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心目中信奉的“上帝”到底是谁？

1991年5月，吕正操将军受邓颖超委托赴美国纽约拜访张学良。

两位耄耋老人分别54年后终得相见。

张学良曰：“必之（吕正操的字）呀，我现在迷信了，信上帝。”将军随口对曰：“我也迷信了。”张学良不解：“你迷信什么？”将军对曰：“我也迷信上帝。”

吕正操将军和张学良都迷信上帝，据说，毛泽东也迷信，而且也迷信上帝。

毛泽东迷信上帝并信奉他心目中的“上帝”到底是谁呢？

01

毛泽东信奉上帝是人民。

1975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人民就是上帝。”

有一次到农村调查，毛泽东突然问陪同人员：“你们信不信上帝？”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敢回答。

毛泽东说：“你们不信，我信！”同志们惊呆了，没人吱声。主席望着大家深情地说：“这个上帝是谁？他就是人民！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台。”

在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没有“迷信”一说，也没有“上帝”二字。

迷信老百姓，视人民为上帝，这是一种坚信“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的忠贞信仰，是一种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历史担当，是一种坚守“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的永恒信念。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毛泽东的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以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高呼：“人民万岁！”这是一声石破天惊的礼赞，一个昭示真理的宣言。

一如毛泽东自己常说的：“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各级领导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离开水就渴死！”

也如周恩来所言：“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会枯死！困死！”

更如陈毅之诗云：“若无人民岂能活？”

中国古训：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其实，任何政治力量、任何政权产生、存在、发展的依据，胜败兴衰的症结，都集中于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也是伟人毛泽东信奉“人民就是上帝”的缘由所在。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为什么要最后一块布，做军装？用最后一口饭，做军粮？送最后一个儿子上战场？为什么要推着独轮车，带着煎饼大葱支援前线？

原因就在于党把人民当上帝，敬仰人民、敬畏人民，始终把关心群众利益看成是实现革命目标的阶梯和基石，在干部与群众之间建立起鱼水关系，凝聚起解放全中国的磅礴力量。

陈毅元帅所说：“人民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才能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曾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人民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却淡忘了“人民就是上帝”这个“真理”的真理。

比如：最近火爆全网，激愤人心的唐山打人事件。若不是个别“所谓人民的公仆”做不法之徒的保护伞，对于人民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缺乏责任心、事业心，贪污腐化，消极腐败，这些凶狠恶毒之人哪来的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毒打女性，视生命如蝼蚁呢？

毛泽东曾说：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实践都充分表明，“上帝”支持拥护我们，我们就能坐在台上；“上帝”不支持不佣护我们，我们在台上就会坐不稳。

02

毛泽东信奉上帝是马克思。

毛泽东多次说过，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人民。而在和蒙哥马利谈话中，他又说“我的上帝是马克思”。

“马克思”加“人民”，这两个“上帝”，一个是，改造世界的思想力量，一个是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两个力量统一起来，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

革命时期，封建文化禁锢人民思想，阻碍社会进步。毛泽东认为要根本改造社会，必须摧毁旧文化，宣传新思想，开启民众觉悟，“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为了探寻真理，毛泽东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

1910年秋，在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看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赞同他们君主立宪的主张。

1911年，他阅览了同盟会的《民立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加入新军，参加辛亥革命，怀着浓厚兴趣讨论了社会改良主义思潮。

此后，毛泽东还大量阅读西方著作，接受过进化论和民主思想。他在斗争实践中对不同思潮进行了研究和比较，使他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命运，必须找到真正的科学真理进行指引。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他阅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广泛接触学者，探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

他参加北大哲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活动，实地到长辛店调查，了解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状况，也是毛泽东的思想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开端。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在斗争实践中，他研究、比较和检验了各种主义学说。

1920年，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他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从此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他认识到要根本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秘密开展建党活动。这样，毛泽东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后来，毛泽东著《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

1937年，毛泽东将“两论”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

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不仅是适应中国革命需要，以及我们党思想理论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需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建了科学合理的实践形态。

毛泽东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

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

03

毛泽东：“做自己的上帝”。

毛泽东同志在《愚公移山》中写道：“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这里，虽然把人民比喻为“上帝”，但前提是“我们”要有感动“上帝”的愚公精神，也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当中所彰显的同样是一种自信的力量，告诉我们命运的关节点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句经典的话：“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弃自己了，还有谁会救你？”

“做自己的上帝”，体现的是一种自信的力量，指向于执行力，就是相信“我能行”。

“做自己的上帝”，还蕴含着自我加油、自我砥砺之意，也是以我为主，主动作为，成为我们做事的一个基本思路和方法。

我们干工作、做事情也是如此，外部条件固然很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还在自身，亦即自己要“做自己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