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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藏语、苗瑶语、侗台语、南岛语和南亚语的关系，人们总是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他们同源，有人认为他们不同源但相互借词，有人认为每种语言都是由多种语言混合而成的。本文先梳理下200年来学界对于东亚和东南亚语言的研究，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文认为，汉藏语、苗瑶语、侗台语、南岛语和南亚语可统称为郑张尚芳、潘悟云、邢公畹等人提出的“华澳语系”。旧石器时代末期，也即10000年前的“原始夷越语”是东亚和东南亚“华澳语系”的源头，它诞生于东部沿海。之后不断演化，最终发展出当今东亚和东南亚的几大语系。不过，我觉得“华澳语系”的提法有些政Z正确，事实上，它诞生于华夏，应该被称为“华夏语系”。相比之下，王敬骝称汉语为“华夏语系”，就有些内涵狭隘了。因此我用王敬骝提出的“华夏语系”代替郑张尚芳等人提出的“华澳语系”，其内涵自然是指已经存在的汉藏语、苗瑶语、南岛语、侗台语和南亚语。简言之，“华夏语系”为上述五大语系的上位语系。11808年，莱顿发表论文谈及印支多种语言，如高棉语、泰语、缅语，他把这些语言联系起来，引发了后世对这些语言的比较和分类。1852年，洛根提出越南语和高棉语、孟语有亲属关系。19世纪末，孔好古明确提出汉藏语系的分类，不包括孟高棉语。1907年，德国人类学家施密特提出南亚语系，包括高棉语、孟语等。于是，汉语与南亚语分开。1909年，戴维斯将佤语、布朗语、白语、苗语等归于孟高棉语族中，并将孟高棉语族归于汉藏语系之下。1912年，马伯乐认为越南语不属于孟高棉语，应当归入侗台语系，因为越南语和侗台语中声调和声母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的。1937年，李方桂将汉藏语系分为汉台语和藏缅语两大类，汉台语包括汉语、侗台语和苗瑶语三族，正式提出了汉藏语系假说。1942年，白保罗将侗台、苗瑶排除在外，认为汉藏语系只包括汉语、克伦语和藏缅诸语言。1953年，奥德利古尔认为声调是一种后起特征现象，越南语起初可能是一种没有声调的南亚语。1971年，罗杰瑞与梅祖麟发文称，长江以南的原住民是南亚民族，最重要的证据是“江”字为南亚语河流的通用名。后来的学者补充了很多汉字，这里不一一列举。1982年，王敬骝称孟高棉语的佤语、布朗语等与侗台语的傣语、水语等有着严整的音义对应现象，等于认为，孟高棉语与侗台语有发生学关系。1989年，王敬骝论证了汉语和南亚语的一些词同源。1995年，郑张尚芳、潘悟云、邢公畹等提出包括汉藏语、侗台语、苗瑶语、南亚语、南岛语的上位大语系，即“华澳语系”。认为上古汉语的类型大概处于南亚语的阶段，并认为从南岛语的多音节类型到弱化音节典型的南亚类型，再到汉语的单音节类型，是华澳语系演化的大势。1996年，王敬骝萌发汉语由南亚语、藏缅语、侗台语等多种语言混合生成的想法。2006年，王敬骝提出“华夏语系”说，认为汉语由我国古代的越语(孟高棉语族)、夷语(侗台语族)、羌语(藏缅语族)以及其他有关的人们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混合而成。2009年，陈国庆指出汉语的次要音节演变规律与盂高棉语次要音节的语音演变规律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在此之前，潘悟云和沙加尔不谋而合得到一致的结论：上古汉语不仅有复辅音，也有次要音节。2012年，王育弘基于语音演变的规律探讨高棉语与汉语的同源关系。2无论是“同源说”、“借词说”，还是“混合说”，都只反应了语言关系的一个方面。我们要探究的是，语言的底层和表层，姑且可称之为“表里说”：“里”为源，“表”为“流”。基于旧石器时代东亚和东南亚人类的迁移，以及新石器时代农业诞生后引发的东亚人口扩张，我们可以认为，“华澳语系”或“华夏语系”的底层语言为“原始夷越语”。这一语言诞生于旧石器时代的东部沿海。其诞生的时间自然非常早。
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夷越语”演化为“原始夷语”和“原始越语”，前者诞生于环渤海、淮河流域、黄河流域，与黍粟有关；后者诞生于长江中下游，与水稻有关。套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个“一”便是“原始夷越语”，“二”则是“原始夷语”和“原始越语”，他们都可以称之为“华澳语系”或“华夏语系”的底层语言。我们可以把“原始夷语”称为“阳”，把“原始越语”称为“阴”。阴阳互动，最终演化出汉语、藏缅语、南岛语、南亚语、苗瑶语。310000年前的上山遗址人群，和9200年前的贾湖一期遗址的早期人群说的都是“原始越语”。大约8500年前，“原始汉藏语”率先分化出来，它是由“原始夷语”和“原始越语”在舞阳贾湖遗址、舞阳大岗遗址、李家沟遗址等地混合而成的。当时，“原始越语”人群到达河南舞阳后，驱赶了当地的“原始夷语”人群，但也出现了人群的混合，从而导致“原始汉藏语”的诞生。
8000-7000年前，是人口大爆炸时代，也是语言大爆炸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农业已经出现很久。于是，“原始南岛语”诞生于东南沿海，“原始南亚语”诞生于长江中游，它们诞生的时间要比“原始汉藏语”慢一些，因为他们演化的速度慢。相比之下，“原始南岛语”的演化速度更慢些。与此同时，“原始汉藏语”在裴李岗文化区继续演化，“原始夷语”在后李文化区继续演化。至于磁山文化区和北福地一期文化区，其语言应偏于“原始夷语”。换言之，“原始汉藏语”只是“原始夷语”区的一个另类，是“原始越语”人群北上后，受“原始夷语”影响而形成的。至于“原始夷语”和“原始越语”，哪一个是“原始汉藏语”的底层语言，其实不重要，因为“原始夷语”和“原始越语”同源，虽然“原始夷语”受到了更北方的原始语言的影响。
既然这些“原始语言”同源，那么就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都有复辅音，都有次音节。但是很快，位置居中的“原始汉藏语”开始“单辅音化”和“单音节化”，因为这里是人群交汇之地。4大约5871年，“原始汉语”从“原始汉藏语”中分化出来，其诞生应该与庙底沟文化崛起有关。崛起后的庙底沟人北上南下，东征西讨，与周边人群融合，从而形成了“原始汉语”。换言之，此一时期的“原始汉语”是由“原始汉藏语”、“原始东夷语”、“原始南亚语”和原始的北方语言混合而成的，其中“原始汉藏语”是“原始汉语”的底层语言。
5500年前左右，气候开始干冷，5000年前左右气温迅速跌至低谷。此时北方人口已经足够多，于是在气候变冷的压力下形成了一股南下的洪流。在这股洪流的压力下“原始南岛语”人群开始了他们波澜壮阔的航海之路，从而成为地球上分布最广的语言。留在国内的“原始南岛语”人群则向西南迁徙，演化出“原始侗台语”。“原始侗台语”大约诞生于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是“原始南岛语”与当地土著语言混合而成的。
南岛语分布区。西起马达加斯加，东到复活节岛，北起台湾岛和夏威夷群岛，南抵新西兰的广阔海域内的岛屿上。不久之后，气候好转，说“原始南亚语”的屈家岭文化人群北上，一度到达黄河流域，他们的到来必然对“原始汉语”产生影响。这是“原始汉语”形成后的第一次变化，是“原始南亚语”带来的。然而，好景不长，屈家岭文化人群势力衰弱。后继的是石家河文化人群，他们是由说“原始东夷语”的蚩尤后裔九黎人群和说“原始南亚语”的当地土著混合而成的。这一混合导致了“原始苗瑶语”的诞生。其时间大概是在4400年前。说“原始苗瑶语”的石家河文化人群，也就是三苗，未能维持自己的势力太久，先后遭到颛顼、尧、舜、禹等领导的中原人群的打击。在“禹征三苗”之后，“原始苗瑶语”人群离开了当地，开始南下。不过，周边依然存在很多说“原始南亚语”的人群。他们自然也受到中原人群的打压，不得已而迁徙。他们主要是向西南地区迁徙。最终形成了后世所谓的“百濮”。
回过头来说下“原始藏缅语”，它形成于4665年前，是由“原始汉藏语”和西南土著语言（D系单倍型人群说的语言，具体情况未知，也许是“原始古藏语”）混合而成的。“原始藏缅语”的底层语言自然是“原始汉藏语”。大约3500年前之后，“原始藏缅语”人群迁徙到云贵地区，迫使当地说“原始南亚语”的人群向东南亚迁徙。春秋时期，秦、楚的崛起，再次驱赶他们沿着红河、澜沧江和怒江向南迁徙，他们后来分别在越南、柬埔寨、泰国和缅甸南部发展壮大，从而诞生出“原始越南语”、“原始高棉语”和“原始孟语”。
大约2500年时，“原始藏缅语”已经成为云南地区的统治语言，除此之外那里还存在“原始侗台语”和“原始南亚语”。例如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的祖先就说“原始南亚语”。大约1800年前，说“原始藏缅语”的“骠人”进入缅甸地区，统治了当地；大约1300年前，说“原始藏缅语”的“克伦人”进入缅甸；大约1100年前，说“原始藏缅语”的“缅人”进入了缅甸，此后在缅甸建立了三大统一王朝。
至于“原始侗台语”人群，他们是在1000年前大理国衰弱之后才崛起的，然后成为泰国、老挝的主体人群以及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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