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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正月，曾国荃围攻钟山，破天保城，合围天京（现南京）。当年六月，湘军点燃埋在天京城墙下面的三万斤火药，一时间“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忽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圻之声。墙垣二十馀丈随烟直上……”，随后，曾国荃指挥湘军攻入城中，天京陷落。攻陷天京当天，按照曾国藩事先的安排，曾国荃与杨载福、彭玉麟等湘军高级将领联衔八百里驰奏向朝廷报捷。 
（图片摘自网络，侵删） 本来湘军众将以为，攻克天京，普天同庆，朝廷还不得狠狠的重赏一波。毕竟之前咸丰皇帝有言在先，攻克天京者，不论满汉，封王。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曾国荃等人报捷的折子非但没换来嘉奖，反倒招来朝廷劈头盖脸一顿臭骂。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当时清廷财政困难，兜比脸都干净；都指望攻克天京之后用太平天国的“圣库”填窟窿，而曾国荃却报告洪秀全的“圣库”里啥都没有，别说金银财宝了，钢镚儿都没有；但实际上，你懂的。二则是曾国荃谎报洪秀全的傻儿子洪天贵福城破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但因为湘军屠城抢劫，疏于防范导致李秀成掩护洪天贵福跑出去了。当然了，这都是表面原因，背后的原因都懂；一个字：鸟尽弓藏。在清廷看来，让汉人掌握枪杆子是很危险的。曾国藩在明了了清廷的态度后，遂于八月二十七日专折代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养病，九月初四日收到朝廷回复批准。朝廷摆明卸磨杀驴，拼死拼活立下大功却被迫请病假；曾国荃很上头；所以回乡之后，曾九帅意志消沉，浑浑噩噩。为了消解曾国荃内心的不平之气，曾国藩手书一副对联“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以勉励九帅别一天到晚扯犊子，振作起来。后来曾国荃宦海沉浮，最后官至两江总督，并于1890年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而说到“战”，在历史长河中，何止“百战”。刁民暴走、皇权更迭、游牧民族南下，哪一项都够在华夏这片土地上“战”个百八十个回合了。
不过，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一场场战争背后，都有一只无形的手，这就是天时；说通俗点儿也可以叫运气；比如赶上小冰河期的皇帝，那运气就老悲催了；用句文言文说就叫谁赶上谁知道。
（图片摘自网络，侵删） 小冰河时期，顾名思义，就是指温度大幅度降低。中国历史总共有四次小冰河时期，第一次殷商末年，第二次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三次是唐末五代到两宋；第四次是明清交替。第一次小冰河期，殷商末期到西周初期；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50年。史料中，殷商末年，从帝乙继位开始，殷商国内就经常发生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然后有了武王伐纣，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判断，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046年。再然后，纣王自焚而死，殷商灭国。第二次小冰河期是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正好就是跨越咱们在音频里聊的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阶段；东汉是从公元25年刘秀称帝算起，南北朝到公元589年隋军过江灭陈为止。瞧瞧那乱乎劲儿。第三次小冰河期，大概是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300年。这个阶段大的历史事件，完颜女真吞辽灭宋，北宋靖康之耻；以及蒙古人崛起，抡着鞭子四处'抢粮抢钱抢娘们儿’。第四次小冰河期，是从1400年到1900年，又是一个漫长的寒冷期，期间也有一些冷暖起伏；但总体气温是在不断探底。这中间代表性的历史事件，1644，李自成打进北京，吴三桂放清军入关。
（图片摘自网络，侵删） 要说崇祯（以下称：思宗or朱由检）点儿确实背，运气确实差。明朝气候从万历年间就变冷了，根据史料记载，明朝最后的44年气温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北方地区因此受灾严重就不用说了，连一向气候温和的南方地区也出现了河水大面积结冰的现象。其实如果光是温度降低但也还好；关键是气温降低之后会引发次生灾害；比如干旱。要么说思宗点儿背呢，明朝末年，尤其是思宗年间旱灾之严重前所未有；不仅受灾面积大（曾有五省同时受灾的情况），而且时间长（有的地区灾情可绵延4年之久）。最严重的是思宗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640年，这一年山河四省加个陕西，发生旱灾的县高达311个之多。朱由检在位16年，这16年发生的旱灾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堪称历史之最；可以说，历史上有些王朝从立国到灭亡发生过的各种灾害加起来都没有朱由检这16年发生的数量多。连年的旱灾本来庄稼就欠收；而伴随着旱灾的，就是蝗灾，“久旱必蝗”。因为蝗虫在产卵时有一个关键的成活条件，就是土地要干燥。当土壤干燥含水量在10%-20%的时侯最适合蝗虫产卵。等这批蝗虫孵化出来；那场面，简直了，铺天盖地、侧地连天。蝗虫可怕之处在于，1是数量；只要飞起来都是上亿只，遮天蔽日的；2是这些货不讲究，啥都吃。这些货所到之处，寸草不生；都给你啃秃了。现在科技进步，灭蝗都是项大工程；有的都得动用飞机，那还未见的有效；你别说古代了。所以这就是小冰河期；天冷、干旱、蝗虫三连击；经常导致苍茫大地一眼望去一片秃然。
（图片摘自网络，侵删） 这种情况下，大饥荒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像史料记载的，当时陕西“思宗思宗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都赤地千里了，显然没粮食可以果腹；饥饿的人们开始找一切可以进口的东西喂脑袋。“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备陈大饥疏》饥民先是吃草根、树皮；草根树皮吃光了，就吃能抓住的小动物；等活的小动物吃没了就吃死去的牲畜。在这些都吃完之后，人们又从地里挖出白泥来吃。等白泥吃光了，饥民突破道德的底线，开始吃人……路边的死尸，坟墓里的腐尸骸骨，都是灾民们争抢的食物。再到后来，人们开始互相“猎杀”；就跟狩猎一样，有人事先埋伏好，见有经过的路人，绕后一板砖放倒；然后吃其尸体活命。思宗年间不仅是陕西，山河四省都有人相食的记载。更有甚者，出现了骨肉相残而食，兄弟相杀，其母烹其子的惨事。但是吃过人的人也没挺几天，资料记载，这些人过几天就会面目浮肿，发热而死；然后这些人的尸体就又变成了其他人的食物；周而复始。
（图片摘自网络，侵删） 但这还不是最惨的，饥民们饥不择食，给大饥荒又叠加了一场更可怕更致命的灾难，这就是鼠疫！明朝中期，鼠疫就曾在华北地区爆发，也曾在零星地区传播。但是到了后期思宗年间，北方大旱，老鼠家里也没余粮，不得不四处乱窜找食物；这些老鼠就成了饿红眼的饥民的食物。然后鼠疫就开始感染人，而这些饥民有不少都是成群结队的，于是鼠疫就在人群中大肆传播。一旦感染了，多则几天，少则半日，患者就会暴毙而亡。而内会儿的人又没有防疫的观念，也不会说把患者隔离起来，鼠疫的传染性又极强，所以患者家属自然首当其害；基本就是一人感染全家遭殃，最快的“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
（图片摘自网络，侵删） 而且因为瘟疫是伴随着饥荒发生的，人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四处奔波，所以瘟疫跨省之间的传播根本没法儿阻拦；首先是山河四省加陕西，鼠疫一过，有的村落镇子就没有活人了。其次是当时的帝都，有文献记载，当时帝都“沿街小户，收掩十之五六，街坊间的儿女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二十余万也”。街上都看不着人影儿，大明根基之地变成一座死城！史料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日以万计。”每天都有上万人死掉。帝都有多少人经得起这种死法儿？明末重臣骆养性经历了帝都大疫之后就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最后收尸的人都死绝了。摊上这种统治场景，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朱由检本来就够倒霉的了；但是为了“祖宗的江山社稷”，他还是决定再抢救一下；于是著名的三饷加了杠杆。自万历后期，辽东建州女真崛起；为了摁住这支力量，朝廷不得不在辽东驻扎重兵；这支军队的饷银，称为辽饷。
明朝末年这种年景，老百姓除了造反没第二条活路；再加上明末吏治极为腐败，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沉重的赋税和连年的灾难导致明末流民造反层出不穷。于是为了镇压造反，朝廷不得不征派大批军队去绞杀叛军，这批军队的军饷称之为剿饷。到了思宗年间，由于蒙古各部倒向后金（清），明朝正北阴山、燕山防线压力倍增；为了应对来自正北威胁，思宗不得不接受杨嗣昌的建议，扩编新军，加强九边防务。这批新兵的军饷，称为练饷。
在明朝，士绅阶层一个个儿尽管富的流油，但是不会出钱的；因为有祖宗成法，自古以来士绅阶层在纳税和徭役上的特权。既不用交税，也不用服徭役。老百姓为了交齐各种“饷”，没办法就只能卖房子卖地。而能买的起房子和地的，也就只要士绅阶层；这就导致天量的土地被士绅阶层兼并。然后思宗就更收不上钱了，只能对韭菜们加大收割的力度。征兵加饷且在各种天灾人祸加持下导致内陆老百姓走投无路，只能造反！继续加饷意味着老百姓负担持续增加，就逼的更多的老百姓不得不加入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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