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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元帅在后井冈山时代，始终背着一个很大的思想包袱，某种意义上，也是新四军时期“黄花塘事件”的诱因，那便是在1928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上，由于对前委的职责出现激烈争论，毛泽东同志居然落选了“前委书记”一职，愤而离开部队去闽西养病，而代理前委书记职务的，正是28岁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  （年轻时代的陈老总） 然而陈毅很快发现，自己是不能胜任的，苦闷之余只身前往上海汇报工作。这一时期，红四军遭遇多次挫败，主要将领们在“八大”上对前委书记陈毅、代理前委书记朱德（陈毅离开期间），纷纷表达了不满，强烈要求毛主席回来继续担任前委书记，重新主持大局。 而陈毅在上海期间，也爽快地跟时任中央领导承认：“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都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说明我管不了这一坨呦”，有鉴于此，周公随后亲笔写了一封《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委托陈毅带回。 信中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前委领导一切”的做法，表示了明确的赞同，这封著名的“九月来信”指出：在军队的建设和作战中，如果每件事都拿到支部讨论，是一种极端民主化的行为，不仅影响战时决策，还会带来极大危害。  要知道，组织”前敌委员会“作为党在军队中的最高领导机构，始于南昌起义之时，尽管起义总指挥是贺老总，但是前敌委员会书记却是周公，当时贺老总还不是党员，那么最高指挥员到底是谁？结论不言而喻。
这样的争论和取得正确认识的过程，在红军早期是难免的，而在“黄花塘事件”中，却成为陈老总遭到攻击的一大“罪状”，说没有思想包袱是不可能的。不过也充分说明，确立战争年代“前委”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早有定论。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各野战军、各兵团均组建了“前委”（以下建制则设党委），而不论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是“一肩挑”还是军政双主官的情况，那都只是军队层面，谁被任命为前委书记才是重点。 换句话说，只有党的前委书记或者总前委书记，才是战争时期军中的最高决策者，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大野战军中，只有中原野战军的前委书记是由邓政委担任的，其他则是彭、林、陈三位司令员（或兼政委）。 如果在重大战役中，涉及到两个以上野战军联合作战时，则相应成立“总前敌委员会”，简称'总前委“，比如平津战役有总前委、太原战役有总前委，各总前委书记也都是最后下决心者，那怎么到了淮海战役总前委时，就成了协调机构了？ 
解放济南后的华野主力，南下歼击黄百韬兵团，解放两淮老根据地，同时最大限度地压迫和打击“徐州剿总”之敌。这个”小淮海“的战役方案，是由华东野战军40余万人单独承担作的战任务。 而粟裕代司令员、代政委兼“代理前委书记”，已奉命接过华野的全部指挥权，直接向军委负责即可，既然不涉及到两大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当然也不需要成立什么“总前委”。 
然而战场形势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南京方面做出了全面收缩的部署，决定放弃郑州、开封、商丘等城市，将孙元良、邱清泉兵团全部集中于徐州附近，企图与我军决战于徐蚌地区，于是我中原野战军兵不血刃，接连解放前述城市，跟踪追击也到达徐蚌战场。 如此，“小淮海”突然演变为在长江以北遂行大决战的“大淮海”，这必然涉及到了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的问题，于是军委11月16日电令，组建淮海战役总前委。 实际上，毛主席在电令原文中，曾经只指定“刘陈邓”三首长为总前委委员，“粟谭”的名字是经过考虑后加上去的，毕竟华野的力量更强，需要直接指挥员的参与，但是总前委的成员排名，据此可见一斑。  （认真看电报修改过程）
因此淮海战役总前委，不同于平津战役和太原战役总前委的组建，事发着实仓促，主要是战场形势骤然变化造成的，在战役发起十天后才告成立，但是总前委三常委的军队职务，赫然在那摆着：
这三位首长完全拥有指挥两大野战军的职务和权力，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当仁不让的常委人选，而党内职务最高的邓政委，自然是总前委书记，在往来电文中，毛主席也多次强调“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在“大淮海”的战役格局下，除了歼击黄百韬兵团，是“小淮海”的既定战役任务外，如何消灭或者阻击敌人其他六个兵团，都是总前委来做出决策的，因为涉及到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以及集中使用兵力的问题。  比如阻击李延年和刘汝明两兵团，就是由中野和华野部队轮番上阵；再比如黄百韬兵团覆灭后，歼击杜聿明集团（三个兵团）、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黄维兵团这三坨敌人，究竟应采用何种战略，正是刘司令员提出了“吃一个、看一个、挟一个“的方案。 显然，这是须由华野和中野全军来共同完成的作战任务，作为重大战役的最高指挥员或者领导层，必然拥有调动全部参战部队的权力，否则是名不符实的。而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只具备在总前委领导之下，直接指挥42万华东野战军的权力，是无权调用中野主力的。 反过来，总前委不仅直接指挥着中野部队，也可视战场情况调动华野部队，增援双堆集的作战，以及阻击北援的敌人等等，粟代司令员和华野将士，也必须无条件服从总前委的命令，这是毫无争议的。  顺便说清楚，中野当时比较“瘦”，并不是部分读者想像的那样，只因为转战大别山的损耗（那只是四个主力纵队），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中原野战军并未完全继承“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建制。 其中徐帅麾下的三个纵队，转隶给华北军区，期间也曾南下大别山的10纵、12纵，以及起义的38军，都转为了中原军区的所属部队。并且就级别和资历而言，陈毅、粟裕早在1947年7月，就已经是“刘邓”的下级。 华野七月分兵以后，陈粟率西兵团挺进中原，为便于统一指挥和后勤保障，军委明令陈粟部队划归“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建制，尽管陈粟兵团作战有相当的独立性，但是级别就是级别。 包括陈老总调任中原局时，也只能屈就副书记、中野第一副司令员。人民军队不同于敌方阵营，不是哪支部队兵多枪多，涉及联合作战时，这支部队的主官就一定得“说了算”！  三、总前委召开过全体会议 既然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三名常委，都坐镇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那么中野司令部就承担了“总前委机关”和中野指挥机关的双重职能，而无需另设什么单独的机构，粟裕必须坐镇华野司令部，谭震林一度在山东兵团司令部，总前委五个成员，暂时未能一起办公罢了。 在黄维兵团行将覆灭之际，1948年12月12日，军委致电总前委：“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和渡江战役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 当时中野司令部在永城以南的小李庄，而华野司令部在萧县以西的蔡凹村，两地相距百里之遥。接到指示后，再加之战场条件已经允许，12月17日早晨，“刘陈邓”乘车前往蔡凹村，谭震林亦从北面赶来。 淮海战役五常委终于有机会聚在一起，召开了长达一天的总前委会议，会后，刘伯承、陈毅马不停蹄，继续乘车前往西柏坡汇报，为什么是这两位？总前委常委、两大野战军司令员呐！  （总前委合影） 也就是说，淮海战役总前委不仅有驻地和指挥所，也召开过五个委员的全体会议，拥有整个淮海战场上，我军所有部队的指挥权，并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部分读者千万不要错误解读。 只是因为形势所需，在战役前两个阶段中，五个常委分驻三个司令部里，但是三名常委却是始终在一起的，并且有权“临机处置一切，不必请示”，这样的权力，军委可没有下放到华野司令部。 诚然，在战役的第一阶段（打响时总前委还未成立）和第二阶段（华野未集中打大仗），总前委并未过多干涉粟裕的指挥，一方面，华野独自承担的作战任务，总前委三常委对粟裕的大兵团指挥能力是信任和尊重的，无需指手划脚。 另一方面，期间”刘陈邓“曾随陈赓纵队司令部行动，暂时无法与华野顺畅联络：“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注意陈赓曾直接归军委指挥过，因此其司令部可以纵向联系。 
如果说对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权责，还存在疑惑的话，不妨向后展望一下，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的1949年2月间，根据军委的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就地改称“渡江战役总前委”，全权负责筹划打过长江去。 本次作战的准备时间较为充足，因此总前委有条件精心进行筹谋，1949年3月31日，由邓政委亲自起草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完稿，随之上报军委并得到批准。根据这份作战计划，第二和第三野战军、中原军区和华东军区的120万大军，将分成三个突击集团。 其中东突击集团35万人，由粟裕和张震（三野副司令员、参谋长）指挥；中突击集团30万人由谭震林（三野副政委）指挥；西突击集团35万人由刘伯承（二野司令员）指挥，“陈邓”首长则坐镇总前委所在地：肥东县瑶岗村。 不难发现，整个渡江战役的总体部署，是由“刘陈邓”三名常委共同研究制定的，陈毅甚至是“抽时间”赶回三野主持整编的，且正式就任三野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粟裕仍任副司令员。 而在战役实施中，粟裕将军也只是指挥了三路大军的其中之一，包括发电请求四野派出先遣兵团南下的，也是“刘陈邓”，总前委的性质和职能一目了然：它是整个战役的组织和决策单位，从来不是什么“协调机构”。
写在最后：笔者是粟裕大将的“铁粉”，也不否认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的突出贡献，过往文章完全可以证明，但是在研究淮海战役的指挥权时，弱化甚至曲解总前委的职权，是缺乏军史常识的表现，说严重点，是对“党指挥枪”这个大原则缺乏应有的认知。 （两块牌子一个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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