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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运气从来不好，人生中许多事在别人很容易，于我却很难，不过有一件事我运气好像不错，那就是上学赶上点，时间上不耽误。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所有学校招生和教学陷入停顿，进入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一年以后，即1967年10月，上面发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所有学校一律开学，一边教改，一边教学。我是7岁半报名上小学，时间是1968年秋，刚好赶上“复课闹革命”，时间上基本没有耽误。 上学是人生大事，是学文化，习规矩的开始，四川有老话把孩童入学发蒙叫作“穿牛鼻子”。1968年秋我在成都市石笋街小学报名上学，在那间学校只读了一学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入学第一天自己带凳子，坐在一片瓦砾中，老师给每位同学发了一本32开白皮红字的《毛主席语录》。武斗后复课的景象确实触目惊心，我至今难忘。学校刚开学时没有教材，只有语录，后来教材发下来，内容乏味得很，第一课是万岁，第二课还是万岁，第三课是连着几个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三面红旗万万岁！” 1969年春，我家从石灰街搬到西郊青羊正街，于是我转学到家附近的青羊横街小学。当年青羊横街小学外观上要比石笋街小学好，受武斗波及不大，一幢楼房，一排平房都还整齐。当然，文化大革命的气氛非常浓郁，印象最深的是高年级的同学揪斗校长，全校搞得乌烟瘴气，清晨上学要带红缨枪，不做广播操，天天练红缨枪。刚到青小时由于转学的耽误，新环境的适应，我落入算数跟不上学习进度的差生队伍。落后挨骂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三年级，与我同病相怜还有陈篁同学。就在三年级上，我们遇见了一个好老师，教算数的李老师。她个子不高，一脸严肃，骂我们也来得直接：“看你们两个，样子聪聪明明的，咋个那么不用功呢！”骂归骂，李老师在我们身上确实花了力气，连续数周每天把我们留下来补课。我们两个顽童似乎感动于老师的苦心，真有所开悟，进步神速，很快成为“一帮一，一对红”的先进。至今我与陈篁兄聊起往事对李老师总是心存无限感激，依然不明白李老师为什么要特别帮扶我们，她是如何知道孺子可教的呢？ 文革期间中小学教学秩序一直不正常，隔三差五有批斗会、忆苦会、中央文件传达会等革命活动，政治有影响，学习没动力。整个小学期间，除了算数需要跟老师学之外，语文毫无压力，我感觉基本上靠“自学成才”。这倒不是我特别聪明，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特别无趣，读书成为我唯一的娱乐方式。学期开始新语文书一发下来，我在几天之内从头至尾读一遍，接下来就只有找课外读物了。所谓课外读物分两种，一种是“图书”，即小人书，另一种是“字书”，就是连环画以外的故事、小说等书籍。我喜欢读连环画，不过它字太少，无法满足我的阅读量，所以三年级左右我就开始读“字书”了。 说到读书，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找不到书读。我读的第一本“字书”是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后来从家中几只破箱子又找出两三本书，一本是王愿坚的短篇小说选《党费》，另一本是斯里兰卡作家M·魏克玛辛訶的《蛇岛的秘密》。从上面这几本书可以看出，我的起步阅读水平很低，完全不上路。找不到书读主要是我生不逢时，生在一个不读书的时代，另外也因为没有生在读书人家，家里没有“藏”书。这“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收藏，而是躲过无数次革命运动战火的洗礼，被悄悄暗藏下来的意思。 在家里找不到书，我曾经就此问过我父亲：“你年轻时候不读书？” 他满脸不解地看着我：“读，当然要读书。” “咋个我找遍了每一个箱子，没找到几本书呢？” “烧了，全烧了。” “咋个会烧书？” “'破四旧'时煮饭当柴火烧了。” 我当时真不明白父亲的话，也不理解他说到烧书时的漠然，什么是“四旧”？为啥要用书当柴火煮饭呢？对家有藏书，能生活在书堆中，我总是非常羡慕，甚至在几十年后读到波德莱尔描写他的成长环境的诗句还莫名地激动： 要说我在小学时期读过什么文学书，那就是我姨爹罗开正为我搞来的一套50年代的中学《文学》课本。中国的中学语文教学在上世纪50年代有个一次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的试验，1955 年秋季在部分学校进行试点，1956年秋季全面实施，到1958 年终止。这次教学改革试验时间不长，影响不大，但留下了一套中学《文学》教材。这套书因为叫“文学”，即使再偏重政治，所选都得是文学作品。于是我在其中读到了诗经、汉乐府、魏晋南北朝古诗、唐诗宋词元曲等古典诗歌，还有从古到今的散文名篇和故事，包括《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的故事》、《红楼梦》的选段《刘姥姥进大观园》、《儒林外史》选段《范进中举》。最有意思的是，《文学》课本里除中国小说外，有一些外国小说名篇，如莫泊桑的《项链》、都德的《最后一课》。我记得这套教材是按时间顺序来编排的，一路读下来，不仅激发了我的文学兴趣，也模模糊糊有了一些文学史的印象。带着如此阅读背景，我在同学中的文学水平就相当“高”了，于是在四、五年级时悄悄地开始写诗。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的“诗”，内容很革命，读来非常顺口。一次作文课，我正式向教语文的赵汝泉老师提出：“这周作文，我能不能用诗来写？”赵老师一听，楞了一阵，接着大发雷霆，嘴角噜出白沫，长眉毛不断抖动：“写诗，你要写诗？你晓不晓得，诗是情感的抒发，诗是语言的精华，爬都没学会，你就要学跑，作文课只能写记叙文，不能写诗！”拿给赵老师这一通训斥，对我打击太大了，原来诗那么神圣，不能轻易写，从此跟着他老老实实学作文，写记叙文，写小评论，写大批判文章。别看赵老师表面对我凶，实际对我特别好，我的作文从来受他夸奖，不管我在学校怎样调皮，他老人家家访时从不向我父母告状。我在窗下偷听过他与我父母的对话，他夸我聪明，如克服了骄傲的缺点，一定会有出息。赵老师是一位严厉的老教师，要得到他的夸奖很困难，他骂起人来真够狠，我的同学多少年后都还记得他骂成绩差的学生：“你这个饭桶，造粪机！”小学毕业后，我很快忘记他的告诫，还是一贯不自觉地骄傲，只是没敢再写诗。1978年我考上大学，在去火车北站的25路公交车上与这位严师擦肩而过，没搭上话。当时车很拥挤，我父母送我往火车站去，他们从汽车后门上去，我从前门挤上去的，离他们有段距离。他们见赵老师也在车上，马上大声喊我。我拼命往老师那里挤，终因人太多，只好隔着拥挤的乘客挥手致意，算是道别。这次我在许多人的胳臂肘中间看见赵老师那长长的眉毛依然在抖动，但眼睛和嘴角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慈祥。小学五年过得特别快，转眼到1973年我就该上初中了。照当时“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分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实行“十年一贯制”，不过初中第一年要在小学上，这叫“戴帽”。我没有“戴帽”，跟着青羊横街小学五年级三班直接从小学去了百花潭中学。这可能是因为百中附近的乡村小学不具备举办戴帽初一的条件，而它们的学生要直接进百中，人数又不多，于是百中需要从青羊横街小学招一个毕业班，凑足两个班，成为一个年级。百花潭中学当然比我们小学要大，校园在田野中，校门外就是杜甫草堂旁边的清水河。校园内有教学楼和运动场，还有一条小溪，两岸垂柳。教学楼周围栽种有许多芙蓉花，入春后绿叶扶疏，深秋初冬满树鲜花。初一年级不在教学楼里，而是在校办工厂旁边的两间平房。平房里没有木课桌，是用红砂石和砖头砌的石头课桌，简陋破败，不像市属正规中学的课堂。我们初中两个班在这两间破教室熬了整整一年，条件非常艰苦，冬天特别难受，石头课桌凉得不敢碰，许多同学都生了冻疮。不过我觉得在中学再苦都比在小学戴帽初一强，况且当时教我们的好几位老师都很年轻，刚刚从成都师范学校毕业，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单蓉生老师教数学，戴副近视眼镜，上课有条有理，认真负责，面对我们这群调皮捣蛋的学生很少生气，生气则满脸通红。校园中的亮点是教语文的侯德芳老师是个温和娴雅的大姑娘。印象中侯老师爱扎两条辫子，那时候的女士也没有什么发型可选，要么扎辫子，要么齐耳短发。侯老师一口普通话说得与中央广播电台的方明、虹云一样好，能用普通话教学在当时确实稀罕。我至今记得侯老师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朗读课文很投入，每读到如下几句：“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时，她也会像鲁迅描写的他先生那样仰着头，前后晃动身子，因而我也如迅哥儿一样，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教美术的胡承斯老师在这几位青年老师中要算最年轻的，20岁出头，穿着整洁，书生一表。他在教学上很下功夫，想把我们带入艺术之门，又是画石膏，又是讲解剖，无奈这些做法似乎太过高级，效果不明显。我是他任命的美术课课代表，他一直鼓励我学好美术，这次老师看走了眼，我不是绘画的料，辜负了老师。毕业后我一直关注胡老师，晓得他1984年去西师读研究生，毕业留校教书，后来又调到川师教书，成为了著名油画家，可惜天不假年，于2005年因病早逝。初中第二年等草堂小学的几个班完成戴帽初一，到百中上初二，与我们汇合后才正式进了教学楼。初中三年的生活与高小差异不大，学习依然是自己个人的事，学习成绩好坏从来不是问题，没有任何要求，只是这时候班级里有政治上要求进步的竞争。由于每人都有成为红卫兵，加入共青团的政治要求，所以经常要汇报思想，填各种表格。在这类活动中必然涉及家庭成分，父母政治面貌一类问题，于是我逐渐感到自己与别人不同，许多事同学行，我不行，再努力也不行。这种身份上与人的差异感，在小学没有，在初中逐渐产生，不使我自卑，而使我叛逆。整个初中阶段，我与班主任李平东老师相处不很好，时有矛盾冲突。现在想来主要是由于大的时代环境有太多学习外的强制，再就是他的年轻，我的幼稚。1978年，我们都考上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我与李老师成了同学，四年师生加同学，关系和谐美好。当时的中学生要表现优秀，成为师生关注的焦点，要么是革命闯将，要么是运动健将，读书学习并不重要。做闯将我在政治上不够格，做健将我没有那份天赋，只有读书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另外，就像布罗茨基所说，这是“极贪婪和强烈地吸收一切的年龄。你怀着难以置信的兴趣观察你眼前的一切，仿佛它是第一次出现。”初中课文除了几篇鲁迅的东西外，其他几乎没有留下印象。这一阶段我的阅读量极大，阅读内容庞杂，青少年必读的所谓“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加《封神演义》，只有《红楼梦》没有读完。《红楼梦》断断续续总读不下去，后来能完整了解它的情节，恐怕有赖80年代的《红楼梦》电视剧。我作为大学文科教师说自己没读完过《红楼梦》，使我想起戴维·洛奇的小说《换位》，书中有位大学英语教师在游戏中承认自己没读过莎士比亚的《汉姆莱特》，结果是赢了游戏，却丢了终身教职，因为教授委员会不敢把英语系终身教职授予一个公开承认没有读过《汉姆莱特》的人。我敢说是因为自己已退休，没有被辞退之忧，再者我不是中文系教授。这些古典名著中，《水浒传》读得最多，那是与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有关。1975年8月毛泽东发起“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于是作为反面教材，北京、上海先后出版了《水浒传》的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金圣叹批语的七十四回本（影印）等。这些版本的《水浒传》我都读过，可惜既没成为批宋江的闯将，也没能成为《水浒》研究专家。初中时期，我读得最多的还是苏联小说，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等等，几乎是找到一本读一本，不知道读了多少。当然，所读苏联小说中也有名著，比如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你到底要什么》等。马卡连柯的《教育的诗篇》和班台莱耶夫的《表》甚至可以说影响了我读师范，做教师的人生选择。我像同龄的好多人一样能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对冬妮娅与保尔关系的浪漫描写，能背诵保尔·柯察金在黑海疗养院那段人生自白。翻译作品还读过鲁迅翻译的荷兰作家凡·伊登的《小约翰》、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以及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肯定也在其中。读翻译小说大有收获，除书中思想内容外，翻译小说让我领略到现代汉语的美，我从来认为在创造现代汉语的过程中翻译家功不可没。中国小说虽读得不多，鲁迅的小说要排在头位，他的小说是那时候能大大方方阅读的真正的文学作品。语文课本每册必选鲁迅，他的小说我全读过，好些段落现在还能背诵。杨沫的《青春之歌》属于“黄色小说”，要包在“语录”封皮内阅读，冒不小风险。柳青、张天翼、梁斌、姚雪垠等几位的书是读过的。我读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就像后来我儿子那代人看日本动漫《哆啦A梦》，一心渴望奇迹发生，幻想打架和做作业有神力相助。梁斌的小说《红旗谱》和巴金的散文《海的梦》读过了不知道是谁写的，因为借来的书太破，没有封皮，只觉得好，小说情节扣人心弦，散文情真意切，直到进大学才搞清楚作者名头那么大。还有一位文革时期的当红作家不得不提，那就是浩然。当时中学生知晓的两位有名有姓的作家，一个是鲁迅，另一个就是浩然。平心静气地说，浩然的作品相当不错，我读过他的代表作《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儿童文学《幼苗集》，感觉无论小说的情节布局，文字描写都是高水平，即便政治意味很浓的《西沙儿女》，以散文诗的语言来写小说也表现出作者极高的语言文字功夫。1976年秋天我升高中后，阅读量大大减少，一方面是这一年开始就不顺，时局不定，从一月到九月哀乐不断，地动天摇，另一方面，等国家大局尘埃落定，进入1977年学校教学逐渐正常，各门功课压力来了，再到77年底恢复高考，在校学生自然要忙于备考了。当然，从1977年开始，政治上逐渐解放，文化上慢慢解冻，学校的风气也在改变，读书成为受人追捧的好事。高一阶段不分文理班，不过数、理、化课程受到高度重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非常流行。语文、外语在学生眼中相对没有那么重要，大家觉得这两门课程成绩的提高需要一个漫长的努力过程，不像数理化只要老师教得好，学生肯努力，那就能立竿见影，吹糠见米，即刻反映在分数上。社会和学校环境在变，家长的要求也在变，我父母开始鼓励我们兄妹读书了，为我们订了两本杂志，一本是《人民文学》，另一本是《科学实验》。1977年春我读高一时，学校组织到彭县军垦农场学军，正是在学军期间得到高考可能恢复的消息。在彭县军垦农场说是学军，其实主要是干农活，但因为离家在外过集体生活，与同学之间的互动不像在学校那么单调，在别样的场景与老师也有了更多平等交流的机会。当时，我和陈曾川同学在劳动之余把王力的《诗词格律》抄了一遍。没想到就这一点点笨功夫却大大提高了我的古典文学水平，使我不仅能读诗，还模仿着能写一点。我以为少年时候下过的功夫，一般都有长远影响，以后的表现也肯定不同。难怪山东大学教授殷孟伦先生曾对他的学生说：“做学问，自己肚子里总要有那么几部不需要索引的书才行。”要像先生说的那样肚子里有书不需要索引，这不靠“童子功”和“冷板凳”咋个行呢？只可惜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这个道理，指明读书的门径。天天与军训带队的王老师打交道，摆龙门阵多了，他知道我喜欢读书，把他带在身边的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借给我。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哲学书，现在青年人会说该书很浅很左，不过读了它我算知道了什么是哲学，知道哲学的基本概念，哲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王老师当时是百花潭中学的民兵营营长，退伍军人，高大壮实，人称“王大汉儿”，1977年考上西师政教系，所以他又是我的校友。高中期间，由于每天要完成各科作业，我的阅读量远不如初中，现在我都记不起具体读过哪些书。对于未来读文还是读理，我从来没有明确想法，父亲当然希望选择理科，他总是认为文科危险，容易说错话，做错事。我自己文理都还行，理科也有我非常喜欢的科目，比如生物和化学。初中时读了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一度立志要成为生物学家或化学家。当时百花潭中学有很好的文理科老师。教生物的黄老师很有风度，高个子大背头，声如洪钟：“说到遗传学，我们必须从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讲起……”。黄老师不仅传授生物学知识，更使我对生命本身有了感悟。在教仪教态上堪称典范的是我们的校长粟严治老师，高二他给我们文科班上过几次语文课。记得他授课内容是屈原的《涉江》，一上讲台他把那首诗潇潇洒洒地写在黑板上，然后逐字逐句讲解，动作不大，儒雅慈祥，随时与学生有目光交流，使每一位学生都觉得受到老师的特殊关照。尤其使我难忘的是，我本科毕业分配得很糟，于是想拒绝服从，粟校长知道后亲自到我家，邀我到百中代课教书。虽然我因为怕拒绝分配影响考研，最终没去百中教书，但我始终忘不了粟校长的关心。舒老师教化学真教得好，我现在还能背诵她教的常见元素化合价口诀。高中教我外语的是袁乃锐老师，他是我们文科班的班主任。袁老师斯斯文文，轻言细语，给我留下了非常温暖的记忆。还有物理老师尹儒英，我甚至记不清他是否教过我，但忘不了他谦逊低调，随时用衣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独来独往的学者模样。他在百花潭中学的存在对我具有榜样的力量，与当年同学中的理科高才生陈勃兄和王家骥兄聊起，二位对尹老师更有深刻印象。我知道他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有关于激光和受控核聚变的著作发表。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条件下，能坚持做学问，并且有著作出版，确实很不容易。我们毕业离校后，据说尹老师去了川大，然而从90年代起我一直在川大工作，都没有一点儿他的消息。最近我在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学者名单读到这行字：“尹儒英 Yin Ru-ying 男 四川大学 Pittsburgh”，于是我顺藤摸瓜，登录匹兹堡大学官网，在物理学与天文学系毕业生名录中查到1986年有一位叫Ru Ying Yin的博士生毕业。高中分文理班前教我语文的是胡文致老师，在她教导下我的语文水平，无论对于语言文字的理解，还是作文能力都有大提高。胡老师仪态端庄，衣着整洁，读课文时用普通话，讲课说川话。我一直认为她很器重我，几乎我的每一篇作文，她都作为范文表扬。然而，胡老师并不支持我读文科，所以到高中二年级分文理班时，我选择读文科是非常纠结的事。胡老师正式找我谈话：“你决定要到文科班，以后报考中文系，为啥？”“嗯，我要到文科班，文理都差不多嘛。”没想到老师会这样问我，我说不好原因，无法解释清楚，只得左右支吾。接下来胡老师说了许多读理科的好处，从眼下我的学习情况和我未来的发展分析主张我读理科的原因。我知道胡老师对我好，但我当时不理解她作为语文老师，为啥要力劝我读理科！那次谈话场面很难堪，她怪我固执，临走时摁着我的肩，平和而有力地说：“选文还是选理，最终要你自己做决定。不过我要给你说，学文学功夫在文学外！”胡老师说了那么多话，我都记不起了，只有最后那句话我永远记得：学文学功夫在文学外。当时面对高考，我对这句话理解很浅，心想老师的意思可能是说学好文学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吧，那我不直接报考中文，而是报考文学之外的专业，如历史不就行啦。高考后我当真报了历史专业，进入大学历史系学习，做着我的文学梦。直到我大学毕业，教了三年中学，又考上历史研究生，去胡老师家汇报，告诉老师我文学梦醒，一直在读历史。在告别时老师笑着说：“当时不主张你考文科，是因为那时候文革刚过，心有余悸，认为文科风险大。说学文学功夫在文学外，是觉得热爱文学，想从事创作，不一定非学文学专业不可嘛。”望着老师慈祥的笑脸，我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感念她的恩情。1978年7月下旬高考后有漫长等录取通知书的时间，于是父亲的老朋友成都市西城区图书馆馆长秦志忠叔叔建议我去图书馆做义务管理员，主要是为我提供读书的机会。秦叔叔从来关心我的学习，中学期间阅读的书籍大多数是父亲从他那里借来的。能到图书馆做管理员对读书人来说当然是美差。每天上午我随别的管理员一道整理修补图书，下午阅览室对公众开放，我们负责书籍借阅。在图书馆短短两个多月的工作，我知晓了中国图书分类方法，了解到文学和历史的基本图书目录。这对我以后的大学学习很有帮助。除此之外，我在负责借阅，与读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到不少快乐。读者多是年轻人，有备考的学生，有待业在家的青年。他们借阅的书籍一般是中学数理化参考书和文学书籍。读者中有一位莎士比亚爱好者，标准的穷书生像，看上去要比我年长不少，穿着退了色的蓝咔叽布中山装，上衣兜别着一支钢笔，脸庞清瘦白皙，笑起来眼神略带忧郁。他每天必来，还书的时候总要和我聊聊莎士比亚，听他说得津津有味，我能感到他的快乐。我是1978年的应届生，就是说我读大学与读小学一样运气算不错，恰好遇上恢复高考。正由于是应届生，所以高中毕业，通过高考读大学于我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高考我没有往届生，尤其是老三届学生那种绝处逢生的兴奋和幸福，甚至于进了大学之后，我也没有觉得这是多大个事情。不过在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我寒假回成都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天，我乘坐公交车进城，在人民公园附近准备下车，突然有人抓住我的胳膊，很兴奋地高声对我说：“好久没见到你，你咋个不来图书馆了呢？”转过身一看，正是天天在图书馆读莎士比亚的那个小伙子，我伸出手，与他握手问好：“你好，我不是图书馆的正式工，是义务管理员，去年10月就没去了。”我抽出被他握得有些疼的手，笑着说：“还没有工作，我上大学了。你还每天到图书馆读莎士比亚？”他愣了一下，伸出双手再次握住了我的手，没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出一句我意料不到的话：“祝贺你！你成功了。”我下车后，他从窗口向我挥手，看他眼圈有些湿润泛红。这时候，我内心似乎有所触动，对读大学有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想法。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那位莎翁爱好者，不晓得他后来是否考上大学，如果没有考上，而是进厂做工，那么，他的年龄就正好该是下岗的那批工人，他现在会向儿孙讲起自己热爱莎翁的过往吗？他的儿孙还会像他一样觉得“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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