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奈保尔的成名作，发表于1961年。本书以作者父亲的经历为素材，用小说的方式纪念给他以深刻影响的父亲。这是一个在特立尼达殖民地生活的、充满野心和梦想的小人物在平凡生活中奋斗和痛苦的故事，探讨了西印度群岛人与克里奥尔人之间的种族冲突，颇具E.M.福斯特风格。这部作品给奈保尔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小说先后再版10余次，使得整个英语世界都认可了这位前途无量的小说家。   楔子 在离世前十周，穆罕·毕司沃斯先生被解雇了。他是西班牙港圣吉姆斯锡金街的新闻记者，缠绵病榻已有段时日。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在殖民地医院住了九周，然后又在家休养了更长时间。医生建议他完全静养，这使得他的雇主《特立尼达卫报》别无选择。他们通知毕司沃斯先生在三个月内离职，但承诺在他有生之年每天早晨继续为他免费提供一份报纸。 毕司沃斯先生时年四十六岁，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没钱。他的太太莎玛也没钱。为了他在锡金街上的房子，毕司沃斯先生背了三千元的债，而这笔巨债已经压迫了他四年。这笔债务的利息是百分之八，每个月要付二十元；另有地皮租金十元。两个年幼的孩子还在上学。而毕司沃斯先生原本可以依傍的两个年长的孩子都在国外靠奖学金念书。 让毕司沃斯先生稍感安慰的是，这一次莎玛没有直接跑到她母亲那里乞求帮助。在十年前这可能是她的第一反应。现在她试图安慰毕司沃斯先生，并自己寻找出路。 “土豆，”她说，“我们可以开始卖土豆。这里土豆的价钱大概是八分钱一磅。如果我们以五分钱买入然后以七分钱卖出……” “就别提图尔斯家的德行了，”毕司沃斯先生说，“我知道你们图尔斯家的个个都精于算计。你仔细看看四周，数数有多少人在卖土豆吧。还不如把那辆旧车子卖了。” “不，不能卖车子。别担心。我们会有办法的。” “是啊，”毕司沃斯先生不无恼怒地说，“我们会有办法的。” 莎玛不再提卖土豆的事情，而毕司沃斯先生也不再威胁要卖汽车。现在他已经不再想着去违背妻子的愿望了。他渐渐学会接受她的判断并尊重她的乐观态度。他信任她。自从他们搬进这座房子，莎玛对他和孩子萌生了一种新的忠诚；离开她的母亲和姐妹们，她可以毫无愧色地表达这样的忠诚，而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这简直是同买入他自己的房子一样的天大的胜利。 他把这座房子当作自己的，即便房子数年来并且一直会处于被抵押的状态之中。在被疾病和绝望折磨的几个月里，他一次又一次地为住在他自己的房子里的奇迹，以及这举动背后的勇气而深深地感动：从他自己的前门走进房间，把任何他不愿意见的人拒之门外，每天晚上关上自己的门窗，除了自己家里的声音听不见任何喧嚣，自由自在地在自家的各个房间穿梭，在自家的庭院四周游荡，而不用像从前那样遭受指责，不用再回到图尔斯夫人的这座或者那座房子里，跟莎玛的姐妹们、她们的丈夫，还有孩子们挤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从小他就在一个又一个陌生人的屋子之间漂泊；而自结婚以后，他就觉得自己只住在属于图尔斯家族的房子里，从位于阿佤克斯的哈奴曼大宅，濒临倒塌的矮山的木屋，到西班牙港那间粗笨的水泥房子。现在他终于拥有自己的房子了，就在这属于他的半块地皮上，重要的是这片土地属于他自己。他应当对这房子负起责任，这对他来说，尤其是在这最后的岁月里，是了不起的事情。 这所房子在整个圣吉姆斯地区都小有名气，隔着两三条街就能看见。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四方形岗楼：高大，四四方方，两层楼，还有用瓦楞铁皮搭建的金字塔尖似的屋顶。这座房子是法务官书记员设计和建造的，这位书记员好在闲暇时间建房子。法务官书记员交际颇广。他买下城市委员会已经宣布不再出售的地皮；他游说土地的拥有者卖掉一半的土地；他在缪克拉泊附近买了许多已经无人问津的湿地，并且取得了在上面建房子的官方许可。他在一块完整的地皮或者四分之三块地皮上建造平房，正面二十英尺，侧面二十六英尺，这样的房子很少被路人注意到；在二分之一块地皮上他建造两层楼的房子，二十英尺长，十三英尺宽，颇引人注目。他主要搜集在德克赛特、庞贝大草原和伏特瑞德的美国军队兵营拆除的建筑残料来建房子。这些材料并不见得都适合新房子，但却让法务官书记员不需要依赖任何专业的帮助就能维持自己的癖好。 在毕司沃斯先生这座两层楼的楼下，法务官书记员在一个角落设了一间窄小的厨房；其余呈L状的空间没有再被分割，被用来当客厅和餐厅。厨房和餐厅之间有一条没有门的走廊。楼上，就在厨房的顶上，书记员建造了一间水泥小房间，里面装了一个马桶、一个洗脸池和一个淋浴间；因为有淋浴间，这房间长年潮湿不干。楼上剩下的L空间被分割成两间卧室和一个阳台。因为房间朝西，又没有任何能帮它遮挡阳光的东西，下午的时候只有两间屋子比较舒服：楼下的厨房和楼上潮湿的卫生间。 在起初的设计里，法务官书记员似乎忘记了楼上楼下必须要有楼梯，最后整个楼梯看上去像是事后补建的。门都被挤到东面墙上，一座粗劣的木制楼梯——厚重的木板搭在不规则的架子上，外带扭曲变形的没有漆过的扶栏，上面搭着倾斜的瓦楞铁皮顶——晃晃悠悠地悬在房子背后，这种拙劣和房子正面那白色的砌砖、白色的木工以及门窗上的磨砂玻璃构成惊人的对比。 毕司沃斯先生为这所房子花了五千五百元钱。 毕司沃斯先生曾经建造过两座自己的房子，并花费了相当长时间四处看房子。但他是个外行。他修建的房子只不过是拙劣的木头玩意儿，比乡间的棚屋好不到哪里去。而在他找房子的时候，他总是期望那种超出他能力范围的全新且现代的水泥房子，油漆得明亮宜人；他找到的寥寥无几。所以当他看到一座他买得起的房子，而且从前面看结实、体面又现代时，他立刻就目眩神迷。他从来没有在下午太阳西晒的时候来看这座房子。他第一次来看房子的那个下午在下雨，第二次带着孩子们来的时候则是傍晚。 市面上当然不乏两三千元就可以买下的房子，建在一块完整的地皮上，位于城市待开发的新区。但是那些房子都老旧而破败，没有篱墙，也没有任何便利设施。这种新区通常是一块地上挤着两三所寒酸的房子，每所房子的每个房间分别租给了来历不明的不同人家。看过那些房子充斥着鸡仔和孩子的后院，再来到法务官书记员的房子的客厅，这是何等惊人的反差啊！法务官书记员没有穿外套，也没有系领带，穿着拖鞋，逍遥自在地坐在安乐椅上，厚重的红色窗帘映衬着锃亮的地板，使得整个房间华丽温馨得就像广告里的画面！这和图尔斯家简直是天壤之别！ 法务官书记员在他建造的每所房子里都住过。住在锡金街的房子里时，他正在建另外一所房子，那所房子被刻意地安排在离这里有一段距离的穆安特。他一直独身，和他寡居的母亲住在一起。他的母亲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妇人，用热茶和自家烘烤的蛋糕招待过毕司沃斯先生。他们母子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感情触动了毕司沃斯先生，他疏于照看自己的母亲，五年前她就在穷困潦倒中离开了人世。 “我简直无法形容离开这所房子的难过心情。”法务官书记员说。毕司沃斯先生注意到虽然他讲的是方言，但无疑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他用方言和夸张的口音仅仅是为了展示他的坦率和友好。“兄弟，真的是为了我的母亲。这是我要搬出去的唯一理由。老祖宗不能爬楼梯。”他朝房子后面示意，那里的楼梯被厚重的红色窗帘遮住了，“心脏病，你知道的，随时都可能发作。” 莎玛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买房子，而且根本没来看房子。毕司沃斯先生问她：“哎，你什么想法？”莎玛说：“想法？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我有想法了呢？如果我没有资格去看你的房子，我也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说出我的想法。” “哈！”毕司沃斯先生说，“闹腾吧。生气吧。我敢说，如果是你妈要花点她的脏钱买这所房子，你肯定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 莎玛叹了口气。 “嗯？我看只有我们和你妈以及你那快乐的一大家子住在一起你才会高兴。嗯？” “我什么也没想。你有钱，你想要买房子，我不需要考虑任何事情。” 毕司沃斯先生要买自己的房子的消息已经在莎玛家传开了。苏妮蒂是莎玛的一个外甥女，二十七岁了，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她的丈夫是个英俊的浪荡子，早已对妻儿弃之不顾；他在波可玛站头看管铁路上的房子，火车每天在那儿停靠两次。苏妮蒂对莎玛说：“我听说你现在发达了，姨妈。”她没有掩饰语气中的揶揄。“买房子买地啊。” “是的，孩子。”莎玛带着一种殉教式的悲壮说。 后楼梯的对话传到毕司沃斯先生耳朵里，当时他正穿着短裤背心躺在屋里的斯林百金床上，周围是过去四十一年他攒下来的大部分家什。从苏妮蒂小时候开始，他就和她格格不入，但是他的轻蔑从来没有压倒过她的讥讽。“莎玛！”他喊道，“让那姑娘回去帮她那无能的丈夫照看他们在波可玛的羊群吧。” 羊群是毕司沃斯先生捏造出来的，但是每次都让苏妮蒂恼羞成怒。“羊群！”她朝院子嚷嚷着，咬牙切齿，“哼，有的人至少还有羊群，不像有的人根本就一无是处！” “啧！”毕司沃斯先生轻声嘘着，然后，他拒绝陷入和苏妮蒂的争吵，转身躺着继续阅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 买下房子的那天他们开始注意到房子的瑕疵。楼梯很危险；楼上的地板已经下陷；房子没有后门；大部分窗户关不上。有一扇门打不开；屋檐下的隔音板掉下来了，留下的缝隙可以让蝙蝠轻易地钻进阁楼。他们尽可能平静地讨论这些问题，小心翼翼地不公开表达失望。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失望很快就烟消云散，他们很快就对房子的古怪和不如人意之处完全适应了。而一旦他们不再挑剔，这房子也就成为他们的房子了。 当毕司沃斯先生第一次从医院里回来的时候，他发现房子完全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小花园拾掇得井井有条，楼下的墙壁也粉刷一新。他那辆普莱菲特车停在车库里，那是几个星期之前一个朋友替他从《特立尼达卫报》办公室开回来的。医院已经成为一个虚幻的空间。他已离开那里，迈入了一个欣悦的、崭新的、完整的世界。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建造了这样的世界。他无法理解自己怎么会拥有这样一个世界。他带着快乐、惊讶和难以置信的心情查看了周围的每一件东西，重新发现每一件物品。每一种关联，每一项占有。 橱柜。已经有二十年之久了。他结婚不久时从阿佤克斯的木匠那里买下了它，雪白崭新，纱网没有上漆，新木头还散发着香味；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再沿着隔板摸过去时手上会沾满木屑。多少次，他给它上色，再上一层清漆！多少次，他为它刷上油漆！纱网上的修补之处网眼已经阻塞了，上过的清漆和油漆在木头表面留下一层不均匀的厚厚的外壳。他用了多少颜色来油漆它！蓝色绿色甚至是黑色。一九三八年，罗马主教去世的那一周《特立尼达卫报》发行了带黑框的报纸，而他正好买了一大听黄色的油漆，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漆成了黄色，甚至包括打字机。打字机还是他三十三岁时买的，他那会儿正计划通过给美国和英国的杂志写文章发财致富；那是一个短暂、快乐又充满希望的时期。打字机从此就一直保持着黄色闲置在那里，它的颜色早已不触目了。至于帽架，除了它一直跟随他们到处迁徙，已经被视为家中的一部分这个原因以外，他想不出为什么他们还留着它。帽架上的玻璃已经斑驳，大部分钩子断了，木头也因为过度油漆变得丑陋不堪。书架是在矮山时一个退休的铁匠打的，图尔斯家请他来做家具木工；每一块木头的制作，每一处榫卯的打造，以及每一个装饰的尝试，都显示了他原先职业的手艺。还有餐桌：是毕司沃斯先生贱价从一个需要帮助的贫民那里买来的，这个贫民从《特立尼达卫报》的救贫基金得了些捐助，因此想对毕司沃斯先生表示一点感激之情。还有那张斯林百金床，他已经不能睡在上面了，因为医生不让他爬楼梯，而床放在楼上。还有玻璃橱柜，是买回来让莎玛高兴的，仍然算得上考究，也仍然没有什么东西可放。莫里斯家具，最后的家什，从前是法务官书记员的，被他当作礼物留了下来。还有就是车库里的那辆普莱菲特。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房子，他的房子。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房子该是多么凄惨啊：他将会死在图尔斯家的人旁边，死在那个巨大的支离破碎的冷漠的家庭里；把莎玛和四个孩子留在他们中间，留在一间屋子里；更糟糕的是，虚度的一生都不曾努力让自己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活着和死去时都像一个人被生下来那一刻，毫无意义而且无所适从。 第一章 牧歌 就在毕司沃斯先生出生之前不久，他的妈妈贝布蒂和他的爸爸拉各胡又吵架了，于是贝布蒂带着三个孩子，不顾毒辣的日头，一路步行到她母亲贝森达娅住的村子里。贝布蒂在那里哭诉了拉各胡吝啬的老毛病：如何锱铢必较，甚至清点罐子里的每一块饼干，或者他宁愿步行十里路也不愿意花一个子儿雇辆大车。 贝布蒂那患着哮喘病且老不中用的父亲靠在绳床上，用他对待不幸之事的一贯口吻说：“这就是命。各人安各命。” 没有人理睬他。命运把他从印度带到这块出产甘蔗的土地上，迅速地使他衰老，然后把他留在湿地上一间摇摇欲坠的小泥屋里等死；但是他常常充满感情地谈论命运，似乎仅仅是得以生存，他就得到了特别的恩赐。 老人继续絮叨的时候，贝森达娅打发人去请产婆，给贝布蒂的孩子们做晚饭，然后为他们准备睡觉的床铺。产婆来的时候，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之后不知什么时候，他们被毕司沃斯先生的尖叫和产婆的嘶喊吵醒了。 “是什么？”老人问，“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男孩，”产婆叫道，“但是这男孩是什么呀？六个手指，而且是逆产。” 老人咕哝着。贝森达娅说：“我就知道。我从来就没有交过好运。” 虽然是在夜里而且是独自一人上路，贝森达娅照样立刻离开小屋到另外的村子去，那里生长着大量的仙人掌。她带回仙人掌的叶子，把它们切成条，然后在每扇门、每扇窗，每一个魔鬼可能溜进小屋来的缝隙里挂上一根仙人掌条。 但是产婆说：“无论你做什么，这个男孩注定是个败家子。” 第二天早晨，在明亮的阳光下，似乎所有的恶魔都已经从地球上逃遁。这时来了一个梵学家，他是一个瘦小的男人，长着一张精明的愤世嫉俗的面孔，举止颇为傲慢。贝森达娅请他在老人让出来的绳床上坐下，并告诉了他发生的一切。 “嗯。逆产。还是午夜，你说的。” 贝森达娅无法说出具体的时间，但是她和产婆都认为那是午夜，这是不吉利的时刻。 贝森达娅蒙着头巾在他面前垂首而坐，突然，梵学家的神情轻松起来。“哦，我看，这没什么要紧。我们总能找到办法解决这些不幸的事情。”他解开他的红色包裹，拿出占星历书，那是一捆夹在板子中间松散而厚重的叶子，又长又细。这些叶子历时弥久，已经变成褐色，它们散发出来的霉味混合着撒在叶子上的斑斑点点的红色和赭石色的檀香黏土的味道。梵学家拿起一张叶子，读了一会儿，用舌头舔湿了食指，又拿起另一张。 他终于说话了：“首先，关于这个不幸的男孩子的五官。他的牙齿很好，但是比较宽，牙齿之间有缝隙。我想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男孩将会是个好色之徒和挥霍者。很可能还是个撒谎的人。现在很难说那些齿缝意味着什么。可能他仅仅是其中一种，也可能他三者全是。” “那么他的六指呢，梵学家？” “当然，那是个糟糕的预兆。我唯一的忠告就是让他远离树木和水。特别是水。” “永远不能给他洗澡？” “我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他举起右手，合拢手指，把头微微一偏，慢条斯理地说：“我必须按照书上说的来解释。”他用左手拍着颤悠悠的历书。“当书上说水的时候，我认为是指自然的水。” “自然的水。” “自然的水。”梵学家重复着，但是有些不确定。“我是说，”他带着一点烦躁迅速说，“让他远离河水和水洼。当然还有海。还有一件事情，”他又如释重负地做着补充，“他打喷嚏的时候会给人带来不幸。”他开始捆扎历书的长叶子。“如果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后二十一天不见他的话，这个孩子身上与生俱来的恶魔力量将会大大地削弱。” “这很容易。”贝森达娅说，语气里第一次带了感情。 “在第二十一天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必须看到孩子。但是不是亲眼看见他。” “那是从镜子里吗，梵学家？” “那不是个好主意。用一个铜盘子。把它擦亮。” “当然。” “你必须用铜盘子装满椰子油——顺便说一下，你必须用自己亲手采来的椰子亲自榨出椰子油——孩子的父亲必须通过椰子油的映像来看孩子的脸。”他把历书扎成一捆，然后卷进红色的棉布卷，那上面也撤着檀香黏土。“我看就这些了。” “还有一件事情，梵学家，孩子的名字。” “这件事我无法完全帮助你。但是我认为最安全的称呼是用'穆’打头。剩下的就要你自己想了。” “哦，梵学家，你一定要帮帮我。我只能想起'罕’。” 梵学家看上去吃了一惊，却相当高兴。“但是这个字真是妙极了。绝妙无双。'穆罕’。我自己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名字了。因为你知道，穆罕的意思是'被深爱的’，这个名字是挤奶的姑娘用来称呼克利须那神的。”他的眼神因为回想起那个传说而柔和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贝森达娅和毕司沃斯先生。 贝森达娅从她面纱末端打结的地方摸出一个弗罗林，递给梵学家，喃喃地抱歉自己不能拿出更多的钱。梵学家则说她已经尽力了，不需要担心。实际上他颇为欢喜。他没有想到会拿到这么多钱。 毕司沃斯先生九天大的时候失去了他的第六根手指。只不过是一天晚上，贝布蒂因为不舒服翻了个身，那根手指就掉下来了，然后早晨她抖床单的时候看见那纤小的手指落到了地板上。贝森达娅认为这是个极好的兆头，把手指埋在屋后的猪圈里，距离她掩埋毕司沃斯先生脐带的地方不远。 在随后的日子里，毕司沃斯先生得到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他的兄弟姐妹如果扰了他的睡眠就会挨揍，而保持他四肢的灵活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每天早晚贝布蒂都要用椰子油给他按摩。还要活动他所有的关节；他的胳膊和腿被对角折叠过他发红的身体；让他右脚的大脚趾碰到左肩，左脚的大脚趾碰到右肩，然后两个脚趾再轻触一次鼻尖，最后，他的四肢在腹部上方被一把抓住，然后伴随着一下轻拍和一声轻笑，四肢被松开了。 毕司沃斯先生对这些活动反应良好，于是贝森达娅信心十足地决定在第九天举行一场庆祝。她把村子里的人们请来吃饭。梵学家也来了，而且出人意料地落落大方，虽然他用举止暗示，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就不会有这样的庆祝了。理发师扎格鲁带来了他的鼓，赛路唐把身上涂满了烟灰，在牛圈里跳了湿婆舞。 毕司沃斯先生的父亲拉各胡的出现引起了一阵不快。他是走着来的，他的腰布和外套被汗水和灰尘浸透。“啊，这可真好，”他说，“开庆祝会，却不叫孩子的父亲吗？” “马上离开这里，”贝森达娅从一边的厨房里出来说，“父亲！你有什么资格自称父亲？每次你妻子临产的时候你都要把她气走！” “这不关你的事，”拉各胡说，“我儿子呢？” “尽管去吧。上帝已经惩罚了你的自吹自擂和一毛不拔。去看你的儿子吧。他会让你丧命的。六根手指，逆着产位出生。进去看看他。他的喷嚏会带来不幸。” 拉各胡踟蹰了。“带来不幸的喷嚏？” “我已经警告过你了。你只能在第二十一天的时候见他。如果你现在做什么蠢事，后果自负。” 老人从他的绳床上冲着拉各胡骂骂咧咧：“无耻，恶棍。我一看见这个人就觉得黑暗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接下来，在一番争吵和恐吓之后他们达成了和解。拉各胡承认他犯了错而且已经为这错误受到了惩罚。贝布蒂也愿意和他回去。他答应在第二十一天的时候再来。 贝森达娅开始为那一天收集干椰子。她先把椰子剥皮，然后把椰子壳放到炉子上烘烤，准备榨取梵学家交代的椰子油。然后是漫长的煮沸、撇去浮泡和再次煮沸的过程，令人惊讶的是要用很多椰子才能榨出一点点椰子油。但是椰子油还是按时准备好了，拉各胡也在那天赶到了，他打扮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还修剪了胡须，当他走进那间散发着热腾腾的椰子油和干茅草味道的小屋的黑洞洞的里屋时，他恰如其分地摘下帽子。他用帽子从右边挡住脸，然后俯视盛满椰子油的铜盘。被帽子挡住了视线的父亲看不见毕司沃斯先生，他从头到脚被包裹得严严实实，脸向下正对着椰子油。毕司沃斯先生不喜欢这样；他皱着前额，紧紧地闭着眼睛，放声哭叫着。呈现出明澈的琥珀色的椰子油荡起涟漪，打碎了毕司沃斯先生面孔的倒影，他的脸已经因为愤怒而扭曲，这种相见总算结束了。 几天以后，贝布蒂和她的孩子们回到家里。此后毕司沃斯先生的重要性逐渐消退了。最后甚至连每天的按摩都没有了。 但是他还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他是一个会带来不幸的孩子，他的喷嚏尤其如此。毕司沃斯先生很容易感冒，因而在雨季里时刻威胁着要给家庭带来贫困。如果毕司沃斯先生在拉各胡去甘蔗种植园之前打喷嚏，拉各胡就待在家里，上午他在菜园里劳作，下午制作手杖和木底鞋，或者雕刻短刀刀柄和手杖头的花纹。他最喜欢雕刻的图案是一双长筒橡胶雨靴；他自己从来没有穿过长筒橡胶雨靴，但是他看见监工头穿过。无论做什么，拉各胡从来不会离开屋子半步。尽管如此，毕司沃斯先生的喷嚏还是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小灾小难：买东西的时候丢了三个便士啦，打碎了一只瓶子啦，弄翻了一盘菜啦等等。有一次毕司沃斯先生接连三个早晨都打喷嚏。 “这孩子早晚会把他的父母生吞活剥。”拉各胡说。 一天早晨，就在拉各胡刚刚穿过院子和道路中间的排水沟时，他突然停住了。毕司沃斯先生打喷嚏了。贝布蒂跑出来说：“没有关系。他打喷嚏的时候你已经上路了。” “但是我听见他打喷嚏了。我听得很清楚。” 贝布蒂说服他去工作。大约一两个小时之后，正在她淘米准备做午饭的时候，她听见路上传来喊声。她跑出去，发现拉各胡躺在一辆牛车上，右腿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他咆哮着，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愤怒。送他回来的人拒绝把他弄进院子里：毕司沃斯先生的喷嚏早已远近闻名。拉各胡不得不靠在贝布蒂的肩膀上一瘸一拐地走进去。 “这孩子迟早会把我们都变成叫花子。”拉各胡说。 他的话出自心中深深的恐惧。虽然他竭力使这个家和他自己在省得不能再省的情况下维持生计并且有所积蓄，但是他始终感到贫困触手可及。他积攒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浪费和失去得更多，也就益发小心谨慎。 每个星期六他和其他劳工一起到种植园办公室的外面排队领取薪水。监工头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他的卡其布软帽摆在桌子上，占据了不少空间，但这却是富有的象征。他的左边坐着一个印度职员，傲慢，严厉，一丝不苟，干净的小手用红色和黑色的墨水笔在厚厚的分类账目上写着整洁而细小的数字。就在那个职员一边记着数字一边用尖而清晰的声音念出姓名和工资数的时候，监工头从他面前的一摞摞银币和一堆堆铜币中挑拣出硬币，然后尤为小心地从一沓蓝色的一元纸币、稍微小一些的红色两元纸币，以及淡绿色的五元纸币中挑拣出纸币。几乎没有一个劳工一周能赚到五元钱，五元纸币是给那些同时领取自己和妻子或者丈夫的薪水的人准备的。监工头的卡其布软帽周围，有一些像是在守卫帽子似的硬邦邦的蓝色纸袋，袋口呈整齐的锯齿状，上面印着很大的数字，纸袋因为装着沉甸甸的硬币而笔直地挺立着。透过纸袋边缘整齐的圆孔可以瞥见里面的硬币，拉各胡听说那些圆孔是为了让硬币呼吸。 拉各胡很为这些纸袋着迷。他设法搞到一些纸袋，过了好几个月之后，他玩一点小小的把戏——比如把一先令换成十二便士——来把这些纸袋装满。从此之后他就无法罢手。所有人，甚至包括贝布蒂，都不知道他把这些袋子藏在什么地方；但是关于他把钱埋了起来而且有可能是村子里最富有的人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些传说让拉各胡感到恐慌，为了反驳这些流言，他变得更加节俭。 毕司沃斯先生长大了。他那曾经被每天按摩和护理两次的四肢现在总是沾满尘土，好几天都不洗一次。营养不良曾经给予了他不幸的六指，现在则让他感染湿疹和脓疮，湿疹和脓疮红肿开裂，然后结痂然后又开裂，直到它们发出恶臭，这些脓疮和湿疹在他的脚踝、膝盖、手腕及肘部尤为严重，在他身上留下火山坑似的疤痕。营养不良赐给他鸡胸和瘦骨伶仃的四肢，还阻碍了他的发育，让他有一个柔软的隆起的腹部。但是，还是能看出来，他长大了。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饥饿。不上学也没有让他感到难过。只有梵学家不让他靠近河水和水洼这一点让他觉得不快。拉各胡水性极好，贝布蒂希望他能教会毕司沃斯先生的哥哥们游泳。这样，每个星期天的早晨，拉各胡就带着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到不远处的水洼游泳，而毕司沃斯先生则留在家里，由贝布蒂给他洗澡。她用一块蓝色的肥皂用力地揉搓他，把他全身的脓疮都擦破了。但是一两个小时之后，脓疮红肿和擦破的地方渐渐恢复，伤口开始结痂，毕司沃斯先生又欢呼雀跃了。他在家和他的姐姐德黑蒂玩。他们用水和着黄土做成壁炉；他们在空的炼乳罐里面煮一些大米；然后，他们把罐盖当作烧烤的烤盘来做面包。 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从来不参与这些游戏。他们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不但过了玩这种把戏的年龄，而且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去种植园帮工，也打破了法律不允许雇佣童工的规定。他们渐渐学会了成年人的举止。他们说话的时候在牙齿缝里噙一片草叶，他们咕咚咕咚地喝酒，然后长出一口气，用手背抹嘴，他们一顿吃很多米饭，拍拍肚皮打一个饱嗝；每个星期六他们排队领取自己的薪水。他们的工作是看管拉装载甘蔗的大车的水牛。水牛的乐园是一片离工厂不远的散发着腻人甜腥的泥泞水塘；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在这里和另外十二个同样瘦骨嶙峋的男孩一起，整天在泥泞中和水牛打交道，他们都吵吵嚷嚷、兴高采烈、精力旺盛，已经有了充分的自我意识。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的腿上沾满水牛带来的结块的泥，因为快干了，已经变成白色，这使他们看起来就像消防处和警察局里那些从树根到树腰都刷着白石灰的树。 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毕司沃斯先生即使到了这样的年龄似乎也不大可能和他的哥哥们一起在水牛塘里工作。梵学家反对他靠近水；即使有人说泥浆不是水，即使在那里的一个意外也许就能移除拉各胡的恐惧之源，但无论是贝布蒂还是拉各胡都不愿违背梵学家的警告。他们想着再过两三年，等到毕司沃斯先生可以用镰刀的时候，可以让他加入割草的男孩儿女孩儿们。这些孩子和看管水牛的男孩之间总是时不时地争吵，不过哪一方占上风是不言而喻的。看管水牛的男孩子，腿上糊着白色的泥块，用小棍或轻弹或抽打水牛，冲着牛群大喊大叫，让它们听命，是行使着权力的人。而割草的孩子们在路上灵巧地走成一队，他们的头被捆得又高又宽的湿漉漉的草堆遮住了，几乎看不见，而且因为头上负载的重量和遮在脸上的青草，他们对挑衅和辱骂只能报以含糊的简单回应，这势必使他们处于下风。 但毕司沃斯先生是要去割草的帮队的。之后他将要到甘蔗地里去，撒种、清理、种植和收获，他将根据所做的活计领薪水，而他所做的活计将由一位监工用一根长长的竹竿衡量。他将生活在这里。由于不识字，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位监工或者称重员。也许，许多年以后，他可能攒够钱去租或者买几亩地，种植自己的甘蔗，然后按照种植园规定的价钱把甘蔗卖给他们。但要实现这一切，除非他拥有同哥哥普拉塔布一样的力气和乐观态度才有可能。因为这正是普拉塔布的轨迹。普拉塔布虽然一生都是文盲，但是他将比毕司沃斯先生富有；他将比毕司沃斯先生早许多年拥有自己的房子，一栋高大结实的好房子。 然而毕司沃斯先生始终没有去种植园工作。即将发生的事情带他远离了甘蔗地。那些事情没有引领他走向富裕，但却让他能在以后的岁月里通过阅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得到安慰，尽管那时他只是躺在斯林百金床上，身处那间陈设着他大部分财产的斗室。 隔壁邻居达哈里买了一头怀孕的母牛，小牛出生的时候，达哈里因为妻子在外工作，两人又没有孩子，就让毕司沃斯先生白天给小牛喂水，酬劳是一周一个便士。拉各胡和贝布蒂都很高兴。 毕司沃斯先生非常喜爱这头小牛，因为它纤细的身体看起来几乎不能承受它的大脑袋，因为它颤抖的骨节分明的腿，还因为它那双大大的悲伤的眼睛和粉红色的憨憨的鼻子。他喜欢看小牛热烈而又随意地吸吮母牛的乳房，细瘦的四肢摊开在地，脑袋几乎被它妈妈的腹底遮住了。他不仅给小牛喂水，还带着它散步，领它穿过潮湿的珍珠茅草地，走过甘蔗地中间布满车辙的小路，迫不及待地喂它各种各样的青草，但却无法理解为什么小牛不情愿从一个地方被领到另一个地方。 就是在这样的散步途中，毕司沃斯先生发现了那条小溪。那里肯定不是拉各胡带着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游泳的地方：水太浅了。但肯定是贝布蒂和德黑蒂星期天下午洗衣服的地方，她们回来的时候手指都被水浸泡得发白起皱。小溪在竹林里流过大大小小、五彩斑斓的光滑的石头，清凉的流水声混合着尖细的竹叶发出的沙沙声、高大的竹竿摇摆时发出的咯吱声以及它们互相摩擦时发出的叹息声。 毕司沃斯先生站在小溪边向下看去。急流和水声使他忘记了它并不深，石头似乎异常滑溜，他恐慌地爬上岸，再次盯着溪水，此时再一次无害的溪水；而小牛懒洋洋地不高兴地站在一边，对竹叶没有一点兴趣。 他不断地到他被严禁靠近的小溪那儿去。它的欢乐似乎永不止息。从一个小小的旋涡里——就在岸边的阴影中，他看见了一群黑色的小鱼，它们和周围背景的颜色如此相近，以至于很容易被错认为水草。他在竹叶上躺下来，慢慢地伸出一只手，但当他的手指刚一触及水面，小鱼就扭动着轻快地游开了。从那之后，他看小鱼的时候就不会试图去捉它们。他只是注视着它们，然后往水里扔东西。一片干枯的竹叶就能在鱼群里引起不小的震动；一小节竹枝会给它们带来更大的惊吓，但是如果他静止不动，也不再扔东西的话，鱼群就会重新安静下来。然后他会朝水里吐唾沫。虽然他不像哥哥普拉塔布吐得那样好——普拉塔布随便用力一吐，都可以在唾液落地的地方发出回响，毕司沃斯先生还是很惬意地看着他的唾液在被冲到小溪的主流之前在黑色的鱼群上方缓缓地旋转。他偶尔试着钓鱼，用一根细竹竿、一段渔线和一根弯的别针，不过没有鱼饵。鱼并不咬钩；但如果他剧烈地摇动鱼线的话，它们就会惊惶不已。在注视鱼群足够久之后，他会朝水里扔下一根小棍；然后他就能心满意足地看见整个鱼群立刻四散逃开。 后来有一天毕司沃斯先生把小牛弄丢了。他全神贯注地望着鱼群，甚至忘记了小牛的存在。等他扔下小棍吓跑鱼群，再想起小牛的时候，它已经不见了。他沿着岸边和附近的田野搜寻。他走回达哈里早晨留下小牛的地方。拴牛的铁桩还在那里，铁桩的顶端因为连续的摩擦已经扁平，闪闪发亮，上面却没有拴牛绳，小牛也不在那里。他花了很长时间寻找小牛，到长着毛茸茸草头的高高的野草地里，在一排排看上去好像整齐的红色伤口的排水槽附近，在田垄与田垄之间，以及甘蔗丛里。他呼唤着小牛，轻轻地学着牛叫，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 突然间，他觉得小牛的失踪未尝没有好的可能，它已经完全可以照顾自己，并且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回到在达哈里的院子里的母亲身边。而他当下的最佳选择是藏起来，一直等到小牛被找回来，或者被遗忘。天色已经晚了，他认为最好的藏身处莫过于家里。 接近傍晚了。西边的天空交汇着金色和烟灰色。大部分村民做完工，正往家走，毕司沃斯先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溜边走，有时候还要藏到排水槽里。他不为人察觉地到了自家的后院。他看见贝布蒂在小屋和牛棚之间的台子上用烟灰和水清洗珐琅、铜和锡制的碗碟。他藏身到木槿树篱笆后面。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回家了，他们嘴里噙着草叶，头上的软毡帽被汗水浸透了，脸带着阳光留下的晒痕和汗水的污迹，腿上沾着白色的泥块。普拉塔布解开缠在他脏兮兮的长裤上的白色棉布，开始以十足的成年人的得体架势脱下衣服，然后用葫芦瓢从一个黑色的大油桶里舀水浇到身上。普拉萨德站在木板上清理腿上的泥块。 贝布蒂说：“你们得在天黑前弄些木柴来。” 普拉萨德不耐烦起来；似乎因为在剥除腿上泥块的关系，他失去了成年人的冷静，把帽子摔到地上，像一个孩子那样叫喊起来：“你干吗现在让我去？你干吗每天都叫我？我不去！” 拉各胡走到后院，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没有完工的手杖，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根冒烟的金属丝，那是他用来把图案烧到手杖上用的。“听着，孩子，”拉各胡说，“不要以为你能挣钱了就觉得自己多了不起。照你妈说的做。在我用这手杖抽你之前赶快去，即使手杖没有做完我也可以抽你。”他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微笑着。 毕司沃斯先生局促不安起来。 愤怒不已的普拉萨德捡起帽子，和普拉塔布一起向前屋走去。 贝布蒂端起盘子朝前面阳台上的厨房走，她和德黑蒂要在那里一起做晚餐。拉各胡走回前院的篝火处。毕司沃斯先生从木槿篱笆钻进去，跨过那条窄窄的浅浅的排水槽，灰黑色的排水槽咯咯地响着，混合着从洗涤台流过来的夹杂着灰烬的水和普拉塔布泥污的洗澡水。然后他朝房后小小的阳台走去，那里有一张桌子，是小屋里唯一一件真正出于木工之手的家具。他从阳台进入他父亲的房间，穿过挂帘钻进了床底下——所谓床就是几块搭在竖直地陷进地里的圆木上的厚木板——他开始等待。 这是一种长久的等待，但是他忍耐着，并没有觉得丝毫不适。床底下的旧衣服、尘土和干茅草的味道混合成了一种强烈的霉味。为了打发时间，他懒洋洋地试图把一种气味同另一种气味分开，同时竖起耳朵倾听着屋里屋外的动静。那些声音听起来遥远又富于戏剧性。他听见他的哥哥们回来，把他们拾回来的干木柴扔在地板上。普拉萨德仍然愤愤不平，拉各胡警告着他，贝布蒂哄劝着。然后突然，毕司沃斯先生警觉起来。 “哎，拉各胡？”他听出来是达哈里的声音，“你那小儿子呢？” “穆罕？贝布蒂，穆罕在哪里？” “我想是和达哈里的小牛在一起吧。” “哦，他不在。”达哈里说。 “普拉萨德！”贝布蒂喊道，“普拉塔布！德黑蒂！你们看见穆罕了吗？” “没有，妈妈。” “没有，妈妈。” “没有，妈妈。” “没有，妈妈。没有，妈妈。没有，妈妈。”拉各胡说，“你们以为就是问问吗？还不快去找他。” “哦，天哪！”普拉萨德叫喊道。 “还有你，达哈里。这是你的主意，让穆罕看管你的小牛。我要你负责。” “我看地方官可不是这样看，”达哈里说，“一条小牛就是一条小牛，而对于一个不如你富裕的人来说……” “我敢说不会出什么事情的，”贝布蒂说，“穆罕知道他不能靠近水。” 一声悲号把毕司沃斯先生吓了一跳。那是达哈里发出来的。“水，水。哦，这个不祥的男孩。让他的父母倾家荡产还不算，他现在又破我的财。水！噢，穆罕妈妈，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水？”拉各胡似乎困惑不解。 “水塘，水塘，”达哈里哀号着，毕司沃斯先生听见他朝左邻右舍叫喊，“拉各胡的儿子把我的小牛弄到水塘里淹死了。一头上好的小牛。我的第一头小牛。我唯一的一头小牛呀。” 交头接耳的人群很快围拢过来。许多人那天下午到过水塘；相当一部分人看见一头小牛在那里徘徊，一两个人甚至看见过一个男孩。 “胡说！”拉各胡说，“你们这群撒谎的人。我的儿子不会到水边去的。”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说：“梵学家尤其禁止他靠近自然的水。” 运货马车夫拉克汗说：“可是这人也太不像话了。他似乎一点也不关心他儿子有没有淹死。” “你怎么知道他想的是什么？”贝布蒂说。 “别管他，别管他，”拉各胡说，带着一种受伤的宽容的口吻，穆罕是我的儿子。至于我是否关心他的死活，那是我的事情。” “那我的小牛怎么办？”达哈里说。 “我不关心你的小牛怎么样。普拉塔布！普拉萨德！德黑蒂！你们看见你们的弟弟了吗？” “没有，父亲。” “没有，父亲。” “没有，父亲。” “我去潜到水里找找他。”拉克汗说。 “你也太爱现了。”拉各胡说。 “噢！”贝布蒂叫喊起来，“别吵了，赶紧去找孩子吧。” “穆罕是我的儿子，”拉各胡说，“如果有人要潜到水里找他的话，那非我莫属。我向上帝祈祷，达哈里，当我潜到水底时我会找到你那条不幸的小牛。” “证人！”达哈里说，“你们都是我的目击证人。他这话要在法庭上再说一遍的。” “到水塘去！到水塘去！”村民们这样说着，这个消息被大声说给那些新凑过来的人，“拉各胡要潜到水塘底找他的儿子。” 藏在床下面的毕司沃斯先生，起初还高兴地聆听着，然后就开始忧惧了。拉各胡走进房间，喘着粗气朝着村民赌咒发誓。毕司沃斯先生听见他脱了衣服，把贝布蒂喊过来给他全身涂满椰子油。她过来帮他涂了油，然后他们一起离开房间。路上传来人们叽叽喳喳的议论和脚步声，然后，声音渐渐地消失了。 毕司沃斯先生从床底下钻出来，惊慌地发现小屋没有一点亮光。隔壁的房间里有人开始哭泣。他走到门口去看。是德黑蒂。她从墙上的钉子上取下他的衬衫和两件背心，把它们贴在脸上。 “姐姐。”他悄声说。 她听见他的声音，然后看见他，她的哭泣随之变成了尖叫。 毕司沃斯先生手足无措。“没事的，没事的。”他说。但是他的话毫无用处，他走回父亲房间。他走的正是时候，因为那会儿萨德胡，那个隔两座房子相邻的老人，走进来问出了什么事情，他说话的时候牙缝之间嘶嘶地漏气。 德黑蒂继续尖叫。毕司沃斯先生把手插进裤兜里，然后通过裤兜上面的破洞，用手指掐着大腿。 萨德胡领着德黑蒂走了。 外面，不知从什么方向，一只青蛙呱呱地叫着，然后发出一种吞吐泡泡的声音。蟋蟀早已唧唧鸣叫起来。毕司沃斯先生一个人待在黑暗中，心中无限恐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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