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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明朝的户籍制度，很多人会觉得明代的户籍制度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限制了人身的自由，以至于影响了社会的阶级流动，更有甚者拿出来跟印度的种姓制度相提并论。然而事实真的这样吗？ 其实，明代的户籍制度整体而言一直在尽力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的制定者、践行者、参与者都对此做出了相应的努力。这从明代附籍政策的制定、执行及落实中可以看出。在面对流民问题时，明朝的中央政府制定了附籍政策，并视流民的规模、区位做了相应的调整。明代的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也会因地制宜，并非一味的执行中央附籍政策，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流民作为附籍政策的参与者，利用附籍政策甚至可以为自己谋取科举和经济利益。  明代出身军籍、匠籍的名臣众多 到了明代中期之后，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明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有了一定的提升，明朝政府甚至为了让盐商子弟能够参加科举考试，而单独设置了商籍，并且商籍拥有单独的科举名额。这和我们以往刻板印象中那个“重农抑商”的明朝完全不一样。而以明代的南直隶为例，一共有77科进士，各个户籍的进士数量由高到低是：民籍进士2421人，占比为68.24%；军籍780人，占比为22.01%；匠籍184人，占比5.19%；官籍75人，占比2.11%；灶籍42人，占比1.18%；儒籍17人，占比0.45%。  明·《南都繁会图》  明代77科南直隶进士统计表 而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官籍和儒籍进士数量竟然不是最多的。而在众多进士之中，嘉靖朝的内阁大学士赵贞吉就是匠籍出身，另一位我们熟悉的一代名臣张居正是军籍出身。而这些都不是特例，比如叶向高、赵志皋、王家屏等等都是出身军籍，数不胜数。总的来看，明代出身军籍官员其实一直占科举很大比重，至少有四成之多。这和近些年来互联网上传播的那种“明代军籍都是打仗的农奴”的谬论所描述的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纵观整个明代唯一没有军籍官员名额的是众正盈朝的崇祯时期。  张居正 总之，明代的户籍制度是一个弹性十足、富有张力的制度，并且在整体上能够做到和与明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呆板和压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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