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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草诗文》卷，明，张弼书，纸本，行草书，纵29.5cm，横58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署款：“成化十六年庚子六月，张弼在南安郡斋记。”款下钤“汝弼”、“东海翁”印。鉴藏印有“潘氏季彤珍藏”、“李定颐收藏记”、“宋氏廉一长物”等诸方。卷后有清潘正炜题记一段。 此书是张弼自作诗7首，分五言诗和七言诗及短文5则，书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庚子六月，作者时年56岁，是其晚年作品。 当时在书坛上已经改变了明初那种工整平稳、圆润婉媚、细劲流畅的“台阁体”规范，追求的是奔放自由的书风。张弼是当时典型的书家代表，书风受怀素狂草放纵的影响极大，从本幅作品中可见一斑。作品用笔奇崛，线条流畅，牵丝带笔处挥洒自如，使转生动活泼，气势贯通，变化丰富，反映了张弼草书的典型面貌。 张弼 (1425—1487) ,字汝弼,号东海。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成化二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进员外郎,迁南安知府,政绩甚著。自幼颖悟,机敏好学。工诗文,精草书。常与李东阳、谢铎等人诗文往来,曾自云:“吾平生,书不如诗,诗不如文。”李东阳戏之曰: “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王鏊《震泽集》曰: “其草书尤多自得,酒酣兴发,顷刻数十纸,狂书醉墨,流落人间,虽海外之国,皆购其迹,世以为颠张复出也。”董其昌对张弼也有评价,曾云: “其书学怀素,名动四夷,然行押书尤佳,今见者少耳。” (《容台别集》)这些史料证实,张弼在明宪宗成化年间,是书坛上的执牛耳者。
张弼擅长行草,通篇看来,气宇轩昂,结体变化迭出。他虽从张旭、怀素书中取法,只是“师其意,而不师其迹”。
用笔强健挺拔而不失使转顿挫之趣,是张弼吸收晋人书风的体现。他具有独特的感悟,故在学习前人时能结合个人笔意而有所发展,他起笔收锋沉着而痛快,肥厚处风韵犹存,清瘦处意态逋峭。
从这幅诗卷分析,张弼用笔很有变化。 他��拓互该, 苍润结合;毫端轻描,柔美之笔并不纤弱;运笔疾涩,刚劲且不生硬,实在是方圆并济,挥洒自如。这些都显示了他深厚的功夫和用腕的娴熟,而作者洋洋洒洒的才气也不时流露于字里行间。
张弼行草的另一特点是率意,这是他性情所致。潇洒惬意,意态从容,思路敏捷,反映了作者的造诣非常人所能及。同时他的率意也是博采诸家之长的结果。创作中他既结合个人情趣,又注重书写内容,斟字酌句,尽力使每一个字,各自表现出独特面貌,因此在随手挥洒,一气呵成中,在整体上产生较强的艺术魅力。这种率意是自然的、精妙的、绝少矫揉造作之气,不媚、不俗、不枯、不弱,恰到好处。
此幅行草的结体和用墨也颇具特色,字忽大忽小,跌宕纵横; 笔姿忽轻忽重,缓疾相间; 用墨忽干忽湿,密疏调配; 而其笔势与内在的气脉紧紧连在一起,书写抒情达意,浩浩荡荡,似江注奔腾,势不可挡。他在挥洒过程中,“自我”已与笔墨交融,能纵则纵,能野则野,能怪则怪。例如作品中的“鹤”字,其鸟头明显歪向右上方,与中间轴线偏离角度较大,但姿态却很美,很生动。仿佛这只仙鹤登天遨游时,气宇清越,目无俗子。由于这个字如此安排,中宫的上部便出现了疏朗的小空间,使人感到实中有虚,虚实相映,倍增几分空灵之气。这类安排,巧夺天工,在作品中时有出现。
在书作的行距、字距上皆较紧,通篇则大开大合,参差错落。而章法上的错让、疏密、虚实、开合等技法的妙用,正是其擅长之所在。
《明史·文苑传》评曰: “(弼)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用“怪伟跌宕”四字来形容张弼的草书是贴切的。祝允明说过: “张公始者尚近前规,继而幡然飘肆。”从作品书风看来,若以“收敛”作为法度戒尺,张弼确实纵多敛少,但绝不是没有法度。他的“横肆”,恰恰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个人书风特征。
张弼是有创作意识、创新胆识的书法家。他的行草以才气取胜。他的书风震撼了明代书坛上沉闷的拟古风气。
欣赏张弼行草书,应当从他的用笔、结字、用墨、行气的各种技巧上吸取营养。如果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既不得入门,更不能传神。应该捕捉其天机微露处,而不应斤斤于点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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