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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傅佩超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农村组织，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其会计岗位有着不同一般的重要性。  1975年5月，我离高中毕业还有二个多月的时间（7月18日毕业），就被大队领导找去谈话，要我接手三队的会计工作（原会计年前调职）。  那时，我才17岁多一点，青葱年华，对人生充满了向往，如人人羡慕但多数人又难以实现的继续读书（推荐工农兵大中专学生）、做民办老师、到工商企业干临时工、当兵等（这都是当时那个年代农村青年最好的出路），虽不情愿，但也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推脱，于是就答应接手并坚持干了两年。由是，我也就成为了全大队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基层“干部”。如今，春秋迭易近五十载，我却对当时的记忆挥之不去，其中有几件事情，记忆特别深刻（其他情况可见《临朐政协》2017年第3期或2020年《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临朐文史资料（专辑）》笔者所作《忆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会计工作》）。 沤绿肥 庄稼一枝花 ，全靠肥当家。那时化肥少，种地多靠土杂肥，绿肥就是一种。每当麦收结束后，队里都是趁着天气燥热，以及棒槌地里活儿少的空档，组织劳力沤绿肥。这绿肥是将新鲜杂草与黄土和猪粪（圈肥）按一定比例混杂，加水成泥堆团，通过一二个月浸泡厌氧发酵制得，故曰沤绿肥。好的绿肥为富含有机质与多种营养元素的有机肥料，肥效持久，迟速兼备，一般在收秋后种麦子前作基肥施入田中。 沤绿肥劳动强度最大的是推粪，这自然要由男劳力来承担。劳作中，每个人都是半裤子、赤脚、光膀子、搭手巾，两脚泥粪、满身汗淌、肩背泛光，苦累程度可想而知。 或智力，或体力，或兼二有之，在村里曾同场较技的人中，能叫我佩服的不在少数，但最使我服服帖帖的只有两人：一是绍升。我们一起下地割麦子，无论我怎么拼力撵，他总是跑在我头里，我顶多割个第二。再是绍会。1975年沤绿肥，我们一起推粪，我铆足劲一天最多推到131车，他却能推到132车，是所有人中最多的。尽管在这里我还是屈居老二，但现在回想一下，却是有些后怕，130多车，将近20方，小山一样的体量，一个人水里泥里一锨一锨的装，还要跟着一车一车的推，难以想象当时是怎么完成的。不过，差可使人心甘的是，抛开自己作为小队“干部”，须树立形象积极参加劳动这层意思不说，挣起工分来也确实是挺可观的：1天差不多要相当于3天。说句使人感慨的话，这也就是在那时，搁现在就是鞭子赶在腚上，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毕竟已不再年轻，毕竟再也无法回到那青春昂扬的岁月。这也正应了时下人们唱红的那首歌：“哥已不再是当年的哥，不再与春风对酒当歌……我别了江湖，我变成传说，曾经的美梦被现实刺破……” 磅猪 磅猪，就是用磅秤猪，就是为了摸清猪的分量。那时，家家户户都养猪，少的每家1头，多的2、3头甚至4头。为什么养猪呢，借用《庄农日用杂字》上的话说，就是图攒粪，也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种地肥料不足的问题。像今天这样化肥充足，又有谁家为攒粪还去养猪呢？ 那时养猪攒粪，生产队是鼓励的。按当时的政策，粮食分配是按人七劳三进行的，即七成按人数分，三成按工分分。但这有个前提，就是甭管丰歉，每车粪给以3.5斤粮食补助是得首先扣除的，也就是说养猪攒粪是旱涝保收的。另外，每车粪还给以1.5元现金补助。 猪的分量，是核定其应攒粪量的直接依据。猪越重，核定的应攒粪量就越多，但是得以200斤为上限（有的地方是150斤），再多就不算了。这样，就有一个每隔一定时间需要了解猪重的问题。惯常的做法是找有经验的老农现场观察估测，但因为估测误差的存在，一些怀疑给自己估轻了的人，就会提意见。 为缓解矛盾，就改为多人背对背独立估测，然后去掉最高、最低估数，只取其中间值或平均值，这样虽然怀疑的人少了，但是意见还是无法杜绝。 邻村孙家李召村有个老生产队会计叫薛习忠，是我本族二姑家的表哥，他父亲薛秀泉还是我父亲的发小和同学，我们很熟络。一天，我向他请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打窄楞地说：“这不好办？过秤呗，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咳，就这么简单，我却没想到。也怪自己，全大队9个生产队，向来都是采用估测法，或许是习以为常了，我愣是一点也没往这上面想。 那时，让木匠打个猪笼子，也就花100块，然就这点，队里也难腾出来。无奈之下，我也不顾面子，就硬着头皮去找习忠哥借，至1976年底，在我结束生产队会计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前后共向他借了4次，而每次他都痛快地给以答应。也许是与他双重关系的缘故，虽然这是为了集体的事，但他却一分也没有收队里的好处，也没有抽我的一支烟。时至今日，我一直对他感激不尽。  上附“查肥过猪路线图”，是按当时各户猪圈分布情况画的，绝大部分都在自己家里，也有的在其他地方，还有的家里、外面各有1处（重名者）。磅猪时，抬着磅和猪笼子，从序号1开始，按最短路程依序逐户进行，至序号42结束，然后将猪笼子归还孙家李召7队。 可想而知，施行磅猪后，猪的分量达到了斤两不差，社员们的存疑问题也就被彻底解决了。 验麦秸 麦收时节，会计是要靠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证麦子颗粒归仓。从大田割下的麦子运到场里后，得首先组织麦子，也就是将麦穗从麦秆上割下来。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便于机器快速脱粒，二是物尽其用，将麦秆捆为麦秸，集体留足后，分到户里，留作拵屋、打苫子和捃墙头等用，或推往北县等一些麦子不长或长不起来没有麦秸用的地方，换些家里需要的东西。  麦秸  的多少，是计算工分的直接依据。对其大小，队里虽也有统一标准，但一些捆松、捆小的现象，时常可见。这样，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同样计分条件下，对合乎标准的，就显得不公平；而分配给户里后，又大都有意见。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就试着改变了一下分配办法，即不管是谁  的，分配时得首先分配给自己。结果捆松、捆小的现象，大为收敛。然仍有少数还是禁不住，原因是他们自己  得多、分得少，这样做，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多余的分配给别人后，还是照常有意见。 那么能不能还有更好的办法呢？一段时间里，我苦思冥想不得其解。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了我的小推车上的粘脚回位装置，于是突来灵感，何不利用弹性定律一试呢？ 当时，细长弹簧不好叨餂，于是就找废弃车内胎剪胶条代替。然后再确定并公开一个具有一定周长、一定捆实力度的麦秸作为标准，并试着将截为小于周长的胶条环绕麦秸（麦约处，下同）按捆实力度拉至周长做好标记，这样验收麦秸所用的标准胶条就做好了。另外再备一条等于周长的细绳（无弹性），并将其一端与胶条的一端连在一起。验收时，先按所验麦秸的数量随机抽取3-5个作为样本，然后再逐一将胶条环绕麦秸拉至绳长（等于是比照标准）检测，如果两端刚好碰到一起，就说明粗细符合标准，是合格的，记其计算系数为1；如果超过另一端，就是细了，说明是不合格的。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就按事先试验好的折扣办法折扣，记其计算系数小于1。在分配时，也按同样系数给以折扣。如果两端碰不到一起，就是粗了，遇到这种情况，就明确告诉  麦人不予支持，即记其计算系数仍为1。实际验收中，由于  麦人捆麦秸多凭手感，所以这三种情况往往都不同程度存在，其最后的处理结果都是以各计算系数的均值为依据的。 这里，按标准麦秸捆实力度确定标准胶条长度，以及验收时拉长胶条，都是“技术活”，操作时，须拿捏得恰到好处。 改用这种方法后，社员们虽大都叫不出是什么原理，但冥冥之中就觉得有道理，所以大都给予认可。  说句实话，那时农村的氛围，一般都不大适合搞这些东西，成功了，自然谁也无话可说；倘失败了，就可能会招致爱说风凉话的人臭卖。因此，偶有“不识时务者”，就得有顶住这方面压力的思想准备。 这种方法，细推敲起来，可能还欠严谨。但验麦秸毕竟是个粗差活，太准了，必然太复杂，反倒没有那个必要，能实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是目的。 未经挫折难成人，不经世事永天真。我在生产队的这两年，劳动和会计锻炼了我，使我吃苦耐劳的韧劲、敢于创新的魄力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立足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以形成、增强和提高，这不能不说是我人生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单就这一点而言，我应当是幸运的。我得感恩那个年代，感谢大队领导对我的知遇之恩。而正是有了这段历练，才使我在大学毕业踏向社会后，能够较从容地面对和处理各种现实问题，圆满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多次获得上级的肯定和奖励。其中1985年在我28岁的那年，县委、县政府就给了“记大功”奖励，之后又于1988年给了“升级”奖励（均见下图）。如果说前者只是荣誉，是水中月、雾中花，那么后者还是妥妥的“干货”，还是实实在在且具长久性的物质奖励，这会使我此后一辈子岁岁月月的工资中，都包含着这份荣耀。  行笔至此，插个小曲。历史上的傅家李召三队会计，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岗位。在我的前任中，先后有两任成为了大队支部书记。我和他们有着近乎相同的地方，即都是先在生产队干，然后再被提拔到大队。按照人事任命的一般规律，如果我不是下了四年庄户在1978年大队会计任上，与“文革”前老三届一同考大学，离开家乡，说不定也会在村“两委”中干个差使。当然，假设总归是假设，毕竟不确定因素多多，权当说个笑话。 即将搁笔，我忽然又记起了我杨善中学教授会计的赵老师，曾经是一个团队的记工员绍芳、物资保管员佩孔、现金保管员绍忠，以及大队主管会计守仁，尽管他们都已经过世，但正是由于他们的授业解惑，勤奋敬业、全力辅助和悉心指导，才使我能得以顺利完成会计的各项工作。在此除感谢他们外，还值癸卯中元节到来之际，祝他们在那边过得幸福！ 2023年8月20日 傅佩超（1957.9—），临朐县冶源街道傅家李召村人。县直部门退休干部，县七届政协委员，高级工程师，山东省优秀质量管理工作者。县委、县政府记功1次、记大功1次、升级1次。获山东省计算机应用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科技奖二等奖1项、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1项，授权国家专利2件，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5项，在《企业技术进步》《中国统计》《山东机械》等国家、省（部）级专业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或学术文章20余篇。爱好文史资料搜集、研究、整理，参加《临朐民俗》《临朐红色故事（第一辑）》《临朐县人大志》《中国共产党临朐县组织机构史》《高奋文集》等多部书籍编写、编纂和整理。《化日寇“治安强化城”为泡影》获全县有关征文比赛一等奖。刊行自作文史资料2集。连续四届县政协特邀文史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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