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经世实学思潮对《姑妄言》的影响

遇事明言 2023-11-30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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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姑妄言》是清代的一部奇书，作者受到清初以来强烈的经世实学思潮的影响，以小说创作的形式，表达了自己治世的理念和愿景，传达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如立足现实，体现务实之风；直面社会，抉发时弊与彰善瘅恶；针对现实，探寻救世之方等等。与此同时，小说在题材内容、艺术旨趣、人物塑造，以及情节安排、细节处理等许多方面，都留下了清初经世实学的影响印迹，使古代长篇小说的内容、形式呈现出种种新的变异，这是形成其“奇书”风貌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曹去晶的《姑妄言》堪称是一部“奇书”,学者归纳这部作品有“八奇” [1] ,实际上并不止此。如它长达百万言，却仅有二十四回；每回四万言，为一般章回小说的六七倍；采用鲜见的双回目形式；沉睡国外二百多年，又突然在国内重现……诸如此类，都令人惊为“奇书”!

《姑妄言》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年),作者创作时间正处于清初以来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盛行时期。其内容有强烈的现实色彩和崇实倾向。作者曾长期混迹于经世思潮流行的核心地带——南京，并和当时实学家有丝丝缕缕的联系，可证此者如小说第十一回写侯捷云贵之行，实为抄撮陈鼎的《滇游记》《黔游记》和许缵曾的《滇行纪程》《东还纪程》等作品 [2] 71-88。而陈鼎乃清初历史学家、旅游文学家，属实学家人物；许缵曾之母为明末著名实学家徐光启孙女，考其行事可知其亦崇尚实学。故《姑妄言》必然受到清初实学思潮的重大影响，并通过艺术形象传达了作者的实学思想，尤其是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一

明清以来，尤其是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从批判理学的空虚中产生了一种讲求实用的思潮，并逐渐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学界普遍用“实学”来概括这一进步思潮。实学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讲究实功、实行、实践、实用、实风，基本特点是崇实黜虚，处处突出一个“实”字，与理学之空疏针锋相对。“从这一进步思潮的高涨而波及的范围说，由学术而遍及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艺术等领域。” [3] 415

从明后期开始，程朱理学便日趋衰落，成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 [4] 99,加之阳明心学推波助澜，空谈心性、束书不观的空疏学风盛极一时，波及整个社会，恰如思想家顾炎武所批评的“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 [5] 538。而另一方面，学术界也展开了对理学空疏的检讨，掀起了一股务实之风。明末清初，生于理学世家、被誉为江南大儒的陆世仪倡言：“凡以教天下之士，务为实学，使出处皆有裨于世。” [6] 460他旁涉博览，天文、地理、河渠、刑法、礼乐、农桑等多有所学，曾为治理娄江水患，精心研究水利，撰写《淘河议》《决排说》《建闸议》,体现出务实精神。明清鼎革，亡国破家之变，使清初学界更加沉痛反思学风空疏之害，从而涌现出一大批实学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颙、颜元、李塨等。他们结合现实，主张治经读史，明道救世，抨击空疏不实学风，要求学以致用，匡救时弊。为此，他们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7] 91“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 [8] 75

实学思潮给社会带来思想观念的改变，也带来思维方法的革新。受其影响，文学家不但在小说中表现实学思想，而且用实学思维方法进行创作。《姑妄言》的创作立足现实，描写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问题，体现了务实之风。作为家庭题材的小说，它描写了上百个家庭，且写人必及其家庭，以家庭书写来构建人物性格的依据，不但“一个人有一个小传”(第二十一回回前评) [9] 1044,而且一家有一家之小传。如书中佛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场人物，小说却因人及家，原原本本写出一个家庭小传——因为其父母信佛道，一心要选个吃斋信佛的女婿，所以佛姑29岁尚未出嫁。后因被一个假道姑上门骗奸，佛姑被逼迫自尽，其父母痛心疾首，不久双双去世。一个普通、善良的家庭，本来应该非常幸福，却发生了家破人亡的悲剧，不能不令人深思。看似偶然提及的一个小人物，却书写出一个寻常家庭的悲剧，反映了作家对现实社会观察的细致、深入。

《姑妄言》描写的家庭涉及上、中、下各阶层，尤以社会最底层为多，也最为真实生动，展开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广阔市井生活图景，正如林钝翁在第一回回前总评里所说：

此一部书内，忠臣孝子、友兄恭弟、义夫节妇、烈女贞姑、义士仁人、英雄豪杰、清官廉吏、文人墨士、商贾匠役、富翁显宦、剑侠卫士、黄冠缁流……世间所有之人，所有之事，无一不备。余阅稗官小说不下千部，未有如此之全者。勿草率翻过，以负作者之心 [9] 2。

以一人之笔而摹写出社会底层“如此之全”的各色家庭和各类人物，若没有对市井社会长期的关注、观察和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姑妄言》家庭题材的书写即体现出一种实学的务实精神，而所谓“作者之心”,就是立足现实的经世、救世精神。

立足现实和务实之风在人物描写方面也有体现。如第十六回钟情出仕一段中，作者针对普遍存在的官场、刑狱之弊，从下层平民的视角出发，塑造了一个勇于任事又明达世情、人情的清官形象。钟情为官，“惟以救人除弊为念” [9] 779,为了杜绝冤假错案，对任何疑点都细心审究，“冤者伸之，强者抑之，恶者除之，善者旌之” [9] 780。上司出了差谬，他寸步不让地据理力争。“堂上要谪他的谬处，细细详察，件件俱是，又心服他，只得依允。” [9] 780然而另一方面，同僚犯有私弊，“他见整体无大关碍者，却不过面皮，只得依允。或欲分惠于他，他一文不受” [9] 780。对臭名远扬的禁卒之贪恶，其则厉行严禁，又晓之以理。鉴于衙门中比比皆是的酷刑逼供现象，他专门改写《戒刑》一篇，详细载明哪种情况适于用刑或不适于用刑，以及用刑的程度和缓急等，贴在官厅内以劝同僚。作者还将这篇《戒刑》全文录入小说，对此林钝翁评曰：“凡历仕途掌刑名者，当书一通。置于座右，细心潜玩” [9] 770,经世意味极为鲜明。同样，小说中其他一些清官形象，也大多与传统小说中追求理念化、理想化不同，而是融进了一些现实的性格内涵，张扬了一种务实精神。如智按院和关爵都是清官，关爵致仕归乡，生活清贫，智按院为了帮他，一见面就说：“地方上或有无碍的事，老年兄可寻一两件来，弟当尽情，稍助老年兄薪水之需。” [9] 1189而恰好地方上发生命案，当事人找关爵托情，关爵便通过智按院的关系说合，从中谋得六千金回报。清官形象的这一变异，反而增强了人物的可信性。

对婚姻与爱情的描写，《姑妄言》同样体现了崇实、务实取向。如传统婚姻强调传宗接代的文化理念，淡化夫妻生活中的生理欲望，尤其对女性的性要求予以遮蔽和压制，这与人的自然本性构成强烈的冲突。《姑妄言》则突出了性爱在婚姻中的重要性，强调女性生理欲望的满足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如贾文物的妻子富氏是有名的悍妇，对贾文物非打即骂，小说写其泼悍的原因，就与这方面不和谐有关。后贾文物向峨眉道人求教，道人回答：“妇人未有悍而不妒，妒而未有不淫者。若果能遂他的淫心，那悍妒之气自然就渐渐消磨下去。” [9] 747在道人帮助下，贾家最终夫妻和美。作者由此感叹：“不意这几粒仙丹，把一个悍妒之妇治得拱手服降。” [9] 758可见悍妇、淫妇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这方面因素不无关系。王长友的《从<姑妄言>看三教文化的衰落》一文揭示：“妇女正常的生理和心理要求不能正常地得到满足，才导致她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补充。阮大铖、姚华胄妻妾不贞，是因为他们既年老又妻妾成群；吴老儿和崔命儿，易老儿和容氏，是典型的老夫少妻；香姑配马台，是骇人听闻的丑夫美妻、拙夫巧妻；火氏原本贞洁，是因为丈夫铁化外恋才走向淫乱，阮最、阮优的妻子，都是因为被淫乱的丈夫冷落才另寻乐处。” [10]

小说关于婚姻生活的上述反映，与清初实学家“理欲一体”的思想不谋而合。如王夫之针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 [11] 91的观点，将天理和人欲统一起来。颜元说：“岂人为万物之灵而独无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 [8] 124对正常人欲的充分肯定，取消理、欲二元的对立冲突，无疑是《姑妄言》主张性爱满足有益于巩固婚姻的话语背景。

在爱情描写方面，《姑妄言》也褪去了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理想化色彩，凸显了务实的一面。如小说女主人公钱贵，出身门户人家，但与男主人公钟生定情后就矢志守身，结果受到母亲的威逼和有权势嫖客的威胁。当钱贵发誓“九死弗移，以此报君”之时，钟生却说：“……你此后仍如昔日承顺母意，俟到我家，再守妇道未迟。” [9] 185众所周知，程朱理学强调的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里重视的却是个体的生存权和生命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没有了对生命的尊重，也就谈不上什么爱情，显然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思考。

二

崇实、务实的创作倾向必然伴随着经世意识的张扬。《姑妄言》经世意识的一个最突出表现，就是对种种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批判。小说抉发的时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二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前者主要是透过对明末历史的观照与反思，后者则是作者对清初世情风俗的认识和批判。

题材上，《姑妄言》杂糅历史与世情、艳情等内容，有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说，《姑妄言》不是一部艳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 [12] ,此说不无道理。小说作者有鲜明的历史叙事意识，不但叙写历史人物之行迹凿凿有据，而且连虚构性的情节、事件也予以明确的历史时间标识，如“到了天启七年丁卯科，多必达同钟生那年中式” [9] 847,“话说崇祯壬午之秋，梅生得领乡荐” [9] 1150,等等。这种故意模糊虚实界限的处理，就传统虚构性质的小说来说，是令人费解的。从叙事背景来看，小说涉及明清之际魏忠贤逆迹、李自成起义、崇祯皇帝自缢、南明王朝败亡、大清兵入中原等重大历史事件，但很多时候，这些本来属于背景的内容却凸显于前台，作为叙事的主体内容部分呈现出来。如第八回叙贾文物时插入魏忠贤出身、擅权事；第二十一、二十二回，由贾文物引出李自成攻城略地起义事；第二十三、二十四回，由钟情引出阮大铖及南明君臣荒淫腐败事。这种历史意识的彰显或与作者遗民情绪的记忆有一定关系，但更大程度上当与清初以来的史学经世意识有关。

宋、明时期，经、史界限分明，理学家往往尊经而不尊史，而清代史学的重要动向则是大倡经史之学，将尊经与尊史相结合，以史学来补充经学，通过取鉴历史来研究现实问题。明清之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实学家们，以研经著史的方式来探讨历史兴衰之理。他们高扬史学经世的旗帜，肯定史学的社会价值。顾炎武曾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 [7] 138黄宗羲创浙东史学，提倡以史治世，一生致力于明代文献的搜集，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王夫之承司马光以史资鉴的治学宗旨，作《读通鉴论》《宋论》,提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13] 66

“以史为鉴，乃忧患意识使然，旨在找寻历史的存亡之术；彰善瘅恶，重在发挥史学的道德批判功能。” [14] 曹去晶正是受清初史学经世思想的影响，创作《姑妄言》来发抒个体的历史忧患意识，同时劝善惩恶、匡正时弊。如揭露天启朝魏忠贤肆恶和士大夫的寡廉鲜耻：“遂弄了个东林党，大戳忠良。把些正人君子尽行杀逐，所留合朝文武皆是他的干儿。自首相魏广微起，五府六部，大小九卿，以至科道，无非儿而已矣。” [9] 414甚至有个将近80岁的礼部尚书也想随俗，但年纪太大，只好让自己儿子拜在魏忠贤门下做个孙子。对此作者感慨：“你看那时士大夫无耻至此，可还成个世界?” [9] 415不学无术的贾文物，靠着岳丈富户部的关系，轻而易举中了举人，引发几百个秀才因不满而闹事，富户部便“备了万余金厚礼，托阮大铖转送魏忠贤，要领贾文物拜他门下做个孙子” [9] 403。结果魏忠贤把闹事的秀才责革问罪，还说：“这贾孙儿中一个举多大事，明年咱偏中他个进士，看人怎样的?”“果然次年春榜，贾文物又搭了一名进士” [9] 404。

小说接着还描写了崇祯朝魏忠贤倒台后，社会依然贪腐成风的情形。甚至在国家危亡之秋，社会官商阶层也毫无起色，依然贪吝自私成风，君国意识严重缺失。如当李自成进逼汴梁，史可法请各部官员捐俸助饷，众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总无一人回答” [9] 1066。向京城店铺募捐，不料全城四五千大店铺，“都是一两二两的居多，三两五两的还有些，一个十两的也没有” [9] 1070。小说还专门摘引一段“逆闯檄文”,来揭露时局昏暗：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公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裤而倚为腹心，宦竖悉龁糠，犬豕而借为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1) [9] 1151。

对此作者感慨：“此数语切中时弊，不可因人废言。” [9] 1151

至于残存一隅的南明王朝，统治阶层的荒淫腐败更是不堪。小说叙写弘光登基之初，便重用马士英等人，而其本人不理朝政，每日躲在后宫服春药，甚至在除夕之夜眉头紧锁，大臣误以为其忧心国事，最后才弄清：“戏班中竟没有一个好女旦，以供娱乐。” [9] 1200于是，寡廉鲜耻的都察院佥都御史冯寅和工部左侍郎毛羽健，争相献娇妻、爱女邀宠，朝中“文武众臣，有那无耻的，深恨家中无美妻娇女可献” [9] 1201。此外，小说还写到朝臣严重的腐败情形，如礼部尚书马士英独揽朝纲，荐举阉党余孽阮大铖，又大肆卖官鬻爵，时人以诗咏叹：“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似羊，职方贱如狗。” [9] 1205大司马阮大铖也不甘落后，“但是有缺，只要有银子就卖，虽娼优隶卒总也不管，银子一到就补授……后来竟连瞎子、瘸子、撆手，并七八十岁的老汉，都放了要紧武职。” [9] 1212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通过历史层面的叙事来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上述描写弘光帝即为一例。对此钝翁评曰：“为大清驱明者，弘光、马士英、阮大铖也。” [9] 1149小说还写到天启帝的纵容权臣、崇祯帝的刚愎自用，第八回前评云：“若天启不任忠贤，此辈安能流毒于正人君子?” [9] 386夹批：“忠贤之肆毒，若非天启主意，安敢大胆乃尔?后人但归罪忠贤，而不责天启，是舍本而求末矣。” [9] 414这种对最高统治者无所顾忌的抨击，在专制时代可谓振聋发聩，在清初文学描写中极少见到，而在清初倡史学经世的思想家文集中却比比皆是，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王夫之《读通鉴论》、唐甄《潜书》等，都有大量抨击君权、君主的言论，不难想象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姑妄言》所揭示的明末社会各种弊端，在封建末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时弊。康熙、雍正王朝虽号称盛世，同样很难杜绝腐败等丑陋现象，尤其康熙晚年政事懈怠，官员朋党为奸，徇私舞弊，以致国库空虚，民生困顿。如《清史稿·食货志》谈及其时财政亏空与吏治腐败问题时云：“圣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务为宽大。不肖官吏，恒恃包荒，任意亏欠，上官亦曲相容隐，勒限追补，视为故事。” [15] 3532

当历史层面的叙事真正作为一种背景退居幕后时，小说叙事所展示的便是一幅清初市井社会物欲横流、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全景。作者曹去晶对伦常崩溃、世态丑恶的现实感愤万端。第九回钝翁评：“作者非有二十分愤懑、二十分伤心不能道也。” [9] 440于是，作者借明骂清，指摘时弊，痛贬人心。作品《自序》云：

夫余之此书不名曰真，而名曰妄者，何哉?以余观之，今之衣冠中人妄，富贵中人妄，势利中人妄，豪华中人妄，虽一举一动之间而未尝不妄，何也?以余之醒视彼之昏故耳! [9] E

此处的“妄”无疑指的是道德沦丧与人性的缺失，也是作者著书要揭露、抨击及改变的目标，因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世情败坏和恶风陋习的产生。

小说对清初社会纲常崩坏、世风堕落进行了多向度的揭示和批判。或写时人贪婪金钱、谋财害命者，如艾金(爱金)夫妻“一生贪财，见了钱连命都不惜”,家中开个小客店，“有那赶集的人在他店中过夜，次早开发店钱分，数足了递与了他。他接过来数，定要藏起一二文，赖说短数。” [9] 1226有一次，他看到客人携带三四百两银子住店，“心中好生动火” [9] 1227,竟然谋害了两条人命。或写兄弟因财失义而骨肉相残者，如钟吾仁(真无仁)和钟吾义(真无义)为一奶同胞，为分家产而同室操戈，打起官司，又争相重金贿赂知县，以致钱财荡尽，最终导致互相残杀。作者感慨：“世人何故丧良心，但见黄金不见人。毒计每缘争阿堵，奸谋乘隙乱家庭。” [9] 824或写迷恋赌博破家荡产者，如牧福(没福)为宦家子弟，本有十数万金的家产，因沉溺赌博，“只三四年间，把银子绸缎、金银器皿、首饰衣服，并房产地土，一色等项，赌输了个干干净净” [9] 1003。他因为欠下赌债，甚至准备卖掉妻子。或写世态炎凉、人情似纸者，如阎良(炎凉)五十大寿，两个女婿各备礼物进门，大女婿关必显虽是官宦后代，但“贫淡家风，不过是鸡鱼鸭肉、寿桃、寿面而已”,阎良只“待理不理的拱了拱手”;二女婿傅金(富金)是土财主，“礼物抬了进来，绸缎履袜，食物菜品，摆了一堂屋”,阎良夫妻便极力奉承，“顷刻就是茶来”。夫妻俩甚至待亲生女儿也有厚薄。大女儿“见爹娘那边摆果子茶，款待妹夫妹子，竟不请他一声，又是一口气咽在心里” [9] 1185。以上种种风俗败坏、道德沦丧之情状，无不源于人心之“妄”,作者痛加针砭，体现了一种救世的“婆心”。

“万恶淫为首”,封建社会的男权文化为家庭稳定和控制女性，千方百计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压制女性正常、合理的欲望，而《姑妄言》却展示了一幅人欲横流的图景，出现了长达十数万字、连篇累牍的艳情叙事。尤其是众多“淫妇”“悍妇”形象的描写，宣告了纲常名教在清初的严重挫败。小说写男女宣淫、公媳淫乱、子烝继母、兄妹乱伦、主仆成奸、人兽杂交，诸多场景，令人瞠目结舌；写淫妇形象昌氏、郝氏、火氏、多银、奇姐、宝姑、水氏、毛氏……淫荡丑态，叹为观止。与对世情百态的描摹一样，书中淫秽叙事并非为了单纯的暴露或谴责，而是为了挽救世风颓败，重构封建社会的伦理秩序。卷首林钝翁“总评”说：“予初阅之，见其中多杂以淫秽之事，不胜骇异……复细阅之，乃悟其以淫为报应，具一片婆心，借种种诸事以说法耳。” [9] H因果报应是作品劝惩世俗的一种手段，小说中淫乱纵欲的女性最终都因淫荡而死于非命，男性“马士英、阮大铖好贪误国，牛质、易于仁好色贪淫，游混公、卜通误人子弟，屠四、人屠户局赌坑人，皆有恶报” [9] J。然而《姑妄言》创作并非骂世，卷首的“自评”云：

余著是书，岂敢有意骂人?无非一片菩提心，劝人向善耳。内中善恶贞淫，各有报应。句虽鄙俚，然隐微曲折，其细如发，始终照应，丝毫不爽。明眼诸公见之，一目自能了然，可不负余一片苦心 [9] F。

此“苦心”实为救世、经世之心，因果报应实乃作者劝惩的手段之一。有时作者还通过树立正面形象，或议论、或评点以实现经世目的，如写淫妇的同时，还写了一些“贞烈型与贤淑型女性”,如钱贵、贞姑、国氏、向小娥等，以“寄予着作者的某些理想：恪守妇道，遵循封建道德规范，进而挽救世风日下这一社会危机” [16] 。

三

经世实学既表现为对各种社会弊端的批判和揭露，也表现为改革时弊所提出的种种救世方案 [17] 12。为挽救社会危机，明末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以资治，收明人奏疏、序记、书牍等文章，对赋税、边防、漕运、人才等许多方面都提出了改革方案。至清初，经世实学家更为重视有关治术、治法的探寻，对政体、赋税、田制、商业、货币、教育等诸多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和救治之方。如黄宗羲提出了“学校议政制度”“君主立宪”,顾炎武提出“清议”“减租”,王源提出“均田”等主张。颜元则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 [8] 763受经世思潮的影响，《姑妄言》通过形象描摹来揭批世态，通过因果报应来警醒人心和劝世化俗，同时还针对社会现实问题，在政治、社会、军事、人生、道德等许多方面，用艺术的形式，进行了救世之方的积极探寻。

小说第十六回钟情出仕一段，建构了一个清官形象，实乃作者教导天下为官之法，即要能立志除弊、明察秋毫、细心审究、公而无私、勇于任事，同时还要求真务实、人情通达，等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作者困于场屋，长期生活于社会下层，对底层百姓生活的贫困疾苦，有长期的观察、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感受。小说多处写到百姓荒年惨状和贫穷人家的生活图景，具体、逼真有如身历其境，如第十九回写宦萼所见向惟仁家的破败景象，底层贫困之严重可谓触目惊心。对如此普遍、严重的民生贫困问题，作者用艺术描写提出了一个富人责任的社会命题。他认为富人行善是一个重要的解决问题之法，而其具体方式则有赈济灾民、为民完欠钱粮、随时施舍，乃至建立慈善机构等。

如第十七回写灾民涌进南京城，财主童自大“看见这些男妇携儿牵女，鹑衣百结，鸠形鹄面”,便想：“我的银子也够了，又不犯着去卖，不如做个好事，舍了，救这万把饥民，也是一场义举。” [9] 853同为富豪的宦萼、贾文物受其感染而响应义举。于是，“童自大捐米，宦萼搭篷舍衣，贾文物助柴助菜” [9] 858-859,救了一万多人性命。回前评曰：“拥百万之富，以万余石米济众，直九牛一毛耳。在慷慨豪杰为之，何足为异。所可异者，出在财主耳。” [9] 834作者用意，显然要呼唤富人担当起一定的社会责任。第二十回又写宦萼捐银一万七千两和一万二千两分别为上元、江宁县穷民完欠钱粮。“这上、江两县数万欠户……男妇大小无不感念，望空叩头保佑的也不计其数，真是家诵户祝。” [9] 1001极写穷苦民众感念，实为激励富人行善。第十九回、二十回写宦萼到处行善，“身边揣着银子”“任马所走之”,见到穷难之人，便解囊援助，或助棺葬父，或助子孝亲，或助穷还债，济急救贫一如侠客行侠、观音救苦，不过抛洒银子而已。

明清之际，社会动荡不安，盗贼丛生，作者探求明朝灭亡的教训认为，最不能回避的就是如何稳定秩序、防范镇压匪患等军事问题。对此，《姑妄言》在人才、兵源、饷源、军事素质等方面均有若干探索。首先，作者主张破格提拔人才。小说写慕义、林忠、尚智虽栖身草莽，但“俱猛勇绝伦，智谋足备”,为史可法、乐公赏识并提拔，他们在朝廷军队屡战屡败的情况下，自发组织民兵抗贼，居然连战连胜，最终加官晋爵。第二十二回林钝翁夹批：“识者有时有，英雄无日无。尚智诸人……无识之者，不过终于一草莽英雄而已。” [9] 1125其次，第二十一回提出在朝廷兵力薄弱之地，“既无深山老谷可逃，又无猛将雄军可以御敌” [9] 1057,如何解决兵源、饷源之法，即：在官府支持下，地方按一定之法自建民兵，并自我供给。此法小说多处提及，如：“六合同天长、江浦这三县地方……我们在这三处挑选三千精壮，这三千人，每一人得十家供给，每年一家出银五两。十分穷的不在数内，却在这些穷户中挑选精壮，免他丁役。我们挑足了，操拣出来，三县互相救应，尽力杀贼。不但替朝廷做了地方保障，又还保护了自己身家。” [9] 1060复次，有关军队、将帅军事素质问题，在作品中也有反映。上文人物命名已有所透露，小说中亦多处强调，如第二十一回尚智道：“智信仁勇严五个字，缺一不可。训练了这一枝兵，都是精强力壮的。” [9] 1058卷二十二钝翁回前评：

为将之道，智信仁勇严，缺一不可……夫为将者，无智不足以料敌，故尚智为首。有智而无义不可以驭众，故慕义为次。智义全矣，非有一片忠君爱国之心，上不能以报朝廷，下不足以励士气，故林忠又居其次。忠虽居三，而实为智义之首。智义忠备矣，念念不忘朝廷，始足以报国也。三者俱全，尚何敌之不摧?所以屡战屡胜，诸人为江北之屏，而贼为之丧胆矣。作者犹恐看者不能会其意，又加一鲍信。特拈出此信字，见智义忠信悉具，为将之道备矣 [9] 1094。

以上这些军事方面的见解、主张，虽是针对明末历史而发，但同样有现实背景的因素。小说成书的康熙、雍正时期，虽称盛世，但战争、动乱频有发生。从康熙末年到雍正时期，各种形式的暴动已然极为普遍。如康熙末年，湖南沅州动乱，因将官无能，长期不能平息；雍正二年，山西万泉、临汾等地因知县贪酷造成暴动；雍正七年，广东、广西发生暴乱；雍正七年，无锡村民因知县残酷，“啸聚数百人，几至大乱”;雍正八年，崇明发生抗租事件……与此同时，各地盗贼蜂起。《清史稿》记载，雍正六年，“江、浙界上盗贼藏匿”,朝廷因“江南多盗”,不得不派浙江总督李卫专门调查江南七府五州的盗窃案 [15] 10334。全国其他地方大率亦然。这种情况在小说中也有所反映，如第二十回宦萼因捐纳之事进京，途中被五六十个贼人劫去五千金，后侥幸失而复得；第二十三回郗友、钟生对话云：“数年来因湖广沿江一带流寇纵横，反以不敢远出。”“素常山东一带土贼窃发，行旅甚难。” [9] 1167因此，小说有关军事方面的描写，其实也是针对现实的经世之法。

对清初市井阶层人生虚妄、道德沉沦的问题，《姑妄言》除了批判和谴责，同时也指出了向善之路和自新之途。如宦萼、贾文物、童自大三人本来是“纯然一伙不经世事膏粱痴顽子弟” [9] 498。宦萼谐音“宦恶”,代表“倚着区区家父势，横行到处惯作恶” [9] 504一类人；贾文物谐音“假人物”,代表装腔作势、假充斯文之人；童自大，童谐音“铜”,自大为“臭”,意为“铜臭”,代表家财万贯却吝啬贪婪之人。其共同特点是愚蠢——“呆”,“宦萼之呆也狂，贾文物之呆也假，童自大之呆也，则真呆矣。” [9] 498作者认为，即便此等之人，只要能幡然悔悟，变化气质，亦能成贤成圣。小说以大量笔墨叙写三人弃恶从善，力行不倦之事，其用意显然要给天下膏粱子弟指出一条自新之路。第十五回回前评说：

人能改过迁善，孰不可为圣贤?况宦萼之恶，不过一片呆公子气习未除，心性暴戾，贾文物不过欺世盗名，童自大不过鄙吝刻啬，虽皆为造物所忌，然其罪未至于杀人淫人，天良尚未泯灭，一朝悔悟，便能出人头地，非异事也 [9] 728。

这段文字意为，一个人无论多么丑恶下流，只要有一丝良知，又能立心向善，便能有所成就。

第五回回前评如下：

古云：相逐心生，相随心灭，此必至之理。即如一个人有一个上好品格，只往下流处一走，那相貌不因不由，全然改变，就是那下流的形状；一个极丑恶的人，他一心向上，不知不觉，那丑恶之中就生出许多的慈祥和霭 (2) 的样子来 [9] 219。

宦萼三人之外，小说还写了许多改过迁善之人，如嬴氏、阴氏等淫妇，钟情之侄钟自新等赌徒。书中还给一些身居下贱之辈指出人生向上之路，如娼妓钱贵，戏子嬴阳等，第七回作者评论嬴阳报恩事说：“嬴阳这么个旦而兼龟的人，有这一点报恩的好处，不但成了个好人家，后来竟还做了官，焉知非冥冥之中报之耶?足见人生何不学好。” [9] 367此外，作者还在诸多方面开出了经世之方，如主张家庭中夫妻互相尊重敬爱，男女婚姻选择真情重于财产、地位，道德修为重在实修、实行，子女教育须注意环境因素等等，限于篇幅，暂不赘述。

四

《姑妄言》用实学思维进行创作，受经世实学思潮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传达实学的价值取向，小说在题材内容、艺术旨趣、人物塑造以及情节设计、细节处理等各方面均有体现，从而使其内容、形式呈现出种种新的变异。

首先，在题材内容和艺术旨趣上，《姑妄言》的现实色彩大大增强，注重现实生活中实际问题的发掘、摹写和解决，视野广阔恢弘，描摹精细，篇幅宏大，使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空前强化。与同样作为家庭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等描写一个或几个家庭不同，《姑妄言》以近百万言的文字，围绕钟、宦、童、贾四家，或简或详地描写了上百个家庭。小说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社会生活图景。从反映现实的广阔程度来说，罕有其匹。这种题材内容的新异和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不仅体现在对现实社会方方面面的描摹、抉发，更体现于作家经世、救世的价值追求。如针对其时好赌的社会风气，书中不但描写了诸多赌徒的家庭及其人生的凄惨，而且还着意揭露鲜为人知的赌场内幕，以劝醒世人，又反复通过评者道出自己的“苦心”。如第二回钝翁评：“这一段不但是一篇劝戒赌的婆心，且更劝好赌人知此中的大害。” [9] 52第四回写戴迁因赌博卖掉亲生女儿，回前评曰：“因借他赌之一字，故撰出一篇戒赌文来，少年孟浪好赌之人，当书一通于座右。” [9] 160经世之意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小说在人物塑造上也不乏新异之处。小说人物类型丰富，人物形象的世俗味、务实性趋浓，而传统的理想色彩大大消退。在长篇小说经典中，大都描写数百个人物，而《姑妄言》更是一骑绝尘，描写了上千个形形色色的人物，笔墨所及，有官员、乡绅、财主、儒生、塾师、佣工、佃户、商贩、赌徒、酒鬼、闲汉、无赖、娼妓、嫖客、游僧、道士；其状有乍贫骤富者，有富而变贫者，有富贵骄人者，有财大气粗者，有贪婪吝啬者，有宣淫纵欲者，有嫌贫爱富者、有清廉自守者，有负心忘恩者，等等。从朝廷高官到贩夫走卒，从高雅文士到地痞无赖，跨度如此之广、之大，若没有长期对社会生活和人情、人性的观察和思考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无疑是践行实学理念的结果。在具体的人物描写方面，小说体现了实学的崇实、务实精神，舍弃了理想化、理念化的人格塑造。如小说中的主人公钟情，作为一个清官形象，处理同僚私弊、衙役索贿问题时，不是一味厉行严惩，以彰显清廉公正，而是宽严相济，理性包容，多出了一种务实精神。针对普遍存在的衙门索贿之事，“他都细心体察，若些须 (3) 无碍的钱，他也放松一着，并不说破；若稍有关系，初则叱辱，再则重处，无不凛遵他的法度” [9] 781。再如致仕后的关爵为改善自己的生活，通过社会关系给人说情，从中谋得回报，对此作者都给予了肯定和认可，这不仅没有损害人物形象，反而使人物更接地气，更真实可信，因为清官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同样有普通的人情、人性，这或许是实学对人物塑造美学的一个贡献吧。

再有，在情节设计和细节处理方面，小说作者从实学和经世理念出发，苦心构思、经营，不失巧妙、生动之处，往往发人深思，但有时也造成了内容庞杂琐碎、情节枝蔓的不足。整体上看，小说以竹思宽和郝氏，钟情和钱贵，以及宦萼、贾文物和童自大的经历作为三条线索贯穿全书，三组人物实际上恰好隐喻了三种不同的人生之路，即邪道、正途和弃恶从善。竹思宽、郝氏的纵淫暴亡，昭示了人生不知自省的堕落与荒唐；而钟情、钱贵一心向善，终成正果，则具有正面人生榜样的意义；宦、贾、童三人能迷途知返，改邪归正，这实际上是给天下恶人指出了一条自新之路。作者围绕这三组人、三条线，精心构思，巧设情节，体现出一片道德救世的苦心。再从具体情节、细节设计来看，作者也同样不离崇实、经世的创作宗旨。如小说将历史叙事杂糅于世情和艳情内容之中，突出时间标识，模糊虚实界限，凸显了鲜明的史学经世意识；又将一些非小说的情节因素羼入故事叙述中，如第八回将杨涟揭露魏忠贤和客氏之恶的奏本全文抄录，第十六回将钟情为杜绝衙门私刑而作的一篇《戒刑》全文录入，负面作用不言而喻，但目的是突出真实有据的效果。此乃受考据实学影响的结果，同时或稍后的作品如《红楼梦》《镜花缘》等也有此类倾向。再如围绕救世方案设置情节，大多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虽有时不免荒诞，但更多的时候值得肯定。如第二十回写宦萼救济灾民，因穷人太多而喟叹：“我遇着的就施舍了，我遇不着的却怎样?” [9] 995于是接受了小娥的“一个济贫的法子”,即建立配套的慈善机构：

腾了几间闲房子，接了向惟仁一家过来，请他掌管当铺。兑出十万金来做本，一分行息，专当与穷民小户，每年送他劳金二百四十两。又叫了邬合来监管养济院、育婴堂、棺材店、义冢地、各处事务、支放银钱、给散粮米，一年也与他一百二十金酬劳。又开了七八处义学，烦梅生请了几位老成在庠的通儒，平儒也在其内，每位一年金五十两。拨人承应，一日三餐上好供给，教训生徒，招揽有志上进者来念书。他又买了千亩良田，将族中这些穷户，凡系同祖传下者，不论亲疏远近，一年按人口大小给以衣食，有力者不在其内。又置了五千金佃房讨租，为这些人婚嫁死葬之费。就选了两位年高族长，一正一副，掌管出入 [9] 997。

这一虚构情节简直就是一个微型的乌托邦，巧妙地融入作者济世的政治理想。很明显，这是作者自我臆想的，试图通过富人的觉悟和慷慨，建构起来的理想社会模式，虽不现实，但也并非全然向壁虚构，其前瞻性意义值得肯定。至于小说的细节描写，在实学思维支配下也不无成功之处，有时甚至比他书更加真实感人。如第四回，当钱贵一心为钟情拼死守身的时候，钟情却反复开导她说：“倘你不堪受凌辱，如此岂不使我抱一世鼓盆之叹?况你心迹，我岂不知?俟出火坑，再做良家腔调未晚。” [9] 185仅一个语言上的细节，人物豁达、开明、务实的性格便跃然纸上。由此可见，实学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情节设计和细节描写。

要之，《姑妄言》的创作与清初经世实学思潮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作者曹去晶虽然是一位“不第的穷儒”“抱经济之才者，埋没于草莽之中”,但受传统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熏陶，特别是受到清初以来强烈的经世实学精神影响，他以小说创作的形式，表达了自己治世的理念和愿景。影响所及，使古代长篇小说的内容、形式呈现出种种新的变异，这当是《姑妄言》成就奇书风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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