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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历程中，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也不乏巾帼英雄的身影。 她们之中既有上阵杀敌的女将军，也有投身于组织工作的优秀干部，中国妇联的创始人之一曾宪植，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她的领导下，中国妇联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她在同事之间也有了极佳的口碑。 在之后的政治风暴中，曾宪植还收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特批返京命令，为何她能够得到两位伟人的特别照顾呢？ 曾国藩后人里的革命派曾宪植1910年出生于湖南双峰县，虽然当时她的父母都是普通人，但曾宪植的五世祖正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 曾国荃当时是曾国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最终官拜两江总督、礼部尚书，还得到了忠襄公的谥号，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曾国荃之后，其两代后人均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受到祖先荫庇的他们在仕途上也是顺风顺水，都成为了三品以上的官员。 曾宪植的父亲曾昭和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从小也致力于儒家经典的学习，并且在13岁就考取了秀才。 但此后不久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宣告终结，这让曾昭和的仕途梦彻底破灭。  作为曾国藩的家族后裔，曾家流传着曾国藩“吾不望代代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的祖训。 因此在曾宪植出生之后，曾昭和对于她的教育问题非常重视，六岁时曾宪植就被送入小学读书，后来又进入徐特立建立的师范学校继续学习。 在师范学校学习的过程中，曾宪植活泼开朗，善于组织的特点逐渐显露出来，当时她经常在文艺汇演中女扮男装表演京剧里的武生。  这给徐特立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便建议曾宪植不要做老师，而是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争取成为民国的第一批女军官。 此时的曾宪植在学校中已经接触过一定的革命思想，她对于通过革命改变中国现状的想法十分认同。 于是其听从徐特立的建议报考了该校，并突破了层层选拔成功入学。  但在其入校几个月之后，宁汉合流学校的开办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大多数女学生都放弃了学业，只有曾宪植等少数几人坚持不离开学校。 后来军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此时包括曾宪植在内只剩下七名女学生了。 就在曾宪植准备投身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政变。 此时的曾宪植看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她毅然在中国共产党最危急的时刻宣誓入党，成为了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员。 中国妇联的奠基人在加入党组织之后，曾宪植在1929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她被送往日本学习。 但随后又被日本当局逮捕，后因证据不足释放，鉴于国内形势复杂曾宪植离开日本后，去往香港暂时待命。  西安事变之后，曾宪植回到国内继续工作，其先后在武汉新华日报社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虽然她负责的并不是核心业务，但在工作中她表现出了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出色的沟通能力。 这让曾宪植最终成为了邓颖超同志的秘书，和中共南京局妇女组组长，负责女性统战相关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曾宪植对当时社会各阶层女性的生活状态有了清晰的认知，这对于其后来的工作的成功开展有不小的帮助。 她在解放战争时期还参与了地区土改等工作，这令曾宪植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1949年3月，北京召开了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议上通过表决成立了全国妇联，曾宪植被任命为筹委会副秘书长。 此后几十年间她一直在全国妇联工作，先后担任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机关党委书记等职位，在妇联中扮演了核心骨干的作用。 在曾宪植领导妇联工作的日子里，她贯彻了革命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决反对“铺大摊子”。 妇联的工作人数一直维持在三百人左右，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工作。 十几年里妇联也从来没有传出过腐败的消息，曾宪植更是连一套拿得出手的西装都没有，这让妇联成了有名的清水衙门，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称赞。  慈祥的阿曾曾宪植作为妇联的领导，其在工作中雷厉风行，敢于指出同事们的错误。 在左倾思想严重的时候，她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乡村小学不适合实行住宿制的问题，成功避免了不成熟预案的仓促上马，保障了妇女儿童的切身利益。 但在工作之余，曾宪植对于同事们的态度却是温暖而慈祥的。 人们也会亲切的叫她“阿曾”，这个称呼来自于毛主席对她的称呼，她作为毛主席老友徐特立的学生，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加上曾宪植的家乡就在毛主席外婆家附近，这更让毛主席对曾宪植生出了亲近感，便用“阿曾”来形容这位工作能力出众的小老乡了。  曾宪植认为这个称呼平易近人，便让身边的人都这么称呼自己。 她在生活中也做到了完全放下领导的架子，和同事们打成一片。 当时她住宿的房间非常狭小，甚至连一张像样的书桌都放不下，但每天傍晚这个小房间里总是挤满了来找曾宪植谈心的人们。 无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怎样的困难，曾宪植都会想尽办法为他们解决，这让其收获了众人的尊敬。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政府机关中出现了几次反右派运动，一些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的公职人员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 在这些政治风波中，曾宪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面对调查人员的审问她总是能够据理力争帮助下属解释，让很多无辜之人免受政治风波的波及。 1959年，全国妇联奉命将干部按左、中、右排队，有关部门即将干部划分为一、二、三类后编造了名册送给曾宪植签字。 曾宪植知道这些同志都是无辜的，于是她就将这份名单放在了抽屉里，并没有做出任何批复，那些被冤枉的右派人员因此免于调查和处罚，妇联的日常工作秩序也得以维持。  但曾宪植的这些做法，也让她成为了部分别有用心之人的眼中钉。 因此在十年动乱开始后不久，曾宪植就遭到了猛烈的批斗，在一些人的口中，她成了保护右派分子的“大黑伞”。 也是直到此时，那些受她保护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恩人究竟是谁，但在那个年代这些人并没有能力拯救他们敬爱的阿曾。 毛主席的批复曾宪植在被打倒之后，被送到了冀中衡水县疙瘩头村接受劳动改造。 年近花甲的她，每天都要接受无休止的批斗和审问，有一次她还被带到了枪决现场。 闭上眼睛的曾宪植听到身边的死刑犯一个个倒下，但她并没有因此感到惧怕，并没有向造反派们屈服。 在那段时间里，曾宪植被安排了最繁重和任务，她不但每天要到几公里外的水车处挑水，还要在寒冬腊月打扫旱厕。 当时她为了完成工作经常要劳动至深夜，实在疲惫不堪的时候，她只能通过吸几支劣质香烟支撑精神。 但纵使如此她依然没有任何抱怨，还经常和同伴分享自己此前与毛主席等领导人的趣事，来开解大家。 1975年曾宪植的儿子到这里看望了她，在看到母亲的状态后他心如刀割。 回到北京后，他鼓足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其能够批准自己的母亲回到北京检查身体并接受治疗。 毛主席之后见到了这份信件，他对于阿曾也非常记挂，并在信件上批复了“似应同意他的请求，请恩来同志予以安排。” 周总理随后便派出轿车，将曾宪植接回了北京。 经过检查曾宪植的身体指标已经非常糟糕了，但她并没有待在家中静养，而是在北京城中不断奔走。 她安慰了家人在斗争中惨死的同事，鼓励他们坚持下去，一定能够等到平反的那天。 与此同时，她想尽各种办法向毛主席传递消息，并成功救出了部分遭到迫害的同事及家属。 那时她的一位下属要在医院照顾刚刚释放的丈夫，曾宪植就将其母亲接到家中伺候。 最终这位老人在曾宪植逼仄的屋子里住了一年，曾宪植对此没有丝毫怨言。 在政治风波结束后，曾宪植再次回到了妇联工作。 年事已高的她在饱受摧残后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为妇联的重组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了我国妇女工作历史上的旗帜性人物。 写在最后曾宪植作为名门之后，其在工作中反而是最平易近人的一个。 她身上实事求是，不畏艰难的特质让她成为了中国妇女工作的奠基人。 面对政治风暴时，曾宪植能够坚守自己的底线毫不动摇，这种精神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正是因为她身上的这些特点，才让她收获了毛主席等领导人的高度认可，最终帮助她安然度过了危机。 参考资料：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名门后裔 革命女杰－－兼论曾宪植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地位》，刊登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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