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公司在东南亚的绿地投资 作者：Angela Tritto，香港科技大学IEMS博士后研究员；Alvin Camba，约瑟夫·科尔贝尔国际研究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Angela Tritto & Alvin Camb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Southeast Asia: A Mixed Methods Examin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32, No.141, 2023, pp.436-454. 导读 2023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十周年，东南亚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和优先方向得到了中国大量的绿地投资（greenfiel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GFDI）（编者注：相对于跨国并购，GFDI是直接在国外建立企业，这要求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优势以弥补额外的固定投资和营销网络的不足，源于蒋冠宏，蒋殿春：《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载《世界经济》，2017年，第40卷第7期，第126-146页。）。文章采用定量和定性数据研究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缅甸的中国GFDI。文章有以下两个主要结论：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使与政府关系较强的公司在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相关领域的投资激增；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倡议对消费相关行业的公司影响有限，这些行业主要是小型私营企业。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GFDI部门发展目标的变化原因之一是双边外交关系的强度，这促使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投资提供了支持；另一原因是东道国的市场条件，如有利的监管环境和积极的经济前景。文章解释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各类型公司的影响，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部门发展目标的变化，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自2013年被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的投资，它不仅从量上面扩大了中国在贸易、基础设施和跨大陆互联互通的规模，而且从质上面改变了中国资本出口的部门领域。具体而言，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从2005年的4亿美元跃升至2015年的1.2万亿美元，并且投资的部门领域从自然资源投资转向了更广泛的经济部门。 既有研究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或东道国的动机和观点。虽然一些研究已经认识到中国资本的多样性，并试图阐明中国的投资动机、模式和影响，但尚未有研究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角度系统地揭示“一带一路”对中国GFDI的投资额和部门领域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在“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以前（2008-2013）和之后（2013-2019）中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缅甸四个国家的GFDI，以总结“一带一路”倡议对中GFDI的投资额和部门领域的影响。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文章借鉴了皮尔森（Margaret M. Pearson）对中国经济的分类和坎巴（Alvin Camba）对资本类型的区分，根据公司对中国的部门重要性来判断其与政府的联系，提出一个分析中国公司的三层框架。 一级公司占据着经济命脉（commanding heights），特别是诸如能源、基础设施、大型交通枢纽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等战略部门领域。这些部门不仅对中国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而且对安全和地缘政治目标也具有敏感性。 二级公司由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组成。二级公司涉及战略和非战略产业，如制造业、房地产、重型机械、汽车生产和化学品。一些二级公司也是“国家冠军”（national champions），对出口过剩产能和实现地缘政治利益很重要，这些公司与经济大省联系在一起，通过增加海外业务范围来维持经济增长，通常对外国合资企业开放。 三级公司从事与消费相关的行业，如零售业、酒店休闲业以及小型制造业。这些公司中有许多是小型的私营公司，可能与市或自治区级地方政府官员有联系。虽然这些企业仍然存在国家的身影，但市级官员的利益与国家级和省级官员的利益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市和自治区级官员主要希望通过刺激经济活动来维持他们的地位，他们通过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等手段获得“一带一路”倡议的间接政治援助。 作者选择了东南亚四个国家进行分析：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缅甸，因为这些东道国中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具有相似性和变化性，并根据中国公司的三层框架对GFDI进行分类讨论。首先，作者将检查各层的所有权组成，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变化。然后，作者将讨论外交关系和市场条件如何影响投资的部门领域。 一级公司：经济命脉 从所有权来看，数据显示，在一级公司中，大多数投资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投资从最低的69.4%（燃煤发电制造）到最高的96.5%（矿产开采）。其中的例外是，在ICT和电子产品领域中，私营公司的投资占到了总投资的96%。此外，国有企业占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投资的100%，其中主要包括管道项目、水电、铁路和港口投资。 在三个层级的中国公司中，一级公司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GFDI额上升幅度最大，这是源于其重要性、与中国中央政府的紧密联系、中国同东道国的外交关系和东道国的市场条件（即东道国的发展战略及其支持中国GFDI的政治意愿）。例如，中缅两国需要开放内陆地区，并在缅甸建立第一个深海港口，这推动了中信集团在皎漂大规模投资项目的'一带一路”谈判（Kyaukphyu）；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主导的战略也让一个由中国国有企业组成的财团同印度尼西亚公司一起建设该国第一条连接雅加达和万隆的高铁；马来西亚与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合作推进东海岸铁路的互联互通；中国资助的菲律宾南线长途运输段项目也获得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总而言之，这四个国家都有雄心勃勃的ICT发展计划，并明确寻求中国人的参与，这使得一级公司在东南亚的GFDI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大幅度增加。 当然，一级公司在四个国家的投资也因为东道国各自的市场条件而产生了显著不同。虽然一级公司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缅甸的水电投资已经获得了支持，但在菲律宾却没有，这主要是由于当地精英的抵制而导致市场条件不足。 二级公司：中间层 二级公司包括汽车和零部件制造、食品和烟草制造、机械和物流、可再生能源和房地产方面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从所有权来看，数据显示，私营公司在化工、矿产和金属以及工业机械制造、维护和零售方面拥有超过80%的投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分别获得了二级投资的54%和36%，而菲律宾和缅甸的投资比例分别仅为2.1%和1.3%。对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二级公司的投资在印度尼西亚增长了72%，马来西亚增长了85%，缅甸略有增加，而菲律宾相对下降。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战略，特别是通过新的工业园区吸引中国“国家冠军”企业对重制造业的投资，解释了此类投资的跨国差异。 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导着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矿产和金属制造业经济。印度尼西亚于2014年出口禁令的实施，并提出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吸引投资的发展战略，并且在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稳定下，中国二级公司对印度尼西亚金属制造业的投资激增。而在马来西亚，中国的钢铁制造业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便进行了大量投入。 然而，在菲律宾和缅甸，由于市场条件不足，中国的二级公司并未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进行大量融资。在菲律宾，虽然该国的确吸引了一些中国人在房地产、汽车和矿业方面的投资，但由于菲律宾的经济精英及其现有的外国合作伙伴已经占领了这些行业，中国的二级公司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而在缅甸，由于不稳定的商业和政治环境，它也没有成功吸引二级公司的投资。 总体而言，对二级公司的分析结果显示了制造业投资对东南亚工业化国家的重要性，这些投资通过双边谈判受到高度追捧。然而，另一方面，各国之间在关于这些投资的相关利益以及谈判能力上有巨大差异，最终导致中国在各东道国的二级投资产生了显著差异。 三级公司：中小企业 第三级投资包括轻制造业、酒店和休闲行业，还有是零售、商业和金融服务行业。从所有权来看，与一级和二级公司不同，除了商业和金融服务外，三级公司主要是私营企业。第三级投资集中在菲律宾（41.4%）、印度尼西亚（33%）和马来西亚（22%），而缅甸只获得了3%的投资。从变化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投资模式保持不变，而同期马来西亚的制造业融资率却下降。 三级公司对中国非关键省、市和自治区至关重要，他们与中国政府的高层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三级公司有时使用“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种营销工具，而非一种政策倡议。 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三级公司印度尼西亚在酒店和旅游业领域获得的投资最多。在印度尼西亚，这些投资受到了印度尼西亚政府机构的高度追捧，旨在为中国游客推广新的或改造既有的旅游景点；而在菲律宾，在酒店业的投资主要与在线赌博行业的崛起有关，而这与“一带一路”倡议仅仅只有间接联系。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获得了中国制造业的大量投资，这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有能力获得土地或与土地相关的交易，包括建立新的工业园区。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中国在缅甸的三级投资停滞不前，这是源于缅甸较差的市场条件。总体而言，中国对外的三级投资似乎与“一带一路”倡议几乎没有直接联系，最多只是受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间接影响。 结论 文章主要有三个贡献。首先，作者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投资公司的三层框架，该框架反映了投资与中国国内经济的部门联系，同时考虑了“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前后国际化企业的异质性。其次，作者采用了混合方法研究设计，使他们能够使用丰富的定性数据来解释GFDI这种量化变化背后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第三，通过这种新颖的方法，作者系统地说明了在“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前后，哪些公司正在跨国化，揭示了中国在四个东道国的投资量和投资部门领域的变化。 作者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影响了一级和二级企业，而对三级企业几乎没有影响。包括国有企业和私营ICT公司在内的一级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后增长最大。由于东道国条件和中国政府利益之间的一致性，这些企业的投资有大幅度的增长，这通常涉及互联互通和港口管理、运输、石油和天然气以及能源基础设施等战略要素。 “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后，二级投资有所增加。这些公司大多包括大型国有企业和从事重型制造业的私营企业。由于良好的外交关系、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公司利益和东道国市场条件，二级公司的投资得以大幅增加，尤其是在国家能力更强的国家中。 三级公司大多为私人所有，他们的投资主要受东道国条件的驱动。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后这些投资有中低程度的增长，但采访显示这些公司对“一带一路”倡议没有做出显著反应。当然，这一趋势也可能反映出当前数据库和数据收集方法在分析小额投资方面具有局限性。 词汇积累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 私营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 PE 中小企业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 经济命脉 Commanding heights 绿地投资 Greenfiel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译者： 刘添辅，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研究兴趣为中美关系，外交战略。 校对 | 黄凯越 胡富钦 审核 | 施榕 排版 | 李明仰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