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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刘强老师《魏晋风流》十大专题之一的“饮酒之风”，刘老师以亦庄亦谐的笔触粗线条地罗列了魏晋时期一批以酒为伴、以酒度人生的名士。每一个名士，因为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不同、人生遭际不同，他们与社会相处、与朝廷相交时表现出的方式就不同。——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在世人面前尽显风流。之所以这样，不是先天骨髓里就具有的基因，而是源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造就了他们的性格。尽管情态各异，但是他们归一性地选择了酒作为自己在人生舞台上坐念唱打的行头。 谈及酒，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酒的始祖杜康。而真正为酒代言，让酒“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要属曹操。他的一首《短歌行》诗开篇就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从诗中可知，酒是用来排解忧愁的。为什么“忧”？因为短暂的人生有太多的苦闷与烦恼，为了减轻忧愁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太多的不适与苦恼，借助于酒。酒怎么可以起到纾解苦闷忧愁的作用？因为他可以麻痹人的神经，让人暂时处于“自失”的状态。所谓的“自失”，也就是意识处于“非真我”的境地，用酒把自己包裹起来，与现实实现短暂的隔离。这样，生活中的不如意、仕途上的不顺意、生命中的纠结等都可以暂时忘记。 要清楚，所有短暂失忆只是暂时性的忘记，等恢复清醒与理智，该存在的依然存在、该烧心的仍然烧心，而且不是淡化，反而会更加炽烈。正是如此，才有了“但愿长醉不复醒”的心理与情感诉求。不过，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罢了。那些嗜酒如命、借酒消愁者，越是心理期许越高，往往会被摔打得越狠。“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戎马一生，屡建奇功，胸怀统一天下大志的一代枭雄，借酒兴而吟出的“酒”的绝唱，从遥远的三国一直传唱到当下，浸润了无数失意者、落魄者的心灵，成就了一代代、一批批“酒徒、酒鬼、酒仙、酒神”。唯魏晋一代，就涌现出许多被酒熏染的奇葩。中国的士林，因为有了他们，就少去了迂腐气、尘俗气、犬儒气。仅就诗歌而言，其慷慨悲凉之气涌动其中。而其关于酒的书写，却为后人对酒的独特情感宣泄找到了托辞。“一首诗炒作了一个酒的品牌，从此，'杜康’酒天下闻名，甚至成了酒的代名词；一首诗揭示了一个文学母题——慨叹人生苦短，生命无常，忧患多多。慷慨激昂之间，蕴藏着挥之不去的伤感；一首诗告诉我们，解忧消愁有且只有一种最有效的方式——饮酒。”酒何以解忧？就其机能本身而言，因为酒有麻醉神经的作用，可以让人暂时忘却烦恼，体味快乐；从饮酒者的主观心理看，情感与心理处于非正常状态，想寻找一种东西进行排解，酒的麻醉和关于“快哉”的传说赋予其独特的功能，自然成为了酒客钟爱的对象。 有了曹操以诗歌的方式为酒助阵，魏晋时期涌现出的关于酒的奇葩故事和怪异的士子就不足为奇了。“酒以成礼”，即酒是用来使礼仪完备的一种重要工具。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礼是非常庄严的国家意识形态，之所以与酒建立关联，源于它关涉到“沟通天地、神人桥梁与纽带”的祭祀大典。只要涉及礼仪，大到宗庙祭祀，小到婚丧嫁娶，都离不开酒。正是有了这份思想上的“敬畏”，所以钟繇的儿子钟敏趁父亲睡觉，偷喝父亲的酒之后还要跪在地上，朝天地三叩首，美其名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不过，被人为附加这样的功能也不能无节制地饮酒，因为酒能乱性。基于此，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酒客们都应该谨记孔夫子的谆谆告诫：“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酒以避祸”，即饮酒有时候可以避免祸端，临危而不被殃及。魏晋名士中，把酒作为免死牌最有名的当属刘伶和阮籍。身处“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终免于灾祸。生逢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时期，各方都想方设法拉拢名士人才，以为自己服务。阮籍的出身与才华自然成为网络的对象。“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为了自保，阮籍只能把自己浸泡在酒缸之中，以尸位素餐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把自己包裹在相对安全的城堡中。至于“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的刘伶饮酒，“不仅喝出了文化精神，喝出了人格魅力，还喝出了哲学深度，喝出了'行为艺术’”。他之所以如此嗜酒如命，也许是用“酒壮英雄胆”，通过饮酒过后的怪异不拘的行为以掩饰因为“矮小、丑陋、憔悴、邋遢”的形貌造成的心理自卑感。正是如此，才有了不加节制地喝酒，任性放纵，在家里赤身裸奔的“超凡脱俗”的表演。对于自己的这种超现实的行为艺术，刘伶还有自己的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禈衣。” 不难看出，在阮籍那里，酒不仅成为个性张扬、自我高蹈的媒介，还是躲避政治高压、保全性命的工具——“酒是阮籍的'保护伞’'挡箭牌’'避雷针’'烟幕弹’”；而酒在刘伶的生命里，被他赋予了更为丰富复杂的意蕴。“刘伶病酒”，四个字高度概括了刘伶与酒不可切割的关系。可以想象，对酒的情感已经上升到“病”的程度，足见其所占有的分量。仅就对酒投注的情感意趣而言，阮籍还没有达到那种忘记自我的程度；而从文学成就的角度看，刘伶比阮籍要逊色十万八千里。刘伶之所以在魏晋名士，特别是在“竹林七贤”中占有一席之地，更多归功于酒。因为对酒之爱已经达到“病态”，可以看出酒在刘伶生命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刘伶看来生死似乎没有一个界限，过去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或者说从这辆车换到另一辆车，只要在'中途倒车换乘’时有酒，一切都不在话下！”——魏晋名士中的两大员，“刘伶的醉酒比阮籍走得更远，刘伶是'为人生而艺术、为醉酒而醉酒’，阮籍是'为人生而醉酒’。刘伶醉得虚无，阮籍醉得痛苦”。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两位“酒仙、酒神”树立的标杆，后面争相模仿者不乏其人，“人猪共饮”的阮咸把饮酒的境界推到了巅峰，无人可及。 生逢乱世，在为了自保本能的驱动下，为了“避乱世”，他们以酒为铠甲，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之所以对酒狷狂地采取以命相搏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源于“当需要借助酒来表达内在的自由追求的时候，可能恰恰是外部环境不自由的时候。而酒的功能和作用被人类开发得越是多，就越是表明，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已经越来越逼仄，越来越可悲，越来越糟糕”。从王大“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到王蕴“酒，正使人人自远”、从王荟的“酒，正引人著胜地”到王恭的“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一个个看似不合纲常的饮酒理由，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他们的生命状态、人生追求和人格高标。就整帧中国士林的画卷而言，这些把酒作为生命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士子们的特立独行可能无法被常人理解和接纳，但是“子非他，焉知他之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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