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人（一） 凡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相信的事体，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会上也必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行了四五百年，奉教的人虽然不全是因为信仰，因为信仰奉教的人自必不少，所以在近代史上生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向来不把他当做社会上一个重大的问题，只看做一种邪教，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不去研究解决方法，所以只是消极的酿成政治上社会上许多纷扰问题，没有积极的十分得到宗教的利益。现在若仍然轻视他，不把他当做我们生活上一种重大的问题，说他是邪教，终久是要被我们圣教淘汰的；那么，将来不但得不着他的利益，并且在社会问题上还要发生纷扰。因为既然有许多人信仰他，便占了我们精神生活上一部分，而且影响到实际的生活不是什么圣教所能包办的了，更不是竖起什么圣教底招牌所能消灭了。所以我以为基督教底问题，是中国社会上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起眼睛瞎说！ （二） 在欧洲中世，基督教徒假信神信教的名义，压迫科学，压迫自由思想家，他们所造的罪恶，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是欧洲底文化从哪里来的？一种源泉是希腊各种学术，一种源泉就是基督教，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因为近代历史学，自然科学，都是异常进步，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无不失了威权，大家都以为基督教破产了。我以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崩坏了。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不但耶稣如此，《旧约》上开宗明义就说： “有害你们生命流你们血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人与人是弟兄，人若害人的生命，我必讨他罪。凡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着自己形象造的。”（《创世记》第九章之五、六） 所以基督徒或是反对者，都别忽略了这根本教义。 （三） 基督教在中国行了几百年，我们没得着多大利益，只生了许多纷扰，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有种种原因：（1）吃教的多，信教的少，所以招社会轻视。（2）各国政府拿传教做侵略的一种武器，所以招中国人底怨恨。（3）因为中国人底尊圣，攘夷，两种观念，古时排斥杨、墨，后来排斥佛、老，后来又排斥耶稣。（4）因为中国人底官迷根性，看见四书上和孔、孟往来的人都是些诸侯，大夫，看见《新约》上和耶稣往来的，是一班渔夫，病人，没有一个阔老，所以觉得他无聊。（5）偏于媚外的官激怒人民，偏于尊圣的官激怒教徒。（6）正直的教士拥护教徒底人权，遭官场愤恨，人民忌妒；邪僻的教士袒庇恶徒，扩张教势，遭人民怨恨。（7）基督教义与中国人底祖宗牌位和偶像显然冲突。（8）白话文的《旧约》《新约》，没有五经、四书那样古雅。（9）因为中国人没有教育，反以科学为神奇鬼怪，所以造出许多无根的谣言。（10）天主教神秘的态度，也是惹起谣言的引线。 上列十种原因当中，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底错处不过一两样。他们这一两样错处，差不多已经改去了，我盼望他们若真心信奉耶稣最后的遗言——《马太传》底末章最后二节所说——今后不要再错了。我们中国人回顾从前的历史，实在是惭愧，但现在是觉悟到什么程度？我盼望尊圣卫道的先生们总得平心研究，不要一味横蛮！横蛮是孟轲、韩愈底态度，孔子不是那样。 （四） 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 支配中国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来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这两种文化的源泉相同的地方，都是超物质的精神冲动，他们不同的地方，道义是当然的，知识的，理性的，情感是自然的，盲目的，超理性的。道义的行为，是知道为什么应该如此，是偏于后天的知识；情感的行为，不问为什么，只是情愿如此，是偏于先天的本能。道义的本源，自然也出于情感，逆人天性（即先天的本能）的道义，自然算不得是道义；但是一经落到伦理的轨范，便是偏于知识理性的冲动，不是自然的纯情感的冲动。同一忠孝节的行为，也有伦理的情感的两种区别。情感的忠孝节，都是内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纯的；伦理的忠孝节，有时是外铄的，不自然的，虚伪的。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自然情感的冲动，我们更当看重。我近来觉得对于没有情感的人，任你如何给他爱父母，爱乡里，爱国家，爱人类的伦理知识，总没有什么力量能叫他向前行动。梁漱溟先生说：“大家要晓得人的动作不是知识要他动作的，是欲望与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单指出问题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觉着是个问题才行。指点出问题是偏于知识一面的，而感觉他真是我的问题都是情感的事。”梁先生这话极有道理，但是他说：“富于情感是东方人的精神。”又说：“这情感与欲望的偏盛是东西两文化分歧的大关键。”他这两层意思，我都不大明白。情感果都是美吗？欲望果都是恶吗？情感果能绝对离开欲望吗？只有把欲望专属物质的冲动，情感专属超物质的冲动，才可以将他两家分开。其实情感与欲望都兼有物质的，超物质的两种冲动，不能把他们分开，不能把他们两家比出个是非高下。欲望情感底物质的冲动，是低级冲动，是人类底普遗天性（即先天的本能，他自性没有善恶），恐怕没有东洋、西洋的区别。欲望情感底超物质的冲动，是高级冲动，也是人类底普遍天性，也没有东洋、西洋的区别，所以就是极不开化的蛮族也有他们的宗教。所以我以为西洋、东洋（殊于中国）两文化底分歧，不是因为情感与欲望的偏盛，是在同一超物质的欲望，情感中，一方面偏于伦理的道义，一方面偏于美的宗教的纯情感。东洋的文化自然以中国为主，阿利安人（Aryan）底美术宗教，本是介在这两文化系间的一种文化，与其说他近于中国文化，不如说他近于西洋文化；至于希伯来（Hebrew）文化，更不消说的了。 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不但伦理的道义离开了情感，就是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文学，也大部分离了情感加上伦理的（尊圣、载道）物质的（纪功、怨穷、海淫）彩色；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我们实在不敢以“富于情感”自夸。 中国社会麻木不仁，不说别的好现象，就是自杀的坏现象都不可多得，文化源泉里缺少情感至少总是一个重大的原因。现在要补救这个缺点，似乎应当拿美与宗教来利导我们的情感。离开情感的伦理道义，是形式的不是里面的；离开情感的知识是片段的不是贯串的，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是过客不是主人，是机器，柴炭，不是蒸汽与火。美与宗教的情感，纯洁而深入普遍我们生命源泉底里面。我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五） 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晓得情感底力量伟大，一方面也要晓得他盲目的，超理性的危险；我们固然不可依靠知识，也不可抛弃知识。譬如走路，情感是我们自己的腿，知识是我们自己的眼或是引路人的眼，不可说有了腿便不要眼。 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大半是古代的传说，附会，已经被历史学和科学破坏了，我们应该抛弃旧信仰，另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 不但那些古代不可靠的传说，附会，不必信仰；就是现代一切虚无琐碎的神学，形式的教仪，都没有耶稣底人格，情感那样重要。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现有一比神殿更大者在此。”（《马太传》十二之六） 又说： “我不为祭祀而为怜悯。”（《马太传》十二之七） 犹太人杀害耶稣的罪状，就是因为他说： “我能破坏这神殿，并且三日内造成。”（《马太传》二十六之六十一） 我们应该崇拜的，不是犹太人眼里四十六年造成的神殿（《约翰传》二之二十），是耶稣心里三日再造的，比神殿更大的本尊。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他会说： “你求，便有人给你；你寻，便得着；你敲门，便有人为你开。”（《马太传》七之七） （六） 耶稣所教我们的人格，情感，是什么？ （1）崇高的牺牲精神。他说：“我是从天降下的活面包，吃这面包的人永生；为了人世底生命，我所贡献的面包就是我的肉。（《约翰传》六之五十一）“我的肉真是食物，我的血真是饮物。（《约翰传》六之五十五）“吃我肉饮我血的人，与我合一，我也与他合一。（《约翰传》六之五十六）“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子女过于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传》十之三十七）“不背着他的十字架随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传》十之三十八）“想保全他的生命的人，将来必失去生命，他为我失去生命，将来必得着生命。”（《马太传》十六之二十五）耶稣在将要被难之前，知道他的十二门徒中，有一人要卖他，他举起酒杯向他们道：“请你们满饮此杯，因为这是我的血，为誓约为众人赦罪流的血。”（《马太传》二十六之二十七、二十八） （2）伟大的宽恕精神。他说：“你们宽免别人的罪，天父也要宽免你们的罪。（《马太传》六之十四）“悔改与赦罪将由他的名义从耶路撒冷起，宣传万国。（《路加传》二十四之四十七）“一人悔罪，天使大喜。（《路加传》十五之十）“我告诉你，那妇人许多罪恶都赦免了，因此他爱也多；被赦免的少，爱也少了。（《路加传》七之四十七）“神欢喜一个有罪的人悔改过于欢喜九十九个正直的人无须悔改。（《路加传》十五之七）“别人告诉你们：爱你们的邻人，恨你们的敌人。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析祷；这样才是天父底儿子：他的日光照善人也照恶人，他降雨给正义的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传》五之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勿敌恶人：有人打你右边脸，你再把左边向他。有人到官告你，取去你的上衣，再把外套给他。（《马太传》五之三十九、四十）“我不是为无罪的人而来，乃为有罪的人而来。”（《马太传》九之十三） （3）平等的博爱精神。他说：“使瞎子能看，跛子能走，聋子能听，有癫病的人洁净，死的人复活，穷人得着福音。（《马太传》十一之五）“尊敬你的父母，爱邻人如爱你自己。（《马太传》十九之十九）“卖你所有的东西，送给穷人，如此你将得着天国底财宝。（《马太传》十九之二十一）“富人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马太传》十九之二十四）“第一尽全心全精神全意爱你的神，第二爱邻人如爱你自己，一切法律，预言者，都是遵这两大诫。（《马太传》二十二之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你们须相爱，你们须相爱如同我爱你们。（《约翰传》十三之三十四）“穷人少的布施，多过富人多的布施，因为富人布施的是他的有余，穷人布施的是他的不足，是尽其所有。”（《路加传》二十之三、四）Pharisee 人与学者讥消耶稣和税吏及罪人同食，耶稣对他们说道：“你们堂中，谁有一百只羊，若失去一只，他不离开这九十九只，去将那失去的寻得吗？寻得了，是要喜欢的把他背在肩上。他回到家里，他要邀集他的朋友他的邻人，向他们说，恭喜我寻回来了我失去的羊。我告诉你们，神喜欢一个有罪的人悔改过于喜欢九十九个正直的人无须悔改，也是这样。”（《路加传》十五之一至七） 这就是耶稣教我们的人格，教我们的情感，也就是基督教底根本教义。除了耶稣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基督教义。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 （七） 耶稣说：“听到我的话而不实行的人，好比一个愚人，把房屋做在沙上。风吹，雨打，洪水来了，这屋是要倾覆的，这是很大的倾覆。”（《马太传》七之二十六、二十七） 现在全世界底基督教徒都是不是愚人？把传教当饭碗的人不用说了，各国都有许多自以为了不得的基督教信者，何以对于军阀富人种种非基督教的行为，不但不反抗，还要助纣为虐？眼见“万国人祈祷的家做了盗贼底巢穴”，不去理会，死守着荒唐无稽的传说，当做无上教义；我看从根本上破坏基督教的，正是这班愚人，不是反对基督教的科学家。大倾覆底责任，不得不加在这班愚人身上！ 中国底基督教状况怎么样？恐怕还是吃教的人占多数。 最可怕的，政客先生现在又来利用基督教。他提倡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来反对邻国，他忘记了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底永远生命而来；他忘记了耶稣教我们爱邻人如爱我们自己，他忘记了耶稣教我们爱我们的敌人，为迫害我们的人析祷。他大骂无产社会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他忘记了基督教是穷人底福音，耶稣是穷人底朋友。 一九二○，二，一。 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 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我对于马尔塞斯的人口论，就是这种见解；不但马尔塞斯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象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斯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在鼓吹一种理想实际运动的时候，这种妄想，迷信，自然很有力量，价值；但是在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有很大的障碍。这本是我个人的一种愚见，是由种种事实上所得一种归纳的论断，并且想用这种论断演绎到评判各种学说，研究各种问题的态度上去。 （二） 马尔塞斯人口论的内容，简单总括起来，就是：（1）自然界一切生物（人类也包含在内）底增殖，常有超过食物范围以上的倾向。（2）这种不断的倾向底结果，生物常苦于食物不足，自然界所以发生种种悲惨，人类社会底贫困罪恶不能绝迹也就为了这个缘故。（3）因此人类社会要想断绝这个祸恨，凡是没有赡养家属资力的人，不得不遏制性欲，守独身主义，来防止人口过多的自然力。 后来新马尔塞斯派，对于前列的（2）（3）两项大加修正。这修正派的人，以为人类底贫因和罪恶，不仅是人口过多的结果；社会组织的缺陷，的确也是一种原因。他们又以为拿制欲和独身主义来限制人口，未免太酷，不如实行预防受胎的法子；因为预防受胎比制欲合乎自然，而且不损身体底健康。 后来无论赞成马尔塞斯底学说或是反对的人，对于修正派底意见，反对的却少得多了。但是他们对于马尔塞斯底（2）（3）两项意见虽然加了多少修正，却于他的根本学说还是不曾动摇。因为马尔塞斯主张底大前提，是在前列的（1）项，马尔塞斯得了永久不朽的大名，迷信他的学说当做万古不动的一大真理，也就在（1）项；因此人口论底研究，便不得不集中于（1）项了。 （三） 人口底增殖率，果然是照马尔塞斯底推算，每二十五年必定增加一倍吗？ 生物底生殖力，自然都很伟大，即以一切动物中生殖力最低的象而论，他一生百年间，平均生殖六子，这六子果然都能生存蕃殖，从最初的一对夫妇起，经过七百四五十年，应有一千九百万匹子孙；生殖力最高的微生物，有几种一昼夜可以生殖一万倍以上。若照马尔塞斯底主张，单就生物生殖力底理论，便可以推断生物在事实上计年增加底倍数，那么单是生殖力最低的象一项，也已经充满地球了。 生物底生殖力和蕃殖力，本来不是一件事；人类也和他种生物一样，事实上蕃殖增加底倍数，决不能拿理论上的生殖力用数学式来武断推算的。人类底生殖力固然伟大，克鲁泡特金所谓自然的破坏力（寒冷，大雪，暴风雨，旱灾，水灾等），亦复伟大，战争的，瘟疫的破坏力更是不用说的了。据中国底历史，三千年间，人口增加不过二十倍；再加上调查不精密，国土古今广狭不同，合并异族的人口增加等原因，实际增加当然还没有二十倍，可见马尔塞斯底人口增殖率，未免离事实太远了。在马氏他自己也知道在历史的事实上因有自然的限制，人口增加率不是这样快，所以他说：“人口若无限制，是按几何的比例增加。”（《人口论》第一版十一、十四页）后来迷信马氏学说的人，只注意下半句，忘记了上半句，因此比马尔塞斯更要武断一点。 在马氏著书之时，机器初兴，失业的人多，一时现出人口过剩的假象；马氏不在这多人失业上研究救济方法，却想用限制人口来根本解决，已经和用石条压平驼背的法子同样可笑，自从他死后一直到现今，欧洲大陆各国，不但没有人口过多的现象，而且都有人口不足的恐慌，这真是马氏警告，预言当时所想不到的了。如今大战后更是不用说的了，就在战前，即以法、德两国而论，如何使人口增加，不是两国几十年来政治家和学者苦心研究的问题吗？法国因为人口减少，Bertillon 有三百年后降为三等国，五百年后种族灭亡的警告。“法国人口增加奖励协会”（AlliancenathenalepourI'accroissementDelapopulationfrancaise） 曾提出奖励人口增加议案十二条。议会也屡次提出同样的议案。德国自从一九○○年以来，产儿力非常低减，因此国论沸腾，一九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书多至二百十六种，Juliuswolf 教授等所组织的“德国人口政策学会”（DeutscheYesellschalffurBevolkerungspolitik），他们的政策：（1）产儿底限制；（2）产儿底障碍，如花柳病预防，女工保护，产妇保护等；（3）保护现生的小儿。此等现象，岂不正和马尔塞斯底警告，预言相反吗？ （四） 生物底增殖，果然和食物底增殖不能保平均的速度吗？文化进步的社会，果然不能按照人口增殖速度，扩张食物底范围，增加食物增殖底速度吗？ 多数的生物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一方面又是食物底供给者；倘这种生物，自己吃别的生物而生存，同时别的生物又吃他而生存；因此可以说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同时也就是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例如猛类鱼吃普通鱼而生存，普通鱼吃小鱼及甲壳虫而生存，他们在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同时在他方面不又是食物底供给者吗？ 即以最进步的人类而论，一方面吃别的生物而生存，一方面也算是别的生物底食物，象那最大的猛兽和最小的微菌，不都是吃人的生物吗？前一项现在或者可以说渐渐减少，后一项无论医术卫生如何进步，将来能否绝迹，还是一个疑问。 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在文化进步的社会，除了宗教上，私有财产上，非生活品的工业上等障碍，又加上科学底发达和生产技术底进步，那时食物增加底速度，恐怕不是现在时代的人想象得到的，何以能断定他只能照算术的比例增加呢？ 人口增殖率当然不能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供给人类吃的生物，他们的生殖力，每二十五年却可以增加数十倍或数百倍。倘用科学来选择，培养，和人力保护，不叫别的生物侵占，增殖底速度更要大大的无限增加。例如有许多我们现在不吃的生物，若是利用科学来选择，消毒，我们食物底范围便自然扩张了，我们现在所吃的生物，若是用科学来培养和人力来保护：象养鱼隔离法（产卵期内和他鱼隔离，防止卵为他鱼所吃），农业上蚕业上驱除害虫法，家言防疫法，牧场防兽法，都严密实行起来，食物增殖底速度，自然没有不意外增加底道理。 私有财产废止底好处：（1）社会资本在真能集中；（2）全社会资本完全用在生产方面，不会停滞，（3）人人都有劳动生产底机会；（4）可以节省用在拥护私有财产（国内，国际），大部分的劳力资本，到生活品的生产事业上去。在这时候，自然可以实现“无旷土无游民”的理想，再加上农业化学天天进步，农产物增加底速度，自然非常伟大了。 姑且让一步说，这都是未来的空想；就以现代的经济制度，现代的科学程度而论，自从马尔塞斯死后现在八十五年间，因为资本集中，机器广行，交通发达，殖民地开拓这四个缘故，欧洲经济状况生了绝大的变化，和马尔塞斯时代永不相同；一方面农产物输入多量，毫没有收获渐减底恐慌；一方面工业物却有收获渐增底效果，生产过剩底恐慌，居然成了经济学上一个原则。因为有生产过剩的恐慌，所以他们寻找销场的希望比寻找殖民地的希望，更要热烈得万倍。他们用极强大的海陆军保护殖民地远不过是一种手段，扩充销场，拥护商业，才真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所以近代的国际战争，往往拿出极大的牺牲，所争得的并不是一块土地，不过是几项有利的通商条约。 再让一步说，这种过剩的生产物，乃是资本私有制度之下，分配不均劳动者无力购买的结果，不是实际的过剩。这话固然不错，但无论分配如何不均，也必定在勉强维持社会生存以上，资本家才能够拿过剩的名义输出国外；象现在俄、奥两国产业界底情况，无论有如何大力的资本家，也不能够把维持国内底生存尚嫌不足的生产物，用过剩的名义输出国外。在一种生产过剩急找销场的国家，若是没有资本私有制度，平均分配起来，当然有维持生存以上的余裕了。因此就是这种非实际的生产过剩，一方面可以证明社会上贫困的现象不是因为生产物不足，乃是因为分配不均；一方面可以证明马尔塞斯食物增加和人口增加不能保持平均速度的理论，确有不验的地方，不验的时代。况且棉纱，米谷，更是生活品中第一不可少的东西，决没有绝对不足还可以输出的道理，近代中国、日本、美国底人口都非常增加，而棉纱，米谷，反是大宗的输出品，这岂不正和马尔塞斯底预料相反吗？ （五） 科学发达，生产技术也进步，人类食物底范围，自然有无限扩大底可能性：但是对于土地这一层，有一以为土地底丰腴力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对于这一定丰度的土地上所加劳动底生产力，也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度，这就叫做“收获递减法则”。这种法则都是马尔塞斯人口论底一个有力的帮助，因为这种法则若是真理，在人类食物范围扩大上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法则就是说：一块土地底收获分量，决不能随劳力分量比例增加。例如第一年十人耕种一块土地，有百分的收获；第二年加十人耕种，收获分量虽有增加，决不能照人数增加的比例增加一倍。照人数比起来，反有劳力递加收获递减的现象， 如下表： 一年度二年度三年度四年度年度 五劳力人数一○二○三○四○五○ 收获总数一○○一八○二四○二八○三○○ 最后增加的劳力所收获 八○六○四○二○ 第一，我们要晓得我们的食物不全靠农产物；第二，我们要晓得化学发达可以人工增加不须耕种的食物；第三，我们要晓得将来农业化学发达，收获底增加还可以在人数增加的比例以上；第四，我们要晓得此时地球上未开垦的荒地还多得很，假定收获递减法则是真理，人口有加无减也是事实，这种真人满的恐慌，也不知道在多少年以后；若是把眼前的社会问题放下不理，预先忧虑那多少年以后的事；那么，有人说地球将来也要毁坏的，我们应该怎么预防呢？ （六） 有人把经济思想分为二大系统：一是富底哲学，说明富底性质及原因；一是贫底哲学，说明贫底性质及原因；斯密亚丹属于前者，马尔塞斯属于后者。人类底贫困不单是食物一样，乃是衣，食，住，知识，娱乐，一切等等不足者对于足者比较的现象。不但没有衣食住是贫困，吃素菜的比吃肉的是贫困，着布衣的比着绸缎的是贫困，住茅屋的比住大屋的是贫困，着短衣的比着长衣外套的是贫困，没有钟表用的比有钟表的是贫困，步行的比坐马车汽车的是贫困，无钱结婚的比妻妾成群的是贫困，无力量读书的比学者是贫困，倘在均产社会里，权利均等，机会均等，没有足不足底比较，个人贫困底现象便不会发生了。个人比较的贫底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私有分配不均，一阶级人底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底不足；若拿有余补不足，岂不立刻成了“均无贫”的社会吗？到了均产社会时代，若公共觉得生活资料不足，那时才可以拿人口过剩算贫底一种原因，也不是全原因；因为还有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也都是造成生活资料不足底一种原因。马尔塞斯说明贫底性质只注重食物一样，已经不大周到了；他说明贫底原因只注重人口过剩这一层，把分配不均，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这五种贫底重大原因都忽略了；他这种贫底哲学，恐怕还不及斯密亚丹富底哲学稍有根据。 马氏生在盛唱均产人权的时代，不肯盲从时论，对于Godwin及Condorcet加以有系统的攻击，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有胆识。发明了贫底一种原因，——即人口过剩，——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社会经济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过于偏重他发明的这一种原因，和别的发明家持论家陷于同样的偏见。不但如此，假令人口过剩是造成贫困的唯一原因，此外没有别的原因，非限制人口不能救济，也没有理由专门要限制下层贫民，上流富裕阶级就有孳生的权利，他们的这权利是从哪里来的？又何至主张贫民没有生存权，又何至说没有得父母财产的人没有吃饭的权利，好比宴会里未请的宾客没有入座的权利一样呢？（《人口论》第二版五三一页）Place 说马尔塞斯否决无事的穷人有吃饭的权利，却许无事的富人有这种权利。象马氏这种掩护资本家底偏见，不免要发生学者良心问题。 贫民多子，自然是社会上一种悲惨的现象，我们应该设法救济的；但是救济的方法，不能够象限制人口那样简单。第一要问贫民是怎么会贫的，是不是社会制度底罪恶？第二要问贫民底子女何以没有公共教育底机关，是不是社会制度底缺点？若丢开这两个问题，专门限制贫民人口，这种劫贫济富的办法，就不说什么生存权和人道主义，社会上必招两项实际的损失：（1）贫民底子孙中往往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倘限制贫民多于，社会上岂不是要受绝大的损失么？（2）富人底子弟多游情，贫民底子弟多勤劳，倘专门限制贫民多子，社会上游惰的分子渐渐增加，勤劳的分子渐渐减少，岂不是可怕的么？ 优种论虽有点和个人自由，人权平等冲突，比人口论似乎还好些。因为优种论所要淘汰的，在他的观察总是社会上恶劣分子，还没有贫富底分别。 （七） 说到中国人口问题，有一班糊涂人常常以我们中国人口众多自豪，实在是梦活。第一，我们要晓得我们中国一百万人口左右的都市，不过上海、武汉（合武昌、汉口、汉阳而言）、广州、北京四处，拿人口和土地比例起来，是不是人口众多，还是一个问题。第二，我们要晓得无知识无能力无职业游惰偷生的人口越多，社会越发不得了，单是人多不一定就可以自豪。单是我们人口数目比别国多不算是真人多，必须我们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比别国多，才真是人口众多。单是人口众多也不能自豪，必须是有知识和生产能力的人多，才可以自豪。 但是中国人口问题，也不是马尔塞斯底学说可以解决的。中国不生产而消费的人过多，人口增加似乎是超过了生活资料之上，这也是到处发生生活困难底一种原因，但这种原因，不是专靠限制人口可以解决的，因为中国人口过多底现象，不是和土地比例的人口过多，乃是不生产而消费的游惰人口过多，生活资料不足，不是生活资料增加底可能性赶不上人口增加，是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赶不上人口增加。照现在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和“游惰神圣”的社会制度，若不改造，就照现在的人口减去一半，恐怕仍然免不掉贫困的现象。若依马尔塞斯底主张专门限制下层阶级，不承认贫民有生存权；那么，中国式的上流阶级——即富贵游惰分子——渐渐增加，贫苦的劳动的生产分子渐渐减少，不知道将来要变成一种什么社会？ 所以我主张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应该并行下列的几个方法： （1）发展生产事业劳动方面，大都市底工厂里，每天工值两三角做十二点钟的工，大家还惟恐谋不到手；人口稠密的农村里，因为租地竞争，地主除收租外还有种种不法的需索，佃户终年辛苦还不能够饱暖；农家底帮工，每年工价不过十余元，这都是人口过多，工价过低到这样地步。但是我们中国不但矿业，工业，交通事业，都还有无穷的发展；就是已经发达的农业，不但东北西北底边地，就是内陆各省底荒地荒山也不知有多少；拿这一样就可消纳无穷的人口。 （2）发展交通事业此事对于人口问题有两种效果：（一）增加能生产的人口；（二）利用有余以补不足，等于增加生活资料。 （3）发达科学此时欧、美各国底物质文明虽是进步，将来科学越发达，衣食住各种生活资料，还要随着无限的增加，至于我们科学还未萌芽的中国更是不用说的了。 （4）发达生产技术无论农产工产品，技术越发进步，生活资料增加底速度越发增加。 （5） 增加劳力底数量土地劳力在生产要素上应该居首要地位，在我们“游惰神圣”的国里，不但劳动底人数过少，劳动底力量也不充分，一般劳动者做工底时虽多，大半等于西洋的怠工。现在要增加生活资料，应该在社会制度上经济组织上取消那“游惰的上流阶级”和“游惰神圣”的风尚，使劳力底数量充分增加。 （6）分配平均现在军阀集中资本，人民已经是受不了，财阀倘再来集中一下，将来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人生活余裕，那最大多数最大痛苦的人，连一班拥护资本主义大骂社会主义的学者自己或是他的子孙，都要变成没有生活资料的贫民，都要被马尔塞斯取消他们的生存权了。在财产权私有社会里，似乎不可因为有许多穷人生活资料不足，便马上断定是人口过剩，便马上断定人口常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倾向，因为若将全社会合拢起来平均分配，不见得生活资料真是不足，恐怕是一班强盗大有余了，别人便当然不足呵。所以若要讨论社会上究竟是不是人口过剩，究竟生活资料足不足，候实行分配平均后再谈，似乎才能够得到真相。纵然大家说平均分配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那就请大家狠狠心肠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他们说是什么红利）来，办几个贫儿公育院，这总是做得到的罢。这种分配底法子固然离平均还差得远，但是也可以救济人口问题一部分的危急。 （7）限制人口在以上几种方法没有收效以前，用限制人口的法子减轻社会上一部分生活困难，也可使的。但限制底方面应该注重在游惰的上流社会，不限于贫苦的劳动者，这却和马尔塞斯底主张有点不同。 一九二○，四，一。 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职合会演说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都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到远方，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底功劳。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象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远不过第一步。 在表面上看起来，欧、美、日本的劳动者，都在那里大吹大擂的运动；其实日本劳动者底觉悟和欧、美大不相同。因为他们觉悟后所要求的，有第一步第二步的分别。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象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对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第一步要求还是讨饭吃，必须到了自己有饭吃的时候，油盐柴米菜蔬锅灶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里，做工的人底权利，才算稳固。否则无论如何待遇改良，终是仰仗别人底恩惠，赏饭。 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各国劳动者第二步觉悟，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 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说得到第二步呢？不过我望我们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一九二○，五，一。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长沙《大公报》柏荣君论《上海厚生纺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 上海厚生纺纱厂自今日（二十七）起，在自治女校招收女工。我现在把他简章上面所载的主要点写在下面，并根据这些主要点发为问题，务请注意社会问题和女子问题的人在这解放潮中，大家来讨论讨论。他的简章上面说： （1） 主义念湘省叠经兵事，生计艰难，妇女尤甚，故让出一部分工额，招募湘省女工一批来申试用，以开内陆女界力食之风，并培养纺纱熟手，预为湘省振兴纺织工业地步。 （2） 工作每日工作十二小时。 （3） 工食每月工食约八元，视各人工作能力而增减之。 现在我要代表湖南人对于厚生纺纱厂致谢。致谢的是什么？就是他“念湘省叠经兵事，生计艰难，妇女尤甚..”的一片慈悲心。但是我要问： （1）他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由衷之言”？他为什么对于我们湖南的女同胞有这番美意？他到湖南来招女工据他说是让出来的，到底骨子里含不含着有别的什么意思？ （2）上海工厂的工人，受着世界潮流，已有对于工作时间和工资问题发生同盟罢工的事实，厚生纺纱厂此次招收湖南女工，到底是不是为免除这种困难事实起见？ 对于工作时间问题“八小时”的劳动制，暂且搁置不说。但是我要问： （1）每日十二小时的工作如何支配？ （2）每日二十四小时，除工作十二小时和睡眠八小时外，尚余几小时？ （3）在这所余的四小时中，除三次饭食时间最少须一小时外，每日所余这二小时半，可做些什么事？ （4）据他的传单上面说，除工作时间外，寄宿舍内还要做洒扫烹食洗涤诸琐事；在每日工作饭食睡眠余下来的二小时半，可以将就把他处理。但是我要再问他传单上所载的甚么书算簿记等..游戏舞蹈等，有什么时间去分配？ （5）作夜班的人，整整的要做一星期，于他们的身体没有什么妨害吗？ （6）每日作十二小时的工，不要休息时间吗？于他们的生理上没有什么关系吗？ 现在说到工食问题来了： （1）上海伙食的价格怎样？ （2）八元内除去伙食，尚余几元？ （3）每月所余的钱，假若去的妇人，家里有人要供养，所余的钱寄回去供家人了，倘若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故又怎样？即使不要寄钱归家，倘若有人发生什么重大事情，自己所储蓄的还不够用又怎样？ （4）八元的工价（伙食在内）和十二小时的工作，工值是否相等？厚生纺纱厂此次来湖南招募女工，是否“念湘省..”，我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我总对于上列诸点有些怀疑，那是我不能不说的。我很希望注意这个问题的人快来讨论，“五十个人”的前途幸不幸，都在这三日内解决咧。 （二）长沙《湖南日报》樵仲君论《上海厚生纺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 崇明黄君，乃余在长邑中学时同学。自长邑归并长郡后，黄君离校。厥后，不谋面不通信者数载。日昨忽过访，互道契阔。余询其近状，黄君自言曩因受种种激刺，忿然赴沪，投厚生工厂为工徒，历今五年，已为工头，以种美国棉花力职业。即此次厚生工厂招湘女工，亦由渠董其事。语次，出章程图片种种相示，并嘱余代将详情，披露报端。余以患病，未应也。昨日阅《大公报》见柏荣先生所著《上海厚生纺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对于招募湖南女工，实怀疑虑。余因此，遂不能不将余与黄君之谈话述出以明真相，而祛人惑焉。 （余问）厚生工厂总理为何许人？ （黄君答）总理名穆藕初，本世家子，父殁时，家产荡然。穆君乃改业商，后留学美国。返国后，遂组织厚生纺纱工厂。 （问）厚生工厂，何以必招募湖南女工？ （答）总理因扩充工厂，故加募女工，余因我湘省屡进兵燹，且受纸币影响，生计艰难，故请求穆总经理，留额五十名，在湘招募。但不知湘省女工能否适用，故云试用。 （问）女工在厂所事若何？ （答）工厂纺织，皆以机器，女工不过作接断纱等事而已。 （问）每日工作十二小时，不太久乎？ （答）现在为中外纺纱业竞争之时，总理因欲战胜外国纱厂，故用夹工，即日夜两班，循环继续工作。工作时间虽长，亦系不得已也。 （问）在厂工作，必满三年乎？ （答）至少须工作三年。因此次招募五十名赴申，资斧皆由工厂预备，每人并赠皮箱一只，面盆网篮各一只；工厂所费实属不货。恐女工中有仅藉此为游历计，非实心作工者，故必限定三年，方可出厂。 （问）工资每月八元，似过于少。 （答）工资虽只八元，然除火食外，尚可余三四元。长沙女工工价，多者仅二元，以此相较，则八元亦不为少。 （问）女工除工作寝食外，所余时间无几，恐不能操扫洒烹食等事。 （答）时间虽短，但工作时并不劳苦，即以休息时间作洒扫等事亦可。（问）三年之后，女工如何？（答）愿留者仍可继续作工。不愿者听其自由。 （问）女工寄宿何处？ （答）总理因念湘省女工，不能如本埠女工工罢即可归家，特于工厂附近设寄宿舍，刻尚在建筑中。 （问）女工工作时间既长，又须作晚工，于身体似有损害。 （答）因此原因，招工必选身体强壮能耐劳者。 （问）工厂对于女工不正当之行动，有预防之法否？ （答）此事工厂不能负责。但余拟组织一湖南女工勤工会，以互相警惕勉励，另有简章。 （问）女工在厂时，设遇特别事故，可以请假返湘否？ （答）遇特别事故，由工厂调查确实者，可以请假；但以不请假为最好。 黄君并云“劳工实有乐趣，余在沪，常服袚袂。返湘，往自治大学晤舅氏马君时，仍未易服，马君见余状若此，闻述招女工事，似不深信，余乃电穆请电县教育会证明，随又恢复数年前之少爷衣服，始有与我周旋者。我既不见信于长沙社会，故对于报名女工，必再三诘问果愿往否；如稍存疑虑，则勿往为佳。余有妹，曾毕业东乡女子高等小学校，已入厚生工厂数载。余妻问余可往否，余以愿往则往，不愿往则勿往答之。余与君（指樵仲），共校对，年皆未舞象也；余常谓必为工人，君每嗤之，今果何如哉？且君若以数年前之余与今日之余相比较，得毋笑余愈趋愈下耶？”吾曰“否否，君大觉悟，我深愧不及耳。” （三）长沙《湖南日报》畅吾君论《上海厚生纺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 早几日前，我就想要研究这个问题；只因琐事太多，没有提笔。现在我的朋友柏荣，既然将这问题提出来了，我就跟着他也来说说。但是我在未讲到本题以前，有句话要申明，是我所讲的，纯是“事”的问题，与“人”没有关系。因为下面我所讲的人，都是我不认识的，所操的职业也不同，决没有半点利害冲突，纯是由于内心的自动，决无别的作用。 据厚生纱厂的章程第一条，大概说是“因念湘省妇女生计艰难，特让出一部分工额，来容收湖南的妇女”。下面书有厚生纱厂总理穆藕初，并盖有私印。照上海报纸纪事看来，他也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商人。据本省近日报载厚生纱厂招女工的经理员，是黄本操，他是一个湖南人。又听说他到长沙来，并且请些什么湘绅，在自治女学开会一次，也得了他们的同情，这件事大体可说是没有坏处了。我不是工艺家，对于工作的情形不甚熟悉，当然也不能下一个全权断定，说他怎样不好。只就我心里所想到人人应该怀疑的事件写出来，先请在省的厚生纱厂招女工的经理人黄本操，及与闻厚生纱厂招女工会议的乡绅答复。上海的穆藕初，我也要写信到上海去，请他答复。看报的人也要请参合昨日柏荣先生所讲的过细想想。女工的本身和与女工的有关系的人更要切实思量。诸君要晓得，我并不是不赞成湖南的女子到外边去作事；实在是因为照他章程上所讲的，有研究的必要，不可不慎重其事。 这问题所应该研究的，可分作劳值，工作时间，单方契约三项。 （1）上海地方，每日作十二小时的工作，月给工食洋八元，并要因工作的能力而增减之，现在有这种成例吗？上海的米，现在卖八块多钱一石，每人每月要吃两块钱的米。米之外要油盐菜煤，这油盐菜煤要两块钱不要？作工的人不要衣服穿吗？一年的衣服要多少钱？每日作十二小时的工，我可以断定会生病的，病了不要医药钱吗？上海医药费比湖南如何？病时不要扣工钱吗？不要吃饭吗？工作能力差点的要减工资，最低定额足以维持个人的生活吗？也就是每月能够得八块钱，或许多得一二元，（我想最多也不过多一二元，因为工食的本额只有八元。）每年每人可余多少钱？并且要做三年工，上海的主活程度不会增高吗？每月的伙食增至六七元，（三年后必至如此）每月得了八块钱，又怎样？现在的八块钱，在湖南看来似乎很好，若是把在本省做女工的伙食工价比比，又强许多，大家留心想想。 （2）每日作工十二小时，是世界上那一国的劳动制？纱厂的机器，是日夜不息，每日工作二十四小时工，要日夜两班人去用他。日里工作时间，固然太长（此事柏荣先生开有预算表，我不再讲，请读者参看）；夜间的十二时，更觉为难。我要问问穆藕初、黄本操和湘绅，你们自己做得到吗？做工之外，还要煮饭洗扫，梳头，吃饭，要占多少时间？做一个礼拜的日工，换做一个礼拜的夜工，是根据于什么原理？不会生病吗？厚生纱厂的主人，你们要晓得，机器是机器，人是人，决不可将人当作机器！ （3）招收女工的资格有一条，要填具愿书，家长署名，外加铺保。劳动家与资本家，本然是对待的；招人作工，要家长署名，外加铺保，是不是不把劳动者当人？是不是在这三年之内，卖给工厂？开工厂的有钱，要人这样那样，假使他们工人在工厂里，因作工致死，或有疾病，你们独不要认医药费负生命赔偿的责任吗？并且在这时候，要预定三年，决没讲到日后工资的增加；我要问三年后的纱价，能照今日的定价出卖吗？厚生纱厂的主人坐在上海，眼光很大，逆料劳动界将来一定有问题，在这时把基础弄稳，只管把别人做奴隶，自己赚钱，并且得着“因念..”的好声名，计策真好，恐怕将来潮流来了，反动比别处还要利害些。这是我一时所想到的。请黄本操答复之后再说。 畅吾君这篇文字日前送来时，本部已将樵仲君所作付刊了。樵仲君与黄本操君所谈的，我觉得未免太笼统，太单简，对于柏荣君所怀疑各点，还是没有解释明了。跟著现在畅吾君又提出严重质问起来，越发印证得黄君所答异常含混。我很希望黄君看过了这篇文字，早点见详明答复，大家多是提着笔等呢。 （四）长沙《大公报》亚文君底《上海厚生纺纱厂在湖南招女工的章程的研究》 “上海厚生纱厂委托湖南人黄本操试招湖南女工”这个问题，柏荣君昨日已经提出了。湖南人出外做工，我也是很赞成的；但是我看厚生纱厂招工的“办法”，也不免有些怀疑，特写出来和大家讨论： （1） 人格问题 工人是人么？人应该有自决的权利么！此次厚生纱厂招女工预先要有家长署名的志愿书，和有力量的铺保，才能够取得做工的资格，是不是预先将五十个女工的“人权”完全归到家族和铺保手上？是不是就是把这五十个女工的“做人”的权利根本取消？一个人做工都没有完全自决权，这个人是不是机械？厚生工厂是不是把这五十个人当做机械买去？ （2） 劳力问题 我请问农人的耕牛，是否常要他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我请问我们一般人每日能否做十二小时的工？我请问世界各国那一国有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的工人？我请问我国女子的体力能否比世界各国的女子更强健？机械每日工作二十四小时，女工每日工作十二小时，一个女工可当半部机械，厚生纱厂的想法固不错，只是这五十部“折半的机械”恐怕有点寿命不长罢了。 （3） 工资问题 一个女工每月能够得八元的工食，在我们长沙人看起来，觉得很有利益。但是我们拿上海的生活情形来估计，每月所余也有限了。且我还有几个疑问：去时的盘费由他担负，回时的盘费怎样？平时每月有工资，病时又怎样？住在上海的女工，遇有疾病等事，可有家庭照料，湖南去的女工，离家这样远，倘有疾病，医药费和看护人怎样？ 据我看来，每月工食八元外，若没有特别补助费，这五十个工人遇着疾病等事，必要发生绝大的困难，现在我说他们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太多，恐怕他们到了那时还要再加工作时间才能生活呢。 上写的三个问题，我希望大家研究研究。 按柏荣、亚文两君，都对于厚生工厂招工办法有些怀疑，所以投稿本报，提出讨论，我认为这件事颇有讨论价值，所以替他发表了。今日《湖南日报》上登的樵仲君那文章，是替厚生工厂“明真相，怯人惑”。有了他和黄君一段谈话，柏荣、亚文两君的疑团，多少总可以解除一点， 据我看他要家长志愿书，要有力量的铺保，也无非是为免除将来意外纠葛起见，不能十分怪他。至说到有人权无人权，能自决不能自决，这是全中国妇女界尚待解决的问题，不便单单拿来责备厚生工厂。 柏荣君疑该工厂或者含有别的甚么意思，我看别的意思是当然没有的。至于“免除罢工风潮困难”，一层，我却不敢担保该工厂定不含有这种意味。但是他说是“念湘省迭经兵事，生计艰难，妇女尤甚，特让出一部分工额..”，我们就不能不感激他“念”“让”两个字的美意。 厚生工厂既然对于湘省妇女有“念”“让”两层令人感激的美意，那么，工作时间长短问题和工资多寡问题都很容易解决了。记者敢代表五十个女工，以最诚挚恳切之词，向厚生工厂请愿： （1）请“念”八小时工作已成世界公例，酌量减少该女工等的工作时间。 （2）请“念”妇女作工劳苦，酌量增加相当的工价。 （3）请“念”湘省妇女远道作工，遇有疾病或特别情形时，酌量给予以补助费。 以上三事，是和柏荣、亚文两君意思相同的；但是柏荣、亚文两君是取研究的形式，我是取请求的形式；我愿黄本操君带了回去，即作为湘省女工的一纸请愿书。何如？兼公附记。 （五）长沙《大公报》柏荣君《再论上海厚生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 我昨天说，有了樵仲君和黄本操君一段谈话，柏荣、亚文两君的疑团，多少总可以解除一点，今日看了《湖南日报》上登的畅吾君那篇文章，和柏荣君投的这篇再稿，也如杨积苏君所说的“对于怀疑各点，还是没有解释明白”，所以再把他披露出来，要求黄本操君作一个书面的总答复。黄君呵！并不是我们故意麻烦你，你原是个很“关怀桑梓”的人，古语说得好，“为人须为澈”，请你注意一个“澈”字罢。 兼公附记 上海厚生纱厂，此次到湖南来招女工，我很怀疑，我已把他写了出来，登在二十七日的本报上。昨日我读了樵仲先生和黄君的谈话（见《湖南日报》），我的疑团，依然一样，所以我不能不再把他写出来请教： （1）厚生纱厂，是穆藕初君办的，我在他招女工的章程上面看见了。并且在上海报纸上面，我早已屡见其名，晓得他是上海一个重要的商人。 （2）厚生纱厂此次来湘招募女工，是黄先生的请求，是黄先生关切桑梓的处所，我敢再代表湘人致谢。 （3）据黄先生说：“女工在工厂不过作接断纱等事而已”，但据招工的简章上第五条说：“先习摇纱，嗣后酌调”。在第四条说：“在本厂练习一个月或二个月”。入工厂须练习，我想工作必不象黄先生所说“接断纱等事”那样容易。“先习摇纱”云云，是否是“接断纱等事”一类的工作，我是个门外汉，不敢下什么断定。但从“摇”字上面看来，我敢断言工厂内的工作，是要用体力的，必不象黄先生所说那样的不用费力。 （4）黄先生说：“总理因欲战胜外国纱厂，故用夹工，..工作时间虽长（每日十二小时），亦系不得已也。”当此劣货充满全国之时，穆总理有此宏愿，那是全国人所祷祝的。但是黄先生呵！每日工作十二小时的体力劳工，并不是好玩的事，是要性命相交的，“不得已”三字，就可以了之吗？ （5）在厂作工，必满三年，黄先生所持的理由诚然不错，但世界上一天一天的文明，生活程度上即一天一天的增高，且劳值又与工业竞胜成正比例，该厂的工资，仅说每月工食八元，并没有说按年增加的话；假使到了第三年，每月八元不能维持生活，该厂又将如何？假使有人因为不能维持生活，或因为别的工厂的工值比较的要高些，而要求退工，该厂不说“作工限定三年”的话吗？ （6）“八元亦不为少”的话，固然不错；但是我要问：长沙的女工，每日要作十二小时的工吗？每日要作象“摇纱”这一类十二小时的劳工吗？长沙女工的工价，比较的虽要少些，还可得身子的自由；倘若到了上海，我恐怕有一点子不对，就会害得上不上下不下哩。并且在上海工作，每月多得一二块钱，又算什么事，拿物价的高低比起来，每月实实在在又落得几个，如果遇着不幸的事，那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黄先生！上面的话，你先生记及吗？能够作保证吗？ （7）黄先生说：“工作时间并不劳苦”。我从“摇纱”的摇字“顾名思义”起来，总有点不相信。并且妇人的事，比男子分外的多些，如梳洗涤之类，又有什么休息时间，去作洒扫等事呢？黄先生呵！还是请你劳神，把工作寝食，梳洗烹扫，书算，薄记等，把每日二十四小时好好的分配，释人疑团！ （8）三年之后，女工还不自由吗？ （9）赚八块钱一月，不设寄宿舍，还要人家住栈房吗？ （10）樵仲先生问得好，“女工工作时间既长，又须作晚工，于身体似有损害。”在我的意思，“似”字觉得太轻，应改“必”字。黄先生说：“因此原因，故招工必身体强壮能耐劳者。”身体强壮能耐劳者，目前虽没有损害，能保将来不损害吗？且因生理的关系，女子又有比男子不同的地方，若遇女子呈生理变态的时候，女子不作工吗？他的工作时间，又可以减化吗？工作时间不减少，整日的工作十二小时的劳工，谁能说他们身体没有损害！黄未醒先生，你是我们湖南一个讲体育的人，讲女子体育的人，你醒了么，这个问题，我要请你答一答。 黄先生下面所说的话，我不研究了，但是我再要问一句：应招的资格，须由本人亲具愿书，家长署名，外加铺保，这是工人对于你们贵纱厂所具的字据；你们贵纱厂对于工人负有什么责任呢？倘若工人入厂不久，又没有储蓄，得了疾病怎样？倘若由疾病而致死亡，又怎样？现在虽不能解决这些事实，然不可不明白计较。黄先生！你是湖南人，你应该拿“负责任”的话说出来。我并不是反对厚生纱厂在湖南招女工，又不是不赞成湖南的女子向外边发展，象厚生纱厂这样招工的条件，我实在是早替被募的女子深抱杞忧。 （六）长沙《湖南日报》佛兰克君《论厚生纺纱厂在湖南招女工事》 上海厚生纱厂，在湖南招女工的事，我连日在本报与《大公报》上看了许多议论，触发我也要说几句话。柏荣、畅吾、亚文三君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了樵仲君和黄君问答的一篇，固然可以解释一些，但我觉得所解答的还不十分满足，就是兼公君也只说“多少总可以解除一点”，可见兼公君也觉得不十分满足。我且把我觉得不满足的写在下面： （1）黄君说因中外纺纱业竞争不得不日夜循环作工，我说何不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人，那么所出的货也可以多少相等。 （2）黄君说恐女工中有非实心工作者，故必限定三年，方可出厂，我说如果女工到上海不久，家中忽发生丧事，或自己有病痛，与别的原因，工厂能不能许他回家？ （3）黄君说女工以休息时间作洒扫等事亦可，我说每日除十二时作工外，究有多少时间可以休息。纵说有休息时间，在这时间内又要作洒扫等事，究竟是不是休息。还有一层，那些甚么书算薄记游戏，就是支配在黄君所说的休息时间内呢，或者另外更有时间？ （4）黄君说三年之后，不愿留者听其自由；我说解散军队，政府要护送他们回籍，如果有女工三年之后不愿留者，工厂能不能设法送他们回湖南？倘若不能，那时女工有因困于经费，不能自由回籍者，又怎样处置？ （5）黄君说招女工必须身体强壮者，为的是怕有损害；我说就女子的生理上讲起来，任他如何强壮，到了月经的时候，总不能过劳。那么每日如何能作工十二时呢？且又如何能作晚工呢？据研究体育的人说，女子到了月经的时候，学校中的体操课都不能上，因为过劳了有碍于生育，何况到工厂中去作长时间的工呢！厚生纱厂能不能担保女工的身体没有损害？ 在上面提出的五条，是我对于黄君答樵仲君的话，再进一步的疑问。此外畅吾、亚文、柏荣三君的问题还很多，或者别人更提出什么问题；黄君既然来办招女工的事，想要免人的疑虑，不能不把这些问题解答明白。我并望大家注意，因为一方面关于五十个女工的本身，一方面关于中国的工人制度，这事很有讨论的价值。 我今日听得人说，黄君看见报纸上研究这宗事，说是书生只晓得做文章，不知道事实。我请问黄君，你的事实到底是怎样，你自己能不能照女工这样去工作？ 我又听得说，女工报名的已有百几十个。象湖南这样生计困难，莫说只招五十名，就是要招五百名也有；莫说每月有八元的工食，就是更少一点，也有人愿意去；莫说每日作工十二时，就是再长一点，去的人也不得怨劳苦。因为各人只自揣暂时可以解除生计上的困难，日后的怎样，恐怕未研究过。如果厚生纱厂能满足我们的问题，能保障五十个女工后来不至受损害；他那“念”“让”两层当然感激不尽。否则兼公君不敢担保的这种意味，总有些令人想到那上面去。 金钱万能，我知道湖南五十个女工，一定会到上海去。书生的文章，黄君或可掉头不顾。不过我所说的，要请大家注意罢了；要求厚生纱厂应允兼公君代女工所作的请愿书罢了。 （七）长沙《湖南日报》负厂君底《研究厚生纺纱厂招募湖南女工问题》 上海厚生纱厂在本城招募女工的问题，已经有柏荣、亚文、佛兰克、畅吾诸君的研究发表在前了。这种作工十二点钟的问题，在今日正提倡劳动主义的时间，原与吾人有研究的价值；我自己就很穷忙，抽了这么几个钟头，也插进来研究研究。有人说道：“你们研究你们的，那怕你们的笔写秃了，他们招工的还是招工，应募的还是应募；他们瞧见了你们所发表的意见，还说你们是书呆子，你们何必苦苦的来研究呢！”这个话固是不错，他们招工的，我们也没能力去干涉；他们应募的，我们也没能力去干涉；不过是一个问题出来，我们负着有研究知识的，应当充我们力量去研究；至于实施，是在社会上的觉悟，我们的研究，也是要促社会上觉悟，他们听不听，他们行不行，我们暂时不管；只要有研究的价值，我们还是要研究。 工人作工，就实际的研究，也不宜有十二时的操作。就是 工场种类就业时间休息时间劳动时间每周劳动时间 日本纺织工场十二点钟一点钟十一点钟六十六点钟 机械工场十点钟一点钟九点钟五十四点钟 英国纺织工场十一点钟一点钟十点钟六十点钟 机械工场九点钟一点钟八点钟四十八点钟 德国纺织工场 九点半五十七点钟 机械工场 九点钟五十四点钟 美国纺织工场 五十八点钟 机械工场 五十四点钟 工场种类就业时间休息时间劳动时间每周劳动时间日本纺织工场十二点钟一点钟十一点钟六十六点钟机械工场十点钟一点钟九点钟五十四点钟英国纺织工场十一点钟一点钟十点钟六十点钟机械工场九点钟一点钟八点钟四十八点钟德国纺织工场九点半五十七点钟机械工场九点钟五十四点钟美国纺织工场五十八点钟机械工场五十四点钟在劳动会议以前，世界各国，也没有超过十二点钟的。今将调查的结果列表于上： 照上表看来，就把八时制丢开不说，也不应该有十二点钟的工作。况且还有多数的工厂，有优待女工的一条：“凡女工可以迟进工厂半点钟，早退半点钟。”因为女子体力软弱，所以特别的注意。现在厚生纱厂要女子作工十二点钟，对于女子的身体有没有妨害呢？ 再进一步，就细心实际上的考察，劳动时间太长久了，对于工人的身心很有妨害，所以劳动率也随着减低了。换一句说，就是工人劳动过久，精神也就疲倦，工作也就迟钝了。不但是迟钝，还有粗糙的毛病；因之所制出的物品，也就要比较的恶劣。据阿制柏氏在寨集工厂实地研究的结果，说工作八点钟与工作九点钟的比例，与一一六·三与一○○之比；照这样说来，工作八点钟所得的结果，比工作九点钟所得的结果还大。因为多作工一小时，工人的精神，日渐多一份的消耗。起初进工厂的人，是没有熟练的，作工速率自然比较的迟钝些；及至熟练的时候，精神也就和时间消耗了许多，所以工作还是要迟钝。又有人说，精神是愈用愈出来的，这句话是指毫不用精神的人说的，不用精神的人，精神渐次退化；过用精神的人，精神渐次消磨；“过犹不及”，所以每日操工过多，也未必就有许多的益处。这是就厚生纱厂方面说，也不宜有十二点的工作咧。 我前年在上海斜桥方面，住了三个多月，瞧见各纱厂的女工，每日进厂总约在七点钟左右，出厂总在五点钟左右，共计还不到十一点钟的工作，为什么到湖南来招工，就要有十二点钟的规约呢？呵！我明白了，我从前在日本各工厂实习的时候，瞧见朝鲜人是操十二点钟以上的工作，大约湖南对于上海是亡国奴！ 前次万国劳动会议，提出中国的工人每日操工十点钟的一条，我们还要起来反对，现在居然自己家里人，还不把家里人当人，只说望外人来提起，怎么能够呢？唉！我也是中国的一个工人，仔细一想，我非常伤心！ 工人的劳资，固属以其工作的能力而定；但各地方的情形不同，生活的程度不同，劳资也是应该有差异。这些女工（应募的湖南女工），虽说是在本地只得一元两元一月的工资，他们却实实在在的得着这么一元两元；现在上海地方生活的程度何如，除房租外，每人伙食，月需至少四元左右，不要衣鞋袜穿吗？不要零用吗？每月八元的工资，试问能够剩下许多呢？设有意外的事，又怎么样呢？照这样的说来，湖南被募的女工，只是白白地替厚生纱厂作了一场工，若是被募女工的家里希望补助，还是没有。咳，可怜！ 厚生纱厂待遇工人的话，也只是糊里糊涂的几句。数十个工人将来没有病的吗？没有死亡的吗？没有意外的事吗？在外国工场法规，都定有保险，救恤，扶助的章程，并有种种保护生计的设备；厚生纱厂招工章程上全没提起，这也是我应该替这些女工质问一句的。 （八）长沙《大公报》黄醒君论《纱厂中女子作工的体育问题》 厚生纱厂招女工，供给我们讨论社会问题的一个好资料。我本是个好事的人之一，天职上应该哼两声。我的朋友盛野人在两礼拜以前，就和我作过三小时的共同研究；结果是要向他的大本营作正式的总攻击。近几天柏荣、新城两位同志忍不住了，稍稍发表了一些意见，我还是装聋，不作一声。前天柏荣君单点我来研究这问题中的体育问题，我正写信给他，申述我的意见，恰好代厚生来湘招工的黄本操君来了，我告诉他正预备答复杨君，他要求我牺牲写信的时间，同到《大公报》去，邀集舒、杨作一个总解说，以图时间经济；装聋的我，当然赞成此举。不料经过解说之后，兼公定要我做一篇收束这问题的文章；我这聋还是装不成，只得说几句良心话，应个景儿。 （1）工作时间长短与体育的关系 工作与体育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长短。但是时间的可长不可长，是要看这种工作使用力气的多少，就是使用的是大肌肉还是小肌肉，以及疲劳的状态，更要看这工作者的身体元气，工作时的环境，工作中的休息，及使用元气的调和，食物中的养分种种方面，才能得实在的结果，才能下适当的批评。大概使用大肌肉的工作易感疲劳，须多得恢复疲劳的次数；使用小肌肉的工作难感疲劳，须有使用大肌肉的机会。 据黄君所指定纱厂中女子的工作，是使用小肌肉又不变化的，是在屋子里不洁空气中的，是用脑力较用体力十与一之比的。这种工作，在常时——即三五年中——身体上决不致有显著的病态。资本家的发财欲和劳动家的生活欲两方造成一种最长时间的工作例，现在稍明事理的人，都知道他不卫生，我也不赘说。 （2）日夜轮工是否合于卫生 日光中空气和人的关系，正同河海里的水和鱼一样。据黄君称工厂因成本和出品的关系，势不能停机，不停机当然作夜工，作夜工是人所不愿的，所以定作一礼拜日工一礼拜夜工的轮替制。每天在交替在第六时及第十八时的时候，请想第六时天才见光，第十八时天日要黑，作日工的这六大中每天不能和日光中的空气有十分钟的接触，等到下一礼拜轮着作晚工了，虽说可以接触日光，又不能不睡，请问社会的习惯，许不许女子睡在露天日光的地上？ 还有这轮替上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在第一礼拜中是晚上睡，第二礼拜中是白天睡，能不能成习惯？资本家说，只要给他钱，没有不可能的事，似乎这种习惯不习惯，不成问题。但是一个人起居没有习惯，是卫生学上最忌的。 （3）体格健强就不会弱吗？ 黄君说，这次招工极注意身体，但我要问黄君鉴定他们健强的标准如何。现在假定有极完善精密的检查，有一女子，其健强等于健强男子，我也有些疑问。 假定有一夜很冷，这冷的一夜中有一个最强的女工，他身体上正营他那特殊工作，试问这工作受凉后在身体上的表现和健强上的关系如何？这要请资本家去问一问他家的太太。 假定有一女工当工作时候忽然内急，在事务上万不能离身，势必忍着。这种忍着的事实发现得多，每每发生便秘的毛病，就是长时间的坐和站的人，也多有病患便秘的。便秘虽不是显著的大病，究竟和健康的关系也很大。这也要请资本家去问一问他家的太太。 关于妇女生理病上的致病原因，我不是妇女，也数不出多少。资本家是靠劳动家吃饭的，工人不健康，间接就要损伤资本，资本家也知道要注意的。至于中国女子的体格素弱，更是要特别注意。然而我说这些，又近迂腐，我且和资本家算一个帐。 女子生理上，比男子多一件事。这件事在轻巧不使用大肌肉的工作虽说无碍，但是他总不能说不为这件事占去一些时间；工作的时间有规定，那么处理这事的时间一定是从睡眠或休息中匀出来的；如果是这样，他的睡眠或休息的时间内每月最少要比男子减去三点钟。现代的习惯，女子还不会剪发，为束发每天最少要比男子减少睡眠或休息的时间约二十分钟。有多数女子的脚，不会完完全全解放，就是最不爱清洁的女子，每个月也要洗两回脚，但洗脚的时间，比男子最少要多费半点钟；这时间也是从睡眠或休息中匀出来的。现在假定有一个女子，他的元气和强健男子一样，同在一个工厂里作同样的工作，照上面的计算，三年中要比那男子减少睡眠和休息的时间五百零九点钟，请问这多做的五百零九点钟的工，究竟耗不耗他的元气？此外的一切暂且不问，只请那靠着劳动家吃饭的企业家，解答这一个小节，何如？ 我写到这里，我自己的事已经耽搁了不少，我想再写也是白费纸笔，体育以外的问题，我也不懂。黄本操君昨日的答解如何，我不能抛却我忙不过来的时间精力，替他当记录。好在他现在还在长沙，要知他的内容的可去问他。 一九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十五时作 （九）长沙《大公报》兼公君论《厚生纱厂招工问题论辩的结果》 这几天内，讨论上海厚生纱厂在湘试招女工这个问题的，有柏荣、樵仲、亚文、畅吾、弗兰克、未醒、负厂诸君，都在本报和《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意见；除樵仲君一篇外，都是对于该厂招工办法十分怀疑的。 我和杨积荪君的意思，甚想该厂经理招工的黄本操君做一个书面的总答复。黄君为节省时间起见，却邀集了柏荣、畅吾、未醒三君，在本馆开了一次谈话会；谈话的结果，想必是一般阅者所急要知道的，待我逐项写在下面，作一个论辩的小结束。 （1）工作时间长短问题 本题中最关重要的就是这一项。黄君说，“十二时工作，是上海各纱厂现行的通例，并非厚生一家如是，也不是对于湖南女工作工时间的特别办法。”据此说，这个问题就不是黄君一人所能解答的了。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须要顺着世界潮流，如未醒君所说的“对他大本营中下正式的总攻击”。 （2）工作劳逸问题 黄君说，“女工在厂工作，如按纱摇机之类，都很轻快。”据此说，劳是不顶劳的，但因此便发生了一个卫生不卫生的问题要待商量了。 （3）工作时间分配问题 黄君说：“纱厂日夜不能停机，工人又不能日夜工作，所以才规定一个七日轮番交替的办法。”这个办法，据未醒君说是很不卫生而且很不习惯的，不过也不是黄君一人所能解决的问题罢了。 （4）工资增减问题 黄君说：“八元是该厂工资的最低额（指非重工），虽说视能力增减，事实上是有增无减的。”但是事实上既然有增无减，又何必标出一个“减”字来惹人疑惑呢？ （5）伙食问题 黄君说：“上海工人伙食，每月至多决不过四元。”假使食用不过四元，那么每月八元的工食也就勉强可以支持了。 （6）特别补助费问题 这项也是关系很大的。据黄君说：“照厂中规则，工人疾病，由厂备有医药；但不作工须按日扣薪。工人不幸死亡，由厂按照原工资酌量给予以三月至五月之抚恤费。”因为招工时未曾声明，所以才发生疑问；于今说明了，这项问题算是得到了圆满的解答。 （7）修习时间分配问题 据黄君说：传单上载的书算簿记游戏等，是他特拟的。他拟组织一个勤工会，合五十个女工做一个团体，于星期日修习上述各项工课。柏荣君因他没有特别声明，所以发生时间分配的疑问，这项算是误会。 （8）契约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限制作工三年），畅吾君认为最关重要，我也认为最关重要。我质问黄君，如果女工三年内有正当事故必要辞工回籍或他去，硬不行么？他回答硬不行。这项问题算是完全没有结果。 他们的谈话，我替他记录完了：除（4）（5）（6）（7）四项不必再说外，我还要批评几句，请黄君转达厚生纱厂： （1）八小时制度，据报载，日本已经得了大多数资本家的同意，也快要实行了。黄君说的东亚问题，不久就会成了单独的中国问题。中国工业集中点在上海，穆藕初君虽不算资本家，却还是个有体面的商人，应该有较先的觉悟。 （2）工人身体健康和业务生产是成正比例的，经营工业的人丢开人道主义不说，利害总应该有个通盘的打算；纱厂日夜不能停机，分做三班工作就不行吗？ （3）限制作工三年的契约，固然是他们自己承认的；论契约的效力，他们固然应该受条件的拘束。但是一个人的身体行动自由，至于要受三年的拘束，这和有期徒刑的罪犯作工有何区别？你怕他们作工不满三年，厂中要受招工和旅费的损失；他们既有有力的铺保，难道和他们订一个半途辞工赔偿损失的预约就不行吗？ 俗语说：“事不关己，休要提起。”我想当局的人必定要怪我们多嘴的。只是这件事不能说我们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当这“劳工神圣”一片响亮的声中，总想替企业家和劳动者谋个双方永久的安全罢了。 （十）穆藕初《答复讨论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问题诸君书》 黄本操君与棉业接近之原由：黄本操君肄业于上海清心实业学校，闻予名，通信白所志，并得校长之介绍，晤谈后，觉黄君性情殊爽直，有骨节无习气，故录用之。助于办理植棉事已阅三年，终岁勤劳，毫无倦态，予颇信任之；盖黄君能自食其力，不务虚名，实现时青年中不可多得之士也。 纺织业与民生之关系：予在上海创办德大、厚生两纱厂，现有工人二千七百名，年内又须添雇千余名；又在河南郑州开办豫丰纱厂，年内在该处又须陆续雇用工人约三千名。顷接厂员来信，述及开招未及旬日，已得应募工人三千八百余名，已溢额；内陆民生窘迫，工人无虑缺乏，于此可见一斑。盖纱厂内每万锭子，需用工人六百余名。各工人为直接向厂中领工资以裕其家计者。如本厂附近居民，一家数口，四分之二三在厂工作，而地方上间接因以裕其生计者且倍蓰焉。故予深信欲救中国之贫弱，舍振兴各种主要实业外无他道。盖平民生计不宽裕，即不能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也。 纺织业扩张原因及招募湘省女工之动机：自欧战迄今，我国民之受其影响而蒙其损失者，不知凡几。即以棉业论，美、印、日诸国咸注力于供给欧洲之缺乏，致我国市场上棉织品大为减少；每包十六支纱向售百两者，今售二百两，而直接蒙其害者，我国民耳。于是纺织同业，急起直追，尽力推广，故予亦有添招女工之举。夫我国人口之众多，生计之奇窘，资本之难募集，工业之不发达，已成各地方通病。上海工厂林立，就浦滨一隅观之，今后新厂勃兴，或有工人缺乏之感。但距沪甚近之苏、松、常、太各属，人烟稠密，招工至便易，而黄本操君乡土情长，念兵燹之后，生活艰难，陈请试招湖南女工若干名；予亦以湖南第一纱厂筹备迄今已六七载，将来开工有日，而熟手工人不易募招，即所受困难当必不少；以此两种动念，遂发生委派黄君就湘省招募女工之事。 顷因招工问题，而柏荣、亚文、黄醒、未醒、畅吾、佛兰克、负庵诸君之发表意见，樵仲君之问答等记载，迭在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阅悉，名言卓论，至为佩纫，惟间有误会处，予系当局者，请向诸君子总解释之可乎？ （1）人格问题 按商业习惯，无论在何店号行铺就事，总须有荐保。此次所招女工，更宜仔细，故请具愿书，并请家长署名及铺保，亦以杜流弊而免招清议也。而亚文君以为把五十女工做人的权力取消；予以为亚文君确系书生，于职业界习惯法未甚明了，故发此愤言耳。 （2）工资问题 上海纱厂女工，十年前熟手工人每日工资约一角七八分，五年前二角四五分，现时三角左右，膳宿自备。工值之级增，固因地方生活状况而起变更，一视乎大势所趋，固不能以一部分之意思故作低昂也。今本厂试招湖南女工，允给八元，并允以量工作情形加增，本厂允给此数，此种待遇并无故抑之处。西谚有“世界不知汝为谁，但问汝能作何事。”湖南女工工作能力如何，责任心如何，其果能胜任愉快否，尚未可必，而诸君子先斤斤于工资之多寡，其毋乃太不近情理乎？予敢忠告提倡劳动问题诸君，务须先谋增加工人之工作能力及责任心，则工资之增加自然随之。若徒唱道多给工值，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认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焉，此岂非大背诸君子爱群爱国之初衷哉？ （3）工作时间问题 工作十二小时，似乎太长，而负庵君引证阿制怕氏纱厂公理之研究，以为九小时之工作不及八小时之多，此言也，予甚韪之。予前曾译述美国戴乐尔君所著纱厂适用之学理管理法，于纱厂各别之性质，以迄工人工作时间支配之异点，知未可混视也。设使负庵君以学问家而组织纱厂，实地研究，必恍然于阿制伯氏之所云，仅适用于剧烈之工作，及简单机械之工作，而不适用于纱机之工作。盖纱机开车后，除落纱外，日夜轮转不停，工人仅从旁监视，如有断纱即行接上，每经若干时间，略行车面整理而已。摇纱女工虽工作十二小时，然此系按件给值，勤敏之人出数较多，则得工资亦较多。其中休息时间之多少，亦视乎其人工作勤敏之程度而分之。本厂纺而兼织，织厂内可以适用八点钟之工作；然而我国各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至十三小时半；盖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故也。湖南巨绅聂云台君为我国工业巨子，经理上海恒丰纺织新局多年矣；纱厂内工作十二小时，布厂内工作亦十三小时半，全国工业工作时间大都如是，间有更长于此者；不识研究厚生纱厂招工问题诸君子，亦曾将国内纺织业大概情形一一研究否乎？负庵君曾例举上海斜桥工作情形，以为该地纱厂工人，仅作十小时，岂知该处并无纱厂；负庵君所见之女工，谅系丝厂或肥皂厂工人。但丝厂当新茧上市，新丝销路畅旺之时，竟有延长工作至十五小时之多者，不识负庵君曾确实调查及之否？按前年底调查世界工业状况之报告，英国有纺纱锭子五千七百万枚，美国有四千二百万枚；英、美固仅用日工者，日本人口仅及我国人口八分之一，有纺纱锭子四百万枚，日夜开工；而我国今日仅有锭子一百五十万枚。此一百五十万枚中，尚被日商英商占去七十万枚，完全为我华人所有者不及百万枚。予亦甚愿仿照英、美成例，不开夜工，不识诸君子将以何术赞同之欤？研究全国人口及纺纱锭数，不识诸君子有动于中否？予深愿湖南第一纱厂早日开幕，以便诸君子就近研究之。而负庵君愤愤然谓厚生纱厂以日本待高丽之手段待湖南女工，呜呼，何其言之沉痛而有余恨竟至于此！此种论调，设使聂氏闻之，不识作若何之感想也！ （4）卫生问题 予留美六载，曾工作于纱厂矣；机轮飞转，花丝腾布，而清花间为尤甚。（清花间工作非女子能胜任，故均系男工。）然欧、美先进国不曾以不合卫生而停办纺织业，卫生机关亦未尝以此种职业有碍卫生而停止其营业。盖工厂中之卫生与住宅中之卫生不同，工厂中之卫生但求厂屋高爽，光气充足，随时收拾洁净，毋使尘垢堆积，以及屋内温度依时调剂使之适宜而已；若住宅中之卫生，在力求阳光充足空气鲜洁之外，更在怡心悦目上有多种之布置，工厂卫生固未能以住宅卫生相例也。如仅就工厂而言卫生，则本厂在构造上已具充分之研究，任何工程家及工厂卫生研究家之曾来参观者，俱无异辞，故予甚望凭空立论者作实地之研究也。且予曾游煤矿矣，入地数十丈不见天日，空气阻塞，呼吸为窒，在矿穴工作之人，浑身污秽，几非人类；然素讲卫生之欧、美各国，亦未曾芟除而封闭之。兵祸连年，内陆人民之转辗沟壑者，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何以救之，在乎使有生业而已，工作即使不尽合卫生，不较诸穷无所归之为愈乎。拯斯民于衽席，固吾人之天职；然拯救之道至不一，有创办实业以裕多众生计者，有振兴教育增加各人生活能力者，有研求科学增多国家富力者，有研究经济自卫，努力增进需要品出数，而力拒外货之侵掠者：殊途同归，慎勿谓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偏落诸君子后也。 （5）医药问题 本厂每年夏秋延医给药，非但在厂工人有此权利，即附近居民亦受此便益；且并联络同仁医院，如有疾病，随时送去诊治，医药费由厂供给；工人如有不测，并定有周恤办法。此外对于勤务工人规定出数标准，随时奖给。又如工人储蓄之奖励，及工人子女之义务教育，无不推行有素；招工简章中无一一详列之必要，其应募工人亦断无歧视之理，此则可释诸君子之疑虑者也。 对于有志研究工业诸君之期望：负庵君借旁人之口气以为书呆子发表意思，怕没甚相干；佛兰克君一再谓书生文章，真不值价，书生文章掉头不顾；呜呼过矣！至理名言，值价自在，惟一涉揣摩，易失根据，其不发生真价或未可知。今日赖以救时艰纾国难者，惟望一辈开明人发挥有经验而公允之言论；予更望诸君子由言之时代进于行之时代，盖力行后而言论愈生真价也。予虽与诸君于未曾晤面，然深信诸君子均一时名彦，对于国计民生上，将来必有绝大之施设；不识诸君子亦有志游历全国各大都会，悉心考求民生之现状及工厂之真相否乎？古代名士大都遍游名山大川，然后发抒其雄壮之言论，为多士所折服；今代名士除遍游名山大川扩展其见地外，尚须对于所乐研究之事业，置身局内，实地考察，然后遇可改革者设法改革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古来大建设家大改革家，泰半出自力行队里；一旦大功告成，述其经历，著为巨帙，海内外自然争先快睹，纸贵洛阳，言论之真价固有如是。夫我国人口如此其众多，工业如此其衰微，资本之结合如此其艰难，国民生活常识及工作能力如此其幼稚；而年来颇有一辈学者，摭拾泰西之糟粕，仅作片面之言论，劳动问题之精义如何，自有史以来，资本家压迫劳动家之手段如何，我国劳动家和各国劳动家比较之下所处地位如何，知识程度如何，工作能力及其责任心如何，社会多数生活之现状如何，国内需要之度数及自给仰给之现况如何，概未加以详细之思考；而惟知趁快一时，发挥不负责之论调，耸人听闻，以谬传谬，盛唱此自杀主义，予不禁为祖国实业前途悲也。予并非资本家，深慨乎我国实业之衰微，思所以补救之；故不惮烦劳，敢忠告一辈学者，自今以往，脚踏实地，不向空际捉摸，力从实处研求；宁以行胜，勿以言胜；救国爱群之要道，固在此不在彼，质诸诸君子亦以为然否？ （十一）叶之乔君为厚生纱厂招工事致自治女校教职员书 玉笙、秩庸暨列位先生同鉴： 阔别经年，未闻近况，想职业女校艰难困苦，赖诸公努力撑持，总须留此基础以为发展地步，且感且祝。 前闻有黄本操君在我校为厚生纱厂招女工五十名赴沪工作，嗣见湖南《大公报》有怀疑之论文；因此女学生中函询沪上情形，各同乡处均有此事实。弟接家缄，小女云珊亦在考取之列，准阴历正月初四齐集首途，乃不能不为详密之调查，以为我女同胞告。 厚生纱厂为江苏穆藕初君所办，此君经营实业历有年所，纱厂成绩至优；现又在河南郑县开办豫丰；盖本一留学美国生，对于中国实业前途，具有宏旨。昨特访此君询其于湖南招女工之意旨；渠谓各处女子生活都艰，贵省尤甚；且湖南纱厂问题亦有所闻，然将来开办，骤招五六百名之有经验女工，事有所难，渠实对于纱厂之营业，应尽互助之担；只于本厂（谓厚主）经济无所损失，未有不慨然为之者。此可见穆君确有社会心理，实业眼光，不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 至于工作诸问题，特请其介绍亲赴该厂参观。今日会同工场稍有经验之友人同往，察看该工场之建筑，俱照西式（厂在杨树浦兰路，距离上海繁盛市场二十余里），空气流通，宏厂阔大；所使用者均系电机，略分清棉，粗纺，细纺，织布四大部。其清棉各机，均用男工，使力较重，与我调查之旨无涉。其余三部，均系女工，略杂有十二岁以下之小童；其余则男女工头负管理之责者。每女工一名，照拂一百二十支纱锭，无非脱纱接纱，纱完换筒诸工作，手脚须轻且快。据云愈细纱手愈需灵，弟见各女工于其最粗摇纱工作时，需略用腕力外，绝无痛苦之运动，行坐自由。惟机声以外，不闻人语。织布机每女子一名，照拂两机，较之我校人力机，不惟事省功倍，其活动甚有兴味。工作十二时者以昼夜分为二班，其办事人云：渠等初来工厂，夜班亦有所苦，迨习久亦觉甚自然。且星期停工，原有休息之候。至于疾病，另有工场医院，惟上海女子多数不以西医为然，遇有疾病必请假归自医，亦无不准者。此次对于湖南之女工五十名，另于附近租有房屋，可省小车之往还。惟伙食一节，必须女工自为组织，厂中难负此责任。来往盘川，系为特别优待，而于工资中已扣除之（厂内女工本每日三角，以月计应得九元；招工章程订为八元。川资业已除去）。其来年已另筑房屋，将来女工概可住厂中寄宿舍（房屋建筑弟亦亲见，惟阴历二三月方可完工）。 此调查该厂实在之情形也。就我湘女同胞言之，其在高小以上之学堂，有志向上，无须练习此项工作。如家庭经济不能再施教育，或为劳工神圣之学刺激刺脑筋，与其他之有志于工场作苦规模者，则此为极有秩序，极有计划与发展之工厂，可无疑虑，无负此次招工者之希望。 再有一言为我同胞告，湘人数十年前兵幕官三项，寄食他省，动以万计，今则何如？若不改变方针，从事工商，其以经济自杀，不待国亡种灭之日。 此五十名女工须抱有绝大牺牲之愿望，为各省女工树其模范，庶湘人勤苦耐劳与自重人格之名誉，日驰千里；则不独穆君现在在河南仍招湘工之说，而各处之纱厂丝厂蚕业需用女工者甚多，无使过绝生机，此其大有望于诸姑姊妹者。若以到上海耍玩与学习时妆为目的，则为挡驾，必不能坚决久留，而为我女界留一污点，甚无谓也。 至于我校染织班与缝纫科，报名考取者诸公可敦促上道，凡为弟负责之调查报告，应否登诸公报，诸公酌之。 两日来调查该厂营业情形，极为欣慕；而该厂机器不过容得一万锭，回思湘人之纱厂能容四万锭，彼中人亦称道不置；而厂业何如，机锭安在，令人不禁潸然泪下耳！ 黄本操君，穆公见我时，犹汲汲称道渠，谓为湘人之最可信任者，彼有令妹尚在纱厂工作，此次顾念桑梓，诚为道德。并闻何雨农君护送女工，甚善甚善。此请道安。惟照不具。 叶之乔顿首二月二十日 （十二）柏荣诸君复厚生纱厂穆藕初君书——招募湖南女工问题 二月二十三日之《时事新报》，长沙之《大公报》《湖南日报》，均载有《答复讨论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问题诸君书》，业经阅悉。穆君为我国实业界有希望之人，对于实业前途，抱有宏愿，毋任佩仰。吾辈（柏荣、亚文、黄醒、未醒、畅吾、佛兰克、负庵）对于贵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所起疑虑，亦多经解释，良谢良谢。但尚有不能已于言者，特为穆君申详之： （1）吾辈所当先声明者 贵厂派黄本操君来湖南招募女工五十名，吾辈提出此事于《大公报》《湖南日报》，互相讨论，原为研究问题，并非对于（一）提倡实业，（二）创办纱厂，（三）招募女工，（四）招募湖南女工，四项有所反对，特对于待女工之办法有所怀疑。虽《湖南日报》先有樵仲君与黄君一篇问答，又黄君曾邀吾辈至。大公报馆当面解释；然黄君之言，究未解释明了。《湖南日报》之杨积荪君，亦谓黄君所答异常含混，是以吾辈继续提出论文；不意黄君始终无一详明之书面答复，故吾辈中有“书生文章，黄君或可掉头不顾。..书生文章，真不值价”。及“湖南人对于上海为亡国奴”一类之忿语。若早知黄君与贵厂接近之原因与关系，渠不过贵厂一不能负责之办事人或工头，则深悔未先向留美学生之穆君请教。总之，吾辈所研究者，为招女工“办法”，非有他意，此当先声明者。 （2）吾辈为女工请愿者 湖南连年兵燹，生活艰难，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吾辈身历其境，不待穆君言之，已知非拯救不可。今穆君以一部分工额，让诸哀哀无告之湖南人，“拯斯民于衽席”，大实业家之穆君，有此抱负，宁非甚善？“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诚堪嘉许；但工制改革，已成世界问题，东西各国之劳动家，知识较高，自能与资本家协商，以谋改进；若资本家绝不容纳，始有罢工之举。年来东西各国，罢工风潮，层出叠见，即工制不良之反响；吾国劳动家暂时固不至有此，而资本家为免将来罢工起见，则改良工制，当不容缓，并当先出诸资本家，毋待劳动家之要求也。纵不然，资本家为怜恤劳动起见，工制亦当酌量改革。此次贵厂招募湖南女工，美意固不可掩，然若能适用每日八小时之工作，减去夜工，并改良其他工制，岂非更美乎？ （3）吾辈对于答复不满意者 （一）人格问题 穆君谓“此次招女工，比店号行铺就事须有荐保者更宜仔细，故请具愿书，并请家长署名及铺保，所以杜流弊而免清议”。今请问穆君：流弊云何？清议又云何？岂欲借此工人自行承认之单方契约，以杜工人不服从之流弊欤？又欲借此契约以间执人之口，一任资本家压迫劳动家，而人不能议其非欤？且就事于店号行铺所以须有荐保者，不过恐遭银钱货物之损失耳；岂此五十名女工，将恐为祸于贵厂，更有甚于此者，而必须更加仔细乎？吾辈之所谓仔细者：在工作时间之长短，是否有害于身体；在所获工资之多寡，能否维持其生活；在疾病或死亡之特别情形，将否另给补助费：此三者，《大公报》之兼公君代表女工所请愿于贵厂者，亦即吾辈研究问题所应当仔细者也。岂料穆君之所谓更宜仔细者，在彼而不在此乎？且即以招工办法论，每月工资八元，限制三年工作，并须自具愿书；自具愿书之不足，而必须家长署名；家长署名之犹不足，而更益以铺保；女工对于贵厂之单方契约，如是其严；而贵厂之对于女工，不过因其工作，月给工资八元而已，此外更对于其本身其家长负有责任乎？否则此五十名女工，不犹卖与工厂作工乎？似此不平，直以人为物；况所谓杜流弊免清议者，将不知若何待遇，而犹得谓女工有丝毫做人之权利耶？吾辈只知职业界习惯法之成立与遵守，必有其理由；若不合理，则虽为习惯法，吾辈亦必加以批评；若不论习惯法之良不良，惟仿而行之，固有知识者之所羞为也。 （二）工资问题 穆君谓“工资因地方生活状况而起变更”，固属不错，以上海十年前五年前之纱厂女工相例，现在每日三角左右，固视前有加；但每月工食银八元，必三年后方能出厂，能保此三年内上海生活程度不至增高乎？纵生活程度增高，而在此三年内之工食银，亦不能增加乎？据招募女工简章云：“每月工食八元，依工作能力得增减之”。若贵厂谓女工工作能力不高，不将每月八元之工食银亦不能得乎？前黄君云：“有增无减”。今穆君又云：“量工作情形增加”。姑无论有减无减，即今日有增加，亦系“按件给值”之办法，岂不知“按件给值”为工制不良之点乎？穆君又谓“工资随工作能力及责任心而增加”。试问工作能力有何标准？岂每人每日作工十二时，月仅值八元乎？岂非工作能力得由贵厂任意认为高低乎？至于责任心，固与工资为正比例者也。金钱万能，世界劳动家固赖资本家以为生活；贵厂对于工人之生活不能有明确之保证，而先斤斤于工作能力及责任心之有无，其毋乃太不近情理乎！ （三）工作时间问题 穆君以阿制柏氏之所云，不适用于纱机之工作；殆谓纱机之工作，即可日作十二时也。吾辈前在《湖南日报》，列举东西各国工作时间，日本纺织工厂，依工务局所定，每日工作十一时，英国纺织工厂为十时，德国古刺德巴纺织工厂为九时四十五分，美国纺织工厂，有每周少至五十八时，多亦止六十六时者。今更列举，幸毋与各国机械工厂之劳动八九时者相混视，而谓机械工厂不能不八九时，纺织工厂虽多至十二时亦无损也。况此次国际劳动会议，议决各国劳工制，欧、美各国日作八时，日本九时，中国十时。纵令中国经济生活习惯之不同，以特殊国自解，不能如东西各国；而每日十时之工作，则应遵循之者。此次国际劳动会议，我国劳工未能完全觉悟，致未遣派代表；即资本家亦无代表出席，致劳他人代谋，几欲侪我于暹罗、波斯之列，不亦羞乎？我国劳动家固未能完全觉悟，而资本家则应当觉悟者；穆君尚不知自行改革乎？至谓“我国全国纱业工作时间，大都十二小时至三十小时半，间有更长于此者。”在彼辈仅知铜臭之资本家，不以劳动家当人，而以劳动家当牛马者，原不足责，穆君自谓非资本家，开口即以留学美国相夸示，以留美学生，自应识世界潮流，自应对于此种不人道之工制，具有改造之宏愿。若人之如此，我亦如此，则仅知铜臭之资本家，与非资本家之留学生，有何分别耶？穆君又谓“我国各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至十三小时半，盖工作时间愈多，而所得工资愈多故也”。以此而论，益证“按件给值”工作制之不善。何则？工厂剋扣工资，工人不能生活，不得不舍身工作，以求多得工资；而工厂即以此法强迫工人为牛马。若何厂剋扣愈甚，则工人要求工作时间必愈长，岂仅日作工十二时乎？又岂仅十三时半乎？工人仰赖于资本家，为维持一时生活计，即欲其日工作二十四时，固亦资本家之所能也。穆君引女工要求工作十三小时半以作证，将谁欺乎？我国纺纱锭数，不及外人之多，言之诚为可叹；而我国实业家尚能办有锭子八十万枚；增进国家之实业，以与外人相颉颃，固亦吾辈所祷祝者也；然如穆君之意，现有锭子仅八十万枚，则工人不得不日作工十二时；若仅有锭子四十万枚，不须日作工作二十四时乎？穆君自云：“甚愿不开夜工，而苦于无术。”吾辈因知锭数太少，不能夜间停止进行；敢进一解曰：何不增加纺纱锭数？若一时赶办不及，又何不增加工人，作三班日夜轮替？纵开夜工，而工作时间则减少矣。穆君固以行胜者，甚望起而行之。 （四）卫生问题 吾辈前在《大公报》及《湖南日报》讨论卫生一项，无非根于工作时间太长所起之问题。贵厂在构造上，据云“已具有充分之研究”。此办工厂者所应有之事，穆君特出此语，殆欲借卫生问题以自矜其工厂构造之佳乎！究之佳与不佳，吾辈未尝参观，亦不得而知也。穆君谓“工厂中之卫生，使之适宜而已”。试问十二小时之工作，适宜否乎？又谓“欧、美先进国，不曾以不合卫生而停办纺织业”。试问欧、美先进国之纺织业，有十二小时之工作乎？又谓“煤矿极不卫生，欧、美各国未曾封闭”。亦知英国煤矿劳工，要求坑内六时坑外七时之工作乎？若贵厂先将工作时间问题解决，则卫生不成问题矣。 （五）医药问题 吾辈对于此问题认为必要，苟于招工简章中略一见及，当然不至提出讨论。然先后既有黄、穆二君之明白答复：工人疾病有医药，死亡有抚恤，则此已不成问题，然此固工厂中所不可忽者也。 以上五问题，除医药问题有美满答复外，其余吾辈皆视为不满意者。岂仅吾辈不满意乎，今日之研究劳工问题者，皆必不以为然也。此外尚有限制工作三年一节，不仅吾辈认为最关重要，即《大公报》之兼公君亦认为最夫重要。兼公君曰：“一个人的身体行动自由，至于要受三年的拘束，这和有期徒刑的罪犯作工，有何区别？你怕他们作工不满三年，厂中要受招工和旅费的损失，他们既有有力的铺保，难道和他们订一个半途辞工赔偿损失的预约，就不行吗？”请问穆君，对此问题，如何不置一词？以此推论，女工既与有期徒刑之罪犯作工无别，则“取消做人的权利”一语，不更显明乎？女工之人格尚可问乎？且既有有力之铺保，而不许半途辞工赔偿损失，是则专借铺保以杜女工不服从之患，得恣意压迫之，不又显然可见乎？ 且也，黄本操君云：“此次招募女工五十名赴申，资斧皆由工厂预备， 每人并赠皮箱一只，面盆网篮各一只；工厂所费实属不货。”证之叶之乔君为厚主纱厂事致自治女校教职员书，何其不相符也！叶君曰：“来往盘川，系为特别优待，而于工资中已扣除之。厂内女工，本每日三角，以月计应得九元，招工章程，订为八元，川资业已除去。”川资既于工本中扣除，黄君何必作此欺人之语？更进而论之，女工月应得九元，今招工章程订为八元，以三年计算，则扣除三十六元，岂湖南、上海间之川资，需如许用费欤！然多寡之主权，固在贵厂，即欲更少给若干，女工为愿书家长及铺保所束缚，敢有所要求乎？穆君云：“内陆民生窘迫，工人无虑缺乏。”岂吾辈研究此问题，乃故与穆君为难，使招工不足乎？抑穆君幸内陆民生窘迫，以工人无虑缺乏，为得意乎？以穆君之资本势力，无虑五十名女工，即五百名五千名以至五万名，皆可满载而去也。此问题已经研究明白，自可听国人批评，资本家能否改良工制，亦惟视其有无良心与能否觉悟。 （4）吾辈所期望于穆君者 穆君固留美六载之学生也，吾辈对于留美六载之一学生，敢进最后之一言： 现代之劳动家，固恃资本家而得食，资本家亦赖劳动家以为生；资本家与劳动家立于对待之地位，此种粗义，穆君嗣后应知之。今日劳农政府之势力如何，主义如何，受人欢迎之程度如何，穆君嗣后应知之。劳工神圣之真理，资本掠夺之罪恶，穆君嗣后应知之。毋谓工人无责任心也，资本家之待遇适当，工作责任心自随之而增，否则岂仅无责任心已乎。要求不获，继以罢工；罢工不能，则以“萨波达举”相对付；此工人自卫之方法，穆君嗣后亦应知之。欧、美迩年因大资本家及大地主之专横，极端压抑劳动者，遂酿成阶级间之大决斗，致罢工之举，几日有所闻，此世界之大变动也。我国贫富之差，虽不及东西各国之甚，然物质文明日益发达，将见富益富，而贫益贫，劳动家受经济之压迫及世界潮流之影响，难保其不演东西各国今日之现象（上海三星纱厂近已发端）。此岂研究劳动者之咎，又岂劳动者之咎，乃资本家估恶不悛，不知改良工作制度，过事抑压所制出之罪恶也。毋谓我国劳工现在知识未开，即可任意压迫。毋徒利已，取快一时，致将来不可收抬。更以人道论，亦当改革工制，为劳工谋幸福。若不及早觉悟，终自有解决之一日。“今日学子，大都尚空谈，不务实际”，诚有如穆君所云。如穆君者，既曾游美六年，且能自办工厂，应识世界趋势，对于工制问题，应担改革之责，不应再劳吾辈“书生及书呆子”（此穆君语）为之忧虑；而今竟劳吾辈“书生及书呆子”为之忧虑，不亦大羞新世界之留学生也乎？穆君又云：“摭拾泰西之糟粕。”然则须如穆君所主张之工作十二小时制，乃得谓为泰西之精华耶？吾辈固非留学美国者，而犹想趋向于人类进步之方面；虽云“糟粕”，犹二十世纪之糟粕也；较之连二十世纪之糟粕未曾梦及之留美学生为何如乎？挂游新世界六载之留学生招牌，不谋采取人类进步之新理，贡献祖国，而劳国内“书生及书呆子”代为采取糟粕，如此等之留学生，是亦大可哀矣！穆君又云：“发挥不负责任之言论。..盛倡自杀主义。”然则须如穆君招工要铺保，要家长签字，要本人填具愿书，方得谓之负责任耶？须赞成平民任资本家虐待，方得谓之非自杀主义耶？凡此荒谬之处，不值吾辈“书生及书呆子”一笑，亦不值有识者之一笑。吾辈兹奉劝一言，“收起罢”，慎毋再以“留美六年”四字相夸耀，贻留学界之羞。盖留美六年四字，只能夸示于床第间，吾辈虽是“书生及书呆子”，而“曾经留学某国”数字，久已羞道。更望穆君从学问上着手，“一旦大功告成，述其经历，著为巨帙，海内外自然争先快睹”（皆穆君语），勉之勉之，他日再见君之以“行胜”也。 （十三）长沙《大公报》真心君《读穆藕初君答复讨论招募湖南女工问题诸君书》 去年上海厚生纱厂，派人在湖南招募女工的时候，我有许多朋友，对于那纱厂的招工条件，详加讨论，大都认为苛酷，当时我默无一言。何以故？因为我们要改变劳动条件，须向资本家下总攻击故。现在厚生纱厂的主人——资本家——穆藕初已有答复书来了，我读了一遍，觉得他所讲的是“似是而非”，若再置而不论，则恍惚的中国社会，或者信以为真，那就为害不浅了。穆君原文第一段与女工问题无关，可以不论。第二段所讲纺织案与民生之关系，倒还不错；不过我们讨论劳动问题的人，这点知识总有了，可以不劳穆先生费心。第三段讲招募湘省女工之动机，确是番好意，我愿代表湖南女工道一句谢。第四段讲商业习惯法一层，已被朱执信驳了。（见《星期评论》第三十九号）至于第五第六两段，讲工资及工作时间等问题，就更不成话了。特分别论之如下： 第一，工资问题原文说：“工值之级增，固因地方生活状况而起变更，一视乎大势之所趋，不能以一部分之意思，故作低昂也”。这话虽是不错，然而你们当资本家的总得要想想，你们每年的净赢利，不是几万几十万吗？这几万几十万，不是许多工人拿劳力替你们换得来的吗？为什么你们总不愿意多给他们几个钱呢？再进一层说，现在资本家的生活状况，和工人的生活状况，是不是天来划分应该如此的呢？你们若认定这个区别是命令的，是天经地义，我也没得话说了；不然，我就要请问你们，你们在上海每月拿八块钱，能够生活吗？能够有余钱养家吗？你们若是“不能”，为什么他们“能”呢？他们既不“能”，你们要强他们“能”，于是他们的生活，不能不变为极悲惨的极痛苦的生活了。这就是“罢工”“穿木靴”的大原因。原文又引西谚“世界不知汝为谁，但问汝能作何事”两句话，而推论到“湖南女工工作能力如何，责任心如何，其果能胜任愉快与否，尚未可必，而诸君子先斤斤于工资之多寡，其毋乃太不近情理乎！予敢忠告提倡劳动问题诸君，务须先谋增加工人之工作能力及责任心，则工资之增加，自然随之；若徒唱道多给工资，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认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留美六载的穆藕初先生，你这种话，是从前店东对徒弟说的话，不是“留美六载”的实业家应该向我们说的话。你既是一个“留美六载”的人，应该知道“穿木靴”（萨波达举）是什么。那么，我要请问你，工资只有八元，为什么“先斤斤于工作能力和责任心之增加”呢？至于“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国家社会亦间接蒙其害”的话，又怎么讲呢？“实业界中”谅必是指资本家罢。资本家少赚几个钱，又何害于实业的发展？难道造福于国家社会的实业家，是专以谋私利为目的吗？老实说一句，只有利于少数资本家无益于一般劳动者的实业，不是二十世纪所应有的；中国的实业不发达则已，中国的实业若发达，只利少数而不利多数，那就是制造“布尔塞维克”的大原因呵！现在我们虽不高谈劳动者支配工场问题，到那时，劳动者支配工场的事，恐怕会要发现了。穆先生，你何必只把眼睛望着鼻子啊！ 第二，工作时间问题穆君原文说：“摇纱女工虽工作十二小时，然此系按件给值，勤敏之人出数较多，则得工资亦较多，其中休息时间之多少，亦视乎其人工作勤敏之程度而分之。”穆君既定了每月八元工资，每日十二小时工作时间，复定按件给值之制，是“按时”“按件”两种劳银支给法，兼而有之；不料穆君留美六载，仅学了这种剥削工人血汗的本领，未免可叹！定工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时，已经是冒“大不韪”了；还要说，“出数较多工资亦较多。”象这样以工资之增加，引诱工人之拚命，是不是救国救民的实业家应有的态度呢？至于拿“休息时间的多少定工作勤敏的程度”，也是很笼统的话。每日只有二十四小时，工人既要做额定十二小时的工作，精神上自然有来不及的地方。假使一个人每日作十二小时的工，中间不休息一分钟，希望多拿几个钱，如此继续一月，能保其不害病吗？到那时病死了，实业家的钱，是不是变成杀人的器具？唉，我不愿中国有这样的实业家，我更不愿留美六载的学生，做这样的实业家。穆君又说：“我国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至十三小时半，盖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故也。”我国女工——其实不仅女工如此，——没有受过教育，为生活所逼，要求工作时间加长，确有这种事实；然而这种情形，何等可怜，不料号称救国救民的实业家，竟利用这种弱点，以饰其长时间工作之非。“盖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故也”两句话，更亏他说得出来。工作时间愈多，所得工资亦愈多，似乎不错；但工人是不是“人”呢？凡“人”是不是应该有“休息”“娱乐”“睡眠”等时间呢？照穆君这种说法，假使有工人每日要求作二十四小时的工，恐怕也会要允许他的。何以故？工资愈多故。我还要请问穆君：各国的法律，为什么对于妇孺工作时间，特别加以限制呢？为什么各文明国，都定了“每日八小时工作”之制呢？留美六载的人，对于这种道理，总应该明白，为什么还要说“工作时间愈多工人所得工资亦愈多”的欺人话呢？唉！这就是中国实业界的态度呵！ （十四）上海《时事新报》侯可九君《告穆藕初先生》 藕初先生： 我同你是不相识的；但我早已晓得你是实业界的巨子，对于中国的振兴实业，和发展经济，都负有极大的责任，所以久已要想写一封信给你，一向懒懒的，总不上劲。在二月二十三日的《时事新报》上，看见先生对于湖南招募女工问题，有一篇文章，说得很详细；我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写这封信给你，谅先生明达，不以“书生之见”见弃罢！我今天同先生谈的，并不单是女工问题；那女工问题，自有湖南的《大公报》和《湖南日报》的言论，和先生的答辩；我要同先生谈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所公认为最恐慌最重要的劳动问题。 先生是美国的留学生，且曾译过美国戴乐尔的大著；对于工业，对于现在的劳动潮流，和以前的沿革，一定是有过研究的；那么，那轰动一世的欧洲和会所通过的劳动待遇条例怎样，国际劳动会议和中国的代表问题怎样，英国的三角同盟怎样，美国的世界产业劳动者同盟（I.W.W.）和法国的劳动总联合会（C.ey.t.）怎样，先生都应该晓得的。但是先生自己所组织的工厂，和现在的潮流，能够适应吗？先生是受过新教育的，不比那些陈腐苛刻的资本家；我要同先生谈论，也为着这个意思。不过我以上的话，太笼统太含糊了，现在可以照先生的话，拿几段出来讨论： 人格问题 商业习惯上所沿用的荐保手续，在现在是不适用了。工厂和劳动家，并不是“拿金钱去换劳力”的关系，工厂不过是一种互助的组织，在没有到共产境界的说法，就是说：资本家出钱，劳动者出力；工厂里的生产品和组织法，应当由资本家和劳动者两方面的意志去支配他。这样，才算是互助，才算不辱没劳动者的人格。假使拿了生活最低额的八元大洋一月的工资，去做每天十二小时的牛马工作，还要写一张卖身式的志愿书，束缚得他紧紧的，难道不是把他们的做人权利取消吗？ 工资问题 最低额的每天三角左右的工资，你想他们怎样生活呢？但是先生还要说：十年以前，还不过是一角七八分左右哩！一个人家，算他是一个妻子，二个子女，——老年和多子女的还不在内——总共有四个人，你想这三角工资，在他们的生活上（膳宿、教育、交际、娱乐、衣服..）怎样支配？他们既然做了个人，尽了“人类劳动”的责任，难道这些生活上的必需品，还不应该给他们吗？还是我替他们的预算，是浪费的吗？ 先生又说：“予敢忠告提倡劳动问题诸君，务须先谋加工人之工作能力及责任心，则工资之增加，自然随之。..”先生抱定了“金钱换劳力”的主义，所以要说这种话。但是这样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吗？劳动党对于这个手段，有没有消极的抵制方法呢？现在流行的“萨波达举”（Sabotage），就是一个例，也是劳动问题里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要说劳动党除了同盟罢工，再没有第二个抵制方法，这个萨波达举，就是一个较利害的抵制方法。所以这个手段，非但不能达到你们的目的，而且还有萨波达举的恐慌，我劝先生快快抛弃以前的老法子罢！ 工作时间问题 阿制柏氏所说的活，就事的一方面说，或者不宜于纱厂，但是就质的一方面说，未必不宜乎纱厂。纱厂工人在纱机上的工作，虽然简单，但是要这样长的时间去注意他，一个人的体力，那里能够胜任呢？体力既有所不济，工作也自然要草率；在质的一方面，比较那短时间的出品，未免要有精粗高下之别了。但这样还不是有意的“萨波达举”，不过是长时间工作的天然效果罢了。 先生又说：“我国各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十三小时半；因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照先生的话，好象我国的女工，生就的奴隶性，一天不做牛马生活，就不能过日子的。那么，现在工厂里的十二小时工制，还是先生辈大发慈悲。要知道他们所以要求这样长时间工作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的工资，不足应付他们的生活需要。你们一方面压低他们的工资，一方面增加他们的工作时间，叫他们不得不入这个圈套；还藉口说，长时间工作，正是答应劳动家的要求，这算合人道吗？ 先生又说：“我国地大物博，而纺纱锭子，不及百万枚，似乎不得不加添夜工，以供需要。”这种论调，好象极有道理；我要请问一声，难道除了夜工，没有别的法子使出品增加吗？难道不好多设纱厂，添办锭子吗？ 卫生和医药问题 先生对于这两件事，说得象煞有介事；其实缺点正多，现在将我在《青年进步》杂志（念九册）里一篇疲劳文章，摘几句出来： 工厂内关于卫生方面，当有盥洗室，浴室，疗病房，体育场，..的设置。 工厂内关于娱乐方面，当有小食间，散步室，游戏场，..的设置。 工厂对于劳动者，当有疾病补助金，养老金，寿险金，..的补助。 从这样看来，你们对于卫生和医药两件事的辩护，真可不攻自破了。我要向先生说的就此完了。 （十五）上海《星期评论》执信君底《实业是不是这样提倡？》 穆藕初君为招湖南女工的事，在《时事新报》发表一篇东西；我看他里头再三注意聂云台的恒丰纱织新局的工作时间，和“聂君的感想”，很象是专向聂氏辩护的样子。本来互相攻讦的事情，我们不愿意管的；但是我也不愿意过于立入他的心理内容，先就他表面上看来，可以算得一个代表的错误。 他说：“人家徒倡道多给工值，而不问工作能力大小，责任心有无。..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受其害焉。”这是向来做生意的人不敢讲的大帽子话。如果没有把“留美六载”的金字招牌，随时挂在嘴边笔上的大实业家，我们简直听不到如此妙论！ 从前将本求利的生意人家，自己看着比那上京求名的，还低了若干倍，这真可以不必。然而如果说刻薄求富，一定比钻营做官高许多，那更没有道理了。富贵本来相差不远，求富，求贵，一样是古来奴才的名称。但是从来做官的，总爱说忧国忧民，做生意的却老实不客气，说句“但觉眼前有生意，不知门外是何人”。如果要在求富求贵这一大堆号称为人的动物里头，勉强说出哪一个比较好，我也不能不推奖这个老实的。可怜这老实一层，都给近来的时髦企业家糟蹋了。“商战”、“抵制外货”、“振兴工业”，这都是近来新出的好题目。讲起这个是提倡实业的人，就象已经有大功德于民，不肯同那一班做官发财的来相提并论。把做生意的话完全不提，似乎提倡实业，是牺牲了自己来利益社会的一样，不许人家问他一问。先假定了提倡实业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一概反对，都拿实业蒙害的题目来压住。我试问一问，他们的提倡实业，是有利益于他没有呢？现在尽有办了没有利益的事业，他们并没提倡；提倡来提倡去，还是他自己有利的实业。老实说，还便是拣最做好的生意来做。既然做最好的生意，又要说是“救中国贫弱”、“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不许人反对，这样便宜的事情，恐怕没有罢！ 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意趱钱，中国就不穷了么？现在中国果然工艺没有发达，天然富源没有开发；但是如果照他这种办法得来的结果，中国可以算做富么？就算说是富，这种富于中国人民有何益处？本来讲国家富不富，不应该只看总额若干，还要看每人所能受的分配额若干。所以就有天然利源开发了，实业勃兴了，提倡实业的人，个个都在那里面团团得意；而一般工人，求荐觅保，仍旧是做每月八元的工，中国并不算是富了。况且物价跟着采矿冶金术的进步来腾贵，是现在货币制度里头免不了的趋向；将来这些工人恐怕实际上比现在更苦，就是中国一般国民比现在更穷。他不肯多出一点工钱的提倡实业者，能够救中国贫的地方在哪里？ 说到救中国弱，就更远了。如果他们纺纱织布等等一概有利的生意，都是养成良好军人的机关；只要由工厂拔进营盘，就立刻可以成一支劲旅；那就南北军阀，都免不了得三薰三沐，请他把留美六年的经验教给他。可惜从统计上来讲，农业劳动者变做工业劳动者之后，他的征兵成绩，实在坏了许多。如果象穆氏所说的“做工做到十五点，污秽几非人类”的工人，尤其不适合于兵役。所以要救中国弱，正要把他这种工业的组织来大改良。如果不许人主张改良，那完全是致中国弱的实业，不是救中国弱的。 我们且把他这门面上说的话揭开，试看提倡实业有什么真正价值呢？我决不做无条件的反对提倡实业。却是我批评提倡实业，要注重在分配一层。从分配上来看，如果认外货占市场为比国货占市场更不好，自然要主张提倡，但是这要有比较的。 为什么外货占市场有不好的结果呢？普通都叫他作漏卮，以为金钱因此漏出去了，这是大错的。因为金钱本是无用的东西，我们能够将他换有用的货物是毫无妨碍的；没有现钱，就用纸币也好，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些人觉得这个错误了，就改一句说，外国买我的生货，卖给我熟货，他趱了我的钱（这个实际是货物不是货币）；所以我们多做许多产出生货的工作，才能够换他用很少的工作做成的熟货。这个说话，精透得多，有点知识的人，听了都点头了。但是这层只把全国合在一起来说，全国是吃了亏了。如果改用国货，这个亏就不用吃了，岂不是应该提倡国货么？ 然而这后头却有一个误谬，看不见的，就是分配的问题。我们假想他全国出口的生货，是要一千万人，每人每天做十二个钟头的工夫，才做得成的，换来的东西，就是人家用八百万人，每人每天做八个钟头工夫做出来的？这是大吃亏了。如果我们提倡实业，外国八百万人所做的熟货不进来了，一千万人所做的生货也不出去了，立刻便有一千万人没有工做。如果实业家做国货的时候，仍旧招了一千万工人，叫他做每天六个半钟头的工夫，或者因为不熟练的缘故，做到八点钟，究竟还是一千万人，没有一个失业，工却做少了，工钱也不见少去，那是可以赞成的。如果提倡的人说，这些工人尽可以做十二点钟的工，所以只要招六百七十万人做工就够了，于是乎实业提倡起来，外货不进，生货不出，做生货的人少一千万，做熟货的人加六百七十万，两下对销，就逼出三百三十万个失业的人；平心想想，这个时候，社会上是有益还是有损呢？这六百七十万人，本来做生货的工，是在家乡的，有家族的乐趣的；现在因为提倡实业的缘故，他那老营生干不成了，离乡背井来做一工人。做工时间是一样的，工钱也还公道，没有比从前减少，他们还有歌颂实业家的恩泽。然而这三百三十万人无端失了生活，坐着等死么？不能够的呀！所以就成了流氓，成了土匪，成了兵队，成了督长的附属物，来敲诈这提倡实业的大财主分他的钱去用。虽然有些算做抢骗，有些算做保镖，究竟没有这一批失业的人，是不会有这些事的。他们虽然不晓得实业家的钱也是一千万个工人身上出的；他们总晓得你这种实业家，是可以出钱的。我们冷眼看他，这种国货占市场的情形，恐怕比外货占市场的时候，还是一样。有眼光的人，一定要痛恨这些令工人做十二点钟的工，来榨取余剩价值的人，既愚且妄，自贻伊戚。然而现在国际劳动会议，已经决采八点钟制，关于中国，也决定采十点钟工制的时候，中国的留美六年实业家，还要主张十五点钟的工，还说是使地方进于治安轨道！大概还嫌中国的流氓土匪兵队少，多制造他一点，要等他们做出一个治安轨道么？ 我们现在可以达到我们的主张了。就是提倡实业，能够令得工做的人比较失业的人更多，就应该赞成。如果能够令失业的人比新得工做的多，就应该反对。而失业的多少，就看要求工人工作的时间长短。象他这十二小时工作工厂，就不能说是有益的。 最奇怪的，是穆氏说人反对招工的家长署名铺保，是未明职业界习惯法。如果说习惯有铺保，我们可以不管他，但是从来也没有由湖南招女工到上海的习惯。讲到法么，最少总要社会上承认他的强制力，可以适用来裁判才可以当得起。光是社会上所容许的，只可叫做习惯，不能叫做习惯法。美国也是有习惯法的国家，有人敢把普通的习惯，当做习惯法么？留美六年的大实业家，连习惯和习惯法，都分不清，那“置身局内实地考察”的本领，只好对他的同业聂云台君互相标榜了。 而且是真法律也有讨论改革的余地，是习惯法便怎样呢？野蛮的人生第一个儿子，要宰了来吃，叫做宜弟，这是他的习惯法。哥哥死了，要拿嫂嫂当老婆，也是犹太人的古代习惯法。不是不可以改革的。在穆氏的意思，以为人人都如此，你为什么不许我如此？我的意思，是人人没有知识，已经不应该如此，你既然稍有知识，何以还要如此？ 尤其不可恕的，就是篇中屡次用“欧、美先进国不曾以不合卫生停办纺织业”，“亦未曾芟除而封闭之”的话。人家不封闭，不是不理。要整理的时候，除了封闭以外，还有许多手段。第一就是工作和休息的时间。第二就是工场改良的强制。第三就是工人住宅问题。第四就是疾病保险废疾年金及其他等等。这几层藏起来不讲，似乎除了封闭之外，只可同厚生、恒丰一样，没有方法。你以为上海看报的人的了解力判断力，都是和你这留美六年的人一样么？或者你以为还有人再比你笨的呢？ 穆氏又举出河南招工溢额，工人无虑缺乏，较之穷无所归为愈，几乎要以万家生佛自任。但是我们所注意的，不止在受雇的几个人，要在失业者的全体。这种最长时间工作最低工银的结果，一定发生社会上的危险。危险在雇主自己终归是不能免的。他叫人“宁以行胜，勿以言胜”。大概所有改良的批评忠告，都是他所厌闻。如果他有力量，不难还要要求张敬尧命令报馆，不许再登出反对的议论；但是我替他想，还希望他的理论到底是一个空言。如果说对于这个“工银制度资本掠夺”来以行胜，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怠业，利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宁以行胜，这句话是不容易讲的呀！ 附记：万国劳动会议的结果，或者穆氏可以说：我留美六年不曾有这事情，现在报纸上说的话，哪里可以相信。”但是美国自一九零八年，阿力根州女子十时劳动法，被美国高等法院判决为不违宪法以后，大概的州，对于女工，都采用一礼拜六十时间以内的制限。并且有限定一天九时间或八时间的。穆君在美国工厂的时候，难道不晓得时间和法律么？或者他蒙厂主特别优待，叫女工多做两点钟来表示敬意吗？不然或者是买了一个特别走得快的时辰表，看见女子做十点钟，他掏出表一看，已经是走了十二点了；所以到现在不曾晓得，以为美国如果不叫做十二点钟，只有封闭工场一个方法。然而可惜这个表，没有放在厚生、德大厂里，做时间计算的标准！ （十六）我的意见 长沙新闻界诸君因为代湖南女工向厚生纱厂要求待遇改良，受了穆藕初先生一场奚落，实在是自寻侮辱呵！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分。温情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主人待奴隶一种没有保障的恩惠，我们羞于去要求的；况且要求不着，白受奚落，真是侮辱上又加侮辱，前清末年要求立宪就是一个榜样，长沙新闻界现在又戳了一个同样的霉头！ 有人说中国机械工业还不发达，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去劳动者要求管理权时代还远，眼前的待遇问题，还是不能放松的；况且穆藕初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见识的人，和一般专门牟利的商人不同，和他讨论讨论劳动问题也未尝不可。这活我却不反对。因为代劳动者向资本家要求固然是我们所不屑，但穆先生虽然站在资本家地位，实质上恐怕还不算是资本家；况且他若不拿资本家资格，来和我们平心静气的讨论劳动问题，我们也犯不着拒绝他。 中国人向来相互不承认他人的人格，所以全体没有人格，这件事若责备穆先生独为其难，未免太看重他了。 每月八元的工资，在长沙或者不算很少，在上海的生活程度，仅够做工的个人不至冻饿而死罢了。在穆先生底意思，中国人绝对没有衣食的人很多，现在只要有工做得兔饿冻而死就算福气了，你们还要得寸思尺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得寸思尺是人类底天性，譬如穆先生办纱厂去年得和六十万，难道今年不想得利百二十万吗？假定穆先生底工厂用一千工人，每人每月以八元计算，一年工资是九万六千元；倘若一年得净利二十万元，内中提出二万四千元分配给工人，每人每月就可以增加工资二元；资本家除官利外又得那十七万六千元，总不算太吃亏罢。从前放债的利息过了二分，打官司还要受罚；开典当的，照法律只准按月二分息；安徽安福部的省议会通过了典当利息二分五厘的议案，社会上就说这是倪嗣冲祸害安徽的一种罪案，我们现在要请问上海纺纱厂底股东，去年得了几分息？中国人说的什么红利，工人照例得不着分毫（马克思说这是剩余价值，都应该分配给工人的）。照穆先生说，十年前每日工资只一角七八分，五年前只二角四五分，现在有三角左右，表面上已经是递加的现象；照马克思底学说，工人每日劳力结果所生——即生产物——底价值，就算是五年前比十年前只加一倍，现在又比五年前只加一倍，而两次工资增加都不及一倍，实际上岂不是递减的现象吗？这种递减去的不是都归到剩余价值里面，被资本家——股东——掠夺去了吗？这且不谈，就以工人生活费而论，各项物价合计起来，比十年前增加不止一倍；而工资增加不及一倍，这也是减少不算是增加。穆先生要晓得这都是事实，常识，并不是“泰西之糟粕”！ 工作时间，不单是工人个人问题，也还是社会问题。假定上海日作十二时工的有二十万人，若改为八时制，日夜三班机器并不停歇，而社会上可以减少十万个失业的人；资本家所损失的工资增加半倍，若照前例计算，一千人的工厂增加五百人，每年工资增加不过四万八千元，在净利中提出这点，还不及全额四分之一。穆先生如果不专为资本家——股东——牟利，如果明白“纺织业与民生之关系”，如果可怜“平民生计不宽裕”，如果要“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如果提倡“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如果忧虑“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如果懂得“救国爱群之要道，”就应该主张减少工作时间，好叫做工的人多失业的人少才是！况且十二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题便绝对没有办法；照这样下去，工业越发达，人民底知识精力越退步，将造成人种衰微的现象，这种社会的损失，前几天我曾和聂云台先生谈过，他也觉得有这样的危险；聂先生也说要谋工人教育，非减少工作时间不可，他并且主张八时制。聂先生到底是基督教徒，是有点慈悲心肠，是比别的“想入天国较骆驼穿过针孔还难”的富人不同呀！我希望信仰“爱之宗教”的聂先生要学耶稣的牺牲精神，莫学耶稣所深恶痛绝的富人，赶快实行八时制，为穷苦的工人谋点教育，救救他们的苦恼。我并且希望别的资本家莫让聂先生独得贤者之名！ 工人教育问题，固然非工作时间减少无办法；工人卫生问题，也非减少时间无办法。至于工人储蓄问题，诚然要紧得很；但照现时的工资仅仅足以糊个人的口，养家还差得远，拿什么来储蓄？ 穆先生说：“英国有纺纱锭子五千七百万枚，美国有四千二百万枚，..日本人口仅及我国人口八分之一，有纺纱锭子四百万枚..而我国今日仅有锭子一百五十万枚；此一百五十万枚中，尚被日商英商占去七十万枚，完全为我华人所有者不及百万枚。..研究全国人口及纺纱锭数，不识诸君子有动于中否？”又说：“若徒唱道多给工值，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知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焉。”执信先生对穆先生这两段批评道：“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意趱钱，中国就不穷了么？”又道：“于是乎实业提倡起来，外货不进，生货不出；做生货的人少一千万，做熟货的人加六百七十万，两下对销，就逼出三百三十万个失业的人，平心想想，这个时候，社会上是有益还是有损呢？”执信先生这两段批评，可算是对于藉口什么振兴工业，什么抵制外货，什么谋社会国家底利益来牟个人私利的人一个顶门针。 另外我还有几层意思也要请教穆先生：我们只主张把“工值”给工人，并不主张在“工资”以外要多给一点。“工值”是什么？是工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两角，三角两角以外的剩余工值，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值抢了去，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工人若没有能力和责任心，股东底官利红利是从哪里来的？每日三角两角的工资还要减少几何，每日工作十二时以外还要增加几时，才算有能力有责任心呢？利息是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底救星，利息制度一天不扫除，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一天不能绝迹；不但放债，开典当是利息制度，凡是自己不劳动，用资本去生息象靠田租房租股票生活的一班人，都是利息制度之下底寄生废物。现时卑之无甚高论，我们暂且不去反对利息制度，不去把他根本取消，但是也得有点限制才好。穆先生恐怕“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是以为必用重利引诱资本家，集合得资本雄厚起来，才可以振兴工业。近世机械工业固非资本集合不可，但是集合底方法，就是不废私有财产制，不废利息制，似乎不可而且不必拿七八分重利甚至于对本对利来引诱。田地房屋和存在银行底利息都只得几厘，尚且有人肯做；工业只要有信用，未见得拿一分利还招不着股。若嫌一分利不能引诱资本家，资本集合太微太缓，不能和外资竞争，这个问题却大了，决不是现时的招股集资方法可以救济的。照现时的经济组织，听凭穆先生聂先生等如何热心拿厚利来引诱资本家，充其量也不过招得二三千万元，不说欧、美底资本家了，只要周学煦勾一个日本资本家来就压倒了。我以为要想中国产业界资本雄厚可以同外国竞争，非由公共的力量强行把全国底资 本都集合到社会的工业上不可。果然是社会的工业，他的发达，社会上人人底幸福都跟着平等的发展；工资少点，工作时间多点，都还没甚稀奇。象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若用什么厚利去引诱资本家，免得多所顾虑，那么工业或者可以振兴，若说有利益于社会国家，除非是少数资本家独有的社会国家，除非是多数工人除外的社会国家。欧、美、日本底社会危机，就是这个人的工业主义造出来的，我希望想“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的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千万别跟欧、美、日本人走这条错路！ 穆先生或者可以说，我们中国纱业底势力，漫说英、美了，就是比日本还不及四分之一；现时纱业虽有点利益，正要少数的资本家垄断这种利益，才能够把资本聚住，才能够叫他们乐于投资而且便于投资，才能够使这资本有再生产的效力；若是分配给工人，这资本不但分散了，而已都用在消费上，失去了再生产的效力，因此营业不能够推广，岂不是社会的损失吗？穆先生倘若说出这个理由，恐怕有许多旧式的经济学者都要点头称是；就是我也以为这个理由含有一半真理，不能全然否认；但是我以为也有一种法子，可以免除这个人和社会问题底利害冲突。这法子是什么呢？就是采用CooperativeSociety 底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底权利；一方面规定所有股东，经理，以下事务员，工人等应得的红利，一律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以便推广营业；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个人方面比现在卖劳力而得不着全工值总好得多；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社会方面工业也因此推广了；这法子似乎可以使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不识穆先生有动于中否？ 还有一层因为近来工厂生意不差，什么周学熙，什么梁士冶，听说都红了眼睛，倘然大规模中、日棉业公司（听说日本三千万元）或是中日棉纱厂（听说日本七千万元）只要有一个实现，听凭穆先生用什么厚利去招股都不能和他们对敌。我想只有用Co-operativeSociety 制度，或者可以抵制。他们要在中国设厂制造，最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工价低廉，我们工业界若采用个制度，他们若不一致，招工便不容易，就是招到，和我们的厂里工人相形之下，也必然没有从前那样容易对付；若和我们一致，他们就来办一万个工厂，我们都一律欢迎。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好歹，都不但不单是湖南的女工的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有人责备厚生厂苛待湖南女工，所以穆先生不服。我现在拉杂写了许多，都不专是讨论湖南女工问题，也并不把穆先生当做一个资本家来攻击他的厚生厂；乃是把穆先生当做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所以研究一下劳动问题来请教。 穆先生企业的才能和他在社会事业上的功劳，我们当然要尊敬他；正因为尊敬他，所以才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 中国底资本固然还没有集中到工业上，但是现在已经起首了；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穆先生很有预防的力量，或者不是我过于着重了他。我希望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都要有预防社会前途危险的大觉大悟，使我这篇拉杂乱谈中当心的地方将来不至成了预言，那才是社会的大幸呵！ 一九二○，五，一。 谈政治（一） 本志（《新青年》）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说话，虽然可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但是过于简单，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曾包含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所以现在要详细谈一下。 （二）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苏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主张不谈政治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所以不谈政治，是受了争权夺利的冒牌的政治底刺激，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后一派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 我对于这三派的批评：在消极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们为然的地方；在积极的方面，我就有点异议了。 前两派只有消极没有积极的缺点，最近胡适之先生等“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后一派反对政治，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也有一大部分真理。他们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到没有普通人一面承认政治，法律，国家，一面反对强权的矛盾见解。强权是少数人的或多数人的，广狭虽然不同，但若是没有强权便没有法律，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呢？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无政府党人一律反对，理论到算是一贯。古代的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和中世纪的自治都市（Commune），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类政治组织没有进化到近代国家的状态。近代国家是怎样？FranzOppeuheimer 说：国家底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及外部的侵袭。这主权底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的掠夺。（详见Christensen’sPoliticsandCrowdMorality，P.72所引）Christensen 说：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他的目的并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间底战争，乃是使这战争坚固而有效力。（见前书73、74 页）罗素说：国家底骨子，就是公民集合力底仓库。这力量有两个形式：一是对内部的，一是对外部的。对内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对外部的形式是战斗力所表现的陆海军。国家是一定区域内全住民底集合体依政府指挥用他们联合力所组织起来的。国家底权力，对内仅限于叛乱的恐怖，对外仅限于战败的恐怖，所以他阻止这两样是绝对的。在实际上他能够用租税名义夺人家底财产，决定结婚和继承底法律，惩罚他所反对的意见发表，因为要把一种人们住的地方划归别国他能置人于死地，并且他想着要打仗便命令一切强健男子到战场去赌生命。在许多事件上，违反了国家底目的和意见，就是犯罪。（见Russell'sPrinciplesofSocialReconstructionP.45.46.47.）过去及现在的国家底作用实在是如此，我所以说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也有一大部分真理。 从消极方面说起来，无政府党否认国家政治，我们固然赞同；从积极方面说起来，我们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断定他仍旧黑暗绝对没有希望呢？反对国家的人，说他是掠夺机关；反对政治的人，说他是官僚底巢穴；反对法律的人，说他是资本家私有财产底护符：照他们这样说法，不过是反对过去及现在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因为他们所反对的，不曾将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内。 或者有人说：就是将来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仍然离不掉强权，所以不从根本上绝对废除国家，政治，法律，这几种强权，实现自由组织的社会，不能算彻底的改革。 我们对于这种意见，可以分开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讨论： 从理论上说起来，第一我们应该要问：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我们从何处彻起？所以懂得进化论的人，不应该有彻底不彻底的观念。第二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法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我们人类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火都可以杀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底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烧饭菜，照亮，温暖身体底效用；炸药和雷电伤人更是可怕，利用他们便得了开山治病及种种工业上的效用，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象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若有人不问读书底目的如何，但只为读书而读书，不问革命底内容如何，但只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现在若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的谬误。 从事实上说起来，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法国底工团派，在世界劳动团体中总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们不热心阶级战争，是要离开政治的，而政治却不肯离开他们，欧战中被资产阶级拿政权强迫他们牺牲了，今年五一节后又强迫他们屈服了，他们的自由在那里？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你看现在全世界底国家对于布尔塞维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 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十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底强力，马上便有复辟底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所称赞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败的，他所指责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何以发达起来的？这主要的原因，不用说一方面是自治都市里既不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又没有强固的政治组织，因此让君主贵族们垄断了政权；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我们明明白白晓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弃政权失败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UnconscionableFreedom）失败的，劳动阶级底枷锁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我因此深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象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底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EconomicSti-mulus）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少数人懒惰而衣食，已经酿成社会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数增至多数，这社会底生活资料如何维持呢？人类诚然有劳动的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须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创造的劳动，更不是强迫所能成的，自来就不是经济的刺激能够令他进步的；所以工银制度在人类文化的劳动上只有损而无益。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象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凡有真诚的态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人，不应该说出这样没有征验的话来。制度变了，制度所造成的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断然不易消灭：倘然没有法律裁制这种倾向，专制的帝王贵族就会发生在自由组织的社会里；若要预防他将来发生，抵抗他已经发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类底性欲本能和水续占有行动合起来发生的男女问题；这问题是人生问题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部分，不但社会制度革命不能解决他，并且因为解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压迫和诱惑，真的纯粹的男女问题更要露骨的发生。这时候的男女问题内，并不夹杂着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和罪恶，倘由这种问题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损害社会安宁的罪恶，也应该有点法律的裁制才好。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到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三） 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一是旧派，他们眼中的国家，就是“我国家数百年深仁厚泽”的国家，“学生这样嚣张还成个什么国家”的国家；他们眼中的政治，就是“吴佩孚只是一个师长不配参与政治”的政治；他们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国法”“大清律”的法律；这派底意见，我们犯不着批评。一是新派，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威权，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ebel 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 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底政府当局哪个不是如此？象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作前车之鉴。 他们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名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只主张把生产工具集中在现存的国家——现存的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盘踞为恶的国家——手里。WilhelmLiebknecht 批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道，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在说起来只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取其貌似投时所好来冒牌骗人罢了。德国底国家社会主义，严格说起来就是普鲁士底国家社会主义，他的理想就是军国的，地主的，警察的国家，他所最厌恶的就是民主主义。（见WilhelmLiebknecht，NoCompro－mise，NoPoliticalTrading，P.15.）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劳动阶级底奴隶状态不但不减轻而且更要加重；因为国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资本家，比私的多数的资本家更要垄断得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了统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创造力上论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要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党所诅咒的国家，政治，法律底罪恶不能铲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从前只有政治的权力，现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横而且腐败的阶级，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这名义与权力送给世界上第一个贪污不法的中国军阀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浅。 他们反对马格斯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他们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未）他们又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底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们还自己以为免了法国人的偏见..他们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阶级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属于何种阶级，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见前书第三章）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著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到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底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Bebel 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四） 我的结论是：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在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 一九二○，九，一。 国庆纪念底价值我们对于一切信仰一切趋赴底事，必须将这事体批评起来确有信仰趋赴底价值，才值得去信仰趋赴，不然便是无意识的盲从或无价值的迷信。 我们中华民国双十节是建设共和国底国庆纪念日，从元年到今年已经是第九次了；其间受反革命的帝制派底压迫几乎不成个纪念日底光景曾有好几次，最明目张胆地强行禁止开会纪念的，就是去年反革命的帝制派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和今年反革命的帝制派上海镇守使何丰林。在这班反革命的帝制派仇视共和禁止国庆日底纪念，本是当然的事，我们不去论他；但是信仰共和趋赴共和底人，也要确乎明白纪念这共和国庆日有什么价值。 讨论这个问题当分两层：一是共和底价值，一是中国共和底价值。 我们对于共和价值底批评，固然不象反革命的帝制派及无政府党人把共和看得一文不值，也不象一班空想的政论家迷信共和真能够造成多数幸福。我们十分承认却只承认共和政治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法兰西大革命以前的欧洲，俄罗斯大革命以前的亚洲，打倒封建主义不能说不是他的功劳，但是封建主义倒了，资本主义代之而兴，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教育是知慧的源泉，资本主义时代底教育是专为少数富家子弟而设，多数贫民是没有分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极力要拥护资本主义底学说及习惯的，因此这时代底青年自幼便养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底迷信，以为资本主义是天经地义，资本家是社会不可少的中枢。共和国里当然要尊重舆论，但舆论每每随着多数的或有力的报纸为转移，试问世界各共和国底报纸那一家不受资本家支配？有几家报纸肯帮多数的贫民说话？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试问世界上那一个共和国底舆论不是如此？共和国里表示民意底最具体的方法就是选举投票，以财产限制选举权底国里不必说了，就是施行普通选举底国里，也没有穷人可以当选底道理，花几十万元才得着议员，这是很平常的事。最穷的日本国，最近的议员运动也必须十万元左右；相传有一位极有名望的人主张“理想的选举”，决计不出运动费，不过他的朋友亲戚代他用了酒席车马费七千元，到处传为美谈；试问这种美谈没有人帮助底穷人得的着吗？全国底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分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 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现在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了，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 我们对于中国共和价值底批评，并不觉得他比别的国共和格外无价值，对于他在中国将来并无希望，也和在别的国一样或着还要更甚一点。过去的纪念象黄花冈壮烈的牺牲，接着就是十月革命，废黜君主，建设共和，在中国历史上不能说不是空前的盛举。在这一点上看起来，我以为全中国人都应该觉得双十节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纪念日。只可惜这历史上空前的盛举是一时偶发的，太没有持续性，（这种现象是中国民族可恐怖的最大弱点）以至于多数人得不着幸福，固属当然，（上面曾说过共和政治不能造成多数幸福）即次少数人也没有象欧、美中产阶级都得着了幸福，自由权利与幸福还是为最少数人所独占，直到如今还完全是封建主义恢复了固有的势力，支配一切。尊祀孔子及武人割据，这两件事就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质方面底明证。中国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产底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底毅力和远见，急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致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底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着了自由，共和政治那有不流产底道理。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现在虽说是共和失败了封建制度恢复了势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趋，这封建主义得势，也不过是一时现象，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看起来，除追怀先烈以外，这国庆纪念日已没有可以令人狂信底价值了。但有人以为由封建而社会主义，中间还必须经过共和时代，所以眼前还是政治问题要紧；又有人以为中国封建式的武人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经济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紧，还不须经济革命。我看这两种话都似是而非。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西欧共和政治经过长久的岁月底原因：一是西欧的代议制度来源甚古，共和政治比较的容易支持，一是他们社会主义的思想刚与共和同时发生，当时都还迷信共和可以造成多数幸福。现在的东方各国却和他们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至于说中国只须政治革命不必经济革命，我便有七个疑问： （一）中国社会的资本已集中在最少数的武人官僚手里，用政治革命手段，是否可以免得由甲派武人官僚手里底资本转到乙派武人官僚手里，是否可以使社会的资本归社会公有？ （二）中国士大夫底人格是否已与封建式的武人同化，他们的政治道德是否可以适用代议制不须人民直接行动，除了多数人的援助他们的力量是否能够打倒封建式的武人建设共和政治？ （三）共和政治是否能够造成多数幸福？ （四）抛弃多数的幸福是否能够使人心安定共和巩固？ （五）中国此时资本家生产制还未十分发达的时候，是否应该乘机创设社会的工业，是否应该提倡私人的工业酿成经济不平等之危机？ （六）中国除了劳动界有了阶级的觉悟，组织强大的革命团体，绝对打破资本家生产制，有何方法可以抵制外国由经济的侵略进而为政治的侵略？ （七）单是政治革命，能否解决官，匪，政客，游民，兵过多底问题？ 我不但不反对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实现；但我断然不能迷信他能够将中国从危险中救出，若有人迷信他，说中国此时只须政治革命不须经济革命，我便要请他解答上面的七个疑问。 以上所讨论的共和底价值和中国共和底价值，似乎都是我们在国庆纪念日应有的觉悟。 一九二○，才，一。 新教育是什么？这篇是本年一月二日我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底演说，当时朴生、载扬二君记得很清楚，兹就二君所记略加增改，在本志（《新青年》）上发表，因为广州底报纸别处不大见得着。 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底对面就是旧教育。新教育和旧教育有什么分别呢？ 或者有人说：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其实这个分别不过是形式的分别，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是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 或者又有人说：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新教育是习科学。其实这个分别也不过是教材上的分别，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况且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底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底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底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底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底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形式的不同: 旧教育──科举 新教育──学校 教材种类的不同: 经史子集 科学 照上表看起来，科举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予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在我说明之先，我请各位想想到底什么是新教育，什么是旧教育？ 新旧教育不同的地方，各位一定有许多意见，但现在没有机会可以和诸君各个讨论，只好拿我的意见告诉各位。我以为： 旧教育──主观的： 教育主义──个人的 教授方法──教训的 新教育──客观的： 教育主义──社会的 教授方法──启发的 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那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各位对于这个意见，一定很怀疑，以为中国民族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印度民族受释迦牟尼的影响何等伟大，欧洲民族受耶稣的影响又何等伟大，支配世界的这三大民族完全为三个伟大的个人之精神所支配，怎么说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反说社会能够支配个人呢？ 其实，诸位细想：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但我们要想想中国为什么有孔子？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反之，释迦、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尧、舜思想，都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君臣，与夫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予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又如印度地在热带，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素具悲观性质，所以释迦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释迦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对于现世界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悲观；释迦牟尼佛正是这种悲观民族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有了释迦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观思想才发生的。至于耶教不重宗族不尚悲观，也是地多临海便于贸易往来富于自由迁徙勇于进取的社会造成的。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国，也必然主张夫妇父子君臣的伦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释迦牟尼若生在欧洲，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 世界各民族中个人的伟大象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会的产物，其他便不须讨论了。 又如非洲蛮人以斩杀仇人为道德，印度女子以自杀或自焚殉夫为道德，象这种个人的道德，他们自己必以为是他们个人的伟大，其实是社会一种恶俗造成他们个人的盲目行动。 又如一个城市里面公共卫生极不讲究，个人无论如何注意，在防疫底效果上总是力量很小。 又如现在的广州有许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轿，我敢说日后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坐轿。 又如现代就是教育程度极低的人也知道奴隶制度不好，但是在蓄奴社会的古代希腊，个人伟大的亚里斯多德竟主张奴隶制度不可废。 象这种个人必然受社会支配的例也不知有多少。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底表现。前二者是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底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其实都是妄想，他们都不明白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十分伟大。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反之，在善良社会里面，天资中等的人都能勉力为善；在恶社会里面，天资很高的人也往往习于作恶。譬如我们现在生存在这资本制度之下，无论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活能够不受资本主义支配吗？社会差不多是个人底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而个人能够独善，乃是欺人的活。 我所以反复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并不是主张个人只要跟着社会走不须努力，不过在教育方面着想，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社会的力量比个人大，我们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底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 因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必须用得很经济；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 精力用得不经济，减少教育的效力，这是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一个缺点。 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二个缺点，就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从实际经验上看起来： （1）可见之于家庭教师底成绩在家庭教师之下受教育的儿童，学科上或较优于学校的儿童，然对于社会的知识及秩序与公共观念之训练完全缺乏，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本解事的书痴。 （2）可见之于学校儿童的成绩我们往往看见小学生在学校受训练时，颇为活泼，守秩序，能合群，一入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在学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 （3）可见之于专门以上学生之成绩我知道有许多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品行很纯洁，志趣很高尚，很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了学校，入了社会，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的人，在社会里混久了，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这都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致使训练失了效力。 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三个缺点，就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教育本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个人主义的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级，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此种弊病，社会固应该负责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象这等离开社会的教育，是不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因此社会上不感得教育之需要，不相信教育，教育家是不是应该负责任？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底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底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即以广东教育论，广州附近丝业颇盛，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惠富于海物及渔业，即应设立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即应设立森林学校；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潮惠沿海地方，水产学校设在北江，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 第四个缺点就是旧教育的个人主义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古时“纯碎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不但是贵族的，而且是神秘的，一般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务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造成个人名誉为目的，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通俗易解为浅陋，现时有许多学问很好的留学生不肯著书译书恐怕坏了自己的名誉，正是承受了这种古代文人的陋习。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仍然不脱贵族的神秘的旧习惯，此种旧习惯底精神，完全可以由学校门首挂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虎头牌表示出来。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底观念，都是为社会设立的，不是仅仅为一部学生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够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必如此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现在各学校门首大书特书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学校与社会截为两段，明明白白地是“学校的个人主义”，明明白白地是教育界的闭失主义，这种教育减少了文化普及底效力，也是明明白白的事。 以下再就教授方法下点批评，也可以看出新旧教育底根本不同及其好歹： 现在欧、美教育界有几句很流行的话：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这话初听很觉奇怪，其实大有道理，是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不同底界说，是新教育底精神所在。现在在座各位不是教师就是师范生及热心教育的人，关于这点很望诸君注意！ 医生诊病，必须详察病人底病状病源才能开方，眼药后底经过状况也是一毫都不能忽略的；若只凭主观的想象，补药多吃，不但不能治病，恐怕还要杀人哩。哺养小儿也是这样，依照大人底意思来哺养小儿是不成的，全靠检查小儿底体温，血液需要，消化机能，来做大人底指导；并且大人在此指导之下学得许多实际的知识，好过从书本上得来的。先生可以从学生得到许多经验，知识，且必须从学生学得充分的经验，知识才能够教学生，也和医生诊病大人哺养小儿一样。 旧教育是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总是这样教训下去，这正是先生教学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是很要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譬如在实验室试验理化，用什么方法，得什么反应，全靠对象底反应教我们知识；若试验者不注意反应，全凭主观的理想妄下方法，不但徒劳无功，而且在化学的试验上还要发生危险，启发式的新教育也是这样，事事须由学生之反应供给先生教授法之知识，这不是学生教先生吗？ 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之不同及好歹，大概我们可以明白的了。 但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现代欧、美各国底教育还是教训式的居多；就是实验心理学新教授法最发达的美国，杜威式纯粹的启发教授法也只有一部分人在那里试办。所以新旧教育底区别，只是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并不是空间（国界）或时间（时代）底不同。 杜威先生曾说，中国的教育比日本更有希望，因为中国底教育方才着手，可以采用最新的方法，不象日本底教育制度已凝固，不易改用新法？杜威先生这话是中国主持教育的人都应该十分注意的！按照新的教授方法，我们学校里有许多学科要大加改革： （一）伦理伦理这科是教人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式教育底代表，完全是没有效果的。人冷了才知道穿衣底必要，饿了才知道吃饭底必要，他若不觉得冷和饿，我们无论如何花言巧语劝他去穿衣吃饭，都完全是没有效果的。教训式的伦理科应该废除，在游戏体操以及对人接物时，采用实际的训练方法，使儿童感觉道德之必要，使儿童道德的本能渐渐发展，这才真是伦理教育。 （二）历史历史教员拿着一本历史教科书，走上讲台，口中念念有词，什么蚩尤，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小学生听了，真莫明其妙，惟有死记几个名词，备先生考问，毫无益处，毫无趣味，还不若叫他们去看戏，指着那个红花脸是黄帝，那个黑花脸是蚩尤，他们到还有点兴趣。所以历史一科在小学校应该废去；就是教历史，也只可以教最小范围的乡土史，不应该教国史。 （三）地理天天向小学生说什么伦敦，巴黎，柏林，北京，青海，他们懂得是什么？所以小学校只能教乡土地理，而乡土地理底第一课，就应该从本校讲堂教起，一间讲堂内有几许长，几许阔，几许高，几个窗，有些什么东西，这都是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教法。因为发展小儿观物推理力底程序，只能够由已知推到未知，很难有凭空超越的机会，学生在学校得了讲堂底长短高低实际的观察方法，他们一出学校，便会自己推广到沿途所见及他们家里房屋底状况。这种实际观察的教授方法，比教学生死读教科书怎么样？比教学生死记一些无从养成小儿实际观察力的地名怎么样？ （四）理科理科各科目不用说更是要注重实物经验的了，但是小学的理科还要注重乡土的教材，各省的物产不同，各省小学的教材便不能一样。譬如在广州教理科，说到冰雪这两件东西，我就不知道那位先生怎样能够解释得明白。广州有二十多年没下雪，香港有活着八十几岁没见过雪的人说雪象玻璃一样，大人尚且冰雪不分，何况小儿？先生若被学生质问怎样叫做冰，怎样叫做雪，我想那位先生除了叫学生牢记着冰雪两个字不必问，或是令学生快去睡觉以外，恐怕没有第三个方法来圆满答复。 （五）图画手工我见过许多学校陈列出好些很精致的手工和图画底成绩品，装潢学校底门面，内中有些教员代学生做成骗人的固然不值得批评，就真是学生自己做的，在外行看起来，必以为成绩很好，在懂得教育的人看起来，便不敢恭维了。因为教育品和美术品有很大的分别，我们不当把教育品看做美术品，若是教育品做成了美术品，便算是手工图画底教育大失败，还说什么成绩呢？因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圣贤学者，所以不用教伦理道德及历史地理等知识；也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艺术家，所以不用教他习美术品的手工图画，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心身各种感官，使他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的自由生长发育。游戏体操手工图画正是用做生长发育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学底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的，所以小学底手工图画不是教成艺术家的，是用他发育儿童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的。因为手工图画底目的专在发育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最好是听凭儿童喜欢做什么做什么喜欢画什么画什么，使他观察创造想象的天才得以自由发展。若由先生底意思教他造成美术品，只算是先生自己的成绩，于儿童教育无关，这种教育可以叫做“填谱的”教育；一切“填谱”教育都适以限制受教育者底智识自由活动而使其固定，且造成机械的盲从的习惯，戕贼人类最可贵的创造天才，不单是在手工图画教育如此。 （六）唱歌唱歌是发育儿童美的感想，合唱比单唱好听，可以养成儿童共同协作的精神；按节拍比不按节拍好听，可以养成儿童遵守规律的习惯。惟选用歌词不可文雅，哥哥妹妹，小猫小狗，树著花，蝴蝶飞，这些眼前事象都是歌词底好材料。现在有许多小学底唱歌中，填满了国家，人群，社会，互助，平等，自由，博爱，牺牲，种种抽象名词，这班人对于小学教育完全是门外汉，完全是迷信教训式的教育之结果。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新教育底两个特点： （一）新教育底主义和方法部和旧教育完全不同。（二）新教育底效力大过旧教育。 一九二一，四，一。 |
|
|
来自： 新用户4541Ay47 > 《文学艺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