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写自我：中国历史上的自我书写 [美]伊沛霞、张聪、姚平 编 50位作者关于“自我书写”的作品， 引领读者走近中国古代芸芸众生的内心世界。 作者简介  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主编。主治宋史，尤重社会史、家庭史。著有《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宋徽宗：天下一人》等。2014年荣获全美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2016年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20年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  张聪，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宋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著有《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等。  姚平，美国伊利诺大学文化人类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历史评论》（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唐学报》（T’ang Studies）等英文期刊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古时期妇女史、墓志文献。著有《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唐代的社会与性别文化》等。 有很多原因让中国古代的人们提笔书写自己：让亲人知道自己的近况，记录旅行中的经历，为自己辩护、抱不平，表达对个人能力的骄傲或对生活的失望，抑或解释著书立说的缘由。许多写作者会用幽默的语言描述自己的缺点，而那些为子孙后代写作的人，则往往采用严肃的语气。一些人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另一些则用散文。 此书选取了西周至清末3000年间50位作者关于“自我书写”的作品，分列在29个话题之下。这些作品讲述的故事，往往生动且引人入胜。它们的作者包括男性和女性，既有名垂青史的人物，也有普通百姓。有些相当简短，另一些则要长得多。这些作品将引领读者走近他人的世界，并激发大家对各种问题的讨论，包括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他人的联系、家庭生活的情感基调，以及各级官员的关心照顾，等等。每个话题均有一篇导言和拓展阅读书目，可以帮助读者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  目录 / 试读页       左右滑动查看 前 言 回忆录是当前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学体裁，各行各业的名人——演员、运动员、小说家——撰文著书描述他们成名前后的生活。有抱负的政治家也会通过写回忆录，向潜在的支持者介绍自己。美国总统在卸任后通常会著书回忆他们的白宫生涯，描述他们是如何处理危机和把握机遇的。那些在他们手下工作过的官员也会记录自己的经历。可见，“真相”并不是确凿无疑的——即使当时身处同一个房间，人们对同一事件的记忆也会不同；读者也必须考虑到作者会因循私利而歪曲事实。今天，即使是相对默默无闻的人也会书写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一定有读者对自叙性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感兴趣，尤其是，如果这些故事能把他们带进一个与他们身处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幽默大师也经常大量地以自身经历为写作题材，当然，他们调侃的对象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家庭或工作场所，而是那些自己不得不忍受的家庭或工作场所。今天的回忆录通常都是长篇大论，但杂志和报纸也经常会刊登以第一人称撰写的短篇作品。例如，记者在报道战争或灾难时，经常会把自己放在事件之中——他们身处何处、看到什么、与谁交谈，以此来展现他们所亲身经历的时刻。这类作品吸引了人们对作为个人的作者的关注，它的流行反映了现代人对自我和真实性的看法，同时，它也借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传统。早期的例子包括小普林尼的书信和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等作品。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文人们很少写长篇回忆录，甚至连以自己的思想、感受和经历为中心的短篇文章也很少见。但他们留下的自叙却很值得一读。这些作品在许多方面与现代回忆录不同，它们有自己的传统和历史，但它们与现代回忆录也有共同点——个人陈述的直接性。它们帮助我们理解一定历史时期的自我、人际关系和历史事件的概念。当然，就像我们读现代的回忆录一样，我们也要带着审视的眼光来读这些自叙。并不是所有自称为个人陈述的作品都一定是完全可信的，况且，书写自己经历的人也并不都是完全诚实的。许多优秀的中国古代自传文本已被选摘、翻译成白话文，这类出版物很容易找到。而此书的主旨是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此类个人陈述。我们选择的作品来自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诗歌、信件、日记、掌故、报告、法律诉讼中的陈述、书籍的序或跋、自撰墓志，当然还有一些标题为自传的作品。在选择时，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那些能带我们走进历史或提供生活中生动细节的引人入胜的作品：有些作品关注一个人的一生，另一些则关注一个特定的时刻；一些作品略带幽默，另一些则十分严肃。在选择过程中，我们把重点放在体现作品的多样性上：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男性作品、女性作品，历史名人作品以及小老百姓的作品。我们还致力寻找有助于阐明中国传统中自我书写的历史和惯例的作品。本书的每一章都有关于所选作品及其作者的简短导读，介绍作者的背景和写作目的。在此，我们先大致地介绍一些中国自我书写传统的基本特征，以助于读者将这些章节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总体来说，周朝和汉朝是自叙文字发展的关键时期，但识字率的提高、印刷业的繁荣和文人文化的兴盛促使更多人去记录和书写自己的个人经历，这些文字的保存也更为容易，所以流传至今的后世作品要远超过前期。 诗歌中的自我描述 也许最常用的表达内心想法的方式是写诗。《诗经》中的许多诗歌都可以解读为个人情感或经历的表达，不过，除了诗歌内容之外，我们对作者所知甚少。可以说，屈原（约前340—前278）的诗歌开创了自叙文字的一个新阶段。屈原是楚国的贵族，他失宠于楚王，身不遇时，最后投河自尽。他的长诗《离骚》表达了他对自己的命运的感叹、对自己的品德的辩护，以及对污蔑他的人的反击。这首诗是否真的出自屈原我们不得而知，但它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作，是个人感受的表述，其中著名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和“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都被理解为诗人对崇高理想的激情表达。 十九世纪之前，诗歌一直是描写自我的主要体裁。其作家和作品数不胜数，其中不少还是女性作家，最早的三位生活在汉代，她们是班昭（45—117）、班婕妤（前48—2）和蔡琰（蔡文姬，公元二世纪至三世纪末）。班昭出生于东汉年间极负盛名的学术世家。她的功绩包括担任后宫“大家”、协助父亲班彪（3—54）和哥哥班固（32—92）完成《汉书》，她还撰写了中国帝制时期最重要的女性教育文本之一—《女诫》。在自传体写作史上，班昭的《东征赋》占有重要地位。它描述了作者在公元113年伴随儿子去河南任职时的一次旅行。班昭写道：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 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 乃举趾而升舆兮，夕予宿乎偃师。 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悢而怀悲。 明发曙而不寐兮，心迟迟而有违。 …… 在描写了她不愿离开都城的感受之后，班昭陈述了这次旅行的各种经历：景色的变化、旅途的艰辛，以及她所目睹的百姓的苦难。班昭在路上联想到了孔子的不幸和辛劳（“念夫子之厄勤”），并感叹：“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之后，她又补充道：“惟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 班昭可能希望尽量避免自我怜悯，但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她的祖姑班婕妤却并未有丝毫犹豫。班婕妤曾受到汉成帝的宠幸，因而成为其他嫔妃的嫉恨对象。她担心自己会因宫廷斗争而被陷害，便自请去伺候皇太后。她的《自悼赋》从自己进入皇宫、深受皇帝宠爱写起，随后描述了自己以古代女德为典范的信念以及失去儿子的悲痛。不过，班婕妤的写作重心是她失宠后的孤独生活： 神眇眇兮密靓处，君不御兮谁为荣？ 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 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班婕妤的《自悼赋》是怨女诗传统中最早的作品之一（后世很多怨女诗往往是男性借用女性的声音撰写的）。另一位汉代女性文人——著名学者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以自己的语言为这类题材的诗歌开辟新境。身为寡妇的卓文君为了爱情而与司马相如私奔，此事曾经轰动一时。但多年之后，司马相如决意娶妾，卓文君对丈夫的背叛深感伤心，她的《白头吟》哀叹道：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本书收录了几篇这类以诗歌来描述女性生活中的关键时刻或戏剧性事件的作品。第七章选择了两首传为蔡文姬所作的诗作。蔡文姬曾被匈奴所虏，后来虽被赎回，却永远与儿子分离。第九章和第二十三章是被冷落的宫廷女性——西晋的左芬和明代的钟氏——的诗作。男性诗人也经常书写他们的个人生活。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有数千篇标题为“自”的诗歌作品（如自嘲、自警、自怜等）。苏颂（1020—110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自传诗有一个很长的标题：《累年告老，恩旨未俞，诏领祠宫，遂还乡闬，燕闲无事，追省平生，因成感事述怀诗五言一百韵示儿孙辈，使知遭遇终始之意，以代家训，故言多不文》。这首诗是一组家训，其中四分之三（100行中的74行）的内容是苏颂对童年到退休的生活经历的回忆，涉及就学、旅行、历任官职、哀悼父母和蒙受皇恩。 许多唐宋诗人用诗歌来描绘他们的日常生活、欢乐和悲伤、家庭和朋友、旅行和精神生活、事业和追求。他们常常在诗中思考他们生命中最私人、最隐秘、最快乐、最尴尬或最遗憾的时刻，也会谈到一些沉重的话题，诸如贫困、事业挫折、死亡和衰老等（见第十五章）。 序跋中的身世回顾 最早作为书作附文的自传出于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前145—前86）之手。他的不朽之作《史记》的最后一章《太史公自序》叙述了他自己的生平。这篇自叙开篇于司马家族在远古时期的辉煌，其家族在学术和史学方面的丰富传统，以及司马迁本人早年的教育经历。然后他又详细介绍了自己在二十多岁时在中国各地的长途旅行，以及后来在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朝做官的经历。司马迁最为强调的是他和父亲司马谈的宫廷历史学家的角色、他们撰写中国通史的雄心壮志，以及《史记》一书的结构。司马迁的自我叙述中有一段情节特别动人，令人难忘。它描述了父亲临终前的父子对话——司马谈嘱托司马迁完成他的写作项目。司马迁写道：“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父子双方都把他们的这项事业看作儿子对父亲的孝心表达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 后来的文人学士借鉴司马迁的先例，在他们著作的开头或结尾书写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此书收录了许多这样的作品（见第五、八、十、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七章）。很显然，在整个帝制时期，利用完稿之际来书写个人经历和想法，对作家来说一直很有吸引力。我们这本书没有收录可能是最为著名的跋——李清照（1084—约1115）的《金石录后序》，因为它已经被多个优秀的选本收录。今天，在讨论女性天赋和婚姻关系时，这篇文章也经常被引用。 承应传记传统 中国的自传体写作深深受惠于传记传统。这里的重要人物又是司马迁，因为他将个人传记确立为一种合理且重要的史学写作形式。《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有七十篇是列传，包含了大约一百五十位个人身世的记录，有些只有几行，有些则长达数十页。尽管司马迁的传记对象大多是统治者及其臣僚，但他也为一些在其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的男性或女性作传，他们的身份形形色色，有哲人、商人、刺客、门人，等等。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列传成为正史和地方志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从很早起，文人们就模仿列传体来描述自己，不少作品还带有嘲讽和诙谐的口气。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东晋诗人陶渊明（陶潜，约365—427）的作品。陶渊明创作的《五柳先生传》开头语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随后，陶渊明列出了对自己的生活至关重要的三件事：阅读、饮酒和写作。相比于司马迁对政治、道德、家庭义务和学术成就的执着，陶渊明关注的是个人和私生活。他用朴素的语言表现出对简单生活的满足，对有形的得失的漠不关心。陶渊明的许多诗歌也同样地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嗜酒的、无忧无虑的人，与周围的环境、自然和“道”完美和谐。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陶渊明还撰写了一篇《自祭文》，假设他已去世，并在文中宣称，在经历了一段人生之后，他无怨无悔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设想了自己的死亡和丧葬后，他总结道：“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传承陶渊明自传体的作品往往避免使用真名实姓，并且通常用第三人称书写——以第三人称写自传给予作者一种叙事上的自由。它还借鉴了一人多名的习俗：除了名和字之外，传统的中国文人学者通常有一个或多个在人生不同阶段所起的号。陶渊明因居所旁的柳树而以“五柳先生”著称。白居易（772—846）的自传《醉吟先生传》和柳开（948—1001）的自传《东郊野夫传》（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都继承了这个传统。自宋以后，文人学者开始将叙述集中于自己的书斋或住所，不仅描述其实体结构，还赋予它们象征意义。这些叙述往往突出作者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以及哲学归属和精神生活（见第十九章）。 中国的传记写作在之后的几个世纪继续发展并演变得更加丰富，这些新发展也继续影响了自传体的写作。两个显著的变化是唐宋时期墓葬传记（尤其是墓志铭）的日趋重要，以及宋代年谱长编的发展。随着为朋友、亲戚和熟人写丧葬传记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些文人往往会以幽默的口吻为自己起草一篇墓志。收入本书中的一个例子是徐渭（1521—1593）的《自为墓志铭》（第二十一章）。 最早的传记性书作出现在宋朝。这些编年史性质的传记最初是为重要的唐代文人撰写的，其目的是将他们的作品与写作时的经历联系起来，按时间顺序，列出历年的事件和文学作品。宋朝末期，著名文人文天祥用这种编年史的风格写了一部自传（《纪年录》），这种编年体自传在晚明之后更为普遍。至此，作者已不必是重要人物，每年所列的也可以是平常之事。（见第二十六章汪辉祖自传《病榻梦痕录》。） 信件和日记 私人信件为写作者提供了一个坦诚记录生活中关键事件的机会。司马迁再次为后来的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典范。公元前98年，将领李陵（前134—前74）被汉朝劲敌匈奴击败后投降于匈奴，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而下狱并受宫刑。司马迁在写给任安的私信中写道：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司马迁断言，为了在生活中取得伟大的成就，一个人应该准备好做出艰难的选择和巨大的牺牲。 本书所选的最早期的作品中，有一些是偶然保存下来的秦汉时期的信件（第四章）。这些书信并没有司马迁《报任安书》那样的惊心动魄，但它们的存在向我们证明了，即便是普通的书信，也有助于我们想象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此外，我们还在书中向读者推荐了汉代著名儒学大师郑玄（127—200）写给儿子的一封信（第六章）。自晚唐起，大量个人文集流传下来，其中包括了许多个人书信。文学巨匠苏轼（1037—1101）留下了两千多封信，从中，我们得以了解他送给亲戚的各色礼物、他最喜欢的食物、他对流亡生活的适应以及他的朋友圈等各种信息。另一位多产的书札作者是晚清政治家曾国藩（1811—1872），他给家人、朋友和同僚写了数千封信（第二十九章）。 日记的出现为书写个人经历提供了另一种文学载体。现存最早的日记大多记录了旅行期间的所见所闻，其重点在于实地的观察，譬如陆游（1125—1210）的《入蜀记》和范成大（1126—1293）的《吴船录》。本书收录了楼钥（1137—1213）使金的日记节选（第十六章）。 从宋朝起，私人日记开始出现。例如，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司马光（1021—1086）留下了他在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撰写的日记。司马光关注的是神宗朝的重大事件，包括颁布诏令、官员的任命和晋升、科考等等。许多与司马光同时代的人声称，他们通过记日记来帮助自己记住日常生活中随意但又难忘的事，如与朋友聚会、听有趣的故事或品尝新水果。在明代，致力于儒家道德修养的个人也经常写内省日记。他们记录了自己所面临的诱惑，他们以正确、负责的方式行事的想法和努力，其目的在于自我检点，并致力于避免重复错误。吴与弼（1392—1469）就是一个较早的例子，他的日记涵盖了他大部分成年人时期，不仅记录了他为提高自身所做的努力，还记录了他作为一名乡村教师在收支方面的挣扎。 亲历者的证词 （中略） ****** 概而言之，本书收集了五十位作者的作品，共分为二十九章。最早的是西周时期的一篇简短的青铜铭文，末篇是晚清政治家、学者曾国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写的一组书札。书中涉及的作者之中，在政治、文学或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不超过一半，有些作者甚至未能留下姓名。女性作者的文章只有九篇，这也反映了识字率、教育程度和出版状况的现实。 我们邀请读者以任何顺序阅读这些自叙文本，因为每篇陈述都可以独立存在。不过，按时间顺序阅读也理所当然，因为这样会展现出一幅以个人为中心视角的中国历史图景，它也更能通过展示人们如何不断探索在写作中表现自己的方式来凸显文化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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