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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煤饼”,一个最短命的上海市井俚语

 好办法 2019-01-11

市井俚语,虽然粗一点,俗一点,不过因为生动、活泼,往往流传得更快,被使用的频率也更高些。

当然,流传得快,消逝得也快。上海开埠不到二百年,有多少市井俚语浮浮沉沉,有的竟然登堂入室,有的始终游走边缘。旧的去了,新的又来。

 

事实上,市井俚语的频繁更替,是一种方言乃至一门语言的活力所在。

因此,关注俚语的流变,是对方言乃至语言的一种保护。

四十年前我学英语时,我的老师辈中很多是沪上圣约翰大学的遗珠。他们无一例外地劝我,要注意学习“proverb”,越多越好。

这也是我后来反过来注意上海话里的市井俚语的原因吧。



说,“敲煤饼”是一个最短命的上海市井俚语,是因为它产生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好像就不怎么流传了。

 

而从1966年开始流传的那些著名的流氓切口,如“扎台型”、“退招势”之类,真正传到弄堂里的阿姨妈妈都晓得,也差不多是1970年代末了。

这些切口,虽然现在大家也已不大讲。年轻人,宁可开国语讲“显摆”,也不讲“扎台型”;宁可开国语讲“打脸”,也不讲“退招势”。不过他们脑子里还是有点印象的,也还完全听得懂。套用滑稽前辈袁一灵先生的讲法,这叫做“死么死了,还没死透。”

而“敲煤饼”,则“死得笔笔挺”。

很多上海人也许从头到尾也没盘清过,敲煤饼”是怎么一回事。



讲“敲煤饼”这一俚语产生于1970年代末,是因为它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是,广东已经开放,一个是,上海的煤饼以及煤炉还大量存在。

 

1976年,那个运动才结束。1979年,深圳才建市。当然,这三年间,广东的经济已开始渐渐活跃起来。活跃了,才会有那种行当的死灰复燃。当年,广东街头邀请的暗号是很直接很粗鄙的:“打洞不?”,远非后来的宾馆电话里的“先生,你寂寞吗?”

甚至怕你听不懂粤语,干脆用手势的。左手轻握自己的右手食指或者中指滑动。

没有广东的“打洞”,就没有上海的“敲煤饼”。



上海这一头,再早几年,更多人家还在用煤球。煤球没有洞。即便有的人家开始用煤饼了,也是买来就用,轻拿轻放,根本不敲。小孩不当心敲碎忒了,要吃“毛栗子”的。

“敲煤饼”只有在煤球店里才能看到。

 

也许是因为煤饼运输中损坏太多的缘故吧,要命的是,烧煤饼的地区往往都是“弹格路”。

所以,大致也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的吧,上面煤炭公司直接将煤粉运到煤球店,而煤球店利用居民区里的空地,就地做煤饼。先拌水成型,再打洞,打洞的时候才会“敲”。有简单的机械,唯独没有围墙,居民常常集体围观“敲煤饼”。

有些聪明的居民,看了几趟就看会了,于是找来简单的工具,自己做煤饼。今后只要付买煤粉的钞票,省下不少铜钿呢。



需要说明的是,“敲煤饼”从来不是切口,它不像“扎台型”、“退招势”那样,先在江湖(其实就是当年人们口中的流氓阿飞)里秘密流传,再进入社会底层。

“敲煤饼”是直接产生于市民社会并流传开来的。

重要的原因是,到了1970年代末,当年率先接触“扎台型”、“退招势”这一批切口的江湖人士大多已快三十了,要“收道”了。

 

“收道”这个词,现在大家很陌生,其实,有“出道”,就有“收道”嘛。

有幸还在江湖的,纷纷金盆洗手,结婚养小孩。不幸进了庙上了山的,山上下来以后,也大多先摆只小摊头做做小生意,卖油墩子卖烘山芋修脚踏车修拉链,样样都有。反正他们再也没心思去传播那些切口了。



可以大致还原一下,当年“敲煤饼”这一俚语的形成过程。

那时候,上海虽然还不像广东那么开放,不过老工业的底子还在。不但传统制造业发达,而且录音机、电视机、脚踏车、缝纫机和手表等新型制造业,因为市场的“刚需”(家家人家结婚必备的三大件四大件嘛,一如现在的房子),正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

 

所以,从全国来看,能够经常到广东出差的,也就是上海的产业工人最多了。参加一年一度的广交会,也是上海很多厂家的必修课。

只有去了广东,才会被人邀请“打洞”嘛。只有去得多了,才会老吃老做嘛。而且,此等好事,一个人摆在肚皮里是要馊气的,必然会小范围交流,然后口口相传,传到再也瞒不住为止。



我记得,上海人最早叫它“笃洞”。而弄堂里做煤饼的最后一道工序,当时也叫“煤饼笃洞”。

单位里有同事从广东出差回来,要好的小兄弟一定会这样开玩笑,“不想回来啦?开心煞了噢?日日夜里笃洞啰?”

 

这“笃洞”后来还传到了足球场。进三个球叫“笃三洞”。那是后话。



后来,“某人在广东打过洞”这种八卦,要传到弄堂里去了,要传到同厂女工那里去了,甚至要传到车间干部那里去了,觉得“笃洞”还是太露骨了。一想,煤饼笃洞,要敲的呀。反正,最后流传出去的,不是“笃洞”,而是“敲煤饼”。

 

很明显,这句俚语最早产生的地方,一定是烧煤饼的地区无疑了。

当然,家里用煤气灶也没什么了不起,好人坏人的比例总归差不多的。

更何况,上海当年人口不过900万,煤炉有120万只以上,以每只煤炉平均四五个人用计算,烧煤饼的人口要占到六七成,是大多数啊。



可惜的是,古老的行业至今未见衰象,“敲煤饼”这一俚语却英年早逝了。

“淘浆糊”的产生还在它的后面,现在虽然也基本消亡,总算“还没死透”,属于“重度濒危”。

也许,迅猛的城市煤气化才是“敲煤饼”这一俚语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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