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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胜利会师。然而，在两军会师的愉快气氛下，也有一些不愉快的气氛在慢慢酝酿着。 会师不久，张国焘就和中央发生了分歧，而这成了红军历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事情之一。 分歧最先是从战略方针上开始的。 在会师前，蒋介石就判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外横窜康、青，北向甘、陕两途”。事实上，分歧也正是围绕未来行军的方向展开的。 据徐向前回忆，在会师之前，张国焘也设想过向西北发展，当时四方面军刚进入川西北，张国焘就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又是出布告，又是写条例。但他的这个态度并不坚决，有时候他说应该向北，有时候他说还是向南好，一直举棋不定。  徐向前是支持北上的，当时蒋介石在北边布置了重兵，但徐向前认为，只要我们两支大军会师，北上消灭胡宗南，在川陕甘站住脚并不是难事。 两军会师后，中央和军委提出“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这实际上和徐向前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决定，两军会师后的主要任务是“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也同意了这个计划。 然而，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却改变了主意，他在返回的途中见到了徐向前，说：“中央的意思是先北上打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到，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 徐向前则指出：“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南下兵力有限，还要翻越雪山，万一打不下来，将来再想向北打就更困难了。”  在徐向前的劝说下，张国焘同意了先打松潘，但同时他私底下的小动作也越来越多。 首先，他通过一些渠道向中央建议，让徐向前出任红军的副总司令，让陈昌浩取代周总理担任总政委，周总理则被他安排到了总参谋长的位置。 陈昌浩给中央的电报则更直接，明确提出让张国焘出任中革军委的主席，朱老总降为前线总指挥。 然后，张国焘又到处找一方面军的同志谈话，了解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的情况。他曾找到聂荣臻和彭德怀，提出要给彭老总的红三军团补充4个团，还送给彭老总几百块大洋和一些牛肉干。 此事令彭老总非常生气，他立即把此事汇报给了毛主席，还说：“我也是行伍出身，对旧军阀的那一套我还不清楚吗？这个张国焘算是什么东西，他把我看成军阀了。” 张国焘的动作越来越明显，在后来的芦花会议、沙窝会议上，他越发得寸进尺。  而在张国焘动作不断的同时，博古、凯丰等人也对张国焘展开了反击，他们批评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 博古不满张国焘在工作中总是对同志以兄弟相称，把炊事员叫做伙夫，把饲养员称为马弁，批评张国焘是“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 张国焘则提出要撤销博古的治部总政主任职务，否则自己就退出政治局。 博古等人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观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把四方面军的军事转移称为“逃跑主义”，捎带着还暗示了四方面军有“军阀主义”、“土匪作风”，则引起了四方面军很多干部的方案，实际上破坏了团结，给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挑拨离间的空间。 在8月初的沙窝会议上，张国焘带着一份名单，要求增补名单中的9个人进入政治局，中央对此表示拒绝，只同意增补了2人。为了维护团结，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让张国焘出任红军总政委。  到8月下旬，气氛越来越紧张，张国焘越发阳奉阴违，他对北上计划按兵不动，总是托口肚子不适，不来参加中央的会议，搞得周总理成了他和中央的“联络员”。 8月下旬，中央和徐向前指挥的右路军穿越茫茫草地来到了潘州，等了半个月，就等张国焘和左路军来，但张国焘迟迟不见动静。 这期间，张闻天等同志又写了一篇《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在治部总政上宣读，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了起来，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要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斗争你。 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写这样的文章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增加紧张。毛主席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张闻天说：“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也没有。”（这段历史记载于《杨尚昆回忆录》） 博古等人批评四方面军的话很快就传了出来，很多四方面军的干部到跑到徐向前这里反映情况，徐向前晚年坦言，自己虽然嘱咐大家不要背后议论，“但说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  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重要创建者，他亲眼看着这支部队逐渐发展起来，从300多人发展到8万多人，他们战斗勇猛，功劳卓著，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 后来徐向前和彭老总谈起这件事，彭老总对徐向前很是理解，并告诉他：“那些是教条主义那些人搞得。会和的时候，毛主席主张团结第一，大局为重。” 徐向前听后感慨地说道：“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见办就好了。” 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还记录了这么一幕： 西路军失败后，他返回延安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安慰徐向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而“张闻天见到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有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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