，炮队二营，前往武昌，为保卫武昌作出重大贡献。南京光复后南北议和在上海进行，因袁世凯坚持帝制，清帝迟迟不肯退位，革命党人决定挥师北伐，武力推翻清朝统治。1912年1月12日南京临时政府任命李燮和为北伐军总司令，3月初李燮和设兵站于青岛，正当光复军挥师北伐，这时传来南北和议告成的消息，北伐行动遂即中止。纵观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不难看出它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底定东南、巩固武汉和推进北伐，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不朽的功绩。光复会在清末存在8年，从它8年的斗争历史来看它无愧为清末著名的革命团体。其宗旨虽有缺陷，但始终以推翻满族建立的封建统治、推翻民族压迫、寻求汉民族的独立为己任。其领导人如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的斗争活动虽存在一些不足，但大节无亏，为了推翻封建统治他们都献出自己的生命，因而他们是爱国者。和所有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牺牲和贡献的团体一样，光复会亦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史册，为后人所肯定。陶成章破衣敝屣为国奔走革命不辞劳苦，从未贪图安逸享乐，几过家门而不归。他深恶痛绝那些上赌馆、逛妓院等勾当，在看到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有这些癖好后便多有微词，这让陈其美感到难堪，故而与他产生芥蒂。

（十）辛亥革命老人李净通曾回忆：“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同时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攫夺革命果实。出于无奈派系纷争的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则是陈其美为了争夺浙江都督一职，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外再加上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这给陈其美造成一定的压力。凡此种种，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铲除此公，以绝后患。世人皆知蒋介石同陈其美的关系密切非常深的，陈其美是蒋介石早年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也是蒋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讨袁斗争的引路人和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 1906年蒋介石离开浙江乡下到达日本，在东京初次遇到陈其美。蒋介石遇到陈其美后便长期受到陈其美的影响，陈其美刚到日本时进入警察学校学习，后来转学军事，他们二人所学相近又意气相投，陈其美的江湖作风及其在帮会中的地位使蒋介石折服。1908年春蒋介石再次东渡日本，经陈其美介绍后加入同盟会，1910年5月又经陈其美介绍后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因此蒋介石视陈其美为良师益友。陈其美生于1878年，大蒋介石8岁，因此蒋介石一直称陈其美为“大哥”。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投入陈其美麾下，任沪军第5团团长，隶属于其把兄、师长黄郛的沪军第二师。陈、黄、蒋3位盟兄弟在上海滩互为依存，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同时因为辛亥革命时蒋介石远在日本而未建寸功，奉召回沪后因在革命党内仍是无名小卒，他常常为壮志未酬、才华难展而夜不能寐。

（十一）当时的蒋介石虽然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但实际上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心目中所谓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因此当时的他可以说毫无政治立场可言，而是满脑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帮会首领人物陈其美，又同陈其美“义结金兰”，那么就一切惟陈其美之马首是瞻。因此蒋介石之杀陶成章纯粹是一种江湖行为，与所谓政治理由完全无关。就个人关系而论时蒋介石与陶成章素无恩怨，他完全是以他的“大哥”的恩怨为恩怨的。当陈其美交予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时他慨然应诺，以为是天赐良机，既可建功立业而令革命党人刮目相看，也可报答盟兄的知遇之恩。蒋介石很快就想到他的旧友、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此人原为太湖强盗，枪法精湛且可飞檐走壁。他虽是光复会员，却常以会内机密换取钱财，陶成章对此极为恼火。蒋介石获取这一情报后找到王竹卿，对其恐吓讹诈，散布陶成章伺机严惩王竹卿的言论。王竹卿信以为真，铁了心要先下手为强，杀害陶成章以保全自己。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1912年1月12日午夜天气格外寒冷，几天来为寻找陶成章的行踪，蒋介石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蜷卧在马车的软座上打着盹。车经福州路时迎面吹来的狂风卷起厚实的车帘，纷纷扬扬的雪花洒在他的脸上和脖子里。蒋介石睁开眼后意外地看见路旁屋檐下正在避雪的陶成章，他急令停车，下车后趋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打招呼。陶成章向以革命前辈自居，蒋介石对他又执弟子礼、和顺谦恭、处处小心，所以陶成章毫不介意，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当夜蒋介石用自己的马车把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默记下陶成章的病房号码。次日又携带礼品，以探视为名实地勘察陶成章的病房环境及进出路径。

（十二）1月14日凌晨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来到广慈医院二楼的走廊上，顺着房门找到205号病房，这二人便是蒋介石和王竹卿。其中一人学着护士的腔调，轻轻叩门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听见有人呼唤便懵懵懂懂地唔唔应着。当他拉开门时便应着“嘣”的一声枪响，凄然倒地。听到枪声后全院哗然，护士匆匆起来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血泊中的陶成章已命更丧九泉。蒋家王朝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陶成章踵回国，故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命党人的诬谤之辞，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意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蒋介石是主凶，王竹卿为帮凶，这一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来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方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谍报科缉凶。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之地法租界头目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但是陶成章毕竟是政治领袖，是当时一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的代表，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因为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得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后跟随蒋介石参与杀害陶成章的王竹卿旋即被缉拿归案，很快被处死，这使蒋介石更加惊恐万状。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关于这段历史时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攻击，乃避往日本。”

（十三）台北正中书局出处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介石“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时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陶成章的被暗杀与革命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光复会脱离同盟会前陶成章与同盟会的关系（尤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张。1908年陶成章前往南洋向华侨募集活动经费，行前请孙中山“作函介绍”，遭到孙中山拒绝。在爪哇中《中兴报》编辑陈威涛因平时对孙中山不满，遂从中挑拨，更增加陶成章对孙中山的恶感。其后他在英、荷各属宣传光复会主张，孙中山、胡汉民得知后作函制止，陶成章不予理会，双方关系日趋紧张。李燮和对孙中山也多有不满，认为孙中山以“诈术待人”，于是联络在南洋各埠的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的华侨华人，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七条。并将孙中山“往来信札”一并交陶成章带至东京同盟会总部面交黄兴，要求撤销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黄兴力持不可，并从革命大局出发，坚决维护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形象。亲自复函李燮和等人，澄清有关事实真相，希望陶、李消除误会。就在此前后陈威涛在爪哇也将所谓孙中山的“罪状”印刷数百张，邮寄中外各报刊登，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作法对革命非常不利。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怒，他致函中外各机关报对陶成章、李燮和、陈威涛的分裂行为进行批驳。1909年陶成章等人反孙失败后便另起炉灶，重组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为副会长，李燮和、沈钧益、魏兰为执行总部成员。此后全力经营南洋各埠，与同盟会抗衡，争抢地盘和华侨，对同盟会在南洋的革命活动造成严重干扰，因而引起同盟会对光复会（尤其是对陶成章）的不满。陶成章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关系也很紧张，陈其美是同盟会在上海的主干，他很不喜欢光复会。陈其美曾几次劝尹锐志到南洋去，目的是要尹锐志离开上海，使光复会在上海无人办事，尹锐志未中其计。

（十四）1911年6月26日陶成章与光复会员在上海嵩山路沈钧益家开会，陈其美闻讯后欲击毙陶成章，陶成章知不为陈氏所容而被迫离沪，再赴南洋活动。1911年9月上海独立，陈其美任沪军都督。虽然光复会曾在起义过程中一度与陈其美合作，甚至支持过陈其美，但上海与吴淞近在咫尺，李燮和坐镇吴淞，任吴淞军政分府都督、光复军总司令，一山容不得二虎，这是陈其美不愿看到的。不过李燮和是湖南人，在上海无根基而好对付，所以陈其美一直利用攻宁、援鄂、北伐等机会想方设法将他挤走。但陶成章则不同，江、浙、沪地区光复会势力很大，他又是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浙江独立后又当上浙江都督府参谋。江、浙、沪虽都建立都督府，但三地的光复会员仍听命于他。尽管他曾致电部下，劝他们日后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但他的部下并没有去做。上海的光复会总部实际上成为上海另一个权力机构，陶成章的实力地位和威望对将江、浙、沪视为禁脔的陈其美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其所以必欲置陶于死地而后快，乃因此时光复会系统军事力量过盛，于是派人于1月25日在法租界的广慈医院将他剌死。陶成章被剌身亡除了上面的原因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他当时也不为地方官绅所容。据尹锐志回忆：“当年秋瑾遇害，绅士汤寿潜力赞之。秋瑾与陶成章都是光复会的领导人，他对秋瑾被杀内幕了然于心。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寿出任交通总长，按例不得兼都督。光复会员力荐陶成章继任，汤氏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担心陶成章出任都督后秋后算帐，对他进行报复。幸好陶氏继任都督未成事实，尽管如此但从感情上讲汤氏等一批浙江绅士是不愿看到陶成章和他领导的光复会主宰浙江的，所以陶的被剌虽与浙、沪士绅无直接关系，但他们不喜欢他的存在也是事实。”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举荐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并说：“焕卿（陶成章字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由陶成章来代理浙事。

（十五）而陶成章本人力辞不受，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簋继任。但浙江绅士沈荣卿等人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陶成章在浙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入主浙江的图谋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浙江光复不久一些对陶成章不满的人就散布陶的谣言，说他私吞前浙江巡抚增韫存在杭州的银行存款，急得他不得不在《民立报》上辟谣，这些谣言虽不属实，但在当时对陶成章来说是很不利的。1912年的春天就在人们翘首企盼一个新民国的到来时沪军都督陈其美派他的部下与密友蒋志清（介石）暗杀著名的革命党人陶成章，首开民国以来发生在革命党人内部的第一件凶杀案，一时举国哗然。陶成章案件发生在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比袁世凯主使凶手在1913年3月20日狙杀革命党人宋教仁还要早一年两个月零六天，在民国政治史上投下巨大的阴影。同时这一事件对今后的中国政坛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本是默默无闻的小卒，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建树，而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却使得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历史。陶成章的死标志着光复会革命斗争时代的终结，他死后会员星散，活动停止。由于此后执政的国民党是从同盟会演化而来，昔日同盟会与光复会恩怨难消，光复会员倍受排斥挤压，所以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光复会连同它的革命斗争活动渐渐被淡化，乃至被湮没。1916年1月袁世凯帝制自为，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揭起讨伐袁世凯的大旗。陈其美积极响应，在1916年4月派夏尔玙赴浙江举事，因计划泄露，夏尔玙惨遭北洋军阀杀害。陈其美数次起兵讨袁，成为袁世凯的心腹大患。袁世凯先派人给陈其美送去七十万元，让陈其美出洋游历，并威胁说：“否则就用这笔钱作经费，买通刺客对他进行暗杀。”

（十六）陈其美听后哈哈大笑后予以拒绝，并写下铭文：“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儿大节，光与日争。道之苟直，不惮鼎烹。渺然一身，万里长城。”以此表达为革命牺牲的决心。袁世凯于是命令驻军上海的张宗昌负责实施暗杀陈其美，张宗昌接受暗杀令后便找来程国瑞进行策划。程国瑞与张宗昌早年相识，后随张宗昌走南闯北，颇为忠心。由于陈其美为人谨慎、行踪隐秘，要想暗杀他绝非易事。程国瑞带人来到上海秘密打探陈其美的行踪，伺机行刺。不久程国瑞得知陈其美正在为策动反袁起义筹措经费，于是便设下一条毒计。张宗昌和程国瑞假意开设一家鸿丰煤矿公司，然后派密探李海秋让他与陈其美联络，谎称该公司有一块矿地，准备抵押给别人以获取贷款，请陈其美帮助从中介绍，事成之后将把贷款的十分之四付给陈其美作为革命经费。陈其美虽然有所怀疑，但为革命大业还是同意了，并约定时间签订合同。1916年5月18日傍晚李海秋根据事先约定，以中间人的身份带着程国瑞、许国霖和以“律师”身份出现的吴国华来到陈其美在上海的秘密寓所法租界萨坡塞路14号，而此时在陈其美的寓所周围早已埋伏好张宗昌选派的几名杀手，只等接到信号就采取行动。李海秋与程国瑞等来到陈其美的寓所，陈其美将他们请到客厅落座。寒暄几句后陈其美要对方拿出合同，准备签字。此时李海秋突然站起身来，说忘了带合同底稿，要回去取，陈其美起身相送。李海秋走出门口，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埋伏在附近的两名杀手立即冲进屋里，举起手枪对准陈其美连开三枪，陈其美当场牺牲，年仅38岁。蒋介石听到陈其美遇刺的消息后马上赶来抚尸痛哭，孙中山刚由日本回国后也立即赶来并流泪不止，当场手书“失我长城”四字以志其哀。陈其美牺牲后海内外各团体、各界人士的唁电、祭文、挽联、挽额络绎不绝，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5月18日举行陈其美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来发表演说：“上海之所以有革命如此之成绩者为陈英士先生首倡革命之功也，若无陈英士先生即无今日之中国国民党，并无今日之国民革命。”

中国同盟会

（一）中国同盟会全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而成），是晚清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约有100人，除甘肃尚未派留日学生外其余关内17省均有人参加。大会通过孙中山起草的《同盟会宣言》和《同盟会对外宣言》以及黄兴起草的会章，经大会讨论通过的章程规定后以东京为本部所在地，总理以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在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国内有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国外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并在各省区成立分会。会上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大会又通过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改名为《民报》。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形成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运动，在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同盟会于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中国同盟会在推翻清朝、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与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其中武昌起义的胜利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05年7月在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孙中山返回日本东京，倡导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赤坂区头山满提供的民宅二楼榻榻米房中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中国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而成），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等任庶务。制定了《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决定在国内外建立支部和分会，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其机关刊物是《民报》，孙中山为其总理，黄兴为副总理。会上通过孙中山起草的《中国同盟会宣言》、《中国同盟会对外宣言》以及由黄兴等起草的会章，会章共30条，以后经过修改、成为24条。当天还选举总部的主要干部，孙中山被一致推选为中国同盟会总理，黄兴被推为负责执行部的庶务，中国同盟会的本部设在日本东京。

（二）中国同盟会确认其政纲为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该纲领后又被解释为三民主义学说。发行《民报》作为机关刊物（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民报》），《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精卫等执笔，与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主张保皇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中国同盟会的前身是湖南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和广东兴中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继兴中会之后全国各地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相继出现，主要还有江浙光复会（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等）、科学补习所等多个组织。中国同盟会在1907年一度分裂，孙中山因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而离开日本，导致光复会退出。孙中山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总部，而黄兴则继续支持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曾在中国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但都没有成功。自1906年起中国同盟会联合地方会党先后发动萍浏醴起义（1906年12月，又称“丙午萍浏之役”）、黄冈起义（1907年5月，又称“丁未黄冈之役”）、七女湖起义（6月，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廉防城起义（9月，又称“丁未防城之役”）、镇南关起义（12月，又称“丁未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3月，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云南河口起义（4月，又称“戊申河口之役”）、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2月，又称“庚戌广州新军之役”）和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27日，又称“辛亥广州起义”、“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其中1906年萍浏醴起义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是太平天国以后中国南方爆发的一次范围最大的反清革命斗争，牺牲义军将士及其亲属逾万人，黄花岗起义参与及牺牲者多为同盟会骨干成员。1911年10月爆发的武昌起义，虽然有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参加，但中国同盟会并未起领导作用。

（三）武昌起义代表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同盟会本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再迁南京。中国同盟会在武昌起义之后开始出现分裂，有一些人并不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孙提出的平均土地更有人反对，章炳麟等与黎元洪组建共和党，到1912年中国同盟会已经四分五裂，南京临时政府的九个成员中只有三个是中国同盟会的成员。1912年8月7日在宋教仁的组织下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联合在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事长，1913年袁世凯在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于11月4日下令将国民党强行解散。共和党是指中华民国元年成立的政党，由统一党、民社联合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非同盟会系统）合并而成，是民国初年的政党。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为了抵制革命势力，在国会中和同盟会抗争，决定筹建共和党。是年5月9日以民社、统一党为基础，联合国民共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及温宗尧组建的国民党等6个团体组成，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汤化龙、程德全等为干事。该党以“保持国家统一，采取国家主义”为宗旨，自命为“国权党”，以拥袁为己任，1913年与民主党合并成立进步党。1912年春夏之间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临时国会内出现由各个较小政团组成的两大政党——共和党与国民党，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力图组织第三大党民主党与之鼎立。1912年8月27日由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华共和促进会、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俱进会、国民新政社等政团在北京合并而成，本部设于上海，汤化龙任干事长，马良、陈昭常、谢远涵等为干事，后推梁启超为领袖。

（四）其政纲是"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赋自由，建设强国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等，在政治上拥护袁世凯的统治，力图在共和党与国民党的争斗中以"超脱"的姿态组织内阁，但内部意见不一。1913年5月同共和党等合并为进步党，共同在国会内对抗国民党。进步党是民国初年的政党，1913年5月29日在北京成立，由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而成。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唐、蒲殿俊、王印川九人为理事。出版《天锋报》为机关报，总部设在北京。党纲为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反对国民党，并为袁世凯出任正式大总统效力。1913年7月该党重要分子熊希龄曾出任内阁总理，但自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及国会后该党亦逐渐瓦解。进步党干部中人则改组为宪法研究会，会址在石驸马大街。既以研究宪法为标帜，不以党名，也未设支部。民国成立各省政客蜂起、团体林立，时同盟会已从革命团体改组为国民党，主急进。而海内有些政客以为宜有缓进党以调剂之，遂有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之出现。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派蒋介石雇用光复会中人王竹三刺死后会众无所归，黄群、陈叔通原属光复会，因共发起民国公会。时北方有以籍忠寅为首之共和协进会，武汉有孙发绪、孙武、时功玖、刘成禺等人组成之民社。籍南下谋合并，与黄、陈到武汉晤民社诸人遂商定三会成立共和党，后梁启超亦正式加入。民主党者是共和建设讨论会改组，其前身为前清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曾联合进京请愿提前召集国会，被清廷驱逐出京，该党同人因曾共患难之故颇有相当团结力。临时参议院成立时院内惟国民党与共和党人数为最多，其次则民主党，与共和党为友党，互相提携。

（五）统一党者以王揖唐（即王赓）为中心，初只二三十人，嗣经多方拉拢，旧与袁世凯统治集团有特别关系而当选为议员者纷纷加入，故人数骤有增加。1912年8月各省依照临时约法和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国会组织法、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开始办理选举，至同年12月参众两院议员均已选出。1913年1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公布第一届正式国会召集会，4月8日上午11时各省依法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齐集北京象坊桥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举行国会第一次开会典礼。当时检点人数，国民党议员将近五百人，在参众两院中均占绝对多数。共和党议员不足三百人，民主党议员不满百人，统一党议员亦仅百余人。袁世凯见此情形后大为惊骇，派梁士殆、张一鏖等四出活动，促使梁启超、汤化龙、王揖唐等把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来与国民党相抗衡。1913年5月29日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本日于北京举行在京党员大会，宣布正式成立进步党。该党标榜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实利。实际上则拥护袁世凯，为袁世凯所利用。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那彦国、孙武、王赓（即王揖唐）、蒲殿俊、王印川等为理事，林长民为秘书长。党内组织分为政务、党务两部，政务部之下设法制、财政、外交、军政、教育、实业、地方自治、庶政各科，党务部之下设文牍会计、交际、地方、庶务各科。部有正、副部长各一人，科有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办公地点在宣内未英胡同，开大会地点则在七爷府，有些省份分设支部。进步党宗旨以国权主义相揭集，与国民党的民权主义相反，凡旧官僚中不满意国民党的人多数加入。

（六）其议员中如梁善济、孙洪伊、田骏丰、林长民、李国珍、陈国祥、王家襄、陈汉第、籍忠寅、周大烈、刘崇佑、黄群、徐佛苏、时功玖、蓝公武、方济川、周兆沅、胡源汇、彭汉遗、王敬芳、萧湘、蹇念益、胡汝麟、向瑞昆、陈光焘、罗纶等皆为骨干分子，此外如张嘉璈、胡瑞霖、张澜（进步党四川地方党务负责人）、张君劢、刘道铿、陈博生等虽非国会议员，因与汤、梁私交关系亦加入该党供其驱策。未几孙洪伊对于党内的民主派汤化龙、林长民等发生意见就率领他的亲信议员王乃昌、牟琳、彭介石、时功玖、周恭寿、谢远函等三十余人脱离进步党，参加国民党，当时称他们为国民党的小孙派。进步党的党员虽由三党组成，惟有共和党的梁启超、民主党的汤化龙与周旋汤、梁之间的林长民等对于党务很热心，经常到党部参加会议，因此进步党就形成汤、梁两派交换意见的机构。参议院于4月26日选举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国民党仍占上风。众议院于4月28日选举，汤化龙当选为议长，陈国祥当选为副议长，在众议院中进步党算是获胜，于是国会中成为两党对峙之势。当进步党成立之时袁世凯曾在借款项下拨给一批党费，该党通过会商，指定刘崇佑、胡瑞霖等三数人保管。该党最初之机关报为《天民报》，原在象坊桥观音寺出版，由汤化龙的友人毕惠康主办。后移至永光寺西街，由汤化龙的胞弟汤毓龙接办，汤化龙常在报上化名发表文章。洪宪帝制事起后汤逃往上海，该报就被帝制派的汤用彬打着汤芗铭的旗号夺去了。进步党停止活动之后所余之款由研究系接收，用以办理机关报和刊物。袁死黎继，法统恢复，汤化龙、梁启超先后回京，复在丞相胡同创办《晨钟报》，指定刘道铿为经理，李大钊为总编辑。

（七）不久值张勋复辟，该报迁往天津出版，却为段祺瑞作宣传。及乱事平定，仍迁回北京丞相胡同，改称《北京晨报》，以陈博生为总编辑，五四运动时著有相当声誉。此外北京的《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亦皆研究系所办为时较短，该系又在存款中提出一部分派李大钊、南开钟、蔡天民等赴日留学，后来汤化龙赴美考察也是动用此项存款。1913年6月15日进步党开会讨论时局问题，梁启超为主席，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当时以此议付表决，多数赞成，惜不能坚持到底。后宪法迄未草就，总统先行选出。1913年7月进步党拥护熊希龄组阁，9月11日熊阁发表，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教育总长汪大燮皆为进步党理事或名誉理事。另一进步党理事汤化龙则任众议院议长，他周旋于总统府、国务院及国会之间，甚得袁世凯的信任，以故其弟汤芗铭得任为湖南都督。这时进步党的主张是拥护袁世凯，抵制国民党，企图由该党出而组阁，借以扩充其政治势力。而袁世凯则欲一己独揽大权，不为政党政治所束缚，不但讨厌国民党，即对于进步党也非真正信任，只是利用一时，使他的正式大总统得以当选，当选之后即欲其停止活动。未几熊阁垮台，该党阁员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也连带辞职。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于1913年10月25日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反对宪法草案，11月4日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资格，并追缴其议员证及徽章。进步党虽未被逐，但已成虚设，国会因此不足法定人数，无形停顿。袁旋又下令取消国民党的各省省议会议员，上自中央，下至地方，所有立法机关至此已摧毁殆尽。此时袁世凯认为政客之流除国民党外都可以设法使入彀中，于是悍然不顾一切，先组织政治会议代行国会职权，复设立约法会议以修改元年约法。又成立参政院实施总统制，废国务院，立政事堂，并下令解散残留的国会议员及各省省议会。

（八）进步党的重要分子在政治上虽然敌视国民党，但看见这样情形后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而国民党人对汤、梁攻击则不遗余力、斥为阴谋派，是助纣为虐的刽子手。旧官僚加入进步党者睹此状况后纷纷宣告脱党，在此等情形下进步党实已等于解散。汤化龙、梁启超等只好随时纠合少数人，在刘崇佑宅或其他适当地方会谈交换对时局的意见，保持联系。虽然如此但袁世凯为羁縻进步党起见，对于汤、梁等重要分子仍优礼有加、分别罗致。1914年5月任汤化龙为政事堂国务卿徐世昌下的教育总长，以次要分子梁善济为教育次长，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兼参政院参政，任汪大燮为参政院副院长，林长民为秘书长。凡该党稍有资望者，或任为参政院参政，或予以其他相当的位置。而汤化龙以众议院议长换一教育总长头衔，牺牲国会，觋颜猎官，当时舆论多非难之。袁世凯任他为教育总长的意思，原为敷衍进步党，他出而接受此职也含有代表该党的意味，并非个人行动。汤化龙于就职前夕曾在丞相胡同刘崇佑宅召集该党主干人员商讨就职后的安排，分别有所决定。因此汤化龙于视事之初主张在中小学中废止读经，只在修身教科书书里节取经训，以孔子为旨归。汤化龙明知袁世凯头脑顽固，此案必遭反对，其所以仍然提出者意在以此试探袁对该党是否尚能信任。自此案提出后山东巡按使蔡儒楷首先通电抨击，斥汤化龙为离经叛道，请予罢免。参政院参政陈树德亦在报上发表文章，对汤化龙遣责甚力。汤化龙上呈自行辩驳，结果仍准予照行。同时袁政府对于教育经费的拨款亦多方限制，如增加东西洋留学生名额、设立学术评定委员会、编纂教科图书等。表面上虽准如所请，实际上则事事勒掯。汤化龙曾上呈陈诉，谓主计者与管学者背道而驰，一切教育事业无法进行，恳请辞职，袁世凯仍批示慰留。即以此事而论，袁、汤之间的关系早已貌合神离。

（九）1915年5月7日袁召集国务卿徐世昌率领各部总长在中南海丰泽园开会，由外交次长曹汝霖报告已与日寇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后全席默然，无人主持异议。汤化龙颇气愤，出来后就分邀林长民、蒲殿俊、梁善济、刘崇佑、罗纶、周兆沅等开会，报告此事，决定辞职。他随即回家收拾行李，于次晨秘密赴津，住奥租界自宅，补上辞呈。交教育次长梁善济代递，部务由梁善济代行，未几即离津赴沪。由此可见1915年7月以前进步党与袁世凯是彼此互相利用的，以后就开始反袁了。梁启超自辞币制局总裁之后1915年2月袁世凯聘他为高等政治顾问，同年7月6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推举他为该会委员之一。在杨度、孙毓筠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时候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复议定改变国体问题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同年10月16日准该院咨称，已议定国民代表大会（即以国民会议）的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来解决国体问题，袁世凯申令允行。此时梁启超已准备反对帝制，与其学生蔡锷佯示赞成，以释袁的疑心。蔡锷并在将军府领衔拥护帝制，使袁世凯对他的严密监视稍稍松懈，乘机秘密赴津，东渡日本。偕其友戴戡经越南入滇，与督办云南军务唐继尧首先通电讨袁，并请杀杨度等以谢天下。梁启超亦密行赴沪，在所办的《庸言报》上发表一文，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措词极为严厉，读者无不称快。梁又亲往桂粤联络一切。1916年5月8日两广宣布独立，他倡为军务统一之议。于是西南各省设军务院于肇庆，为一切军政民政、对内对外的机关。院置抚军若干人，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抚军长政务委员长兼滇桂粤联合军都参谋。他在5月20日到沪闻知父丧后遂辞去各职，由此可见护国一役中四处奔走，使帝制速濒崩溃，梁启超实与有力焉。

（十）汤化龙赴沪后在租界行踪甚密。梁启超过沪时曾与汤化龙会商，决定该党要反对帝制到底。同时汤化龙接到攻击他的信帖甚多，为贯彻该党主张计，发电切责袁世凯，说他的脑筋尽为旧思想所弥布，非时代所能容。倘不立即下野以谢国人，千夫所指，必至无病而死。电文甚长，曾见当时北京《顺天时报》。当时一般舆论谓汤氏兄弟二人，一个拥护帝制，一个参加讨袁，各耍一面，哪面胜了，他家富贵如故。汤化龙因此派该党要员舒礼鉴特赴湖南，催促汤芗铭宣布独立。汤芗铭初尚犹豫，说乃兄过于书生，不肯照办。汤化龙复作专函，嘱汤芗铭最亲信的胡瑞霖切实劝告，汤芗铭始行独立。及汤芗铭与陈树藩、陈宦独立电报至京，袁病势业已沉重，以为亲手提拔的人尚且如此，他复何言，因之羞愧而死。汤化龙与袁世凯的关系就是这样结束的。研究系者是进步党宪法研究会的简称，亦即该党的继续。当反对帝制之时国民、进步两党虽互相提携，袁世凯死后乃又彼此背道而驰，两大党各分为数小党。进步党干部中人则改组为宪法研究会，会址在石驸马大街。既以研究宪法为标帜，不以党名，也未设支部。当时汤化龙即有毁党造党之议，至此进步党的名称即无形中消灭了。1916年6月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梁启超、汤化龙及其他骨干分子均回北京，乃以研究系为基础，公开活动在反对帝制时梁、汤二人皆曾多所尽力。汤化龙与黎元洪曾共过患难，交谊尤笃，对于汤、梁所领导的研究系时衡情论事，似不宜过于冷淡，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阁员人选时黎元洪独属意于国民党的谭延闿、孙洪伊、唐绍仪、伍廷芳诸人，于汤、梁并没有特别推重。研究系当然不甚满意，渐趋疏远，研究系主张黎段联盟来削弱国民党。

（十一）孙洪伊派与黎元洪愈接近，研究系的汤化龙与黎元洪的距离就愈远，这是必然的趋势。另外黎元洪的左右如金永炎、饶汉祥、唐仲寅等以为汤化龙虽系湖北同乡，已为研究系整体所控制而倒向段祺瑞的怀抱，害怕黎、汤经常晤谈于黎元洪不利。当府院两方冲突剧烈并要罢免段祺瑞的总理时汤化龙屡到东厂胡同求谋黎元洪一面，也被他们从中阻挠，迄未得见。汤化龙很气愤，因此研究系就一心一意为段祺瑞策划一切，同时段祺瑞在这一阶段也想利用他们，故对于研究系的领袖极为优礼。段祺瑞组阁后府院之争又起，研究系倾向段祺瑞，曾有相当之活跃。1917年11月研究系的阁员们退出段阁后其重要分子经常在刘崇佑宅集合开会，梁启超偶然出席。在集会中大家都感觉到北洋军阀封建顽固，不足与谋宪政。段祺瑞迷信武力统一，再难共事，从而深悔从前与国民党鹬蚌相持的错误。他们决定派汤化龙、林长民两人同赴日本考察，与日本在野名流犬养毅等取得联系。汤化龙在日本考察后再赴美国一行，以期与美国朝野有所沟通。汤化龙等出国以前曾在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上发表一文，说明当时国家形势成为国民党、研究系、北洋军阀相持的局面，及该党苦心调停，蕲求共同制宪、纳国家于正轨的经过。原文对北洋派多谴责语，对国民党多谅解语，颇引起各方的注意。1918年8月底汤化龙在维多利亚温哥华候船回国，9月1日晚上被王昌从刺杀，当场中弹毙命，噩耗传来，研究系疑为是徐树铮遣人所刺。嗣经详细调查，始知凶手王昌是由国民党海外部长陈树人（当时正在温哥华，王昌亦系国民党党员）以五千元雇用使之行凶者，虽然此事尚属疑案，后说似属可信。汤化龙的遣骸由研究系运回北京，停在天坛月余。开吊之日梁启超亲往致祭，哭之甚哀，其余研究系重要分子公祭时亦多流涕。

（十二）1917年11月梁启超辞去财政总长后曾一再向社会声明：“今后只与相知友好作学术上的研究，不参加任何政团作政治活动。”以故一年之内专心从事著述。1918年10月南北名流曾有和平促进会之组织，他但表示赞成，并未参加。汤化龙既被刺而死，梁启超亦赴欧游历一年，不复再问政事后群龙无首，研究系形成涣散的局面。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首先撤销1917年6月12日解散国会的命令，宣言继续民国六年第二期常会。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研究系）病故，选张伯烈为副议长。参议院议长仍为王家襄，他资望既浅，领导力量亦不够，又用陈定远为参议院秘书长，为之联系一切，更完全不能胜任。研究系的福建派陈博生等对陈定远甚轻视，“陈定远”三字必被勾去。陈定远与曹锟佞臣李彦青往来甚密，对曹锟贿选很卖气力，凡与他相识的研究系的国会议员多被拉去，拿到贿款五千元。王家襄与研究系的福建派既不能切实合作，自更谈不到恢复研究系的旧观了。且王家襄本人以议长资格，亦为贿选出相当力量，所得报酬当然不止此数。其他研究系各议员洁身自好，不肯受贿者，实属寥寥无几。至1924年秋国会重遭解散，研究系随之消灭了。帝制党派是袁世凯在解散国会后组建的党派，袁世凯在解散国会后于1914年1月指派80名亲信召集政治会议，产生该党派约法会议议员65人以及议长孙毓筠、副议长施愚均由袁世凯提名指派。约法会议任务是按照袁世凯的意旨，采用总统制，废除民国约法，制定新约法。缩小立法部门权限至极小，扩大总统权限至极大，并定总统世袭办法，树立变更国体的基础。对此袁世凯仍不满足，又进一步谋取帝制，制定参政院组织法。参政院为立法机关，于1914年5月24日成立，议长为黎元洪，副议长为汪大燮，参议员73人均由袁世凯提名指派。

（十三）其主要任务是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解决国体议案，继命各省亲信包办投票，结果全部赞成袁世凯意愿中的“君主立宪”。法律问题解决后随即又纠集一些亲信，假借民意请愿于参政院，上表袁世凯，劝正“大位”，继没大典筹备处，以朱启钤为处长，以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夏寿康、曹汝霖、唐在礼、叶恭绰、江朝宗、吴炳湘、施恩、顾鳌、吴廷燮、贡桑诺尔等为处员，至1915年12月促袁世凯登基，并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大封劝进功臣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称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上述机构均受袁世凯命令所专设，此外在社会上还有什么“筹安会”亦系袁世凯密令所组成。该会订有组织章程5条，于北京石驸马大街克王府设事务所，为杨度、孙毓筠、严夏、刘师培、李燮和、胡英等所谓六君子所组成。在袁克定（袁世凯长子）指示之下专以拥护袁世凯帝制运动作活动，邓进请愿联合会为梁士诒、沈云沛等所组成，于1915年9月19日成立，推沈云沛为会长，那彦图、张镇芳为副会长，竭力赞助、推动袁世凯帝制的进行。至此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宣布承受帝位，旋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随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月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的种种罪行。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忧愤而死，所谓帝制党派亦随之烟消云散。总理是中国同盟会最高领导人，会章规定：“总理对于会外有代表本会之权，对于会内有执行事务之权，节制执行部各员，得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执行部是权力最重的机关，负责组织革命活动。庶务是该部负责人，总理他适时可代行总理职权。

（十四）执行部下设庶务科、书记科、会计科、内务科、外务科、调查科以及暗杀部等，暗杀部由黄兴亲自负责，女会员方君瑛担任暗杀部长。中国同盟会还设有评议部和司法部，评议部议长是汪精卫，司法部判事长为邓家彦，司法部检事长为宋教仁。在讨论同盟会会旗及将来的中华民国国旗时发生激烈的争论，孙力主用青天白日旗，却多有异议。有提18星旗，有提金瓜钺斧旗，廖仲恺倡井字旗，还有人主张五色旗。黄认为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孙中山遂增红地于上，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仍未通过。经刘揆一调停，各种方案作为悬案保留。1905年8月13日下午2时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麴町区富士见楼开会欢迎孙中山，虽正值暑假期间，但到会者竟达1800余人。后到者进不去，伫立街边仰望楼上者，有六七百人之多。孙中山穿洁白的西装从容步入会场，满场鼓掌，东京留学生有集会以来从没有这样的盛况。宋教仁致欢迎词后孙中山作了两小时演说，他说：“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的一天，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他呼吁：“抛弃君主制，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把中国建成一个20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掌声阵阵经久不息。陈天华欢呼：“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之后程家柽、蒯寿枢、张继、宫崎寅藏、末永节也发表演说，富士见楼欢迎会成为建立中国同盟会的动员大会。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设想的一个中华民国的政府组织一致：在总理下设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这实际上是三权分立的原则。中国同盟会曾试图在中国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但都没有成功。有人认为1911年武昌起义中虽然有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参加，但中国同盟会并未起领导作用。

（十五）武昌起义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分裂，有一些人并不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土地更有人反对，章炳麟等与黎元洪组建共和党。到1912年中国同盟会已经四分五裂了，辛亥革命后孙在南京成立的临时政府的九个成员中只有三个是中国同盟会的成员。1907年4月25日中国同盟会之机关报《民报》增刊《天讨》在日本东京临时发行，由章太炎主编，内容设图画、插画、书檄、附录四栏。其中所刊书檄13篇分别是以军政府名义发布的《讨满洲檄》，四川、河南、安徽、山东、云南5省革命党人发布的讨满洲檄文，四川、江苏、直隶三省革命党人的《革命书》，另有《谕保皇会檄》、《谕立宪党》、《普告汉人》、《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4篇文檄。号召人民“肃行天讨”，宣布革命政策。1910年8月耿毅等在新军成立中国同盟会广西支部，中国同盟会员20余人集会，推举耿毅为支部长，何遂为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下设学兵营陆军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咨议局等分部，各军分部长。广西支部出版《南报》半月刊，赵正平任主笔。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成立，会议选举陈其美掌庶务，潘祖彝掌财务，宋教仁掌文事，谭人凤掌交通，杨谱生掌会计。会议还通过由宋教仁、谭人凤分别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宣言》，《章程》说：“本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会法律入会者皆为本会会员。”并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它特别规定会员皆一律平等。《宣言》认为同盟会以往的失败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的组织。因此要培元气，养实力，不轻于发难。

（十六）1911年8月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发表成立宣言，宣言说：“现政府之不足以救中国，除丧心病狂之宪政党外贩夫牧竖皆能洞知，何况忧时之志士，放自同盟会提倡种族主义以来，革命之思潮，统正界、学界、军界以及工商各界皆大有人在。顾思想如是之发达，人才如是之众多，而势力犹然孱弱，不能战胜政府者，其故何哉？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何以言之，如章太炎、陶成章、刘光汉辈已入党者也，或主分离，或事攻击，或如客犬，非无共同计划，有以致之乎外此之出主人奴。与夫分援树党，各抱野心者，更不知凡几耳。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系各省，统筹办法也。各省设分部，收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虑也。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党喜适如其分，不至鄙夷不屑就也。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议决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总部对于各团体相系相维，一秉信义，而牢笼诱骗之手段，不得施也。”1912年1月3日章炳麟正式脱离同盟会，4日他创办《大共和立报》，章在发刊辞中说：“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南京临时政府公布改用阳历，章炳麟在《大共和立报》第2号上发表宣言说：“今日南北未一，观听互殊，岂容遽改正朔。况此次参事会，大半即各省都督府代表之变名，即非国民公选，何有决议改历之权，愿各代表反省之。”1912年8月7日成立国民党，1913年袁世凯在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于11月4日下令将国民党强行解散。

（十七）成立于1905年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在20世纪初叶发挥巨大作用的革命政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中国政治和革命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907年中国同盟会南宁支部成立，最早加入同盟会的有雷沛鸿、陈少白、雷在汉、周仲歧、周君实、潘赋西、张文灿、班继超等数十人。他们大都是知识界、商界的人士，利用他们的声望，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开展反清活动。提倡新学，革新教育，兴办实业。雷在汉为支部长，当时雷在汉在恒益号经纪行（南宁城仓西门码头旁）任司理，他以该店为秘密联络点，发展会员，开展革命工作。经他发展的会员有梁烈亚、杜少廷、葛乃斌、谭昌、谢伯强等60多名，同盟会在南宁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为广西的辛亥革命运动奠定基础。同盟会以华南为活动基地时发现当地半数人口为妇女，为发展组织和吸收女学生和家庭妇女，遂于“驱除鞑虏”等十六字政治纲领外增加诸如提倡女权、反对家庭专制、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做妾、反对缠足之类的新口号，并针对女性开展宣传工作，对于饱受封建家庭压迫、对旧式婚姻不满的青年妇女来说那些提倡女权的宣传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辛亥革命期间女界组织多支军事组织，她们勇猛异常，一洗柔弱之习，有的开赴南京作战，有的投身北伐向烟台进军。这些英雌女杰驰骋疆场，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曾在《建国之初亟推广女子教育》和《复女界共和协济会嘉慰团努力函》文中称赞说：“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敢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彭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1912年2月1日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开的庆功会上以唐群英为首的女界代表确为第一批授勋之开国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