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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周里，曾经掷出了可以“像人一样”与人聊天的王炸系统的人工智能公司OpenAI上演了一部悬念迭起的宫斗戏，让“有效利他”主义在情节跌宕起伏的戏码中扬名不少。 这个Chat GPT聊天工具让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到了一种要被取代的致命威胁。  这套系统不同于蒸汽机给予的力量，也不同于电脑带来的便利，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与人侃侃而谈，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它似乎不仅知识丰富胜过人类，甚至在智力方面也超越了绝大多数人。 而催生这套系统的公司，它的首席执行官奥特曼突遭董事会解雇。原因在于董事会中有一些成员将“有效利他”主义奉为圭臬，而奥特曼过于执着寻找金主，寻找投资人，“有效利他”派遂将其扫地出门。 经过一番周折，奥特曼被微软接纳，然后绝大多数员工联名要求董事会辞职，最终导致奥特曼重返岗位。  看似令人眼花缭乱的宫斗戏，其实是“有效利他”主义在这些人之间徘徊，像只孤魂，也蔓延至其他高科技公司的办公楼。 所有与它扯上关系的人和事都带着一股古怪的“邪气”， 气氛有些诡异。 “有效利他”主义，与那些被开除的董事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这次踢走奥特曼的政变主导者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伊利亚。  奥特曼和伊利亚除了他，参与投票的还有董事会成员塔莎·麦考利，她是“有效利他”主义慈善机构Effect Ventures的技术高管和董事会成员。 还有海伦·托纳，她是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高管。这个中心专注于推动“有效利他”主义事业的慈善工作。  原OpenAI董事会的两名女董事哦，这有点意思。 为什么这一切都和“有效利他”主义扯上了关系呢？ 没错，“有效利他”主义就是那只孤魂，它不仅在美国高科技公司各种高大上的办公楼中游荡，或许也在西方其他地方的空气中飘浮徘徊。 1972年，有个叫彼得·辛格的澳大利亚哲学家，写了一篇文章，叫《饥荒、富裕和道德》。 在这篇文章中，辛格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一个人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富来减少世界上的苦难（例如，通过提供饥荒救济），同时又不会“显著”损害自己的幸福，那么不这样做就是不道德的。 辛格认为，如果你觉得有道德义务涉入一个浅水塘去救一个溺水的孩子，即使这会弄脏你的衣服，你也应该觉得同样有义务通过放弃一件新衣服的费用来拯救你看不到的人的生命。 因为在现代社会，由于交通和信息的发达，距离不能成为不救助的借口。  彼得·辛格他说： "无论我能帮助的人是离我只有十码远的邻居孩子，还是一万英里之外我永远不会知道名字的孟加拉人，帮助与否在道德上没有区别。 道德观点要求我们超越我们自己社会的利益。 以前，这可能几乎是不可行的，但现在却相当可行。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防止我们社会之外的数百万人挨饿至少必须被认为与维护我们社会内部的财产规范一样紧迫。" 辛格还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西方富裕社会，指出他们对世界上那么多贫困和饥饿的人无动于衷。他以英法共同建造的超音速协和飞机和悉尼正在兴建的大剧院为例，这些项目耗资上亿英镑，远超救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人所需的资金。  建设中的悉尼大剧院脑满肠肥的西方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对世界上濒临饥饿边缘的人们视而不见，缺乏同情心。 辛格的结论是：帮助解救世界贫困者不仅是善行，更是道义所在。 然而，人类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常常受情感的支配，成为激情的俘虏。辛格的这种思路会导致一种压迫性的责任感。 在2015年出版的《陌生人溺水》一书中的人物朱莉娅·怀斯，当时她20多岁，认为自己无权关心自己多于关心他人。 在一个令人难忘的情节中，她的男朋友给她买了一个4美元的焦糖苹果，她痛哭流涕，为自己可能剥夺了可能拯救一个孩子生命的抗疟蚊帐而感到无比内疚。 但不管怎么样，辛格的这篇论文还是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被不少人奉为圭臬。凭借这篇论文的影响力，以及在其他伦理道德哲学，特别是动物保护方面的著作，辛格前往美国，成为了备受尊敬的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辛格发表这篇论文后，印度孟加拉地区连年的饥荒并未得到缓解。1974年4月至7月期间，布拉马普特拉河暴雨引发了严重洪水，造成灾情十分惨重。孟加拉国向印度政府请求援助，但遭到拒绝。 饥荒导致各种传染病问题持续至次年，死亡人数据说超过了150万人。 威廉·麦卡斯基尔就是受了辛格文章的影响。 14年前，正站在一家杂货店过道上的麦卡斯基尔，发现自己为买哪种早餐麦片而苦恼。如果他在一年里换一个更便宜的麦片品牌，那么能否留出足够的钱来拯救某人的生命？这并不是这位剑桥大学的大一学生第一次被这种焦虑所笼罩。  威廉·麦卡斯基尔自1972年问世以来，辛格的论文在学校里主要被用来给学生们作哲学练习，聪明的年轻学子被要求找出可能的缺陷。 然而，麦卡斯基尔觉得这篇文章没有任何问题。 据统计，典型的有效利他主义者是20多岁的白人男子，住在北美或欧洲，拥有大学学位。 麦卡斯基尔成为牛津大学哲学研究生时，辛格的见解已经深刻地融入了他的生活方式。 他时常感到生活是一连串的困难选择：是否应该向慈善机构捐出更多的钱？是否应该退出学术界，从事他讨厌的政治活动以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如果搬到另一个城市，能在其他地方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别人吗？ 那段时光对他而言既是黑暗又是孤独，却又在道德上闪耀着光芒。他曾自嘲地说：“我可真烦人。” 28岁，麦卡斯基尔在这个特别年轻的年龄就得到了牛津大学的教授职位。 麦卡斯基尔将自己的年度花费预算限制在两万六千英镑，略高于英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并放弃了一切奢侈开支。 晚餐时，他只吃自己在家烤的面包，把收入的剩余部分留给他人。他并非刻意标榜或传播这种行为，却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理由。 但这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的行动，他逐渐成为“有效利他”主义道德运动的一部分（英文简称 EA）。 在这种实践中，人们被鼓励以最清晰、最有效和最理性的方式做善事。 “它（EA）不会像跳舞那样影响我的幸福感，”麦卡斯基尔说，“但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满足感，甚至是与世界的和谐。 麦卡斯基尔说，有效利他主义明确地不提出道德要求，而是试图回答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一定数量的资源，无论是一美元还是一小时，来改善世界。 EA成员计算得出，大约花费4000美元就可以挽救一个乌干达人的生命。他们将自己紧紧绑在严密逻辑的桅杆上，即便得出的结论有时违背直觉、令人困惑甚至引发反感，也毫不回避。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EA推广一项名为“收入为奉献”的策略，鼓励学生从事有利可图的职业，例如在对冲基金进行量化交易迅速成为富翁以捐出大部分工资，而非直接为非营利机构工作，不过这种策略是有争议的，现已不再强调这一方法。 EA不仅关注贫困国家的人民，麦卡斯基尔认为应当进一步扩大道德圈层，即如果我们关心着千里之外的人，我们也应当关心几千年甚至几百万年后的人，即积极影响长远的未来，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一代人、下一代人或者未来的数万亿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道德优先事项。 通过分析气候变化、人造病原体、核武器和先进人工智能的风险，麦卡斯基尔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在这一时刻，世界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有生之年所做的选择。 面对无数值得解决的问题，麦卡斯基尔知道“道德眩晕”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他说，假设你决定要为死于疟疾的人筹款，那么因为你选择关注疟疾而忽视的所有死于肺结核的人怎么办？ “我们正处于这种可怕的情况下，你必须对所做的事情进行权衡。” 麦卡斯基尔在牛津大学的办公桌上有三个人的画像。 墨子，中国古代道德哲学家，他教导说道德应该包括对所有人的平等、公正的关注；本杰明·莱，英美贵格会成员，他是早期反对奴隶制的杰出人物；以及艾琳娜·森德勒，波兰人道主义者，在二战期间拯救了犹太人。 有效利他主义的新近资金绝大部分来源于两位科技行业的亿万富翁达斯汀·莫斯科维茨和山姆·班克曼-弗里德。莫斯科维茨是脸书的联合创始人，后退出成立Asana。 FTX基金会的未来基金也承诺提供超过1.3亿美元的赠款。这笔钱来自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首席执行官班山姆·班克曼-弗里德。 两人均可称为富可敌国，莫斯科维茨的净资产为138亿美元，班克曼-弗里德的净资产为128亿美元。 两人都承诺捐出大部分财富，二人当时的财富总和超过260亿美元。这远远超过了福特基金会的160亿美元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63亿美元这美国两个最老牌的私人基金会的捐赠额。 2012年，班克曼-弗里德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科生，同时也是“超级极客男女混合兄弟会”的成员，怀着做慈善的愿望，他主动联系了麦卡斯基尔。  在交谈中，麦卡斯基尔打破了这位年轻人对于通过体力劳动做慈善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让他相信，通过担任高薪金融工作并将收入捐出，可以最大程度地扩大他的影响力，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收入为奉献”策略。 这种策略曾经相当有影响力。当年微软称霸全球商业界，拔剑四顾无敌手的时候，就是执行了这个策略，即，我在商场上大开杀戒，攻城略地，赚得巨额财富之后，我会全部或几乎全部捐出我的身家，做慈善事业。 然而，这种挣钱又施予的双重态度似乎带有矛盾的意味，仿佛违背规则、超越道德的许可。也许这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不管怎样，这种态度暗示了一种不择手段的意味。 听从了麦卡斯基尔建议的弗里德来到了金融交易公司简街工作。
2017年，羽翼渐丰之后，弗里德离开了简街，自立门户，和有效利他主义中心的头儿塔拉·麦克奥莱一起创建了加密货币对冲基金Alameda Research。Alameda的初始资金也来自两位备受尊敬的EA捐助者。 2019 年，弗里德又与他人共同创立了Alameda的姊妹公司——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并担任其首席执行官。许多FTX 领导圈成员都是麻省理工“超级极客男女混合兄弟会”的成员。 弗里德最初计划着将公司利润的一半捐赠给EA事业，许多高管也打算慷慨捐出大部分薪酬。 然而，事与愿违，人心难料。 弗里德背离了这一计划，独断专行，使自己的股份占据主导地位。董事会试图将他赶下台，这时麦卡斯基尔出面为他解围。 随后，弗里德成为了全球最富有的100人之一，在 FTX 崩溃之前，他的净资产估计超过 150 亿美元。他确实慷慨捐赠了很多钱，承诺很多，但他的赚钱不择手段、管理方式无拘无束最终导致了FTX的破产，净资产一天之内暴跌了 94%，使他成为史上最大单日损失的个人。 FTX 破产后，麦卡斯基尔和团队其他成员从该基金辞职。 就在今年这个多事之秋的11月，弗里德被判有罪。如果判处最高刑罚，这位31岁的前亿万富翁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物竞天择。 利他主义是否违反自然选择？即使在达尔文自己的著作中，也很明显，利他行为以及其他道德现象，都是与自然选择相对立的。 不可否认，利他主义，这个古老信念让我们懂得互相关爱，在别人需要时伸出援手。 然而，有时却把它变成一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强制，甚至把它上升到一种宗教的地位，不捐赠就要道德忏悔，对陌生人和远方的捐赠却忽视了身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种极端容易将有效利他推向一种虚伪的境地，并被某些人拿来达成私利，其实就是披着利他主义或是有效利他主义的外衣，而实质则是利己主义者。 利他主义的一个明显悖论是，虽然您可能正在帮助他人，但您也可能以不明显的方式使自己受益。利他主义悖论提醒我们，我们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由自身利益和对他人的真诚关心共同驱动的。 很多时候，个人为实现自己的愿望，努力付出越多，社会从他的行为中间接得益也就越多，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理论之精髓。这一理论亦被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实践所证实。这种利己主义我们不妨称之为“合理利己”。 换个维度看，成功者往往只是社会中的少数人。这是社会结构决定的相对稳定性。 在社会协作中，领导者和组织者只占很小比例。能力与运气出众的人同样也只是少数。大部分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的创新和组织，都来自这小部分人。 换句话说，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这些人，而这小部分人往往也能分享最大的成果。 问题在于是否应该让赢家通吃。从短期来看，似乎是合理的，顺应某种自然法则。但长远而言，这可能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少数人固然做出了大部分贡献，但他们毕竟只是少数。而且，他们也无法保证他们的下一代仍会是这样的少数人。 实际上，如今，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已经远超中世纪的国王所能享受的程度。单纯谴责富人，要求分财济贫，认为这可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满足道德良心，这是个严重的误解。 减少富人奢侈消费或许有些意义，但只是杯水车薪。因为奢侈消费只是富人支出的一小部分，大多数资源都投入到了投资中。而投资的回报率，才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才促使我们当今一个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已经远超中世纪的一个威风凛凛的国王。 慈善捐助的前提是社会能够不断产生新的财富。最有效的利他主义其实是有效地组织社会生产合作的开拓性行为。 至于这些高科技亿万富翁谈什么有效利他就更是虚伪，人们都知道这些是避税的手段和给人慈善印象的宣传工具。马斯克、巴菲特捐了多少，我们并不在意。 人们创造财富，就是要有自身支配这个财富的权利，而不是由道德家们来指手画脚。盖兹基金会，也只能做他喜欢的慈善研究项目。  因此，麦克阿斯基尔以及OpenAi原来的董事会成员所推销的，尤其是众多高科技精英以及亿万富翁们口中念念不离的有效利他主义，从轻的说是虚伪，从重的说就像是孤魂，游荡在西方的天际，洒下雪花般有毒的尘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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