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已经运行了350多年，此时的商王叫武丁，他是一位拥有雄心壮志的王。同先辈商王一样，武丁喜欢狩猎。这是一个甲午日，又一次大规模的出行在即，但气氛似乎隐约有些不同。前一天，由大巫师殼主持的例行占卜显示，最近会有不好的事发生。笃信占卜的武丁也认可这个结果，但是他或许并不觉得这即将到来的祸事跟今天的狩猎有什么关系，总之他还是按计划带着浩浩荡荡的车队出发了。
狩猎对于王和贵族早已成为一种充满刺激的高端游戏，武丁的捕猎目标是一种名为“兕”的动物，据说它长着一身青色的毛发，皮坚厚如铠甲。有人根据《山海经》中对兕的描述，“其状如牛，苍黑，一角”，称它是犀牛。但也有人根据考古遗存及其他文献的记述，推断它可能是曾广泛分布于中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商末就已经灭绝的圣水牛。因为体大、肉多，也因为难以捕获，兕成为喜欢挑战的武丁最热衷追逐的对象。
意外突然发生了，一个小臣驾驶的马车撞到了石头，随着清晰的木头断裂声，疾驰的马车瞬间向一边倾斜。武丁乘坐的车架避让不及，在巨大的冲击力和惯性作用下跟着翻了车。
我们之所以能获悉这场发生在3200多年前的车祸，是因为它被作为卜辞以及验证占卜结果的验辞记录在了一块牛骨上。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故，过程和细节被写得明明白白。
这些措辞讲究的记录所使用的文字符号，因为常常出现在龟甲或兽骨上，于是有了一个名字，甲骨文。这是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它带来了文明进程中一次质的飞跃，无字的历史从此结束。
玖.甲骨
武丁是商王朝第22任王。因为甲骨文，今天的我们得以知晓武丁之前那些商王的尊号。武丁赶上了商朝由盛转衰的艰难时刻，在他之前，连续有九位商王或因兄弟之间、或因叔侄之间争夺王位而互相攻伐，使得王朝陷入了长达百年的动荡，世称“九世之乱”。直到武丁的伯父盘庚以迁都的方式才解决了这场内乱，他把都城迁往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政治危机得以缓解，但这并没有遏制商方朝一路向下的颓势。武丁继位时，由于国力持续衰落，已经有很多方国脱离了王权控制，叛乱时有发生。
武丁的使命是逆转局面、再现商王朝的荣光，只是这谈何容易。或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传说有一天，武丁做了个梦，梦中遇到一个人，正是他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圣人。醒来后，他让贞人做了一次占卜，结果是吉祥的。于是他让画师绘出梦中圣人的形象，派人四处寻访，最终找到正在服刑的傅说（yuè）。此后的日子里，傅说成了武丁重振商朝的股肱之臣。
武丁是一个爱做梦，并且很重视梦的商王，他甚至有个习惯，每次从梦中醒来都会占卜，以判断梦的吉凶祸福。占卜以及日后验证的结果都会被记载下来，用以记录这些信息的文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甲骨文。
实际上很早以前的先民就创造并使用了记录的工具。作为一种具有高级智慧的生物，人类有超群的脑力，会思考，能用语言交流，并具备良好的记忆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大脑每次都可靠，何况死亡会带走那些记忆。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突破对大脑记忆的依赖？
基于这样的需求，在某一时期，世界各处的人们纷纷发现了绳子的妙用，它柔软、灵活、容易保存，通过不同的绕折和穿插，以及变换粗细、颜色，它可以呈现出千般变化，绳结成了人类最早的信息储存器之一。只是，需要记录和管理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文字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悄然酝酿。
5000年前，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先民就开始了对新的记录方式的探索。或许因为这里地处东方，每天都能更早地看到太阳，感受到它的光和热，所以人们对太阳情有独钟。他们在烧制的陶罐上刻下这样一幅图案，最上面是一个圆，就像是冉冉升起的太阳；中间的弧形像月牙，又像云气拖着初升的红日；最下面可能是一座山，也可能是一团火。
这个刻在大口陶尊上的神秘图纹，被认为是最早的象形文字符号之一，有说是“旦”，有说是“日”，有说是“昊”，也有说是“炅（jiǒng）”。它几乎以复制粘贴的形式出现在多件器物上，这足以证明它不是一次偶然的随性刻画，大纹口先民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明确而重要的意义来表达。
这个疑似象形文字的单个符号，在文明的前夜忽闪着微弱的光芒，很快就又熄灭了。直到1500多年后的商王朝，一种真正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出现了。
中国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文字？是谁把语言变成了文字？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样的一套文字系统？今天，当我们写下这样的问题时，用的就是承继甲骨文而来的中国人独有的方块字。很难对这套长期演进的表意系统进行彻底的追根溯源，已知的是，迄今为止搜集和发掘的有字甲骨超过15万片，共计有4500个左右的字，其中一半以上都来自商王武丁的时代。在武丁之前，流传下来的甲骨仅有八片，不到20个字符。
这些实物的留存足以证明，中国的文字在商代已经成熟完备，并大量出现于武丁执政期间。那么，为什么会是在商代？又为什么甲骨文的数量会在武丁时期突然井喷？
商王武丁狩猎时发生的那起堪称严重的连环车祸，就被记录在这15万块甲骨的其中一片上。这片甲骨上的每个符号都有独特的涵义，甚至一个刻纹就是一幅生动的画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脖子上长着鬃毛的“马”，还有两种类型的“车”。一种是小臣驾驶的，因为受到强烈撞击，车轴已经断裂。一种是商王武丁的王车，车篷向下倾覆在地。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明确透露武丁的安危，但遣词造句十分巧妙，说车翻后“子央亦坠”，一名叫子央的随从“也”摔下了车，这暗示坠车的不只子央一人。“坠”的左边是一个倒立的“人”，右边是三个向下的箭头，意思一目了然。
甲骨文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并非仅仅出于象形，而在于它已经具备了后世所总结的“六书”形态，即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6种造字方法。
比如“壴（zhù）”，如同一面战立的鼓，意指陈列的乐器。旁边站一个人，高举木棒进行敲击，便是鼓励的“鼓”，是一个指事字。下面加一个张开的口，就表示很欢乐，是为“喜”，是一个会意字。旁边加三撇，代表击鼓声，便构成一个形声字“彭（bāng）”。
现代汉语语法中的名词、代词、动词、介词、副词、叹词等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备，所以商人能用这些字组成句、写成文，完成准确的叙述和表达。这种系统化的文字是高度文明下的产物，它的发明几乎就是为了一个目的，那是与国家和王权紧密相关的大事。
甲骨文最早的应用场景是占卜。商朝是一个典型的神权社会，人们深信自己生活在神灵系统里，所以有普遍的占卜习惯，只是普通人的占卜没有资格被刻字记录，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相关内容都来自商王。
王的地位和权力来自神的授予，为了探悉神的意志，商王的占卜极度频繁，并且事无巨细。小到天气、出行、梦境、狩猎，大到祭祀、战争，都要问一问吉凶。
负责执行占卜的是被称为“贞人”的专业巫师，但因为发起者是商王，所以刻在甲骨上的卜辞前都有三个字，“王占曰”。
最常见的一种占卜方法就是用火灼烧龟甲，使其露出裂纹，据此判断吉凶。由于龟甲数量有限，有时也会用牛的肩胛骨代替。在古人看来，龟是一种长寿且富有灵性的动物，用来占卜最为灵验。
占卜前，先把龟甲打磨成薄片，然后在龟甲背面挖出一些小坑，圆窠（kē）形的为钻、枣核形的为凿作为加热点。之后用高温的铜棍或者木棍去烫龟甲，龟甲就会出现裂纹，这被称为兆文。贞人对兆文进行分析解读，在请示并得到商王认可后将结果记录在龟甲上。
每一份记录文本都有标准格式，分四个部分:叙辞记录的是日期和贞人的名；命辞是占卜的问题；占辞是占卜结果；验辞是在事后记下这次占卜对应发生的事件，以证明占卜的有效性。
关于武丁的车祸，那块甲骨上就是这样刻录的:
叙辞:“癸巳卜，殼（读què）贞”，癸巳这一天，叫殼的贞人执行这次占卜。
命辞:“旬亡祸”，最近会有灾祸吗？
占辞:王占曰，乃兹亦有祟，有鬼神作祟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验辞:若称甲午，王往逐兕，小臣甾（zāi）车，马硪（wò），迫王车，子央亦坠。意思是，甲午日王去打猎，小臣“甾”的车轴断了，马到处乱撞，撞翻了武丁的王车，子央也坠地了。
这些文字其实是对一次重要事件的记录，中国人注重修史的传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史书、史料、史家，就在这一片片甲骨上发端了。
武丁登上王位后，他的每一天几乎都是从占卜开始的，这也是他的治国方式。代表他向神请旨的贞人身份是巫师，但做的工作类似于后世的史官，主要职责就是协助商王占卜，并把内容刻写下来。武丁手下有一个庞大的贞人集团，仅留下名字的就有73人。记录翻车事件的那位名为殼的贞人，最多的一天居然出现了七十多次。这些贞人极有可能就是甲骨文的创制者，武丁凡是必问天意的超高频次占卜，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对文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甲骨文出土之前，商朝是否存在一直属于悬而未决之谜。甲骨文的丰富记载不仅确定和证明了一个距今三千多年、长达五六百年的朝代，也让我们得以直接面对商代的文明高度。也因为这些文字，武丁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我们深度了解的王。
未成年时，武丁被父亲派往民间，他居荒野，宅于河，体验小民之疾苦，观察方国之动向。期间，他还和底层平民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学习种植技术。武丁一直记得伯父盘庚留下来的一句话，“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如果不在田地里劳作，就不会收获黍和稷。这是一个农耕民族存续的根基，也是一个优秀的王治理国家的出发点。
当时的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历法系统，他们称一年为一祀，一年分十二月，遇闰年置十三个月，每月又分为三旬，不同的月份对他们来说对应的是农作物的生长变化。
这样的认知也留在了甲骨文中，甲骨文中的“年”字就像是生根的禾苗，在卜辞中它意指农作物的成熟和收获。甲骨文的“岁”字像一种兵器，在杆上装个斧头，最初可能是为了打仗时便于砍杀，后来用以收割庄稼，这个字也成了对一年的总称。
登上王位后，武丁曾多次亲自主持各类种植活动，祈祷丰收。于是留下了大量包含有“今岁受年”或“来岁受年”的卜辞。这是在问上天，今年的庄稼收成会不会好？明年会如何呢？这可能是商王最操心的问题了。
商代的农业生产已进步很多，但人力可为的部分依然十分有限，收成好不好，更多仰赖于天时和地利。在商人看来，是否有风调雨顺的年景，取决于神灵的意志。商王通过巫、祝等神职人员垄断了祭司的权利，相应的，商王自己就成了一场场求雨活动的主角。
武丁每次求雨都少不了占卜，雨能灌溉地里的庄稼，但过多就会酿成灾祸，所以占卜有时候是希望下雨，有时候是希望不下雨。
从“呼舞侑雨”、“今日炫从雨”这些卜辞中，我们推断“舞”和“炫”大约是两种不同的求雨方式。“舞”在甲骨文中写作巾形，就像一个人两手拿着牛尾在跳舞。
雨水、气候、收成，这些卜辞构成了一部商朝农业领域的档案。
要让王朝重新崛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必不可少。热爱狩猎的武丁把猎场当成演练士兵的战场，他以野兽为假想敌，使弓、矢、戈、矛、车马、将士一起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商朝的气候要比现在更为温暖，森林中栖息着大量的野生动物，有大象、兕、虎、熊、豕、狐、鹿、麋等。针对不同的猎物，武丁和他的士兵们采用了逐、射、焚等狩猎技术。
甲骨文留下了对自然和生物的描述，也留下了武丁的战术和战果，仅仅某一天就捕获鹿88头、兕1头、猪32只。在崇尚力量的年代，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斗志有助于武丁作为军事统帅的形象，当然也有助于打赢一场真正的战争。
商王朝的常备军被称为“旅”，日常仅由一部分族众组成，一旦形势需要，就会有更多人被动员加入作战。
武丁时期，战车已经现身战场，每辆战车配两匹马、三名士兵。居中者驾车，左边是一名弓箭手，右边是一名持矛战士兼顾远近之战。
冷兵器时代，弓箭是最有效的远距离杀伤性武器，人们常用“射”来指代战车，一射即一辆战车。留存下来的甲骨文里，所见最多为“三百射”，即三百辆战车。战车的大规模使用提升了军队的战力，也让王宫与千里之外的战线联络变得高效。
武丁完成了经济和军事的双重准备，决意出兵讨伐那些背叛商王朝的方国。
终于可以重整山河了，在师般、雀等战将的协力下，武丁开始主动出击开拓疆土。他的妻子妇好也奋勇争先，成为一位著名的将领，参加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争。妇好每次出征前，武丁都会为她举行占卜。
这一天是辛巳日，又到了妇好出发的日子，对手是从未臣服过的羌人。或许是屡屡领教过羌人的顽强，这一次，妇好除了带着自己的三千部下，还统领了一万商朝场备军，队伍多达13000人。
虽然对妻子一向怀有足够的信心，但武丁还是忍不住担忧，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次占卜。“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武丁要问的是，妇好这次的征战会顺利吗？
这是甲骨文中记载的出兵最多的一次战役，此战的结果是，妇好完胜，羌人受到重挫。
商王武丁前后有过60位妻子，妇好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位。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有“战神”之称。她有自己的城邑，也经常受武丁委派主持重要的祭祀活动并诵读祭文。这在当时无疑代表着极高的政治地位。
多枚甲骨上的占卜内容涉及妇好，普通的日子，武丁常常问询，妇好最近平安顺利吗？妇好生病时，武丁祈求无恙。妇好分娩前，武丁祈问凶吉。遗憾的是，妇好33岁就去世了。此后，武丁在每一次出征前都会祭祀妇好。
通过甲骨上的文字，我们感受到了一段三千多年前的爱情，也因为这些细碎而生动的信息，武丁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活生生的人。这或许正是文字的魅力，也是记录的价值。
商王朝在武丁治下面貌一新、实力大增，但武丁一直很理性，他要把疆域保持在可控制的安全规模内，他求的是稳，并不贪大。
商朝的政治地理构架大体可分为王畿、四土、四至三部分。王畿基本沿黄河分布，称为“商邑”或“王邑”。“四土”又叫“四方”，是王朝力量可控的王畿四周的广阔区域，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封国和方国。四土之外称为四至，是政治上不受控制于商，却在商文化影响范围之内的区域。
被武丁征服的方国多在王都西部和西北部，通过一次次胜利，他把西北边界从河东一带推进到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
依恃强大的军队和武力，商王朝与方国保持着一种长期的关系，方国定期向商纳贡，比如被用作货币的海贝和用来占卜的龟甲等，并在需要时随商王出征讨伐判国。而商王则以封赐的形式将不同规制的礼器和发源于中原的礼制文化从王畿扩散到各个方国。当商的文化系统开始被更多的方国接受，彼此间更深的联接建立起来，文化层面的认同实现了武力所不能实现的结果。
商朝的王畿与其他方国是一种联盟关系，作为联盟领袖，王权神授的概念固然重要，但绝对的实力才是根本。商王运筹帷幄，统驭四方，那就会“诸侯毕服”，反之则“诸侯莫朝”。
商代的王权相比以往已经变得很强大，但依然无法与后世帝制时代的皇帝概念相提并论。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武丁要成为一个杰出的王，就得内外兼治。史家常用文治和武功并列作为对王的评价，而今我们知道，甲骨上的一笔一画潜藏着令人敬畏的万钧之力，那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文字的发明进一步规范了武丁时期的礼制，而文字本身也成为“礼”的一部分，它的使用仅限于贵族，个别文字还成为身份的标识。
最高权力者商王，以“子”为姓，自称“余一人”或“朕”，以表达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朕”成了后世两千多年帝王的自称。
商的贵族阶层统称为百姓，特权之一是可以有姓。同时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族徽，在甲骨文中呈“亚”字形，“亚”多作族名或表示位次，在字中填入符文就代表族徽。
百姓之下是平民，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没有姓，他们在卜辞中被称为众、民、小人等，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位于最下层的是奴隶，有很多都是俘虏来的羌人，不仅没有姓，也没有自由。甲骨文成为我们透视三千年前殷商社会生活的重要素材。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武丁主张一切都要恪守先王成规。传说有一次，武丁在祭祀先祖成汤时，一只野雉突然落在了礼鼎上鸣叫不已，武丁大惊，以为是不祥之兆。儿子祖己为了宽慰父王，称其为祥雉，劝他不要担忧，只管修好政事。在武丁看来，如果说这是吉兆，那也一定是先王对自己的提醒。此后，他改变奢华铺张的祭祀形式，厉行节俭，广施仁德，最终迎来“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目前，我们还没有从甲骨文中明确得知武丁在位的时间。根据《尚书.无逸》所记，武丁“享国五十有九年”，自盘庚迁都到殷后，商朝历经14位王，延续了二百多年国运。59年，意味着武丁的执政时间约占据了晚商的近四分之一，他利用联姻等外交手段，辅助军事威慑，奠定了殷都的格局和商朝后期的疆域。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农业生产工具有了革命性的创新，生产力大为增强，青铜、陶器、玉石等手工制造业空前发达，商品贸易因此兴旺繁荣，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
政治上，武丁更进一步强调君臣秩序，改革用人制度，完善祭祀礼制，使王权得到强化。
文化上，武丁时代基本奠定了整个晚商的辉煌，仅文字一项成就就使商人拥有了管理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工具，也使得商文化具有涵化其他同时代文化的重要资源。
一度衰落的商王朝逆转向上，并达到鼎盛，史称“武丁中兴”。
武丁离世二百多年后，如同商人崇拜的玄鸟飞过天空，商王朝也飞向历史的深处。公元前1046年，最后一个商王帝辛，也就是后世熟知的纣王，以自焚的方式为王朝画上了句点。一个时代在熊熊大火中化为尘灰，但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的文字却获得了永久的生命，那些不可磨灭的烙刻以及历史的第一代书写者，都长存为我们的文化记忆。
随着商王朝的覆没，那些记录卜辞的龟甲也忽然间消失了踪影，直到三千多年后，它们才重见天日。
再次被世人关注的它们，断然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味药材，大部分时间都蛰伏在中药铺的抽屉里。龙骨，这是药材商给取的名字，据说可镇心安神，治疗外伤和疟疾。
公元1899年的一天，一位名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在即将把这些药材丢入瓦罐熬制时，突然瞥见了骨上的刻符，他感受到了些许不寻常。经过反复推敲、拼合，王懿荣认出这些“龙骨”应是商代用来占卜的卜骨，上面的符号是比青铜器上的铭文还要古老的一种文字。之后他开始大量收集“龙骨”，并试图探明出处。
最终，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河南安阳一个叫小屯村的地方，震惊世人的阴墟由此被发现，一个庞大而有序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也现出了它深藏已久的轮廓。
商代不止有甲骨文，不少青铜器上也有文字，这便是金文。金文接续了甲骨文的造字体系，但由于刻写的难度，书写方式变得相对简练。
实际上，甲骨和青铜器只是两种特别的载体，商人日常更多使用的是简册。“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告诉我们，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书册和典籍了。
甲骨文的“笔”字是一只手握着一支毛笔，与我们今天握笔写字的姿势几乎一模一样。“册”字像是一排竹片或木简被绳子连在一起。“典”则是在“册”的下面加两只手，如同一个人捧着册子聚精会神地阅读。不过，或因为年代太过久远，这些易朽的简册最终没能保存下来。但毛笔和简册的出现表明商人已经具备读书习字的条件，可能还出现了类似学校的机构。文字或许就是通过这样的教学，从最初的贞人集团走向更大的人群，并在数百年后随着私学的兴起下沉到民间。
二丝相纽为“绳”，“绳”中加个十字就是“绳结”，这是结绳记事的基本形态。“手”持“绳结”便是“专”，指负责编绳打结的记录者。旁边再多一个人，意指将绳结记录的内容转述给他人，这便是“传”。这一组字形就如同人类文明传承的象征，只有把记忆记录下来并不断传接下去，文明的成果才能得以继承发扬。
从结绳记事到文字出现，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几千年。距今五千多年前，古埃及发明了象形的圣书字，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但它们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唯有以甲骨文为基础象形的汉字留存下来，中国的历史与文明也正是因此得以延续，不曾断流。
文字是人思想的反映，是历史的直接记录。甲骨文还原了一个鲜活的商代世界，而当我们与它再次相遇时，并不感到陌生，识别这些字的过程，仿佛是我们与先祖的一次相认，是我们对根脉来处的一次探问。
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隶书、楷书，中国的文字历经三千多年演变，但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中国人用它写下了商王的梦境、孔子的思考、司马迁的史书，写下了唐诗宋词和无数华章，稳定的文字稳定地连接起我们的精神和文化，直到今天。作为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和见证，汉字也成为连接所有中国人的文化纽带，这一切起自甲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