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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国情的产物：边疆政策 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可以说，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唯有调动边疆地区民族上层的积极性和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 （一）边疆政策的内涵与作用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边疆经略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能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羁縻与怀柔。羁縻，含有联系牵制之意，是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统治者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常采用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就是在少数民族承认中央王朝统治的前提下，中央王朝允许其实行有限自治，保持本民族原有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等，并通过加强内陆和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在不改变边疆地区原有政治实体内部结构的前提下，加强中原对边疆地区的影响，促进内陆与边疆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巩固和增强大一统的国家。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实行羁縻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朝代。李渊明确指出，边疆民族地区情况不同于内陆，应实行羁縻政策。羁縻政策的核心，是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适度统治，在唐朝具体表现为羁縻府州的设立。与羁縻政策相配套的是怀柔政策。早在秦朝即制定了保留归附的边疆民族首领的王、长称号，并在法律中给予优待。汉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对这一统治政策奉行不悖，清朝统治者对此政策进行创新改造，使之更加完善，成为治理边疆民族的基本方针。 2.行政管理与军事部署。历代中央王朝都设有管理边疆事务的机构。秦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典客、典属国两个机构；汉朝中央政府设有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及四方夷狄封者”。[2]隋朝礼部中的主客司以及鸿胪寺，负责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唐沿隋制，在中央政府中设礼部，其中礼部司和主客司，负责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又设兵部职方司，掌管边疆地区的地图编制和边防设施，还设鸿胪寺负责边疆民族首领的朝见之事。元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帝师、宣政院等机构，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元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帝师、宣政院等机构，管理边疆民族事务，而明朝中央政府中的吏部、礼部、兵部、提督、四夷馆、鸿胪寺、行人司、僧录司、五军都督府等分掌边疆民族的相关事务。到清朝，中央政府设立了理藩院，专理蒙古等民族事务。在加强行政管理的同时，历代中央王朝还通过驻扎军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本来，“恩威并施”是我国历朝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对边疆民族地区尤多使用。军事部署是威的体现，是“慑之以兵”方针的具体化。 3.从和亲到联姻。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政治上的联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或求得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往往采取和亲或联姻的措施。汉、唐、清三朝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汉朝的和亲，主要是与北部边疆的匈奴以及西北边疆的乌孙。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前期，汉朝先后有五位宗室之女和亲匈奴。从汉武帝中期以后，汉朝为联合乌孙反击匈奴，便将和亲重点从匈奴转向乌孙，先后有三位公主、两位宫女和亲乌孙、龟兹和鄯善。又如清朝的联姻，主要在满州贵族与蒙古王公之间进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清朝统治者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二是清朝统治者把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皇太极共有15位后妃，其中有7位是蒙古族，皇太极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庄皇后以及关睢宫的宸妃都来自内蒙古科尔沁部。顺治皇帝有19位后妃，其中6位是蒙古族。康熙皇帝40位后妃中，有两位来自蒙古族，乾隆皇帝的后妃中也有蒙古族。顺治初到乾隆中后期，满族贵族下嫁的公主，竟有13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并且联姻范围也由漠南蒙古发展到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据不完全统计，科尔沁达尔汉王旗下有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2000余人，土谢图王旗下公主子孙台吉500余人，敖汉旗下600人，巴林王旗下170余人。乾隆皇帝曾作诗：“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3]清朝的满蒙联姻在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制度，主要有俸禄俸缎制、入京朝觐制、生子予衔制和赐恤致祭制。当然这种政策的局限性和非人道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唐朝时期的和亲为例，唐蕃(吐蕃)和亲特别是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成为千古传诵的佳话，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传播文化、播种友谊，为汉藏人民崇敬，但文成公主却不能逆转松赞干布逝世后唐蕃关系恶化的浊流。她们个人命运的悲剧色彩以及封建社会中政治婚姻对人性的摧残，更是应予鞭挞的。我们应客观地评述唐蕃和亲在双方关系发展全局中的实际作用。 4.经济开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边疆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因而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开发。中国封建时期的边疆地区经济开发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国家行为的屯田；二是中央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边疆和内陆的民间交往。在边疆地区屯田，又称之为屯垦戍边。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把屯垦戍边当作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举措。秦始皇时就开始了屯垦戍边活动，以后各朝中央政府尤其是统一王朝的政府都奉行不悖，成为历代治理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疆为例，从新疆屯田的发展史看，西汉、唐、清三代是规模较大、效果显著的时期，而且依次在前代基础上有新的发展。西汉早在公元前105年前后即开始在眩雷(今伊犁河谷地区)屯田，目的是联合乌孙防御匈奴。但真正大规模屯田是公元前69年以后。由于屯田既可以解决粮食等物资供应，屯田人员又可以成为戍守和维持西域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屯田这一措施为汉以后历朝各代所效仿。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如果从公元630年开始计算，至8世纪末，前后长达160余年。“唐自武德以来，……当发山东丁壮为戊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戊逻，万里相望”。[4]从有清一代新疆屯垦的发展历史看，清朝前期，新疆是全国屯垦最发达的地区，清朝在新疆的屯垦成绩更为显著，主要表现在：一是开垦了大片耕地，推动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完全解决了军粮供应问题、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三是促进了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四是为新疆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在此必须指出，历史上的边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一朝一代的政治利益服务，但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大趋势的背景观之，其历史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简言之，一是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二是协调了民族关系，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三是有序展开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推动了边疆内陆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二)、中国边疆政策的特点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明诸一统王朝的充实、完善，到清朝形成了完整体系。清代边疆政策可谓集中国封建王朝边疆政策之大成，具有如下四个特点：历史的继承性，地域的广阔性，内涵的多样性，影响的深远性。 1.历史的继承性 中国历代的边疆政策既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和各项具体措施，又有实施政策的组织保证———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行政机制。清代的边疆政策在继承中又有创新，我们从羁縻政策、和亲政策中可以找到清代军府制、盟旗制、满蒙联姻等政策措施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也可以看到康熙大帝一改历代固守长城、消极北防政策的雄才大略。 2.地域的广阔性 清代前期，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经营，其有效管理范围，除18行省(兼有台湾)外，还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六盟、喀尔喀蒙古各部、唐努乌梁海、新疆和西藏，成为一个幅员广阔、疆界明确的统一多民族大帝国。因此，清代的边疆地区包括了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至于沿海诸省，以及台湾、海南(包括南海诸岛)则无论古今都是中国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地区无论在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民族民俗等方面均各具特色，清朝政府的统治政策的具体内容也因地而异。 3.内涵的多样性 地域的广阔性，决定了清代边疆政策内涵的多样性。清代的边疆政策包括了自成一格的海疆政策和陆疆政策。清代前期海疆政策中对沿海地区的治理，与台湾、海南的治理各不相同。陆疆政策则涉及从东北到西南的广大地域，东北的军府制与新疆的军府制内容也不相同，而在西藏和西南地区，则又根据当地政治、历史、民族的特点，分别实施驻藏大臣制和通过改土归流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南诸省的统治。 4.影响的深远性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前期的赫赫国威和清后期的屈辱挨打，对于清代疆域的形成与变化，均有直接影响。当今我国疆域的基本格局，基本上继承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疆域，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丧土失地，为后来的边界争端留下祸根。要解决边界争端，必须弄清清代前期疆域的形成和近代以来疆域的变化，以及清政府边疆政策失误之所在。因此，认真研究清代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三)、两个需重视的问题 1.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封建王朝占主导地位的政策思想之一。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5]“大一统”思想几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以国家统一为乐，以江山分裂为忧，是中华民族天经地义的政治价值取向，并发展成为我们民族的政治思想定势，推动了我们民族的整体发展，同时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及王朝统一的规模对历史疆域的形成有很大影响.鸦片战争以前，古代中国曾4次出现大一统局面，其中有两次是由汉族统治者完成的，而另外两次则是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完成的.汉唐两代致力于完成统一大业，把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孕育的大一统要求变成现实.元朝统一规模比汉唐更大，疆域也更加辽阔.明太祖朱元璋在谈到元朝时说：“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蛮八夷，海外番国归于统一，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6]元朝所创建的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的历史贡献尤为重要。历史上任何时期对疆域版图的有效控制，都比不上清朝。清政府对边疆经营首先是实现了疆域大一统，进而对边疆地区实行全面治理和地区性开发。 清朝统一边疆，一般是使用和平招抚方法，使其接受清中央政府管辖，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对一些边疆地区民族政权一时尚不能直接进行统治时，则借助其他力量进行间接统治，实行较宽松的管理制度，但决不允许有背离清朝大一统的行为；一旦时机成熟，即由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转变。对不肯接受清政府统一政策的边疆部族和政权，在和平招抚无法奏效，甚至发生武力对抗时，清朝不惜以兵戎相见，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是剿抚两手并用，在武力征讨奏效后，即实施安抚政策。 2.清代的边疆治理未能正确应对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 古代中国疆域之边有“内边”、“外边”之分。统一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中央政权对控制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范和措施。分裂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在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对峙地区和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古代中国历史疆域内的大小政权的“边”，可称之“内边”。明代以前的治边主要是针对边疆内部的问题。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明代的倭寇持续了近200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崛起，侵略势力开始东来。17世纪以来，荷兰侵占台湾，俄罗斯侵入黑龙江流域。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我国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一些边疆省区和沿海地区的外患日益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清朝统治者面对边疆防务这种变化的形势，仍沉迷于治理“内边”的传统边疆政策而不思防备外患，致使清前期边疆政策的辉煌很快成明日黄花。清后期边疆政策的全面破产，是清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以史为鉴的启示 历史研究要面对现实和未来，这既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 中国的边疆和历代边疆政策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研究领域，通过研究，可获启示较多，择要者，可有： 第一，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边疆的稳定关系国家的稳定大局；边疆的发展，关系国家发展的大局，任何轻视、放弃边疆的想法和举措，都受到历史的谴责，成为历史的罪人。以清朝为例，“塞防”与“海防”之争，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历史会记住左宗棠这一功绩。“宁失千军，不失寸土”古训，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第二，广义的边疆治理，包括管理和开发两个方面，开发即是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是保证边疆稳定的基础之策，历代有作为的中央政府，如汉、唐、清在治理边疆时均注意到这一点，并取得了成效。但封建政权毕竟有极大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如清政府在边疆地区重“稳定”，轻发展，出于阶级私利有意识保持边疆地区落后，以利统治，致使边疆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这也是不变的历史事实。 第三，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央政府的权威，这是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甚至可说是最重要）因素之一。边疆治理要依靠实力，或者可说是综合国力，实力既包括有形的军事实力，也包括不可轻视无形的中央政府的权威。唐太宗为各族共推为“天可汗”可视为一例。 第四，历代边疆政策的治理形式，如中央集权、“因俗而治”，利用宗教，民族的事由民族的人来办等等，都有可供借鉴的成分，值得后人在创新的基础上予以认真总结。 第五，要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向心力上多做些事。清政府的满蒙联姻，对民族首领的怀柔在这方面收到有利于清政府统治的效益。边疆民族地区特别在一些与中原地区文化有较大差异的边疆民族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以下四个特征：地缘政治方面带有孤悬外逸的特征，社会历史方面带有离合漂动的特征，现实发展方面带有积滞成疾特征，文化心理方面带有多重取向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存在，对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言，具有消极影响。历史上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第六，边吏是否善政关系边政是否得当。边疆地区远离统治权力中心，且情况复杂，边吏的素质要求更应优于内陆。应变过激会致使事态人为扩大；而过缓消极，本想息事宁人，往往适得其反。用一句大家熟悉的话来说，即：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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