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情绪,不是指王铎仕清之后对朝政或者对满人的不满,而是指他对于自己的书法因为某些人的看法所引发的情绪。他当然对朝政会有看法,但是仕清之后与在明末崇祯朝时期相比较,这方面他是大大收敛了。崇祯朝时,他曾经在皇帝面前针砭现实,差一点酿成大祸。比如崇祯十一年,其时国难当头,一方面是满洲的皇太极举兵关内,明朝官军接连受挫,一方面是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分别攻占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明王朝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而这个时候朝廷内部因为主战主和分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令崇祯皇帝不知所措。 其时,王铎任礼部右侍郎、教习馆员,这一天经筵开讲,由王铎讲孔子《中庸·唯天下至圣》章。本来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王铎只要照章述意即可,可他偏偏结合实际,论及时事,讲着讲着竟然斥责起现实来,且措辞尖锐,以至触怒了崇祯皇帝。但是入清之后,他再也没有也不能这样做,虽然清廷是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事、充明史副总裁”“重用”于他,但是毕竟改朝换代了,前朝旧臣事新主,他的精神脊柱无法直立,不敢公开发牢骚,也不可以对朝政说三道四,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压抑。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他一生中以杜甫的诗为内容,并且以草书手卷的形式来书写的书法作品许多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还有,这时他每每书写杜诗便会得意,一得意便下笔无滞,仿佛神灵给力,纸上墨迹灵动极了。于是他要抒怀,当然不是抒发政治怀抱,而是抒发他的艺术情怀———非常有趣,每作这样的抒怀———即在卷末作题识的时候,他总是拿怀素来开涮,并且行文语气都带着一种情绪,所开涮的是关于书法所谓正脉和野道的问题。 其一,上海博物馆收藏,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诗卷作于顺治三年,纸本,纵30.2cm,横698.5cm,书唐诗十首,书法恣意汪洋,写得极为痛快,规模之大,在王铎传世书法手卷中也属少见。卷末有题识:“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这是他拿怀素等宣泄自己书法情绪最著名的一则题识。 其二,王铎草书杜甫诗卷,现不知藏于何处,收录在《王铎书法全集》中。也是纸本,作于顺治丙戌年,规模虽不如上博本,但是这卷作于“北畿”琅华馆中并且是在“带酒微醺”状态下写成的草书诗卷,也是气势张扬。卷末题识中王铎是这样写的:此卷乃“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公权)、虞(世南)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谛辩”、“勿忽”就是仔细看、仔细辩,不要疏忽。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其三,首都博物馆也藏有一卷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该卷未署作年,依其书风应该也是王铎仕清之后的作品。纸本,该卷规模也很大,纵34.5cm,横654cm,共书唐诗九首,其中五首为杜诗。观其气势,王铎仿佛手握天纵之笔,随意挥洒,写得非常自如。完了,他仅用几个字作题识,依然开涮怀素:“有客曰此怀素家法也,则勿许观。”听听这语气,不顾及观者情面也不顾及儒家“礼数”,那其实是对视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路的人下了逐客令,如果这样,他不允许人家再看他的书法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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