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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下手为强：领导层换届与国际危机 作者：Chen Wang，爱达荷大学政府和政治学系讲师。 来源：Chen Wang, “Move First to Avoid the Worst: Leadership Turnover and the Targeting of New Lea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7, No. 4, 2023. 导读 国家领导层换届会引发动乱或危机吗？不同行为偏好的新任领导人受到的国际挑战是否有所不同？现有研究提出了相互矛盾的命题：新任领导人既可能因其经验不足而招致挑战者，也可能因其渴望建功立业的强烈动机而阻止挑战者。文章试图整合这些相互竞争的命题，强化了“行为偏好变化”这一概念，提出了“只有当新任领导人被认为比前任领导人更加鹰派时，别国对手才有可能对其发起挑战”的假设。作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国家的新任领导人上任初期的政治倾向、行为偏好，及其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军事挑战进行了测量和检验，得出了两个总体性结论。第一，上任之初是否易受到军事挑战，主要取决于该国领导人行为偏好；第二，只有那些被认为比其前任更鹰派的领导人，才更有可能在上任之初就面临军事挑战和国际危机。 引言 领导人选举和换届向来是国际政治中引人注目的事件。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多国将举行领导人选举。那么，一国领导人在继任之初，是否更有可能面临来自别国的军事挑战和国际危机？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文章从领导人个人层次进行分析，提出了行为偏好变化（DPC, directions of preference change）的概念。 具体来说，作者认为，当新领导人被认为比其前任更鹰派时，其竞争对手国家很可能会产生对未来战略环境的悲观预期，其特点是冲突风险增加。这种悲观情绪的根源在于，担心这位新任鹰派领导人有更大的动力去改变前任鸽派领导人所接受的现状。在这种担忧的驱使下，竞争对手更愿意尽早与新鹰派强硬对抗，这被视为一种必要的代价高昂的信号。 与此相反，当鸽派取代鹰派成为对手时，就不太可能出现对战略环境严重恶化的担忧，对未来互动的乐观态度往往会抑制外国对手的挑衅行为。 领导人更替和国际危机 Horowitz 和 Fuhrmann（2018）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认为，以国家领导人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学术界重新获得了动力。这些研究大多试图了解领导人在任期内参与冲突的行为是如何变化的，并特别关注领导人更替的后果。 （一）弱势新领导人 有研究表明，相对而言，新领导人很可能会被认为比任职时间较长的领导人更弱势，更缺乏经验。国内政治激励可能会使缺乏经验的领导人付出高昂代价。另有研究表明，领导人在任时间的长短，与其在国际危机中成为被攻击目标的概率呈负相关，其部分原因是新政府的管理结构薄弱。另一方面，随着领导人任职时间的增加，他们更有可能发起危机。根据政治生存的逻辑，领导人在任期早期可能面临较高的免职风险，这使他们不愿使用军事力量。 然而，这些研究结果遇到了其他研究的经验挑战。例如，有学者发现，领导人在任时间越长，其成为国际危机目标的概率就越低，但这一效应仅在 10% 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还有学者补充认为，“任期效应”是有条件的——目标领导人的在任时间只对年轻领导人成为目标的可能性有积极影响，但对年长领导人没有影响或有消极影响。 （二）强势新领导人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新领导人在受到挑战时更有可能做出让步。相反，肯尼迪在 1961 年维也纳峰会上坚决拒绝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等传闻表明，新领导人可能比经验丰富的领导人更加强硬。根据声誉建设的逻辑，这些坚决抵制的强硬行为往往是常态而非个例。Wolford是第一个将领导人的声誉激励这一变量，纳入领导人更替研究的学者。他认为，由于新领导人的个人履历和行为习惯等信息尚不为他国所知，不确定性增强，领导更替会加剧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激励挑战者测试新领导人的类型，并为新领导人提供机会，使其在早期就形成坚定的声誉。这两股力量共同导致了领导人任期早期谈判失败的概率较高。 然而，尽管这些研究促进了对领导层更替后不久，谈判更容易破裂、危机更容易升级的理解，但它们并不能解决争端开始时的问题。分析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危机发生后的行为上。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挑战者要为目标提供一个展示决心的机会？ 总之，对于领导人是否以及为何更有可能在任期早期成为攻击目标，我们仍然缺乏清晰的认识。一方面，直觉告诉我们，缺乏经验的新任领导人可能会被认为较弱并招致挑战，但经验证据尚不够有力；另一方面，虽然建立声誉的观点得到了更有力的经验支持，但它更适合解释危机升级的原因，而非危机爆发的原因。 理论与假设 作者认为，缺乏共识的原因在于忽视了领导层更替的一个重要方面：行为偏好变化（DPC, directions of preference change）。这种偏好变化，即从鸽派到鹰派或者相反，会使对手对未来的战略环境产生不同的预期。当未来的阴影显示冲突风险增加时，别国对手将更有动力尽早与新鹰派对抗，向信息相对较少的新鹰派表明自己的立场，寻求先发制人，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 这一论点建立在两个假定之上：领导层换届有时会导致外交政策偏好的改变；这种行为偏好变化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被观察到的。 （一）行为偏好变化及可观测性 有研究表明，党派外交政策在各种情况下都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第一个假定的合理性。例如，在冷战初期，美国可能存在无党派外交政策，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和越南战争后，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即使外国威胁加剧，也难以在当今美国外交政策中形成党派团结。在美国之外，有学者还发现，党派联盟倾向于选择政策立场与其总体利益相一致的领导人，这导致各政党的外交政策取向在历次选举中持续存在差异。党派联盟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取向甚至会影响核政策。总体来看，执政党的变化与各国在联合国投票模式中表现出的外交政策立场的变化密切相关。还有研究表明，也许更重要的不是事实上的变化，而是外国对手对潜在变化的看法。例如，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特朗普当选后不久就开始了他最后一次出访，只是试图向世界保证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有太大变化。 总之，与领导层更替相关的行为偏好变化，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自变量。 （二）行为偏好变化与挑战者的反应 那么，领导人的行为偏好变化会如何影响潜在挑战者的外交战略呢？作者认为，一国领导人行为偏好变化的方向，即更审慎还是更具攻击性，会让挑战者对未来战略环境产生不同的预期。进而，挑战者对早期与新领导人对抗的成本和收益，也会有不同的评估。 当国家领导人的职位传给一个更加鹰派的继任者时，别国的挑战者有理由担心，这位新任领袖可能会对其更加鸽派的前任所达成的现状感到不满，并试图加以改变。例如，2001 年当以色列鹰派人物阿里埃勒·沙龙取代其较为鸽派的前任埃胡德·巴拉克时，巴勒斯坦高级官员纳比勒·沙特（Nabil Shaath）表示，“巴勒斯坦人民和领导人对此感到焦虑”。在这种恐惧的驱使下，外国对手倾向于将与新鹰派的早期对抗视为一种必要的、代价高昂的信号，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一方面，挑战者可能欢迎潜在冲突的升级，认为这是向新领导人相互接触、表明态度的机会；另一方面，当冲突的风险很高时，挑战者可能更愿意尽早而不是晚些时候升级，因为时间久了他们将面对一个更成熟的鹰派。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层更替带来了一位被认为比前任更鸽派的新领导人，那么对未来战略环境的乐观预期，会抑制外国对手对新领导人进行挑衅。在这种情况下，早期对抗的机会成本，即破坏潜在的良性战略环境，大于利用新人缺乏经验而进行挑衅的收益。总之，具有前瞻性的挑战者不仅要计算眼前的得失，还要计算其行动的长期后果。 研究设计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作者构建了一个1945-2014年期间的数据集。每个观测值都由挑战者领导人和目标领导人在特定时期内的定向二元组构成。目标方领导人是1945年或之后在宣言项目数据集（MPD）所涵盖的国家掌权的领导人，这些国家主要是民主国家。选择这一潜在目标样本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如前文所述，在相对透明的民主选举期间最有可能观察到行为偏好变化（DPC）。其次，这些国家的政权通常比较稳定，领导层的更替平稳而和平，这能够将领导层更替的影响与革命、政变等其他风险可能混杂的情况隔离开来。对于可能出现在挑战者一方的领导人，文章将重点放在那些被认为是目标国对手的人身上，以避免汇总偏差。文章依靠和平数据 v2.01来识别对手阵营，对手阵营被定义为“威胁、敌意和竞争情绪依然存在，且存在未解决问题”的国家。结果表明，目标方的任职时间并不是其成为军事争端目标的重要预测因素。该模式受到行为偏好变化的影响。随着目标方任职时间的增加，只有从鸽派到鹰派的领导人受到挑战的可能性呈明显下降趋势，从鹰派到鸽派与偏好没有变化的领导人则基本持平。数据表明，从鸽派到鹰派的领导人在上任后第6天受到挑战的概率是0.24，这是两个月后的两倍左右（第66天受到挑战的概率是0.1），是上任一年后的四倍左右（第404天受到挑战的概率是0.05）。 结论 本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任民主国家领导人上任初期的政治倾向、行为偏好，及其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军事挑战进行了测量和假设检验，提出了两个总体性结论。第一，领导人在上任之初是否易受到军事挑战，主要取决于该国领导人行为偏好。第二，只有那些被认为比其前任更鹰派的领导人，才更有可能在上任之初面临军事挑战和国际危机。 国家领导人更替带来的行为偏好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战略竞争对手对早期对抗成本和收益的评估。由于担心新上任的鹰派领导人可能会不顾一切地改变现状，其战略竞争对手会寻求尽早对抗，以便向新任领导人表明自己的立场。当新任领导人相比前任更倾向于鸽派时，战略竞争对手的这种担忧则会减轻，这时对手往往会更加谨慎，因为冲突可能会损害未来潜在的更友好关系的前景。 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行为偏好变化方向（DPC）的重要概念，构建了针对DPC的测量方法。不足之处在于，本文的实证分析集中于定向二元对立，然而国家间的互动网络日益复杂，因此值得进一步探讨 A 国领导层的更替是否会影响 B 国对 C 国的政策和行动。 词汇积累 领导人更替 Leadership Turnover 行为偏好变化 Directions of Preference Change 译者：潘顺之，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研究兴趣为中俄关系、国际关系理论。 校对 | 李源 审核 | 李源 排版 | 赵弘宇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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