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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龙心理研究推送的第277篇原创文章 ============================ 申荷永，心理学博士，中国分析心理学会（CSAP）主席、中国首位荣格心理分析师、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院长，澳门城市大学心理分析研究院院长、教授 、应用心理学博士导师、复旦大学心理学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心理分析师，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心理治疗师， IAAP暨ISST中国发展组织负责人，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CAAP)主要创办人，国际意象体现学会(ISEI)主要发起人之一，美国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SPSSI)资深国际会员，“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主要组织者，爱诺思(Eranos)基金会“东西方文化圆桌会议(1997，2007)”主讲人。
在中国心理圈里提起申荷永老师，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申老师与“中国心理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很早之前就开始关注中国文化，有了中国心理学的意识，开始思考中国人的心理学了。 据申荷永老师回忆，他曾经给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Richard I. Evans写信，表达自己对中国心理学形成所做研究的想法。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高觉敷先生的指导下，他用近2年的时间，采访了23位资深的中国心理学家，想通过他们的经历，来获得对于中国心理学形成与发展的理解。他把这个项目称之为“中国心理学的形成”（The Making of Chinese Psychology）。 在申荷永老师的表达习惯里，“中国心理学”、“中国的心理学”、“中国文化心理学”、“中国人的心理学”是同义词，所以经常会混用，都是一个意思。这倒是恰好与申荷永所用的英文译名完全对应了。 1996年6月至1998年，申荷永老师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学者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为中国文化在心理学领域里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申荷永老师应该算得上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心理学”这一概念的人，还是第一个把“中国心理学”这一概念介绍到西方去的中国心理学研究者。 不过，直到2018年的第八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论坛前夕，申荷永老师接受记者专访后发布《申荷永：创建中国文化与心理学深度融合新体系》一文，才在公开报道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创建心理学新体系。这可以看作是申荷永老师的“核心心理学”体系正式诞生的宣言。这次论坛召开的时间是2018年4月2日～4日。 由此可知，申荷永老师最早明确提出创建“中国心理学”新体系的时间大概是在2018年4月2日前不久。 据介绍，自93年至今（指2018年接受采访之时），20余年的时间，申荷永老师身为一个“受伤的治愈者”，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整合精神分析、分析心理学、“沙盘游戏治疗”和“梦的工作”，为自己，也为国人寻求疗愈心药，把童年逆境中的那颗种子，培育成茁壮成长的大树。 申荷永老师认为，由冯特所创立的西方心理学，包括当代的认知心理学，可以被称为一种“大脑或头的心理学”；在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与心相关的本源心理学，我们可以称之为“核心心理学”。这是两者的不同（《核心心理学：申荷永斐恩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第18页）。 申荷永老师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一种有效的心理分析理论，包括方法与技术，是我们的期望与努力……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心理分析，致力于心性真实性意义的追求与实践，致力于探索与呈现心灵所能达到的境界。” 很显然，申荷永老师要创建的，就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整合了精神分析与分析心理学，以“沙盘游戏治疗”和“梦的工作”为主要工具或手段的心理分析的体系！ 结合心理分析在西方心理学中的地位，有分析认为，申荷永老师要么是把他的体系定位为中国心理学的一个流派或分支，要么是把中国心理学定位为西方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事实究竟如何，尚需进一步观察。难怪申荷永老师虽然最早提出了“中国心理学”这一概念，却一直都没有把他的体系称作“中国心理学”呢！ 从“核心心理学”这一名称上来看，申荷永老师显然是把它作为中国文化之核心、心理学之核心来定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核心心理学显然就应该属于我们所界定的狭义上的“中国心理学”，自然也就符合入围“龙心理”体系的条件。 我们更为看重的是，申荷永老师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可以为中国心理学的构建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例如： 申荷永老师认为，文化是所有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背景，是所有临床心理学的重要基础。当面对深度心理治疗的问题，面对各种症状背后的原因，面对无意识水平的存在时，最为重要的，不是什么心理学理论或方法，而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基础。 申荷永老师认为，他发现了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心理学意义，以心为本的心理学的意义。当我们强调以心为本的时候，也包含了对心的概念与身体之密切联系的关注。这是一种注重体验、注重体现、注重身心整体意义的心理学取向。 申荷永老师认为，中国的心，与西方的mind，甚至是希腊哲学中的nous（灵魂）都不尽相同，尽管人们常用西方的mind或nous来翻译中国的“心”。 申荷永老师从三个层面来阐释我们中文的“心”及其内涵： 一是心的生理学水平，它不仅是表示“心脏”的符号，而且是一种藏象，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二是心的心理学水平，我们的“心”可以用来表示思想、情感、意识，乃至态度、性格和意志。 三是我们的心也可以为“道之本原”，或“天地之心”。 申荷永老师认为，中国哲学所强调的是一种整体观，犹如格式塔心理学的基本主张，当个体组成整体的时候，便会涌现一种整体的意义，而我们中国的“心”，也就同时包含与整合了这三种水平，具有超越性的意义。 申荷永老师认为，当人们关注心理学的“心”的时候，对其中的“理”往往是“忽视”的，大多认为那只是一个附带的标示学术、学科或理论的说明与注解，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因为“物理学”、“生理学”或“地理学”等，也都有这类似的“理”字。但是，不管在西文中，类似的“ology”是否有专门的心理学的注解或意义，那么至少是在汉字和汉语中，这“理”却意义非凡，包含着绝妙的心理分析的意义与作用，尤其是与“心”相联系的时候。 于是，“理”中含“玉”，也就包含了特有的玉之心性，“理”为“治玉者”，已经包含了徐徐动态；于是，在这“理”中，心理与行为也是同一的；于是，我们的“心-理-学”，本来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并非仅仅是西方的舶来品或单纯的翻译。这种深刻的文化内涵，也将在整个心理学未来的发展中，呈现其固有的意义和影响。 《王国维文集·释理》中称“然则所谓'理’者，不过谓吾心分析之作用，及物之可分析者而已矣”。由此可见，这“理”在与“心理学”相组合的时候，本身也已经具有特殊的心理内涵。 汉字的“学”，则同样包含了十分特殊的意象。我们的“學”字本来包含着与《易经》有关的意象，上面是双手持爻，呈现的恭敬与神性，下面是受保护的学习者，有启蒙自觉的含义。孔子说“洁净精微，易之教也。”《易经·系辞》云：“圣人以此洗心”。这便是“学”中所包含的心象。 申荷永老师同意黎黑（Thomas Leahy）的观点，认为心理学作为学科，并非仅仅是冯特单一的创造，冯特所创建的只是意识心理学的体系，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体系，以及威廉·詹姆斯的适应心理学，同样都属于心理学的奠基性创造。而在这三种创立中，也包含了三种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科学观。比如，冯特的实验生理学基础，弗洛伊德的临床医学和个案研究，以及威廉·詹姆斯的进化论心理学应用等。 申荷永老师认为，若是我们把心理学视为一种开放性的体系，那么也就不必局限在冯特的框架之内。同样，就当代心理学的发展来说，我们也应更加关注东西方心理学的整合，更加关注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 申荷永老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与心理学》。前者侧重从心理学的视野来看中国文化，从中国文化中来体验心理学意义的存在，进而发挥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心理学的精神与思想；后者则倾向于从中国文化来看心理学；来看我们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乃至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应该具有的影响。其中所表述的，也正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或者说正是我们将要努力的方向。 在申荷永老师看来，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学及其发展，不应局限于西方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应关注中国文化本身所赋予的心理学意义，所能够提供给心理学及其发展的资源。20世纪80年代，当考西尼（R.Corsini）主编《心理学百科全书》的时候，已经为“东—西方心理学”撰写了一个词条，强调了东方思想对于整个心理学发展的意义和影响。 申荷永老师提到，荣格认为“《易经》中的科学不是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而是以我临时称之为共时性的原理（这种原理目前仍然很难命名，因为我们对其所知甚少）为基础。长期以来，我对于无意识心理学过程的研究，促使我要寻找一种新的解释原则，因为单纯的因果关系原理，并不足以用来解释无意识心理学的一些重要现象和突出表现（《荣格全集》第15卷，第81页）。” 申荷永老师认为，荣格所描述的这种共时性原理，在今天的复杂性系统理论中被重新发现和认识，必将影响到未来心理学发展的方法论和实际研究。 申荷永老师提到，在第二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上，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秘书长乔·凯布雷（Joe Cambray）专门总结了荣格所学到的中国文化中的共时性思想，以及这种共时性思想与当代复杂性系统理论的内在联系，及其对于荣格心理学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在凯布雷看来，历史发展到今天，似乎只有一种被称为“复杂性系统理论”的科学新思潮可以反映当今时代的特性。这是一种建构理论的方式，它超越了诸如物理学、生物学或经济学等古典学科。 凯布雷认为，共时性体验的许多特征，甚至是中医学的一些原则，在当代科学的背景下，都可以作为某些形式的心理突现来重新考虑。因此，常被视为毫不一致的中国思想和西方科学，实际上有意义非常深刻的联系点。 凯布雷说，“我们正在转向一个新的探索模式，而这一模式将会超越西方经典科学的领域。共时性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源自荣格对世界上最古老的著作《易经》的阅读，我认为，在最前沿的科学发展的帮助下，这一观点将会受到更全面的赞赏（《灵性：意象与感应》，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第67页）。” 申荷永老师提到，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默瑞·斯丹（Murray Stein）也十分重视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科学元素，共时性与复杂性系统，以及对于我们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意义。他曾在其“中国文化对荣格及其心理学理论的影响”报告中，作了这样的总结： 《易经》的内在结构建立在共时性原则而非因果关系原则上，而这一点，对于荣格来说，直接影响了他的心理学研究和临床治疗工作。实际上，不仅是研究和著述，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荣格也身体力行，体现《易经》的智慧和“道”的意义。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渗入到了他生活的每一天及他的心理学理论的方方面面。 申荷永老师提到，黑尔曼（James Hillman）是当代“原型心理学”的主要发展者，其著作等身，多有真知灼见，影响深远。我曾与他有所交往，听他本人的演讲应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对于中国文化，对于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黑尔曼从来都是充满感慨与感激。正如他本人所说，那中国的太极图就是一种永恒的原型，永远都散发着启迪人心的灵光。 申荷永老师最后总结到：于是，中国文化心理学，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心理学意义，对于当代心理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我们中国之“思”所包含的原型意象，其中包容了头与心，心与身，意识与无意识，因果律与共时性……这是一种思维的心，也是一种新的思维，体现着心理学的整合，以及心理学的未来与发展。 综上所述，申荷永老师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对于中国心理学的对外宣传推广，对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中国心理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广阔的视角，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启示作用！ 不仅如此，申荷永老师还为中国心理学的建设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具有非常高的参考借鉴价值。 谨借此机会，向申荷永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地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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