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鹏: 回忆国民党灵甫号驱逐舰官兵起义

引子

＊本文摘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作者谢飞鹏。原标题《回忆国民党灵甫号驱逐舰官兵起义》。为避免不必要误解，《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出版时间为一九八五年四月，特此说明。

正文

(1）写在前头

“灵甫号”是国民党海军的一艘新型护航驱逐舰。它原属英国皇家海军举世闻名的“猎取级”（Hunt class）的舰型，排水量1000吨。它有较现代化的枪炮、雷达、航海、电讯、防潜等仪器设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编属皇家海军第二十一驱逐舰队，有过击沉击伤德国海军潜水艇各一艘的战绩，并参加过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根据中、英两国政府协议，在英国普利茅斯军港，和巡洋舰“重庆号”一起移交给国民党海军。

“重庆号”巡洋舰

“重庆号”作为赠送，而“灵甫号”则作为租借，借期五年。

“灵甫号”驱逐舰

本人是一九四五年派赴英国学习海军军事技术成员之一，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在“灵甫号”任枪炮雷达军士。现将我们接收该舰回国后的所见所闻以及我们舰上的七十三名官兵在香港起义的情况，作如下的回忆，留作史料参考。

（2）从国外归来

一九四五年的夏天，正值抗日战争的后期，我们这些从各个战区流亡到战时陪都——重庆，并就读于各大专、中学的学生，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存亡，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赴英国接舰参加抗日战争学兵总队”的行列，于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分批从重庆和上海出国，被派赴英国皇家海军各军种军事专科学校，接受二至三年专业学科的学习。根据中、英两国政府的协议，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在英国营利茅斯军港正式接受战舰“重庆号”巡洋舰和“灵甫号”驱逐舰。这将是国民党海军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大的海军实力。

五月二十六日在“重庆号”上校舰长邓兆祥和“灵甫号”中校舰长郑天杰的率领下，驶向远东——我们祖国的东大门上海。我们战舰途经大西洋、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太平洋,一路上乘风破浪地前进，在从亚丁驶向哥伦坡及从新加坡驶向香港的航行中，遇上了两次八级以上的大台风，但丝毫也未能阻止我们前进。这次航程八千多海浬，历时近三个月。我们这批远离祖国数年的青年军人，无论是在英国皇家海军各专科军事学校学习的年月里，或者是在随英海军“本土舰队”、“地中海舰队”去西歇、地中海、北欧、非洲实习的日子里，总是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怀念着祖国和亲人，期望祖国富强昌盛。我们在英国的学习成绩突出，但同时也受到了英国的传统观念“军人不问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外住了几年，对国内的政治情况了解太少了。

(3）回国后的见闻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的傍晚，经过长途跋涉的“重庆号”和“灵甫号”驶抵了祖国的东大门——上海吴淞口。入晚，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中将带着一些人马登上了“重庆号”另一只炮艇靠上了我们的军舰，上来的竞是中尉艇长熊乘臣（他是和我们一块去英国接收八股炮艇的成员之一，比我们早回国一年）。老同学见面备感亲切，从他们口里我也了解到了婴打仗的消息，果然第二天我们就启航开向南京了。航行的途中，在“重庆号”后甲板上召集过两舰官兵训话，我们头一次听到了“国乱当头，要打共军”等等的词句，它就象汛期中混浊的长江水流向蔚蓝色大海一样，冲击着水兵们的心录。此后的二、三个月,“灵甫号”大部分时间是停泊南京、上海。我们最感到气愤的是，上海外滩黄浦江的码头，竞不准我们的军舰停靠，因为这些码头是奉献给美国海军专用的。更有甚者是,外滩的大楼建筑上飘扬着美国的星条旗，挂着“美国海军司令部”的牌子。这些都使我们这些青年军人感到愤懑。记得在英国时人家还称我们中国是“四强”呢1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国家仍然战火弥漫，人民依旧挣扎在死亡线上。南京当局在这时还搞过一次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连我们积蓄的一点点外币津贴，也不能逃脱洗劫之害。我们这艘小小的千吨级驱逐舰，额定载员是165人，而在回国后短短的三个月中，竞有三十多位同行，先后脱离了海军。为此，当局不得不赶紧从江阴海军训练管抽调了几十名新兵来补充。

一九四八年冬，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溃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把它手中的海军王牌——“重庆号”巡洋舰也投入战斗。“灵甫号”则停泊在南京下关的军用码头上，作为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御用工具。在南京停靠的二、三个月里，每天从早到晚都可以看到数不清的美制军用运输机群，满载着军用物资震耳地掠空而过。但再多的美援武器、物资，也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灭亡的命运。在南京，到处可见散兵游勇和溃退下来的伤兵。随着战局的恶化，“金圆券”大幅度贬值，物价一天三涨，人民怨声载道。人心所向，都在盼望共产党的到来。在这抉择命运之际，我舰的尚铺同志等与党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进行策反工作，播下了革命火种。

(4）“重庆号”起义后的影响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重庆号”在吴淞口外起义了，而作为重庆舰的妹舰“灵甫号”，当时正在江南造船厂进行大修。“重庆号”在二月初从东北战场败退到了上海，停怕在吴淞口外，放假的人每天都由交通艇在江南造船厂码头接送。二月二十六日早上，交通艇照常载送着度假的官兵去吴淞口，但中午，交通艇又载着原班人马回到了江南厂。这批人都是我们过去一块在英受训的同学，有人来到我们舰上说：“'重庆号’开走了！”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啊！当时国民党当局封锁消息，各种猜测油然而生。堂堂的七千吨的大巡洋舰怎么会如报纸所载的“通讯联络中断”呢？

“重庆号”起义

由于“重庆号”起义，国民党当权者慌了手脚。为了稳住“灵甫号”全体官兵的军心，下令破格给全体士官兵等晋升一级军衔，还特地在厦门等地办海军军官速成训练班，让舰上中、上士去深造，由上海海军第一基地负责组考。当时，考场设在伯特利医院（即今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的前身），考试时还来了一位海军少将监考，既笔试又口试英语，然后送虹口海军医院进行体检，真可算得上是郑重其事。海军当局怕这种提升加薪述不够保险，又特地把海军“长治号”军舰（当年日寇首脑冈村宁次使用过的旗舰，1600吨级的驱逐舰)，调来停靠在“灵甫号”的右舷，以防我们军舰也象“重庆号”一样插翅飞去。

“长治号”驱逐舰

（5）我们的出路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上午，“灵甫号”军舰奉命开赴广州。这次航行任务不明，但是能出海航行，这对受禁锢的水上健儿来说，无疑是个喜讯。当军舰从江南厂起航不久，我们很快发现这次航行是个大骗局。这天中午，我们舰驶出吴淞口外时，一艘英国海军的快速驱逐舰——“康巴斯号”（2000吨级，火力强，设备新，速度快）早已等候。按照海军国际礼节，我们用灯号表达敬意。在询问航向时，他们说是去香港，并坚持谦让要我们军舰走在前面。舰距只有几百米，两舰可用无线电对讲电话联系。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国民党当局与英国当局的暗中勾结，监视押送。这次航行的命令来得很突然，舰上的进步同志还未能与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就开航了。我清楚地记得在这次航行中的一个晚上是何鹤年上尉电讯官值更，不知为什么，舰只偏离了航线，英国军靓马上就发出了呼叫，可见对方是有警觉的。在途中有些人确实是考虑过效仿“重庆号”武装起义的设想，他们曾多次通过我舰四时后炮塔的观测镜,察看英国军舰的活动，发觉对手是有警惕性的。为此，大家权衡了力量对比以及我舰所处的战略位置，如果轻率的动手，可能会遭到重大损失，反而失去武装起义的可能性。三天后，我舰经过了香港，英国军舰并没有马上驶入香港，而是尾随我舰进人珠江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才发来了道别灯号。至此，“灵甫号”就停泊在广州沙面白鹅潭水城，它的位置正好处于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严密监视之下。舰上的官兵在这里又过了一段相当沉闷的生活。

（6）“灵甫号”在港被扣押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的一天，“灵甫号”接到了要护送海军第四基地司令杨元中将军到海南岛巡视的命令，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感到这是一个可喜的消息，认为这个航行的机会难得，因而流露出内心无法描述的喜悦。可是事与愿违，军舰没有朝海上前进而是转道绕人了香港军用船坞。按照惯例，军舰停靠码头后，加油、加水、补充物资是常事。可是数天来，不仅见不到有供应船来加油加水，当官的反而还命令我们将所有的炮弹搬出，送军械库进行复验。这种举动虽然符合海军常规条例规范，但是此情此景却是一种异常措施。黑暗的阴影笼罩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深知，一条再好的战舰没有足够的油水，就会象人没有脚一样行动不得；没有炮弹就算不上是军舰了。不多几天功夫真相大白，“灵甫号”被扣是因为英国当局预谋要收回这条舰（“灵甫号”系英方借与国民党海军，租借期五年，鉴于“重庆号”起义，他们要提前收回）。香港是个自由港口，消息比较灵通，“重庆号”起义的消息报导，既可看到，也能听到。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中，社会上各个方面都有人对我们表示关心使我们受到了鼓舞。

（7）重要的抉择

“灵甫号”是一般千吨级的驱逐舰，原来配备的军官有十名：上校舰长郑天杰、少校副舰长池孟彬、少校航海官刘耀璇、少校轮机长王民彝、上尉防潜官陈克、上尉电务官诃鹤年、少尉军需官颜鸣奎、少尉枪炮官鲁德恩、少尉防潜官胡道渊、少尉电讯官田虎荫。一九四八年底前，少校池孟彬、刘耀璇调到了国民党总统府升任中校副官、后又调来了一位叫何树铎的少校接任副舰长（此人也是留英学习的海军军官之一)，实际上只有九名官员。由于他们在英国海军军事院校留学时间较长，思想是较为开明的。另外在回国后几个月中，其它体系的军官也米来得及调上军舰，新提升的一批准尉也是本舰的上士，因而彼此熟悉。“灵甫号”在香港海军基地停靠了一个多月，在港内按照英海军建制规定生活，星期日举队检阅，也同样受到英海军基地少将司令的登舰视察，好象在英受训时一样。另外还特殊优待地给每个宫兵按英国海军编制等级发了半个月的外币军饷。这一切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是在香港这样一个辖属于英国的自由港口，可以不受国民党当局的约束，却使我们感到宽慰。我们这批由英国皇家海军训练出来的青年军人，照例可以享受类似英海军人员的休假制度，可以自由上岸去跳舞、看电影、探亲访友，能广泛地接触社会上各方人士，因此消息灵通。“重庆号”起义后在解放区受训的报导颇引起人们的关注。“重庆号”的王寿楹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导；共产党的军队横渡长江天险、沪宁战线全线崩溃等消息，都可以看到、听到。而更为可贵的是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和《华商日报》等进步刊物和一些关心我们的人，从各方接近我们，启发我们，舰上与地下党有联系同志也暗中鼓动，引导着我们选择出路。这时，首先是十名原去英国接舰时应招来的轮机雇员退了伍，干国际海员去了；另外有十多人悄悄地离舰它去。一时间，人心惶惶，何去何从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可供选择的道路有三条：一是去台湾，可以得到提升重用；第二是去干国际海员，可以享受比较优厚的待遇；第三条路是去解放区，但前途未下。在这个选择的关键时刻,我们舰上多数的下级军官和军士们，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据舰上曾与地下党进行策反的尚镭、高炳琪同志回忆说，当时他们已得到党在香港的负责人乔冠华同志的指示，军舰武装起义不成功，就要尽可能多动员人走，人是最宝贵的财富。面对严峻的现实，我和舰友涂荫华、陈双斌三人互吐了内心的向往。陈双斌说他日前回湖南探亲时，他的亲友，一位老教授说，如果他在香港有困难时，可以持教授的名片去找香港《华商日报》廖总编辑。一天晚上，我们三人来到港湾马路上的《华商日报》报社，由于有名片介绍关系，很快就受到报社总编辑座沫沙的接待。廖总编得知我们是干海军的，便向我们介绍了许多“重庆号”起义后的情况，还谈到他们也曾帮助一些空军及其它人员去解放区的事。他热情鼓励我们，讲述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同时也指出了新中国需要建设强大海军的道理，还说爱国的军人是有远大前途的，共产党是欢迎的，我们因而备受鼓舞。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工作，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在香港进步报刊等多种渠道的帮助下，在舰上尚镭等同志的策动下,我们舰上终于有七十三名官兵（分三批），都弃了坐飞机去台湾升官发财的利诱，也没有为享受优厚待遇而去干国际海员,在这关键时刻，毅然选择了“重庆号”战友的道路，走上了北上起义的道路。

（8）危险的征途

我们这些青年军人当初走到起义这条路上来，只是出于对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的厌恶和对新中国、新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个人前途命运的担心，而对于共产党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多数人还有些担心，到北方后，说不定要睡马路呢！尽管想法很多，但是出于一种新的期望，在有关组织的支持、帮助下，大家还是积极准备了起义北上。我们中有的人为了购买二百元港币一张的去天津的轮船票，不惜把自己值钱的衣物甚至珍贵的纪念品.（如订婚戒指）卖掉以换取港币。我们第一批走的有三十多人，在尚镭同志带领下，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登上了香港太古轮船公司开往天津的“北海轮”。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换上了便装，并约定上船之前，谁也不能打招呼，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嫌疑和麻烦。但是，那天下午开到船坞码头上来运送我们的出租汽车很多，连船上值更的军官也不得不避身于官舱，不便亲眼看着我们离去。在香港船坞大门口值勤的英国警察，也只是笑嘻嘻地问我们去哪里，我们回答说：“回老家”，他们挥挥手说：“Report to Mao！”（即到毛泽东那里去报到）。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连在香港的外国人也能体察到人心所向。上船后，我们坐在这艘货船统舱里的草垫上，心情还多少有些紧张，直到起航的汽笛响过之后，才感到轻松一些。出港后就是在太平洋的水域里航行，五月里虽说没有遇上台风,但颠簸的风浪也使船摇晃不已。同船的客商们早已陷入了晕船困境，他们都以惊奇的眼光注视着我们这些身强力壮，有说有笑、能吃能睡、对风浪等闲视之的年轻人。有的人忍不住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说：“回家去！”他们听后都哈哈大笑。

在这次航行中，我们结识了被香港资本家无理开除的七名纺织女工，还有受命赴任东北某大学的李铭慰教授夫妇等。船离港的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党组织很关心我们，特派《华商日报》记者陈中行同志暗中护送我们北上。

这次航行是十分危险的，如今回忆起来，还令人心惊。五月二十五日“北海轮”在北上驶经上海外海的海域航道上时，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国民党撤退的各种军舰及军用船只都来往于这个海面上，有时用肉眼也能看到这些舰只的轮廓。任何一只军舰如果要商船停靠，就连这艘挂着大英帝国航运公司旗帜的商船，也不得违令。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场面，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尽管尚锚等人曾暗中商量过对策，但我们毕竞是赤手空拳，奈何不得。所庆幸者，那些舰只没有靠近商船,我们平安地渡过了这异乎寻常的难关。五月二十八日的下午，“北海轮”驶进了南朝鲜的港口——仁川。这个港口建造很特别，它有一个类似船坞可以升降的大闸门，每一艘船只在驶入码头内停靠后，大闸门即行关闭，没有港口起闸的命令，任何一只船都不能出海。所喜的是在那里只停靠了一个晚上，上下客人和装卸货物。这一夜也是很不平静的，我们偷偷地在船舷看见美国军人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地来来往往；南朝鲜的宪警特务对上下船的客人进行了检查和恫吓，吵吵闹闹地不停。所庆幸的是他们没来我们统舱刁难。假使我们的行动被识破，那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好不容易度过了那个难忘之夜，次日早上，船就离港驶向我们的目的地——天津塘沽，这天已是五月三十一日。由于潮水及领港的关系，我们的船是六月一日傍晚停泊天津港码头的。“灵甫号”第二、第三批的同行，也是随后沿这条航道来到天律的。

（9）到达解放区的喜悦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的傍晚，“北海轮”正式靠上了天津港的码头。我们一行三十多位战友，都怀着紧张的心情，匆忙地整理好随身携带的衣物，准备接受海关查验。谁也不知道上岸后该怎么办。当我们列队上岸时，首先传来的是让我们跟着走，不要掉队，海关不检查的口令。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只见码头上已有不少热情的人前来欢迎，还有“欢迎灵甫舰海军人员起义来解放区”的标语，我们内心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接着天津警备区开来的大客车，把我们接到了天津警备区招待所，住上了三人一间配有沙发、电话的高级房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工作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们深受感动。几天来他们忙着招待我们洗澡、看京戏、游览市容。天津警备区的左参谋长还特为我们举行了宴会，热情赞扬我们正义举动。六月六日我们一行又被火车载送到了沈阳。在军区大礼堂受到了东北军区伍修权参谋长、张学思等首长亲切的接见，并举行茶话会欢迎。晚上又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以后几天，组织我们参观和游览了东陵及北陵等名胜古迹。不久，我们就到了鸭绿江畔的安东市（今丹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人民海军学校，与原“重庆号”的战友一块进行学习。我们都被安排在二大队八中队。

邓兆祥

在那里又见到邓兆祥校长、朱军政委，老同学再次欢聚，其心情的愉快是可想而知的了。

六月二十日，“灵甫号”起义官兵在解放区发表宣言，陈述起义经过，并向国民党海军官兵发出号召：“反动派的末日已经到来，全国完全解放的日子不远了。请你们快下决心，勇敢地站到人民方面来吧！”“鑫加新中国海军的建设吧！人民将如欢迎我们一样地欢迎你们。”

“灵甫号”起义的七十三名官兵是：尚镭、高光祚、张炳魁、曹助雁、陈淇川、张炳中、刘裕铸、高冲天、马光祯、张光均、陈能荣、宋绍成、徐天培、徐明增、黄杰、赵伯祥、赵松阳、李秉正、柏铭、包惠祥、吴汉光、虞世镇、王哲伟、舒起汉、黄正傐(hào)、陈双斌、崔志宏、王成勋、江文炳、甘正华、方志毅、练同铮、李守炳、陈公淳、夏涛、高炳琪、郑洪国、吴鸿山、裴伯平、熊俊安、田镜伯、乐礼鑫、杨刚、陶行健、孔守义、季喜文、裴爵三、涂荫华、彭治卿、谢飞鹏、赵家腾、廖景圣、况礼穆、葛洪达、冯广林、黄星浩、文光国、敬力行、叶琨、金北琅、吴家琪、胡金宝、张宗前、李世义、吕仲耘、刘建华、马廷梓、吴伯森、黄明海、庄万钟、张坡、崔华峰、马中心。

（10）一点感慨

起义归来已是三十五年前的历史，昔日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如今都已年过半百，白发苍苍了。我们这些人在党的长期教育培养下，都是不遗余力，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尚镭、江文炳、甘正华等已是高等院校的副教授了，还有更多的人在军事院校，在高等学校、科研等单位任主任、处长、工程师、讲师、科长等重要职务，遍及中南、西南、华北、东北、华东等各大地区，并受到了党的信任。我们这些起义者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要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的的大统一、大团结作出贡献。因此我们殷切地希望台湾军政界的老同学、老同事,“莫让流年随风逝，但愿友谊长相忆。”还我们共叙“同舟共济”往事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吧！

资料来源: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