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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忆沪上家庭灶头演变 王智琦  在家翻检、整理抽屉，无意中发现一个纸已泛黄的旧信封，我抖出信封里装着的物件，竟然是两本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和上海市居民煤制品购买证。数次搬家，这两张早就弃之不用的票证，却被母亲妥帖地深藏那么多年，由此可见母亲对这两张票证的珍视，她的内心深处，或许还残存着那个年代凭证购物的焦虑与恐慌心理，我不觉大为感慨。
上海市居民煤制品购买证，是一本绛红色的小薄本，翻开内页，一个紫色方形图章敲着：闸北区国营前进煤炭商店第十门市部（东新民路39号）。另一个紫色方形图章敲着“上旬供应，每月1—10日，过旬不供”。4张内页里记录着从1989年12月10日到1993年2月7日的供应数量，原来每月基本上都是70公斤左右，到1993年开始，突然飙升到100公斤。 枯燥的数字里，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信息空间可供想像，我觉得至少说明两点：一是煤炭供应定量、定人的紧张状况开始有所缓和，二是家庭煤炉上可供烧煮的物品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煤饼需求量在增大。九十年代初，毕竟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拂十来年，开发开放浦东的号角正在唤醒、激励着浦江两岸的上海人民。看着这张不起眼的煤制品购买证，我不觉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中国老话早就说过：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排在第一位，是因为饮食对保证人体生命的重要性，而饮食则离不开柴，吃熟食、喝热水是人类脱离茹毛饮血文明进化的标志。对当年上海人来说，无论贫富差异，家家都需要烧煤饼炉生活，条件好些的可能还备有一只煤油炉救急，但煤油供应更紧张且价贵，一般普通百姓家庭平时不会考虑用煤油炉。
记得40年前1978年7月20日至22日，恢复全国高考制度后第二次高考，正逢盛夏酷暑高温天。作为中学77届应届毕业生，有幸遇到这个大好时机，我当然像所有人一样，想要挤上这条独木桥，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高考地点在中华新路上的闸北六中（现静安区教育学院），7月20日第一天下午开考语文，考完后，许多同学还站在校园门口核对着答案，我只是急忙赶回家，牵肠挂肚的竟是家里那只蜂窝煤炉。幸而蜂窝煤炉还在阴燃着，我长吁了一口气。这样家人下班回家后，可以按时吃上晚饭，否则我还得立即劈柴生火，“满脸尘灰烟火色”，哪里还顾得上再去复习第二天的考试科目呢。 40多年前的上海人，大都蜗居在危棚简屋中，即使是老式石库门，也往往会住上七十二家房客，这绝非夸张。10来平方米亭子间，居住着一家五口甚至更多家人。民以食为天，无论居住何方、睡在何处，每天生火吃饭是头等大事。我出生后一直住在石库门弄堂里，当寒冷冬天晨曦微露、瓦霜泛白时，勤劳的主妇早已起床生炉子了，弄堂里飘散着或浓或淡的煤烟味。等一会儿大人要上班，小孩去上学，都急着吃上一碗滚烫的泡饭，当然最好有半根油条相佐，这样才能有气力和精神啊！
如果想清晨起床不生炉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煤炉阴燃过夜（俗称封炉子），这绝对是个技术活。每只煤炉都有不同脾性，炉门封得过紧，肯定会熄灭；缝隙留得过宽，煤饼又要燃尽，更何况煤饼质量本身就不稳定，有时坚硬如石，有时又酥软如泥，很难伺候把控。向来节俭的母亲不惜工本，到煤炭商店买来价格最高、据称质量最好的煤炉，为的是让煤炉能够阴燃过夜。我自告奋勇地表示晚上来封煤炉。经过不断摸索，到了后来我只需要凭着手感，缝隙就能留得恰到好处，大部分时间都能够做到煤炉自燃过夜。代价是每晚至少要浪费一只大煤饼和一只小煤饼，收获则是燉在煤炉上的一壶热水，冬天可以洗脸，夏天则如鸡肋。 
上海人曾经早先家家户户都烧煤球炉，煤球炉火旺但不耐烧，尤其是无法封炉过夜，第二天起床后必须生炉子，每天遭受烟熏火燎之苦。幸而不久后市场上出现了蜂窝炉，上海人称之为煤饼炉，它比煤球炉更耐烧、更实用、更干净，一上市立即取代了煤球炉。计划经济年代，每家煤饼用量严格控制，煤饼按厚薄分为大煤饼、小煤饼，由煤炭商店硬性搭配。一般每天最多只能烧3个大煤饼、2个小煤饼，否则就要寅吃卯粮、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 上海石库门里基本上都有一个灶披间，几户人家挤在一起烧饭做菜。俗话说：距离产生美，天天挤挤挨挨在灶披间，邻居间难免会产生矛盾抵牾，以致于小小的一个灶披间，5、6个水笼头，7、8个照明小吊灯，都是再普通寻常不过的场景。
煤饼供应不光是按人定量，有时煤炭商店供应还会时常缺货，尤其是在春节前，师傅们骑着黄鱼车从煤饼厂拉货，回店里的路上，数十箱煤饼就被人捷足先登了。只是苦了那些望眼欲穿的等候者，也包括在寒风中伫立的我。 煤炭商店煤饼供应紧张，倒不是缺煤，而是因为做煤饼机器有限，店里总有一堆煤屑放着，因为有居民愿意买煤屑自己做煤球。受此启发，煤炭商店提供了另一种供应煤饼方式：店里可无偿出租做煤饼模具，如果有人愿意放弃买煤饼改而买煤屑，既省钱，又比限量煤饼可稍多供应一些，当然前提是回家自己做煤饼，这是个又脏又累的活。母亲向我说了这个情况，我毫不犹豫地表示：那就自己做煤饼。
从煤炭商店借来小推车，分几次把百来斤煤屑推到家门口，煤屑里藏有不少碎石、小砖块等异物，需要耐心地一一挑拣出来。煤屑堆中间挖成凹型，取来自来水，我用铲子把煤屑搅拌在一起，再敲碎细磨一只燃尽的煤饼，煤灰需要洒在煤饼模具底部和四周，防止煤屑被粘住后工具拔不出来。 看似小小的一只煤饼，真要自己做其实并不简单。把煤屑倒进模具里，模具里插有12根铁棍，就是煤饼成型后的十二个孔洞。盖子是一块圆形铁块，中间一根细长的铁管顶部可以敲击，四周留有12个孔洞，正好插进12根铁棍中。一开始，我用木榔头狠命击打铁管，压紧煤屑，但因为没有经验，做出的煤饼要么因为煤屑太松、太湿而瘫软在地，要么厚薄、高低歪斜不平，一看就是手工做出来的。且拔模具时不能太用蛮力，必须使巧劲，否则煤饼就会损坏，前功尽弃。我拿几个从店里买来的煤饼做道具，依葫芦画瓢，感觉不满意就推倒从来，反正煤屑不会损耗，只是消磨掉掉时间和力气罢了。 慢慢地，从模具里诞生出来的煤饼越来越像样子，看上去紧致、结实、滑溜，闪着黑金般的色泽。我小心翼翼地把煤饼叠罗汉似地，堆靠在弄堂墙壁旁慢慢阴干。大功告成后，只觉得腰酸背疼、浑身乏力。但看着母亲露出欣慰神色，想到自己也可以为家里分挑点重任，心里便感觉有点小确信。
自家做煤饼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随心所欲，根据自家需求，适当控制大小煤饼的比例，而且比直接买来的量多质好、经久耐烧，既经济省钱，还无须排队喝西北风。弄堂里邻居们见状纷纷效仿，煤饼模具变成了紧俏货。只要是天晴无雨的休息日，弄堂里总会有几户人家做煤饼，有的主妇甚至亲自上阵，咚咚咚的敲击声回荡在寂寥的弄堂里。老人们咳嗽着，走进走出，晒着太阳，在脑海里成为石库门弄堂里的一道难忘的记忆。  靠煤饼炉生活毕竟太烦心操劳，母亲梦里头都希望能像大楼居民那样，用上洁净便捷的管道煤气，哪怕是钢瓶压缩煤气也好啊。但石库门老房子的弄堂地下管道陈旧杂乱，煤气公司要铺设管道进来，需花大价钱，且一直风闻石库门老房子要动迁，煤气公司就更不愿意了。我们盼望着却一再陷于失望和苦恼，母亲有些自艾自怨道：这辈子恐怕是再也享受不到用煤气的福分了。 宁波亲戚来上海出差，听着母亲的诉说，很爽快地表示有办法帮忙弄到压缩煤气，但需要花高价，买建设银行债券2000元，利息很低，只有1%左右，5年后才能归还本息，那时保额存单利息最高达到10%以上。母亲并没什么余钱，却毫不犹豫地赶紧答应下来，宁愿在其他地方省钞票。就这样，我家率先在弄堂里用上了压缩煤气。比起煤饼炉来，真有天壤之别，母亲的脸上终日焕发着笑意。
想不到的是，大概只过了一年多左右，居委会就挨家挨户通知，我们这儿都可以使用压缩煤气，只要买1000元3年期的债券。邻居们对母亲说：这下你亏大了。母亲却并不后悔：这两年我比你们省心多少啊，这钱花得值。但压缩煤气也有致命的缺陷，一瓶煤气罐至多只能用上一个来月，就得换钢瓶，钢瓶上面没有计量表，只能凭着手感去感觉分量轻重。有时烧着、烧着火苗就慢慢地熄灭了。特别是在春节前用气高峰时，突然煤气用完，而年夜饭菜尚未烧好，真要急得双脚跳。
换煤气罐绝对是件体力活，骑着自行车，右边挂个沉重的煤气罐，人的重心就要歪斜到左边，才能保持两边平衡地骑行，这还真得要有点技术。到了换甁地方，有一道高斜坡，车又不能推上去，只好把煤气瓶拎上又提下。每次我去调换煤气罐，母亲总提心吊胆地怕出事故，千叮咛万嘱咐。年迈的母亲憧憬着说：什么时候能用上管道煤气，那就真算是解脱了。 如今家家厨房里的灶头上都燃烧着天然气，变得更加洁净和安全，尤其是冬天洗澡时，滚烫的热水瀑布般喷涌而下，驱散着寒冬的阴冷，令人无比惬意。 有意思的是，前些年老房子动迁，我们曾当做宝贝似的那只压缩煤气瓶，煤气公司根本就不回收，丢弃在一堆旧物中，堙没在越来越远去的时光中。 发表于2018年10月26日《劳动报》“故事”副刊版，有所删改 （配图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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