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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汉帝国的建立之女中豪杰（十） 上节说黄老越来越像儒家，和儒家越来越搅和到一块去了（见链接：《黄老的难题》）。但是儒家与黄老的关系和法家比起来就实在不算什么了。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在司马迁的分类里，申不害、韩非等公认的法家名家都被认为是“本于黄老”，也就是源自黄老。司马迁的归类也未尝没有道理，毕竟政治治理上的“法”的概念源自黄老，说法家本于黄老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虽然法家从黄老发展而来，但法家和黄老实际上有着非常本质的区别。我们不妨以对法家理论阐述最完备的《韩非子》为视角，理解下黄老与法家的根本区别是什么。韩非不同于此前法家的显著特点就是，他既讲究执行层面的操作，也非常讲究形而上层面的理论体系，强调自己的政治理论继承自老子和他的“道”论。韩非写了著名的《解老》、《喻老》两篇文章，是现存最早的注释、阐释《老子》的著作。在著作中韩非对《老子》建立的“道”论非常推崇，也全盘吸收黄老的“道生法”体系。（见链接：《黄老》）可是在具体什么是“道”的问题上，韩非就稍稍玩了那么点小心眼，一下就和老子、黄老大异其趣了。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道不仅是万物的根源，而且是分辨人间是非的标准和原则，而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以明文的形式确定是非。因此，道与法之间有着必然且不可分割的联系，君主守道就拥有了“生法”的权力。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这里韩非就表现得更加直接，他给“道”定义了六出，而君臣关系属于这六出之一，换言之，君王成了“道”的本质之一。道与万物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存在，道生成万物，又决定万物的成败盛衰，运动发展的方向，与之相应，君主也就明权决定臣下的生死贵贱。君主的权力以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也就是“法”。而且“道无双"，即道是独一无二的，这也与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对应。上节我们就介绍了，老子创立的“道”论，强调“道”是世间万物的唯一准则，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既然宇宙间的“道”是唯一的，由“道”生出的“法”也必然具备唯一性，可是谁来代表、体现和运用这唯一的“道”呢？黄老只好羞答答的提出个“执道者”来，人韩非就光棍多了，君就是“道”的一部分，所谓“道即是君，君即是道”嘛。在韩非之前的法家，比如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他们很少就形而上的层面讨论“法”和“法”的来源。这些法家大多是从操作层面讨论该怎么执法、怎么法治、怎么驭下，对于立法层面大多默认为“君生法”，但又没法明说。这种默认的态度不利于统一思想，不利于明确立法权，自然也就不利于大举推行法治。所以韩非要直接抬出老子的旗帜，把君和道统一起来，把“君生法”和“道生法”等同起来，明确君主的立法权。韩非直接借用或者说是曲解黄老的“道生法”,让法家进一步迈入形而上的领域，他自然也要对黄老的另一个核心政治理念“无为”下手。“道”是老子哲学理论的核心，而“无为”则是老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所以老子的理论流行起来以后，“无为”就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黄老高举老子“道”的旗帜，必须要用老子的皮来包装，所以他们也得继承“无为”的说法。黄老一派最终发展出一套“君无为而臣有为，上无为而下有为”的政治理论，把“无为”和“法治”强行结合起来。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前面是韩非提到的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样子，虽没有出现“无为”二字，但其人民的纯朴、政府机构简化、没有战争等特点与老子设想的小国寡民之社会实已相去不远。可见单论最终理想层面，韩非的法家比之黄老派设想的无为之治，其“无为”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可问题是“理想国”是“理想国”，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毕竟所谓理想国本来就是理想，带有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才会出现的意思。韩非认为，要想达到“至安之世"的理想境界，最终要依赖的是法术、赏罚与权衡。可以看到，韩非把老子的“无为而治”当成一种“为无为事业奋斗终身”的虚拟现实，这一点和黄老并无二致。在黄老学派那里，“君无为臣有为，上无为下有为”的目的是为了一方面防止君主干涉臣下的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另一方面使臣下能够在职责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换言之，黄老学派把“无为”固然是一种手段，但也是目的本身，而到韩非这里，无为完全变成一种手段。说得通俗点，黄老还是把老子的“无为”当回事，想着怎么去圆回来，想着怎么把“无为而治”当成一个可执行的指导思想。而在韩非这一派的法家这里，虽然也挂“无为”的牌子，却把其当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在对待“无为”的问题上，韩非继承了法家申不害一派的理论，强调君主管理臣下时要“弃智无思”，大智若愚。总的来说，韩非等法家所谓的“无为而治”，是要君主进行“道德”修养，以做到“无形”、“无名”为最高境界，限制个人私欲，保持谦虚谨慎，以清醒的头脑、沉稳的心绪，迎接实际政治斗争的来临。我们看到，韩非、申不害等人在解释君主为什么要“无为”的时候，是从技术层面来解释的。你要是表现得太聪明了，臣子们就会防备，就会装饰自己，就会欺骗你。所以优秀的君主要表现得像个木头、白痴一样，臣子们从你脸上啥也看不出来，这样他么就会迷惑，就会不知所措，就会表露本性，你才知道谁好谁坏。所以说，君主一定要“无为而治”啊，法家大佬申不害甚至把这种无为而治发展成：君王要是遇到大事，必须要晚上一个人睡，就怕不小心说梦话泄了密，没有做到“无为”。很明显，到了韩非、申不害这里，“无为”不再是实现“道”、维护“道”的方式方法，而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手段。法家把“无为”变成了一种权谋手腕，用当时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君王之“术”。实际上在韩非之前，法家同样也分为“法”、“术”、“势”等不同派系，比如说商鞅和李悝就偏向法和刑本身，主张“以刑胜民”。在这些法家的政治思路里，法只是君主和官员用来“制民”的手段。而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则相对更强调君主对臣子的“术”，另一派法家慎到更强调“势”。韩非将法、术、势并重，煞费苦心的构建了一套容纳三者的可执行的完整政治理论体系，所以后世都认可其为法家政治体系的集大成者。其实“术”和“势”等政治概念和“法”一样都是出自黄老一派。大约在稷下学宫时期，以《尹文子》、《管子》为代表的黄老著作就形成了“法”—“术”—“权”—“势”循环施治的政治理论闭环。黄老的核心是“道生法”，“道”是宇宙万物的总规律，“法”是维护世间秩序，进而维护“道”的准则。可这两个概念都太抽象，太形而上，还需要补充大量的具体执行层面的东西，于是就有了“术”，指代实现“道”和“法”的具体方式方法。进一步“术”有很多，该怎么选择使用呢？于是又有了“权”的概念。权本意指的是秤、秤锤，用以衡量重量，引申出权衡的意思，再被黄老学者广泛用来指代君主如何权衡所使用的驭下之术，于是又发展出权力的意思。最后还有一个“势”的概念，势这个字我们不做过多考据，总的来说本意就是权力、权势，同时还带有力量发展的趋势、惯性的意思。由于在法家理论体系里势包含了权的意思，所以法家一般主打法、术、势三个概念。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不载于势，则功不立，名不遂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否则即便你德如尧舜，行为如伯夷一样大义凛然，最终也会一事无成。因此，韩非主张的整套法、术、势思想的最后落脚点，就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君主的"势"，“法”和“术”都是为“势”服务。政治统治依靠的只能是权势，而不是君主的德行。韩非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所以明主必须"执柄以处势"，要"法势合一"，即统治者必须同时兼备即制订法的权威与实施法的权威，才能达到"抱法处势则治"的境界。
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对韩非的“术”、“势”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将韩非的“术”概括为以下几点：(1)权势不可假人；(2)深藏不露；(3)把人当成坏蛋；(4)毁坏一切伦理价值；(5)励行愚民政策；(6)罚须严峻，赏须审慎；(7)遇必要时不择手段。要打个浅近的比喻时，人君就须得像一匹蜘蛛，耳目的特种网是蜘蛛网，这个网便是人君的威势所藉。有了这架网，做人君的还须得像蜘蛛一样，藏匿起来，待有饵物时而继之以不容情的宰割。到这里，我们对黄老和法家的本质区别可以来个一言以蔽之：黄老的认知里，君王和臣子是利出一孔的，大家都为道服务。而法家非常强调“君臣异利”，君王和臣子的利益必然是矛盾的，所以君主一定要用各种手腕来防范臣下，迫使他们为自己服务。可以看出，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在实用性上远胜于黄老，遑论儒家。故而到了战国末期，法家政治理论被各大国竞相引进，用来指导现实政治，法家也迎来了盛世。伴随着秦帝国一统天下，法家成为诸子百家中第一个在天下范围内通过中央集权大规模推广实施的政治理论体系。然而，法家的崩溃来得太快了，法家的社会实践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黄老由是登上了政治的顶级舞台。然而，黄老也就多撑了几十年，最终却是看上去最迂腐，最不务实际的儒家获得了胜利，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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