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Ideal Model to Architectural Plan: A Study of Two Versions of Bentham’s Panopticon Design摘要：1787、1791年两版全景监狱方案的改动极大，在宗教、监禁方面的立场存在明显差异，是否意味着边沁思想的重大转变？本文基于两版全景监狱设计图，结合边沁的书信文稿与英国监狱改革的历史背景，通过比较研究，分析全景监狱的设计过程及思想。文章指出，初版方案呈现了边沁理想构思，是对监视原理与权力关系的空间化，适用于监狱和其他建筑类型。新版方案则是妥协的建筑方案，在政府、社会的影响下背离了监视原则。然而，边沁的立场并未动摇，对部分原则性话题避而不谈，甚至在图纸中隐藏了改动。本文强调了建筑图像在表达设计思想和演变中的复杂性，突出了将建筑图纸置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必要性，深化了对图像与思想之间复杂联系的理解。Abstract：The two versions of the Panopticon prison program in 1787 and 1791 were greatly altered, and there we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stance on religion and incarceration, does it mean a major shift in Bentham's thinking? Based on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Panopticon design pla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esign process and ideas of the Panopticon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Bentham's epistolary manuscripts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British prison reform.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first version of the scheme presents Bentham's ideal conception of the spatializ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urveill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power, which is applicable to prisons and other building types. The new vers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a compromised architectural program that departs from the principle of surveilla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and society. However, Bentham's position has not wavered, shying away from some of the principle topics and even hiding changes in the drawings.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complexity of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expressing design ideas and evolution,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of placing architectural drawings in a specific socio-cultural context, and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connection between images and ideas.Keywords：Panopticon, Bentham, Architectural drawings, Architectural Ideas.1787年，边沁提出了全景监狱的构想，从建筑中心的检察室可监视全部犯人，犯人被单独拘禁在牢房内起居、工作。1791年的新方案又进行了大幅修改，尽管在图纸上维持了圆形轮廓与环状布局，但舍弃了检察室，并教堂、囚室的设计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否意味着边沁在宗教、监禁等方面的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文以试图基于两版全景监狱设计图，结合边沁的书信文稿与英国监狱改革的历史背景，通过比较研究，分析全景监狱的设计过程与思想。边沁出生于1748年的伦敦，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便一直从事法律行业，并担任了林肯律师学院高级委员（Bencher of Lincoln's Inn）。1770年代，他开始对法律职业失望，认为法律制度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律师的利益与其客户和公众的利益直接对立。《监狱法案》（Penitentiary Act, 1779）激起了他对监狱的兴趣，他对法案颁布前的草案大加赞赏并提出诸多建议，但这些建议大多石沉大海。[1]直到边沁从弟弟塞缪尔·边沁（Samuel Bentham）那里获得了灵感，二人开始筹划一种新的监狱建筑。1. 1787年方案：将权力机制空间化的普适模型对于全景监狱的概念起源，边沁毫不避讳地表明这来自工程师弟弟塞缪尔。作为一名前英国海军的工程师造船师，塞缪尔于1780年前往欧洲大陆考察后移居俄罗斯，为海军建造船只并训练水手和工匠。这些工人既缺乏纪律也不够勤奋，管理者急需一种更好的培训与监督方案，这或许是全景监狱的最初构思——一座新型工厂。[2]1785年，边沁在探望塞缪尔时，发现这一建筑构思十分契合他的治狱思想。同时，《监狱法案》所计划的两所国家监狱一直未能建成，边沁便开始着手完善新监狱的构思，尝试说服英国政府实现他的宏伟计划，即全景监狱。据边沁的描述，这座圆形建筑分为三个部分：外侧的牢房（Cell），中心的检察室（Inspector’s Lodge），以及二者间的环形区域（the Intermediate or Annular Area）。牢房区域共有四层，每层有48间囚室，囚室间的隔墙沿着直径延伸至检察室。囚室外侧设有大窗，内侧为铁质格栅。每两层牢房为一个单元，下层牢房的进深更大，差额部分为穿越隔板的上层走廊。环形区域并不是上下贯通的，其地坪与层高与两层牢房相同，设有联接上下层牢房的楼梯，并布满囚室间的隔板。中心的圆形检察室共有两层，是检察员的工作与居住场所，底层的地面比牢房高出4.5英尺，这样每个检察室可以监视两层牢房。[3]福柯称其为“……笼子、小舞台，其中每个演员都是独立的、可见的”[4]，囚犯被单独监禁且被随时监视。（图1，图2）
图 1：1787年全景监狱方案立剖面图，平面图 （图片来源：UCL Bentham Project, 119/125/001, 119/126/001）根据边沁的描述，牢房的窗户应与房间尺寸相同，以获得最大的采光，与图纸有所出入 
图 2：1787年全景监狱方案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全景监狱实行的是“绝对监禁”，犯人任何时候都被监禁在单人囚室内，同检察室一样，囚室是工作与居住场所。首先，囚室间的隔墙被延伸至铁栅外几英尺，监狱内也完全禁止交谈，以阻断犯人间任何形式的交流。其次，为了满足功能要求，囚室内均设有自来水管与污水管。边沁认为相比于狱警运送必需品与污物，机械装置不仅更便宜，而且更加清洁，能够避免污物引起的疾病传播。床也被设计为可翻转并固定在墙面，以便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劳役。[5]对犯人的全方位监控，分解了“观看”与“被观看”的统一机制，并囊括视觉与听觉两个层面。监狱的采光全部来自牢房的外窗，阳光通过外窗照亮牢房并传递至检察室，由此犯人无法看到检察室内的情况。检察室的每个窗户外都设有小灯，通过反射镜可将光线引导至牢房，这样单向的监视便从白天延长至夜晚。为了确保这种单向性，边沁还在检察室窗户上安装百叶；沿着直径方向在检察室内垂直设置两片轻质隔板，以防透光。对犯人的监听依靠“锡制声筒”系统，每间囚室均设有一个单独的管道，同往并汇总于检察室。“通过这种工具，一个人的低声细语也会被听到，尤其将耳朵附在声筒上”[6]。借助声筒，检察员还可以从远距离对犯人下达指令，也避免了其他犯人察觉到这些谈话。边沁设想了一种监视原理，全景监狱可以凭借最小的成本，实现对大量犯人的管控。对于管理者，身处这座“看而不被看”的装置中，便可以悄无声息地掌握全部犯人的即时动态。边沁甚至希望在支付一份工资的情况下，居住在此的家庭人数越多越好，因为“在与外界隔离的环境中，他们都会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将目光投向监视的方向……一个有限但有趣且多样的场景” [7]。对于犯人，他们始终感觉自己正在被监控检查，检察员显得无处不在。甚至可以通过顶部增设连廊，将数个全景监狱相连，由一个检察员负责多个监狱。即使检察员不在场，也会有隐形的权力约束着犯人的行为。在全景监狱中，监控的来源不再是检察员而是建筑本身。罗宾·埃文斯（Robin Evans）称其为“反功能性的”，即不再“服务于或回应于使用者……全景监狱影响着使用者，而不是受使用者的影响”[8]。福柯从权力角度，将全景监狱视为一种特殊机制，它使权力从个人转移至对身体、人的可见性、光线、目光的分配上，这种分配的内在机制能够制约每个人。[9]建筑从作为物质空间的场所，转变为一台释放权力的机器：权力的来源不再是特定的某个人，而是建筑的运作机制，视线、光线是其权力行使的既定路径。基于这种原理的全景监狱，就是对权力机制的空间化。边沁从未将这种机制局限于监狱，将其视为一种普适性原则。一方面，这种构思本就源于工厂，被边沁转移应用于监狱。另一方面，边沁始终强调“它适用于所有能在建筑空间中运转的机构，在机构中的人能够被监督审查。无论其目的有多不同，甚至相反……如：死囚监狱、看守所、感化院、教养院、劳工收容所、工厂、医院、学校。”[10]因此，初版方案就是将权力机制空间化的普适模型。2. 1791年方案：全景监视的消失 1787年前后，边沁将全景监狱的稿件从俄罗斯寄往伦敦，以期该计划能得到广泛传播，尽管得到了些许赞赏但始终未能出版。1788年回到伦敦后，全景监狱计划暂时被他搁置了，转向编写法典并陆续出版了关于立法原则、当局政策的书籍。直到1790年，全景监狱计划得到了爱尔兰财政大臣约翰-帕内尔（John Parnell）的肯定，边沁重新将其作为实现抱负的工具。边沁最初并不想负责监狱建设或日常事务，他更享受构想方案的过程。最终在1791年初，边沁致信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决心担任国家监狱的承建官（contractor-governor），并在塞缪尔与建筑师威利·雷弗利（Willey Reveley）的协助下完成了第二版方案。[11]从图纸来看，整个建筑为嵌套在一起的两座塔楼，塔楼间为环形井（annular well）。外部塔楼仍为牢房区域，从四层增至六层，将每两间单人囚室合为一间多人囚室；所有囚室进深均相同，每层均有一条窄走廊；七层为水箱与杂物间。环形区域被改为上下贯通的环形井，顶部为采光通风的开敞天窗。内部塔楼分为上下两部分：检察室被压缩至下部，仅作为休息室与接待室；上部增设礼拜堂，环绕两层阶梯楼座。内部塔楼的中心为中央井，上下贯通以满足采光通风；外侧环绕三条环形检察廊（inspection-galleries）取代了检察室的监视任务，每条检察廊可监视两层牢房并与之错层布置。（图3）图3： 1787年全景监狱方案图纸（图片来源：Bentham, J. Panopticon: Postscript; Part Ⅱ[M]. London: T.Payne, 1791） 图 4：据边沁所述的1791年全景监狱方案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5： UCL藏1791年全景监狱方案剖面图 （图片来源：UCL Bentham Project, 119/119/001, 119/121/001）未体现“死亡区域”与地下通道，采用了环形飞梯的楼梯设计 奇怪的是，边沁对新方案的描述与解释，同图纸有很大出入。由于“礼拜堂占据了大部分内部塔楼……无法容纳所有需要住宿的人”[12]，边沁在牢房区域增设了“死亡区域”（dead part），进深被延长至突出立面20英尺以减少对牢房的占据。此外，为了尽量减小对犯人的干扰，边沁否定了环绕整个环形井的飞梯，而是集中布置在“死亡区域”前；并在检察室下方设置一条同往院子的地下通道，取代旧方案中占据牢房的出入口。（图4）《后记》（Panopticon: Postscript, 1791）与伦敦大学学院的图纸，均未体现上述变化。（图3，图5）
新方案中对犯人的观察从检察室转移至三个环形检察廊，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全景监视原理。在旧方案中，不仅犯人们感觉自己随时被监视，而且这种即时的全景监视能够在检察室里实现。在新方案中，没有一个位置或房间能够同时看到所有囚室，在不增加狱卒的情况下无法全景监视，只能在检察廊中不断地巡视。检察廊还增加了被发现的风险。尽管同样利用光线制造视差，并将检察廊内部全部漆黑，但不论从下方陡峭的梯子还是侧面的普通门，都很难不被察觉地进出检察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不是全景监狱了。（图6）边沁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权宜之计”[13]，用“检察灯笼”（图7）来替代雷弗利设计的检察廊，尝试重新“占据”中央位置，但它仍无法彻底复现监视原理。检察员无法不被发现地进出灯笼；发现情况后无法隐秘地发出警告或通知同事；教堂的存在注定会阻碍观察部分囚室的视线。即使采用了“检察灯笼”，它也更接近对监视原理的形式还原，难以形成机制的复现。此外，教堂的设立、单人囚室改为多人，均与旧方案的立场相左。作为思想表达的媒介，设计图纸的变化是否意味着边沁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为此，有必要回顾英国监狱改革前的状况，以及改革家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为代表的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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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检察廊视线分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按照156°水平视角计算，每两层检察廊需要5名狱卒才能完全监视 | 图 6：“检察灯笼”草图（图片来源：UCL Bentham Project, 119/119/001） |
3. 18世纪英国监狱改革：霍华德与《监狱状况》监狱没有保持清洁，水泵失灵，没有定期供水。男女犯、轻重犯之间没有适当的隔离。大量被判无罪的犯人被拘留以牟利（在狱中提供的各种服务通常会被征收费用）。被判处苦役的人则无所事事。地板是石头的，却没有被褥。监狱里出售烈性酒。新人囚犯被抢劫、剥光衣服或虐待，以换取钱财。囚犯无法合理地使用日间休息室。地牢被用作待宣判囚犯的住宿室。病人没有专属房间与床铺，或任何特殊照顾。监狱没有浴室，没有宗教服务。守卫们不住在监狱，罪犯被任命为狱卒。每天有两便士的面包，但每周只送两次，且重量不固定，一些囚犯几乎被饿死。[14]这是1783年英国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对都柏林监狱的记录，环境肮脏、管理无序、犯人混杂是当时英国监狱的普遍状况。他在1773至1790年期间访问了数百所英国和欧洲监狱，并出版了四版《英格兰与威尔士监狱状况》（The State Of the Prisons In England and Wales）。这些监狱多为小尺度建筑，在外观上与公共建筑无显著区别。它们普遍位于城市边缘，与其他公共建筑相连或被纳入其中；绝大多数与城市中最常见的住宅类型相似。[15]渗透性是这些监狱的弊病所在。一方面，监狱往往受到外部世界的渗透：街道上的商业活动轻易地延伸至监狱内部，富裕囚犯可以购买商品，而贫困囚犯则在铁栅内向行人乞讨。另一方面，监狱内部也未能有效隔离不同罪刑、性别的囚犯，恶习和不良风气轻易传播。监狱守卫的关注点通常是监狱的边缘而非内部——即监狱的出入口，控制对外的交易是其牟利的重要手段。出于对犯人的人文关怀，在《监狱状况》中霍华德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监狱改革的建议，他对监狱卫生、劳役、宗教感化、监禁的认识完全是开创性的。其显著特点是禁止放荡的恶习，将囚犯彼此分开并阻断狱卒与囚犯之间的利益输送；卫生环境得到大幅改善；限制了泛滥的私刑；结束了与街头的自由贸易，监狱变成了秘密的禁闭机构。卫生是建筑设计的首要考量。当时的犯人饱受“监狱热”（Goal fever）的肆虐，个别年份的致死人数超过了绞刑，病菌甚至通过囚犯传至法庭，曾导致法官、律师等四十多人高烧死亡。[16]他建议选址于干燥、近河流的高地，将囚室底层架空，以减少疾病传播、便于清洁且利于通风；各监区配备单独的水泵、水管、浴池以及烘衣服的火炉，防止病菌传播并烘烤杀菌，同时要求囚犯们定期洗澡更换被服。[17]（图8）
| | 图 8: 霍华德构想的监狱平面 （图片来源：Howard, J. The State of the Prisons in England and Wales [M]. London: William Eyres） |
除了身体，霍华德同样关注对犯人精神道德层面的教化，工场与礼拜堂成为监狱重要组成部分。犯人每天应工作十个小时以免游手好闲，首要目的是培养勤劳的习惯而非产生利润，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做好准备。他强调监狱必须设有礼拜堂，定期进行祷告与教诲，治疗灵魂的牧师就像治疗身体的医生一样重要。[18]更为重要的是霍华德发展了一套新的管理章程，其首创的单独监禁制度在当时甚至被认为是惨无人道的。他认为“如果不对监狱的经济和管理给予应有的重视，任何设计都无法确保它不成为邪恶、疾病和痛苦的温床” [19]。首先，他提出对犯人分类管理与隔离制度，将不同性别、罪行的犯人分区管理。其次，禁止狱卒向犯人售卖任何物品或敲诈勒索，避免其偏袒富裕的囚犯。此外，治安法官（magistrate）应负责监狱的监督并向法官汇报，至少每两周访问一次，检查囚室并与囚犯交谈。《监狱状况》中的狱政思想同样深刻地影响并体现在立法层面，成为主流社会的共识。1779年《监狱法案》提议将监禁作为死刑或流放的替代刑罚，并转向对个人灵魂的新关注：“惩罚不仅是威慑他人的手段......也是改造个人并使其养成工业习惯的手段”[20]。值得注意的是，“Penitentiary”原指修道院的牢房，专为有罪的僧侣忏悔的场所，如今作为一个新术语被引入司法领域。[21]这正是霍华德的立场：倡导单独监禁、劳役和宗教教诲的监狱制度，坚信工作和纪律能够推动犯人的改造。霍华德的建议与初版全景监狱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性，但二者在思想与立场上有显著差异。监禁方面，尽管都赞同单独监禁，霍华德倾向夜间单独监禁，而边沁推崇全天候的“绝对监禁”。单独监禁目的也完全不同，前者立足于中世纪的宗教传统，希望通过单独监禁促进犯人反思，避免犯人间的暴力冲突与恶习传播；边沁出于安全管理考量，更彻底地审查犯人，完全阻断犯人间的交流以防越狱、暴动，他认为“每个监狱都应该设计成安全羁押与劳动的场所” [22]。简单来说，囚犯在霍华德的牢房中可以独自反思、忏悔自己的罪行；在边沁的牢房里只有工作。4. 从理想模型到建筑方案：图纸背后被隐藏的思想对边沁思想的考察需要从两版方案的变化入手，主要体现在教堂、囚室、死亡区域，思想上对应宗教感化、单独监禁、安全结构的立场。在此之前应当明确一个前提，即两版方案在性质上的差异：旧方案作为书信、出版物，是边沁天马行空的自由创作，旨在宣传新的思想理念；新方案是以建成为目的的建筑方案，边沁作为承建商投入大量金钱与精力，同政府展开了长达20余年的游说与交涉，必然受到更多的桎梏。4.1. 教堂教堂的介入是同旧方案立场的最大冲突，即对宗教感化从否定转为接纳，但边沁始终将劳动视为改造犯人的首要方式。以霍华德为代表的社会主流观点，秉持着对罪犯身体与灵魂的同情与关怀，反映在对卫生与教堂的强调。他认为惩罚的首要目的是灵魂改造，宗教感化必须始终优先于劳动生产 [23]。相反，边沁坚持将工作作为衡量改造的标准。他不相信对灵魂与道德的感性判断，坚持通过工作这种绝对理性的标准来评价改造的有效性：“我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方法能让人的性情得到判断……我不知道有什么检验改造的标准能像他们工作数量和价值的提高这样简单或肯定。” [24]从建筑上看，教堂的设计似乎并不专门用于犯人的宗教感化。环绕的两层阶梯楼座是供参观人员使用，犯人们只能在囚室内做礼拜。此外，由于检察廊的遮挡，并不是所有犯人都能看到牧师的位置，只有特定楼层和区域的囚室才有较好的视野。（图9）这种矛盾导致宗教感化难以顺利实施，教堂的象征性和宣传性远大于实用性。边沁在《后记》中详细阐释了监狱各个功能和变化，教堂一节却寥寥几笔，讨论的内容也有意避重就轻。他主要讨论了教堂的布局与视线设计，对宗教感化只字未提。对于将教堂安置在中心位置这一重大改变，仅解释为“如果将中央空间填满，会阻挡视线和声音”[25]；事实上这一变化，丧失了一个能够监视所有囚室的位置，导致全景监狱名存实亡。与之相反，边沁对劳役有详尽的构想，包括劳动的种类、时间、环境等方面，甚至引用了经济学理论来追求效率与利润。他认为 “在不损害健康的前提下，要从每个人身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工作量” [26]，形成的利润能够满足监狱开销而不再需要政府拨款，延续了旧方案的立场。边沁毫不掩饰对劳役的追求，却有意避开对宗教感化的讨论。即使教堂在空间上占据了核心的位置，他也未能解释的设计合理性、拒绝承认在监狱中的重要性，更像是一个迫于政府或社会压力而加入的元素。
4.2. 双人囚室在新方案出炉前，同为单独监禁倡导者的霍华德就已改变立场。在对犯人进行观察调研后，他认为长时间的单独监禁是危险且不人道的：“我希望所有囚犯都有单独的房间；因为数小时的思考与反省是必要的……这种惩罚对心灵的净化是迅速的，恐惧使罪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长此以往，这种净化可能会消失，继而罪犯变得麻木”[27]。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霍华德仍被视为单独监禁的开创者而遭受口诛笔伐，不难想象当时社会上反对意见之强烈。虽然新方案转向了双人囚室，同样抛弃了单独监禁，边沁却又毫不留情地讥讽了霍华德的观点。“霍华德认为两三天的独处比长时间更好，那么为什么还要斥巨资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机构来满足如此短暂的需求呢？……让空虚的心智成年累月地自我摧残，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结果吗？”[28] 他将囚室人数变化归结为经济与劳役因素，即有利于节约建筑成本与空间、展开多人协作类的工作。（图10）要求从年龄、性格、能力等方面对犯人仔细分类，每间囚室人数不得超过四人，并仍旧施行禁止离开囚室的“绝对监禁”。边沁些许自负地表示，基于上述原则与监视原理的高效力，多人囚室相同能够达到单人囚室的效果，即消除社交引发的恶习传播和越狱。[29]在单独监禁的问题上，边沁对犯人鲜有霍华德那样的人文关怀，因为他们追求的分别是社会与犯人的利益。霍华德将罪犯视为享有基本权力的人，基于对监狱、罪犯的长期走访调查，想要保障他们的生存环境。而边沁将犯人视为劳动力，认为犯人应弥补其罪行所造成的社会损失，他试图通过改变法律环境，避免犯人因私刑泛滥或环境恶劣遭受不必要伤害，从而保障国家与社会的最大利益。尽管对多人囚室解释并不充分，但边沁支持单独监禁的立场未曾改变。
| | 图 10：塞缪尔·边沁设计的多人劳役机械（图片来源：UCL Bentham Project, 117/024/02） |
4.3. “死亡区域”增设“死亡区域”，从建筑设计角度看是合理且有必要的。一方面如边沁所言，容纳管理、宗教、医疗人员住宿，顶部平屋顶用作休憩露台，对外的位置也便于访客进出与后勤补给。[30]另一方面，“死亡区域”连同地下通道解决了旧方案的安全缺陷，即管理人员是被囚犯包围的，一旦发生劫狱或暴乱，他们将完全暴露在危险中，即1780年暴民闯入纽盖特监狱（Newgate Prison）的状况。或许这并非边沁的本意，但“死亡区域”的加入形成了三重权力结构，并将权力转移至监狱外。菲利普·斯特德曼（Philip Steadman）将“死亡区域”的命名解读为：缘于“它没有通往内部的窗户”[31]，可被理解为“盲区”或“死角”。这时，典狱长无法观察囚室的情况，他仅对检察室或狱卒负责，行使权力的方式为下达指令，或通过地道对检察室进行突袭检查，形成了“典狱长-狱卒-囚犯”三层单向的权力结构。正是由于无法直接监视监狱内部，“死亡区域”被隔离在监狱与监视系统之外，而监狱的权力也从建筑的几何中心转移至外部。新方案的三份图纸均隐藏了“死亡区域”，将平面虚假地绘制为旧方案的圆形，很大程度上是对监视原理的隐喻。从图像上看，真实的平面更复杂、具体，更像是功能或环境影响的呈现；圆形作为简单纯粹的几何形式，更易表达思想理念，能够直观、抽象地反映监视原理及其普适性。（图11，图12）在边沁的写作中，也体现了相同的意图。如前所述“检察灯笼”的构想，同样是对监视原理在形式上的还原，却不满足隐蔽出入等其他要求。此外，不论在《后记》或写给首相的信中，边沁都在宣传监视原理的普适性，希望着手“将监狱改造成学校”[32]。因此，对“死亡区域”的隐藏体现了边沁对旧方案那种理想模型的追求，目的就是从形式上还原监视原理，便于人们直观地理解、应用与传播。综上所述，我认为并非边沁思想的转变导致方案的变化，更多的是在外部压力下，为了使方案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而采取的调整。与之相反，边沁依然坚持旧方案中的大部分立场，在图纸接受妥协的同时，将它们隐藏在写作之中。
| 图 11： UCL藏1791年全景监狱方案两版平面图 （图片来源：UCL Bentham Project, 119/121/001, 119/120/002）牢房与楼梯并未按《后记》描述布置，应该为早期的过程方案 |
| 图 12：加入“死亡区域”的平面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
5. 小结诚如关于全景监狱唯一专著的作者珍妮特·森普尔（Janet Semple）所言，“边沁毕生的思想通常被认为始终如一，他的诸多著作也证实如此” [33]。初版全景监狱作为监视原理、权力结构的空间化，是边沁理想化构思的原真呈现；而新版方案是在现实环境限制下的建筑方案，尽管在设计图纸上进行了妥协，但边沁对监视原理原真性的追求并未动摇。然而，视线的畅通必然会导致建筑空间的浪费，也无法保障紧急情况下中央检察室的安全，因此监视原理不能被简单直接地空间化为圆形平面，需要进行某种转换并诉诸于其他平面形式。设计思想与现实要求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全景监狱的失败，1813年内政大臣亨利·爱丁顿（Henry Addington）最终否决了全景监狱的建设计划。本文希望借助全景监狱的案例研究，强调建筑图像复杂性，以及与文本互动的必要性。图纸不仅是表达和传达思想的媒介，还是建筑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性工具。这意味着可能会受到建筑生产的参与者、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图纸所体现的思想很可能与设计者的初衷存在偏差。因此，有必要将图像回归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借助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更好地把握设计者的真实意图。通过全景监狱案例的分析，以期深化对图像和思想之间复杂联系的理解，及如何通过建筑图像与文本的相互作用来探索其深层内涵。原文发表于“2023年第十届世界建筑史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 Semple, J. Bentham's Prison: A Study of the Panopticon Penitentiary[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46-48. [2] Steadman, P. Samuel Bentham 's Panopticon. Journal of Bentham Studies[J], 2012(14). [3] Bentham, J. Panopticon; Or, the Inspection-House[M]. London: T.Payne, 1791:5-19. [4] Foucault, M; transl. by Sheridan, A.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5: 200. [5] Bentham, J. Panopticon; Or, the Inspection-House[M]. London: T.Payne, 1791:5-12. [6] Bentham, J. Panopticon; Or, the Inspection-House[M]. London: T.Payne, 1791:8. [7] Bentham, J. Panopticon; Or, the Inspection-House[M]. London: T.Payne, 1791:23-24. [8] Evans, R. Bentham’s panopticon: An incident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chitecture[J].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Quarterly, 1971(vol. 3): 21-37. [9] Foucault, M; transl. by Sheridan, A.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5: 202. [10] Bentham, J. Panopticon; Or, the Inspection-House[M]. London: T.Payne, 1791:2-3. [11] Semple, J. Bentham's Prison: A Study of the Panopticon Penitentiary[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95-110. [12] Bentham, J. Panopticon: Postscript; Part Ⅰ[M]. London: T.Payne, 1791:43-50. [13] Bentham, J. Panopticon: Postscript; Part Ⅰ[M]. London: T.Payne, 1791: 67. [14] Howard, J. The State of the Prisons in England and Wales 4th ed[M]. London: J. Johnson, C. Dilly, and T. Cadell, 1792: 206-207. [15] Evans, R. The Fabrication of Virtu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6. [16] Evans, R. The Fabrication of Virtu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95. [17] Howard, J. The State of the Prisons in England and Wales [M]. London: William Eyres, 1777:17. [18] Howard, J. The State of the Prisons in England and Wales [M]. London: William Eyres, 1777:40-77. [19] Howard, J. The State of the Prisons in England and Wales [M]. London: William Eyres, 1777:49. [20] 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 Statutes 19 Geo. 3, c. 74[Z]. 1779: 58. [21] Evans, R. The Fabrication of Virtu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20. [22] Bentham, J. Panopticon; Or, the Inspection-House[M]. London: T.Payne, 1791:34. [23] Semple, J. Bentham's Prison: A Study of the Panopticon Penitentiary[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76. [24] Bentham, J. Panopticon; Or, the Inspection-House[M]. London: T.Payne, 1791:55. [25] Bentham, J. Panopticon: Postscript; Part Ⅰ[M]. London: T.Payne, 1791: 52. [26] Bentham, J. Panopticon: Postscript; Part Ⅱ[M]. London: T.Payne, 1791: 96. [27] Howard, J. An Account of the Principal Lazarettos in Europe[M]. London: Printed for J. Johnson, C. Dilly, and T. Cadell, 1789: 169. [28] Bentham, J. Panopticon: Postscript; Part Ⅰ[M]. London: T.Payne, 1791: 24,32. [29] Bentham, J. Panopticon: Postscript; Part Ⅰ[M]. London: T.Payne, 1791: 21-42. [30] Bentham, J. Panopticon: Postscript; Part Ⅰ[M]. London: T.Payne, 1791: 43-50. [31] Steadman, P. The Contradictions of Jeremy Bentham’s Panopticon Penitentiary[J]. Journal of Bentham Studies, 2007 (9). [32] Bentham, J. The Correspondence of Jeremy Bentham, Volume 4[M]. London: UCL Press, 2017:227. [33] Semple, J. Bentham's Prison: A Study of the Panopticon Penitentiary[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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