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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双向社会化进程： 债权国的崛起与西方霸权的衰退  作者：Gregory Chin，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系和研究生院的副教授。他同时担任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的中国研究主席和高级研究员，他还拥有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中心的研究员资格。 来源：Chin, Gregory. “Two-Way Socialization: China, the World Bank, and Hegemonic Weakening.”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19, No. 1, 2012, pp. 211–30. JSTOR, (Accessed 29 Nov. 2023.) 导读 曾经，中国与全球性金融机构的互动往来一度可以被视为一项中国通过加入国际机构从而将全球规范“内部化”（internalization）或是“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进程。然而，本文主张自2000年代初起，中国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下称“世行”）的关系正在经历着一个平缓但显著的转变。中国不再是一味地学习并适应全球机构的既定程序和规则，而且还积极努力地推动着世行超越其既定的一些内在规范和做法。本项研究表明，我们正目睹着中国与世界银行之间关系双向社会化的进程。 作者首先带领读者重新思考了过去中国接受单向社会化的理论，并指出了该理论的局限性，提出由美国主导的西方霸权制度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削弱为中国重塑国际金融机构及其规范规则提供了机会，指出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在该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调整研究角度有助于学者理解崛起中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及影响方式，更好地分析未来不同组织机构之间的互动。 重审单向社会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中国的侧重点在于学习并在很大程度上内部化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制定的一系列国际规范。但自2000年初起，中国对这些机构的态度和立场便发生了转变。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行和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中（GATT/WTO）承袭其成员国的资格之后，基本上接受了多边经纪机构的规范、原则和规则，并或多或少地在该类规则范围内进行运作。更有学者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交行为影响了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从而改变了中国的行为。中国的外交官、战略家和分析家们已经开始将构成世界政治体系的规范性结构内部化（internalize）。在上述有关社会化的学术研究中，“外生条件”（“exogenous conditions”）被当作由国际无政府状态（anarchy）所定义的、保持不变的制约国际行为的因素。 然而，作者认为该类学说和观点存在时代局限性，并针对现状提出了如下问题：如果中国已经迈过了“崛起中”国家的阶段，具备了超级大国的相对实力，并且正在寻求将这些实力投射到重塑某些国际准则和规则上呢？如果社会化理论家们所认为的保持不变的外生条件实则并不是被国际无政府状态所定性，而是以美国霸权领导下的霸权秩序、稳定和领导力为其重要特征的呢？如果学术界所描述的过去那些限制着中国的选择范围的霸权条款如今却正在削弱，那又会怎样呢？ 简而言之，在研究1980年至2000年间世界秩序的状况时，研究中国在国际规范结构中的单向社会化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我们现正处于一个美国领导力减弱，或是其霸权从其一力构建的全球秩序机构中缩减的阶段，研究的侧重点将会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为了双向社会化的理念调整概念视角——崛起中国家在体系中的合作不再仅仅是国际机构对国家的社会化、约束或该类国家对外部规范的内部化，已经兴起的国家也在重塑国际机构的规范、规则和原则，甚至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逐渐重塑体系。 崛起的债权者和捐助者 中国与世界银行之间关系的变化是以中国在全球金融界的地位上所发生的更为广泛的变化为前提的，尤其是中国作为债权国的崛起。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部署了一波又一波的资本，而在这些资本流动中，双边发展融资也急剧增加。中国资本在发展中地区（Global South）的注资不仅引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和其他捐助方的注意，而且还成为了一股来自世界银行和传统捐助方体系（即经合组织下属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之外的变革力量。 作者指出，2007至2008年间的全球金融危机致使西方国家在非洲的资金（包括债务与股本）都更难得到保障，而借贷条款也变得更加冗繁，这在开采业和建筑业这类硬产业中尤甚。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为了获得非洲原材料并为其制造品寻找新的市场，已经大幅度地增加了在非洲的融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在全球的金融扩张也为非洲政府提供了资金，帮助后者发展经济和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而中国的贷款条件却不比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全球资本市场那般苛刻。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贷款没有明显的政治条件，利率又更具竞争力，还款方式灵活，因此极具吸引力。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向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提供了672亿美元的贷款，而世界银行则为547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进出口银行向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提供的贷款要比世界银行还多125亿美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非洲的贷款主要集中在对中小企业的投资上，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非洲的大部分融资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最近，中国进出口银行开始将部分贷款投向农业企业。2010年11月，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表示，“我们的观点是长远的。我们并不指望今年或明年就能获利，我们看的是几十年后的事”。 中国作为资金捐助国的崛起已经引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关注。中国在一系列国际峰会和论坛上针对对非优惠贷款和大额信贷的声明和承诺引起了传统捐助方的好奇心，尤其是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G7）的注意，因为中国在非洲的新双边贷款开始削弱这些全球金融机构的影响。中国政府在非洲的新贷款也削弱了全球多边机构贷款的“公告效应”（announcement effect）。有理由相信，中国已经在过去的五年中成长为世界第二或第三大双边援助国。世界银行前任中国局局长大卫·多拉尔（David Dollar）强调，“很快，中国很可能成为比世界银行对非洲的重点援助项目更为重要的非洲优惠援助提供者。” 不情不愿的共同捐助者 国际社会对中国与世界银行关系的关注往往都集中在代表制改革上，例如2010年4月，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超过了欧洲大国。这一决定旨在赋予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机构中更大的发言权。中国的份额从2.77%上升到4.42%，超过了德国、法国和英国，但仍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然而，作者指出，尽管上述情况表明中国与世界银行之间的形式关系正在不断地发展，但真正对双方关系产生更持久影响的制度变革实则始于2006年，且双方在2007年五月正式签署《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合作谅解备忘录》。 当世界银行的员工开始尝试探索与来自作为援助国的中国的员工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国际发展贷款方法上的一些明显差异。例如，世界银行发展政策贷款的条件和基准组合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外经济合作”的贷款部分之间就存在很大差异。后者的合作框架是由周恩来总理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1959）”，即长期以来中国自有的一套对外援助原则、规范、规则和操作标准，由中国进出口银行特有的贷款功能和规范所决定。 中国进出口银行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传播贷款规范的能力，其业务范围如此之广，能力如此之强，运营预算如此之大，自然不会将自身视为世界银行的初级伙伴。中国进出口银行也不愿意沿袭其他双边捐助方的传统，即一贯站在世界银行背后并让世行在制定一揽子援助的条款和条件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官员认为，他们与世界银行的伙伴关系是平等的，是“共同捐助者”。 不可否认的是，两家机构在政策规范、原则、价值观和机构宗旨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因此，两家机构的合作必须建立新的共识。并且，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进行双向学习。从2007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世界银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中，我们便可以看到这种互谅互让和双向社会化的雏形。从谅解备忘录中的一系列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方在推动世行进行反思与调整的过程中也接纳了世界银行现有的一些规则和规范。 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努力调整世界银行的某些贷款程序和操作规范表明前者正在以适度改革或谨慎修正的方式行事。可以说，中国并没有展露出想要破坏世界银行的行为，但“共同捐款者”这一安排的细节表明，中国有意重塑世界银行的某些规范，并通过推进植根于中国进出口银行经验的其他发展贷款标准来实现这一目标。 结语 上述分析强调了三点。首先，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虽然世界银行仍在继续向中国提供贷款，但双方作为共同捐助方正在开发新的合作方式。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通过学习和社会化的过程将全球机构的国际准则和规则内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双方的关系。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对世行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学习世行的既定流程和内部规则，而是希望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主导的新合作安排中推进替代性规范和规则。其次，外生条件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债权国的崛起，是中国与世界银行关系发生内生变化的先决条件。通过双边和区域渠道，中国已成为除世行外的另一国际发展融资源头。第三，霸权约束的减弱为双向社会化转变创造了机会，在这一转变中，中国不仅继续有选择性地将全球准则内部化，而且开始向全球机构和全球发展中国家传授其某些准则，世界银行和中国的受援国也开始内部化中国的某些替代准则。 词汇积累 内部化 Internalization 社会化 Socialization 内生的/外生的 Endogenous/exogenous 合作谅解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ooperation 一揽子 Packages 译者：袁歆，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研究兴趣为自由国际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战略研究等。 校对 | 陈礼 邱镜霖 审核 | 施榕 排版 | 韩欣洁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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