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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是当代世界极为重要的思想家，他雄心勃勃地试图对整个西方文化做一种全景式的勾勒：从希腊思想到20世纪的自由主义，从哲学到文学，从宗教到法律，从政治到历史，他无所不谈。他深刻影响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各种时代思潮，其思想辐射力超过了几乎任何一位当代思想家。在《福柯的界线》一书中，汪民安教授从理性/疯癫、话语/知识、权力/身体、伦理学/美学四个维度，深入而清晰地论述了福柯的总体思想。作者考察疯癫与非理性、考古学与谱系学，揭示福柯对规范的逾越、对诗意的渴望。 
>>内文选读 福柯的思想谱系 福柯广为人知的三部著作《古典时代疯狂史》《词与物》和《规训与惩罚》讲述的历史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从文艺复兴到18、19世纪的现代时期。但是，它们的角度和主题不一样。《古典时代疯狂史》讲的是疯狂（疯人）的历史；《词与物》讲的是人文科学的历史；《规训与惩罚》讲的是惩罚和监狱的历史。为什么要讲述这些从来没有被人讲过的历史？就是为了探索一种“现代主体的谱系学”。福柯以权力理论闻名于世，但是，他“研究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即，主体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历史上到底出现了多少种权力技术和知识来塑造主体？有多少种模式来塑造主体？也就是说，欧洲两千多年的文化发明了哪些权力技术和权力/知识，从而塑造出今天的主体和主体经验？福柯的著作，就是对历史中各种塑造主体的权力/知识模式的考究。总的来说，这样的问题可以归于尼采式的道德谱系学的范畴，即，现代人是如何被塑造成形的。但是，福柯无疑比尼采探讨的领域更为宽广、具体和细致。由于福柯探讨的是主体，所以，只有在和主体相关联，只有在锻造主体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福柯的权力和权力/知识。权力/知识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对子：知识被权力生产出来，随即它又产生权力效应，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权力。知识和权力构成管理和控制的二位一体，将主体塑造成形。就权力/知识而言，福柯有时候将主体塑造的重心放在权力方面，有时候又放在知识方面。如果说，《词与物》主要考察知识是如何塑造人的，或者说，人是如何进入知识的视野中，并成为知识的主体和客体，从而诞生了一门有关人的科学的，那么，《规训与惩罚》主要讨论的则是权力是怎样对人进行塑造和生产的：在此，人是如何被各种各样的权力规训机制所捕获、锻造和生产的？而《古典时代疯狂史》则是知识和权力的合为一体，从而对疯癫进行捕获：权力制造出关于疯癫的知识，这种知识进一步加剧和巩固了对疯人的禁闭。这是福柯的权力/知识对主体的塑造。 无论是权力对主体的塑造还是知识对主体的塑造，它们的历史划分都以一种巴什拉所倡导的断裂方式进行（这种断裂在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阅读那里也能看到）。在《古典时代疯狂史》和《词与物》中，它们各自的主题——疯癫和知识型——都历经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福柯特指17、18世纪）和现代时期（19世纪以来）；《规训与惩罚》主要考察的是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的惩罚方式。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疯癫、知识型和惩罚同时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它们彼此之间发生了汇聚和呼应。在这个时刻，在《词与物》中，人进入科学的视野中，劳动的、活着的、说话的人被政治经济学、生物学和语文学所发现和捕捉：人既是知识的主体，也是知识的客体。一种现代的知识型出现了，一种关于人的新观念出现了，人道主义也就此出现了。那么，在此刻，惩罚就不得不变得更温和，欧洲野蛮的断头台就要退出舞台，更为人道的监狱就要诞生；在此刻，对疯人的严酷禁闭也遭到了谴责，更为“慈善”的精神病院出现了，疯癫不再被视作需要惩罚的罪恶，而被看作需要疗救的疾病；在此刻，无论是罪犯还是疯人，都被一种人道主义的目光重新打量，同时也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方式被处置。《词与物》是《古典时代疯狂史》和《规训与惩罚》的认识论前提。 在这最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福柯转向了伦理问题，转向了基督教和古代。为什么转向古代？福柯的一切研究只是为了探讨现在——这一点，他从康德关于启蒙的论述中找到了共鸣——他对过去的强烈兴趣，只是因为过去是现在的源头。他试图从现在一点点地往前逆推：现在的这些经验怎样从过去转化而来？这就是他的谱系学方法论：从现在往前回溯。在对17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做了分析后，他发现，今天的历史，今天的主体经验，或许并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是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的产物。因此，他不能将自己限定在对17、18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的探讨中。对现代社会的这些分析，毫无疑问只是今天经验的一部分解释。它并不能说明一切。这正是他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所在。17、18世纪的现代社会，以及现代社会涌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权力机制，到底来自何方？他抱着巨大的好奇心以他所特有的谱系学方式一直往前逆推，事实上越到后来，他越推到历史的深处，直至晚年抵达了希腊和希伯来文化这两大源头。
文：汪民安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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