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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发表57周年，特撰此文，以纪念之。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旧中国，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水平十分低下，底层民众卫生意识缺失，广大农村地区卫生状况堪忧，“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血吸虫病、疟疾等多种疾病在农村地区流行，建国初期，我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基层农村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也曾采取过多种措施设法解决问题。但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文盲率极高，经过正规培训的执业医生少之又少，这就给中国农村那些旧有的“游医郎中”提供了存在空间，这个群体鱼龙混杂，其中不乏巫医神汉，穷人有病请人“跳大神”、“香灰治病”等现象普遍存在。当然也不乏具有良好医德、悬壶济世的农村医生，但毕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深谙旧中国农村底层情况的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表示，中医需要器械不多，行动灵活方便，中药也不贵，农民抓得起，发展中医对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十分有利。1958年毛泽东就作出过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是，培养大批中医需要时间，而且基于种种原因，这些学成的中医大多也留在城市医院工作，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于是中央转而探索另一种解决方式——选派城市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1965年之前还陆续出台了许多方案，要求各级医院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为农民治病。1965年1月，毛泽东同志又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如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曾加入其中，深入农村巡诊。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人下农村巡诊。 但城市医疗队下乡毕竟是临时性措施，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不可能带齐各种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治病的目的。此外，城市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城市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组织医疗队下乡没有长期坚持，有的地方甚至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态度，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对此，毛泽东同志极为不满。 1965年6月16日，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汇报中，钱信忠部长提到了当时国家卫生资源的分派状况：“在医疗工作者方面，全国 140 多万名医疗工作人员中，90%高级医务人员分布在城市，而且主要分布在当时的大城市，只有10%的高级医务人员在农村，在医疗经费方面，城市则占去了75%，而广大农村地区则只占了25%的比例。” 这一国家卫生资源分配现状，终于引起毛主席的雷霆之怒，他当即在会议上说道，“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与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重申了这一观点，以下是“六二六”指示原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六五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当即做了记录，经主席审核后向卫生部原文做了传达，因此次谈话的日期，所以被称为“六·二六指示”。卫生部原文传达毛主席指示后，为更好的贯彻执行，将“六·二六指示”要点归纳为一句话：“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 在“六·二六”指示下，我国开始大规模培养一批掌握基本医疗卫生知识，对农村地区拥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进行专业医疗培训的做法最早是在上海进行的，学员学习一些基本医疗卫生知识，治疗一些常见的疾病，平时依然参与生产，半农半医。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大沟大队赤脚医生王桂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66年4月王桂珍培训结业留影 王桂珍15岁去工厂做工，1961年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生产，1965年参加了为期4个月的农村卫生员培训。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在班里是学得最好的。“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没看懂就问别人。”时至今日，王桂珍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王桂珍在田间地头宣传医疗卫生知识 1966年3月，王桂珍等人结业回队。他们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川沙县《关于巩固、提高大队卫生员（半农半医）的试行办法》规定：“赤脚医生每年参加劳动120到140天，平时在大队办公室设诊或到田间巡回医疗。”
▲王桂珍在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发言手稿 1974年，作为当时中国150万“赤脚医生”的代表，王桂珍参加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在15分钟的发言中，王桂珍介绍了中国赤脚医生的培训、看病，在农村的作用等，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基层农村卫生事业取得的成就被国际社会称为“奇迹”。  197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以王桂珍的事迹为原型摄制了谢晋导演、李秀明主演的故事片《春苗》，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崔嵬导演的故事片《红雨》。 这两部赤脚医生题材的电影在1975年10月1日同时上映。“脚上有泥巴，肩上有药箱，心中有人民”的赤脚医生形象深入人心，陆青霜演唱的《春苗出土迎朝阳》以及郭兰英演唱的《赤脚医生向阳花》两首电影插曲传唱至今。
▲赤脚医生巡诊用的药箱 这些活跃在乡间，走乡串寨，“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们，受到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农民遇到的一些常见疾病不仅可以在当地立刻得到有效的治疗，而且出身农村的赤脚医生们也想尽办法利用有限的条件，给农民治好病的同时，降低农民的医疗成本。这一政策解决当时我国农村地区对于医生的庞大需求，而且不会给当地带来过大的负担，于是很快便推行到了全国各地，并且推动了农村集体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生。公社社员看病只需要缴纳部分挂号和医疗费，农村人看病难、看病贵，缺医少药的局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当年的赤脚医生手册， 销量仅次于毛主席语录 1970年，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带头编写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不仅仅成为了当时赤脚医生的“标准教材”，人手一本，同时也在国际社会取得了强烈的反响，该书被翻译成了五十多种文字。这些内容对于广大欠发达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都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毫不夸张的说，《赤脚医生手册》是当年第二火爆的书，发行量仅次于《毛主席语录》，流传广泛，影响巨大。  请听一首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郭兆甄作词、郑秋枫作曲，由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女高音邓韵演唱的《毛主席关怀咱山里人》，邓韵突破性地使用那个年代少见的西洋“花腔女高音”来诠释这首歌颂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歌曲，与另一首时任上海乐团独唱演员兼教员的孙家馨1973年演唱的花腔女高音《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有异曲同工之妙。  “赤脚医生”作为一个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名词已经走入了历史，但是这项制度的实践为广大经济落后的欠发达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医疗模式借鉴，为国际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数百万赤脚医生扎根农村为农民服务的精神永不过时。他们的“学历”可能只有高小、初中，他们都是普通农民，但他们数十年来默默无闻的努力为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不该忘记他们。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同志“六·二六”指示发表57周年！ 谨以此文向曾经的“赤脚医生”群体以及当年参加过农村巡回医疗队的前辈们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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