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金秋十月——公元1943年10月10日，敦煌莫高窟举行了一场茶会，这可能是人类文明圣地有史以来明确记载的第一次茶事活动，有心人用镜头把当时的场景记录了下来。确切地说——这应该是一场以茶会友的人文雅集。这一天，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国庆节（辛亥革命纪念日）。当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紧张筹备中，尚未正式成立，常书鸿从大后方辗转到敦煌才半年时间，一切都刚刚开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罗寄梅夫妇一行人在莫高窟举行“双十节”茶会，同时为来自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及久未见面的朋友吴作人接风洗尘。记者顾延鹏，曾经见过斯坦因、伯希和与王圆箓道士的易昌恕喇嘛、兰州培黎学校的路易艾黎、王圆箓道士的徒孙等参加了聚会。从这张黑白照片看，当时的茶会在户外进行，两张木制长条桌并在一起，算是茶台，上面摆满了瓶瓶罐罐，人们站在桌子后面，右首第二个人是坐着的。桌子后面就是洞窟，并且依稀可见那时候给洞窟写的编号。右首第五个人是易喇嘛，他的背后悬挂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旗。镜头里出现了11个人，有穿着中山装的，有穿着长袍马褂的，有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还有穿着旗袍烫着头发的，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大家神态安然，表情愉悦，易喇嘛左首的那个喇嘛脸上还挂着微笑。尽管后面的洞窟有些破败，但整个场面充满了温馨和浪漫，画面里弥漫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在那样一个苦难的时代，热爱生活的人们依然用如此庄严而神圣的仪式在人文圣地欢聚一堂，共享盛举。
当时这些人是怎么交流的？品的是什么茶？吃的是哪里来的水果和茶点？茶会是否还有什么仪式，或者主题？主要内容是什么？大家都说了什么话？媒体有没有报道？今天看来，这些都不重要了，光是这些人，就足以让这场以茶会友的人文雅集载入史册。罗寄梅夫妇、李约瑟、吴作人、易昌恕、路易艾黎，这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本书，他们与敦煌交相辉映，他们与敦煌的故事历久弥新。
据相关资料，41岁的罗寄梅、23岁的刘先是新婚燕尔，他们应该是这场茶会的策划者和组织者。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庆祝“双十节”、迎接客人，对于地处偏远的敦煌来说，这无疑就是一件风雅之事。罗寄梅1902年出生于长沙，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和廖耀湘、戴笠、臧克家、罗瑞卿、张宗逊同学。1930年7月，罗寄梅与王平陵、左恭、钟天心、缪崇群、傅述文、程方、聂绀弩等40余人在南京成立中国文艺社，这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文艺社团。因此机缘，罗寄梅和张大千、张善子、徐悲鸿、齐白石、蒋碧薇、傅抱石、李可染、吴作人、黄苗子、潘玉良、叶浅予、郑振铎等众多文化艺术圈的朋友们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和友谊。1943年4月，罗寄梅偕夫人刘先追随张大千来到敦煌，他们住在张大千曾经住过的雷音寺。在敦煌18个月期间，他们拍摄了莫高窟的340个洞窟、榆林窟的21个洞窟，留下了3000多张高品质的敦煌石窟照片。罗寄梅夫人刘先出身名门，先祖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追随李鸿章起家，官至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出使过英国、俄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是晚清历史上重要的外交官。刘瑞芬第五子、刘先的五叔祖刘世珩是清末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大收藏家，因收藏两部宋刊《玉海》和南唐乐器大、小忽雷而被当时人称诵为“前后双玉海，大小两忽雷”。刘先母系为浙江嘉兴沈氏，其母为清末大儒沈曾植的弟弟沈曾樾之女，国学大师王国维称沈曾植的成就可以比肩顾炎武，是“学术所寄”“邦家之光”。1952年，罗寄梅夫妇在台北中山路开办“敦煌书局”，罗寄梅离开中央通讯社在中国文化大学担任教授并成立工作室，夫妻两人利用手中的影像资料开展敦煌壁画临摹工作。60年代初，罗寄梅夫妇定居美国，他们带着敦煌照片和临摹的壁画参加了1964年在纽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教授方闻的帮助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968年将所有的敦煌照片和留存底片购入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系，并且聘请罗夫人为研究顾问，罗氏夫妇保留照片的著作权，——“罗氏档案”由此得名。罗氏档案是当今学术界公认关于敦煌石窟研究中最系统、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手照片档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同时由于其精妙的拍摄手法和极高的照片品质，也具有极大的美学和艺术价值，成为敦煌文化重要的存留载体。2021年，普林斯顿大学收藏的罗氏档案被集结成英文原版《观象敦煌》系列正式出版发行。1943年8月，李约瑟从重庆出发，开始了西北之行，目的地敦煌。李约瑟190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的随行者有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黄兴宗、兰州培黎学校的路易艾黎（1897-1987年）以及学校的两个学生孙光俊和王万盛，雪佛兰卡车司机邝威和来自兰州的机械师余德新，路过嘉峪关遇到了画家吴作人。9月30日，李约瑟和吴作人等结伴到达敦煌。
黄兴宗祖籍福州，1920年出生于马来半岛南海岸的马六甲华人社区，毕业于香港大学。1943年5月，担任李约瑟第一任助手，先后陪同李约瑟考察战争时期的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他曾说，从作为自然科学家、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以及组织者的李约瑟那里，我不能不获得相当多的启迪和知识。
路易艾黎1897年生于新西兰，是著名的教育家、作家。他1927年前往中国，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顾问。1942年，他与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宝鸡凤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1944年，该校迁到甘肃山丹办学， 成为山丹培黎学校。
孙光俊和王万盛是路易艾黎的学生，西行考察结束后，在李约瑟和黄兴宗的帮助下，两人到英国学习毛纺织技术。孙光俊回国后，任职于山丹培黎学校，学校迁到兰州后，他又投身于兰州第一毛纺厂的建设。孙光俊的女儿孙如意现任英中了解协会（SACU）主席，SACU是李约瑟博士于1965年5月在伦敦创办的。
吴作人1908年出生于江苏苏州，当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师从徐悲鸿并于1930年赴法国和比利时留学。1934年、1943年，吴作人曾经两度造访敦煌。徐悲鸿评价学生说：作人三十二年春，乃走西北，朝敦煌，赴青海及康藏腹地。摹写中国高原居民生活，作品既富，而作风亦变，光彩焕发，益游行自在，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者，将于是乎征之乎。
10月1日，在罗寄梅夫妇陪同下，李约瑟一行参观洞窟。10月6日，李约瑟为莫高窟上寺住持易昌恕喇嘛拍摄了一张个人照片。10月10日，李约瑟应邀参加了罗寄梅夫妇在莫高窟主持的茶会。
李约瑟沿途经过兰州、河西走廊时拍摄了很多照片，记录了当时的风土人情，还用镜头记录下了当时的鸣沙山和月牙泉。李约瑟原计划在敦煌停留几天就返回，由于卡车坏了，需要更换新的发动机，李约瑟一行被迫在莫高窟附近的寺庙中滞留了一个多月（6周）时间。1944年，李约瑟在《科学前哨》发表了所记行程，以及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公布的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资料。李约瑟后来回忆说：以极大的热情拍摄了许多敦煌壁画和当地风光的照片，与同行的吴作人、摄影的罗记者、易喇嘛及路遇的蒙古人交友，谈天，聚餐，跳舞和治病，相处得十分融洽。
10月25日，李约瑟离开敦煌的时候，易喇嘛送给他自己果园种植的水果，显然这是感谢李约瑟一行用磺胺药治好了他的肿痛。李约瑟在日记里记载：易喇嘛是一个和善的老人，他和两个上了年纪的喇嘛一起维持着一两个洞窟的香火。
1958年7月，李约瑟第二次来到敦煌考察，见到了常书鸿和易喇嘛。在莫高窟第16窟（三层楼）前面，他们合影留念。15年后再次来到敦煌，李约瑟感慨万千，他特意写下了短诗《朝拜圣地，再到千佛洞》，表达自己的心情。 ——我曾经追随着法显法师的行踪，到过柬埔寨的吴哥，到过阿努拉达普拉。现在，又像法显一样，回到我自己的家。但是，我发现我的家，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焕发了青春，增添了无穷力量。千佛洞人也获得了新生命，我高兴地听到易喇嘛依然健在，丛林中回荡着孩子们的欢笑声。考古学家们忠诚地保护着这些无价宝藏，过去长期弃置，受尽盗贼暴徒的掠夺、侵凌。如今晨曦初上，沙漠中孤独的旅人，像古代一样，依然听到莫高窟的钟声。易喇嘛说，啊，树叶飘零，人也飘零！这千佛洞霎时间将变得一片凄清。 易昌恕喇嘛是甘肃临洮人，清同治六年（1867年）出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流落到敦煌，住在莫高窟上寺。1950年易喇嘛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编外人员，1961年易喇嘛去世，享年94岁。易喇嘛比王道士小17岁，曾经都在莫高窟附近的寺庙里生活。据说，易喇嘛是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和盗卖文物的唯一见证人和知情者，但他至死没有提及王道士和藏经洞文献的事情。和易喇嘛曾经一起生活过的徐喇嘛和宝尼姑先后死在了下寺，徐喇嘛卒年80多岁，宝尼姑卒年90岁。从此，莫高窟的僧人就绝迹了。 ——1943年10月10日的那场茶会后不到半年时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诞生，新中国成立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2024年，是敦煌莫高窟肇建1658周年，藏经洞发现124周年，敦煌研究院也将迎来建院80周年庆典。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8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共赴茶会的那些人早已作古，但是，他们和敦煌的故事还在继续，那场以茶会友的人文雅集必将永远留在敦煌的历史上，并且散发着恒久的光芒。我想，那场茶事活动也会随着时间的沉淀愈加醇厚，充满无尽的遐想，后来者也一定能从其中洞见并感知敦煌文化的无穷魅力和卓世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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