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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文杨光治所写，谈了出版席慕蓉《七里香》的经过。在那年代，要出版一本书是多么困难啊！ 作者：杨光治 与谢非谈话照(左起：笔者、谢非，花城社长王曼、总编辑李士非、省出版局长罗宗海)。 一 事情发生在1986年7月，我在花城出版社诗歌编辑室工作的时候。 那时诗歌编辑室只有人口三丁：主任是罗沙，我当副手，还有一位年轻编辑。由于老罗年纪较大而且住地较远，每周只来一两次，因此经常由我“当家”。 一天上午九时许，我独自一人在室里看稿，突然，省委副书记谢非在省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罗宗海，本社的社长、党委书记王曼和总编辑李士非等人的陪同下走进来。我从未直接接触过这么大的官，于是连忙离桌迎接。那时，省出版部门的办公环境逼仄而简陋，省出版局、花城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挤在一座既无电梯又无空调的四层旧楼里办公。“花城”虽然已誉满全国，但“诗歌”等几个编辑室只能在楼顶天台临时搭建的几间小板房里分别栖身。室内既无舒适的软椅，也无泡茶的设备，所以，我既没有请谢非坐下，更没有向他敬茶，大家都站着。 谢非环顾周围后诚恳地说：“我是来看望你们，来听你们的意见的。花城社的工作条件不够好，你们的工作却很繁重，辛苦了！” 谢非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是一位大官，而我不过是一名小小的编辑，本来应当恭恭敬敬地说“感谢领导在百忙中亲自到来关心出版事业，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之类的说话来回应，可是却说不出口，因为我正深怀苦恼——— 当时，假大空的诗风已被广大读者鄙弃，“朦胧诗”已经红了一段时间，而举着“反英雄”、“反意象”的旗帜，打着“非非主义”、“海上诗群”、“莽汉主义”、“撒娇派”等旗号的数十个“后崛起诗群”正在迅速崛起，诗坛表面上一片兴旺，实际上光怪陆离。类似“你注射小便让天气进入黄海/人们一下窝囊起来”、“夜起太阳坠地有声，铸为生铁农具，令移筋接骨的方术在寅时开镰，削我腿中血孔如一息唇气灌笛荡肠，暗中撮舌，齐宣大音密语”之类的怪诗、玄诗纷纷出笼，令人们莫名其妙并叹息不已，还破坏了诗歌这种文本的形象。面对此情此景，身为诗歌编辑的笔者忧心忡忡，为了给诗歌“正名”，竭力寻找一些抒情真切、语言精美的作品来出版，终于在不久之前，辗转找到了台湾女诗人席慕蓉的诗集《七里香》。读后感到它大有出版价值，即向社领导申报出版。但由于当时海峡两岸仍处于隔绝状态，我们对席慕蓉的政治背景毫不了解，所以社领导对此无不犹疑；就算本社领导通过了这一选题，还须让出版局的科长、处长们审查批准才能送厂排印。那时候还未广泛地使用电脑，书稿送到印刷厂后，先要由工人从“字粒”架中逐一捡取，制版以后，三次送回出版社校对，每次校完又都要退回让工人再次捡字，因而出版周期往往超过一年。《七里香》这一选题的事我已上报了一个多月，但仍然无声无息，能否批准还是未知数，于是一腔牢骚顿时朝着谢非冲口而出： “条件不好、工作繁重我们都可以承受，但有些妨碍工作的条条框框却令人难以承受！” 谢非客气地要我说出来。 我即坦率地诉说：“一名想有点作为的编辑，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好稿自动飞来，而必须主动争取。一是主动'出击’，估量读者的需求和了解国内是否已出版过同类书籍之后，进而策划选题、选定作者并进行联系，为此甚至不远千里跑去约稿。二是主动引进，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我们应当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一旦发现海外和港台地区的好书，就应当迅速拿来。可是，根据目前的规定，选题必须在前一年的年底由出版社向出版局申报，出版局进行审查是必要的，但是时间拖得太长，起码要到次年二、三月才批复，这就延误了时机。还有，如果是编辑主动组稿，稿件一旦被否决，我们将失去信用，还必须向作者赔偿损失……这些事情都令编辑和出版社领导人感到头痛。” 谢非说：“你的意见很好，海外和港台地区的好书应当引进，有关部门审查选题应当尽可能迅速，但有的选题需要慎重研究，这会耗费多一些时间。” 他不愧是领导人物，回答周密而得体，语调淡定而温和。缺乏涵养的我却情绪冲动，马上“放炮”：“我们的每个选题，都是经过相关编辑人员认真考虑和经编辑室集体研究的。我们这些人都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眼光！” “是的，我们都知道花城社编辑的素质较高，所以这几年出了不少好书。可是为了避免和减少差错，有些选题在出版社同意后还必须由有关部门再次审查。可能是由于有关部门人手较少而延误了一些时间，希望你们理解……” 大概他还要继续说下去，但我却顾不上礼貌立即反驳：“这不能成为理由！多邀请一些有经验、有水平、有较高思想觉悟的社会贤达或离退休人士来审读，不就解决了么？” “你这个意见很好，”他答。跟着转向陪伴身旁的省出版局领导人说：“你们要认真研究，认真处理。” 我仍不肯罢休，继续说：“现在，出版社每年出版多少本书，上级都有明确规定，这很不合实际。那些编辑能力较弱的出版社为了不浪费书号，可能会出一些水平不高的作品，滥竽充数；那些策划和组稿能力较强、较有影响的出版社，可能会因为书号不够而将好稿拒之于门外。如果想增加书号，必须申请，程序相当麻烦，这就增加了出版社的工作负担又拖延了时间。” “这个问题也很值得注意，我们会向有关部门反映。” 我还有话想继续说，这时，一位陪同人员却说：“谢书记很忙，他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的。”谢非伸手与我握别后，随即全体离去。 “欢迎谢书记以后多多光临指导！”我半开玩笑地说了这一句便重回桌子前工作。 二 此事迅速在社内流传开来，说我杨某人“唾沫横飞，'顶撞’谢非”。午餐时，几位同事向我了解，我如实地说了出来。其中有人对我说：“你这个小小的编辑室副主任敢与高级大人物顶撞，这是典型的犯上，不怕产生不妙的后果吗？”我答：“其实不是有意顶撞，只因为一时激动，忘记他是大官了。我对他说的都是实话，都是为了搞好工作才说的，不吐不快。副室主任算什么？不当也无所谓！”———这也是实话。 然而我却没有因“犯上”而倒霉。当天下午，社领导有召，我以为是去接受批评和去听取撤职处分的决定，可是听到的却是赞扬：“上午，你说了一些我们不便说的话……”过了个多月，室主任罗沙离休，我被升任为室主任；五年后还升任副总编辑、副社长———这是后话。 几天之后我看到了照片，才知道本社一位工作人员将当时的场面拍摄下来了。照片中的谢非手拿摺扇，神态安详，很有风度；而我这个小人物却凶相毕露，显得毫无教养。至于当时是否真的“唾沫横飞”或只是偶“飞”一二，自己也不知道。 与谢非对话后不几天，《七里香》即获得批准出版，封面设计、印刷、校对工作也很顺利。我还特意撰写《流泪记下的微笑和含笑记下的悲伤———读〈七里香〉》一文投到《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发表，产生了很好的宣传作用，1987年2月该诗集问世后很快形成销售热潮，连续重印多次。我兴犹未已，又托人在香港找到了席慕蓉的《无怨的青春》和《时光九篇》先后出版。过不久，偶然在一份香港文学杂志上读到了被誉为“诗魔”的台湾诗人洛夫的《边界望乡》，被其强烈的思乡感情和深厚的艺术功力吸引，虽然知道他是台军的退休中校军官，也忍不住撰写了《奇异、鲜活、准确———浅论洛夫的诗歌语言》一文予以评介，还趁他首次踏足广州之机当面组稿；并向社领导提出“如果作品有政治问题，由我负全责”的“慷慨”承诺，推出他的分类诗选《诗魔之歌》。 就这样，我率先在大陆地区推出了这两位台湾著名诗人的作品，在诗坛和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 几个月后，我参加陈芦荻、黄雨、曾敏之、刘逸生、韦丘等诗坛前辈茶聚时，有人问及“唾沫横飞”的事，我也如实述说了。他们一致对谢非持赞许的态度，说我“幸遇明君”，获得谢非“关照”。是否这样？我不敢肯定，但对这位大人物深入下层、毫无官架子、胸怀宽广的美德，却从未忘怀；还感到，他后来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国家级的领导人，实属理所当然。———这种思绪在我心中隐藏下来，直到他逝世十六年后的今天，才通过敲击键盘示众，所以这同样是实话，绝非着意“拍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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