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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日：“七律者何?”对日：“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蛭、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舍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可见伶州鸠是以武王伐殷时的天象与七律的产生相联系。这段文字，关系到周代七律的理解和认识，久已引起音乐史学者的注意。其中的武王伐殷天象，近年来更受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工作的重视。 上引《周语下》里的七律，三国韦昭注云：“周有七音，王问七音之律，意谓七律为音器，用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也。”认为七律乃七声音阶。 韦说既出，后人多从之。如1931年王光祈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音乐史》中指出，七律是由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官构成的七声音阶。1981年，李纯一先生提出新说，认为“伶州鸠所述的七律决非七声或七音。律为音名，声或音为阶名，两者不能混同”。此说发表后，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 笔者认为，伶州鸠所述七律，应是指七个律名即音名，而不是七声音阶。李纯一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这由下文的分析可以自见。 伶州鸠在应答周景王所询七律之前，首先对十二律各律的含义逐一诠释。诸如“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云云，多属牵强附会，并无音乐实践意义。郑祖襄先生对此已有详论，这里不再赘述。 随后，伶州鸠又将律吕、钟以及音乐的平和与为政之道加以联系。这时，周景王才问及“七律者何”。伶州鸠在对答中，将七律的产生追溯至武王伐殷天象，指出“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其结论是：七律的产生，源自于武王伐殷天象所形成的数字“七”，也即“以七同其数”。这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意味。 不过，如果我们剔除其中的迷信和附会成分，则可看到，伶州鸠同时在讲“声”和“律”，也即“以声昭之，数合声和”，“以律和其声”。可见他所讲的“声”与“律”是不同的。 在先秦文字中，五声、七音皆指音阶，已为大家所熟知。“律”字在先秦有两种基本的含义，一是指律管；二是指律名，如六律、十二律即是。伶州鸠所述七律，应该属于后者。这从他接下来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日羽，所以藩屏民则也。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以太簇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纣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赢内。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赢乱，所以优柔容民也。这里，伶州鸠依然在讲述乐律，并与武王伐纣事件紧密联系。从伶州鸠的叙说，可以抽绎出如下四律： 夷则之上宫，称之为“羽”： 黄钟之下宫，称之为“厉”； 太簇之下宫，称之为“宣”； 无射之上宫，称之为“赢乱”。 羽、厉、宣、赢乱四律，分别是夷则、黄钟、太簇、无射四律所对应的上、下宫的别称，也见于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羽字，裘锡圭、李家浩先生读为韦，曾律称其为韦音；厉即曾侯乙编钟铭文的刺音，乃周律名；宣即曾侯乙编钟铭文的宣钟，为姑洗的高八度音名；赢乱即曾侯乙编钟铭文的赢嗣，是无射的高八度音名。 赢乱与赢嗣同在无射律位，羽及韦音同在夷则律位，但曾侯乙编钟的厉、宣二律，不是在伶州鸠所说的黄钟和太簇律位，而是在太簇和姑洗律位。 伶州鸠对羽、厉、宣、赢乱四律也有释义，并且与他先前所讲的十二律中的有关各律互有关系。不妨加以比较： 夷则之上宫(羽)：“所以藩屏民则也。”(答七律) 夷则：“所以咏歌九则，平民无贰也。”(答十二律) 黄钟之下宫(厉)：“所以厉六师也。”(答七律) 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答十二律) 太簇之下官(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答七律) 太簇：“所以金奏赞阳出滞也。”(答十二律) 无射之上宫(赢乱)：“所以优柔容民也。”(答七律) 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答十二律) 可见他所说的七律与十二律一样，都是指的音律。这里姑且不论他对律名解释的附会，仅从所述内容看，他并未讲到宫、商、角、徵、羽以及变徵、变宫等七声，而是在阐释七律和十二律。显然，伶州鸠所述七律应属律名体系，而不是声名体系。 不过，伶州鸠仅述说了四律，并未讲全七律。从周六律有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和无射看，尚缺姑洗和蕤宾二律。至于七律所缺的另一律，今尚不知其详。曾国的七律是：黄钟、太簇、浊姑洗、姑洗、蕤宾、韦音(夷则)和赢嗣(无射)，其中浊姑洗比姑洗低一律，浊字乃仿楚律命名，其余六律均同于周六律。由此可证，伶州鸠所讲的七律，就是指的七个律名，亦即现代意义的音名。 现在需要讨论伶州鸠所述四律的上、下宫问题。 对于“夷则之上宫”，三国韦昭注云：“上宫，以夷则为宫声。”又云：“一日阳气在上，故日上宫也。”韦昭同时认为：“黄钟在下，故日下宫也。”“太簇在下，故日下宫也。”“无射在上，故曰上宫也。”虽然韦注并未给出确解，但可看出他是在谈论律名。 崔宪先生在研究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时指出，“所谓'上宫’、'下宫’，其实是某律的'低一律’或某律的'高一律’之意”。按照这样的认识，夷则之上宫，即比夷则低一律的林钟，其余便可依此类推。 这里笔者想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 我认为，某律之上宫或下宫，应属于先秦“之调”体系。之调称谓见于曾侯乙编钟铭文，如中，2.9编钟有“姑洗之徵，穆钟之羽”，中，3.7编钟有“姑洗之商，蕤宾之宫”即是。伶州鸠所谓“夷则之上宫”，当即夷则均的宫音，故韦昭“以夷则为宫声”是正确的。问题是，既然上宫、下宫均为宫音，那么上、下的含义和区别为何呢?从《吕氏春秋・音律篇》的有关记述，或可得到一些启发： 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 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由此可知，除黄钟本律外，上生即朝低音方向生律，下生即朝高音方向生律。这与“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的说法是吻合的。 关于上生和下生，陈应时先生曾做出正确论释，他说：“上生者，非'向上生’也，乃'以上生下’，即'三分益一’，由宫生出其下方纯四度的徵；下生者，非'向下生’也，乃'以下生上’，即'三分损一’，由徵生出其上方纯五度的商。”由此可见，上生即往下生出低音的律，下生则是往上生出高音的律。 以上所述表明，先秦时期音高的上、下含义，与我们今天的上行、下行正好相反。 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中的“下角”，也有助于理解伶州鸠所说的上、下宫。这里先举中一组编钟为例，将正鼓部铭文及测音结果表列于下： 中.1.10 宫角 E4-45 中.1.5 下角 E5-64 中.1.2 角反 E6+8再看中二组编钟： 中.2.10 宫角 E4-22 中.2.5 下角 E5-60 中.2.2 角反 E6-25十分显见，同为角音E，所在音区各不相同。宫角即角音(E4)，下角为宫角的高八度(E5)，角反为下角的高八度(E6)，由宫角到下角、角反，共有两个八度。低于宫音的角，或比宫角低八度的角音，曾侯乙编钟铭文称为“钼”。 另外，上举中.1.5编钟和中.2.5编钟均铭文“姑洗之下角”，表明为姑洗均之下角。这与《周语下》“黄钟之下宫”和“太簇之下宫”语例相同。 在曾侯乙编钟铭文里面，还有“下角”和“羽颟下角”的用法，这种下角是徵颟(B)和羽颟(#c)的上方大三度，即分别为#D和#E，可见下角同样具有上方音的意思。但此处的角、颟、曾，皆指某音的上方大三度，与前述角音为五声之一有所不同。 下角的称谓，至汉代仍有沿用，如珠海郭氏收藏的西汉编磬即有下角刻铭。 值得注意的是，上宫的名称在汉代也有所见。如山东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出土编磬六套，其中第三套左组第一件有“上宫”铭文。据我们测音研究，这组编磬的音阶结构是：宫一商一变徵一徵一宫一变徵一徵～宫一徵一宫。第一件铭文为上宫的磬，音高就处于宫音的位置，且恰好是第五件宫音磬的低八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所谓上宫，应即低八度的宫音，下宫即高八度的宫音。具体来说，某律之上宫，系指某均之低八度宫音；某律之下宫，则指某均之高八度宫音。 对于伶州鸠答述七律的探讨，容易使人联想到七律或十二律的起源问题。目前至少有三项材料，能够将七律或十二律的产生与西周史迹相连。 第一，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西周早期成王分封给康、唐二叔的器物，有以大吕和姑洗为名的编钟。 第二，1979年陕西扶风南阳豹子沟出土西周宣王时期的南宫乎钟一件，甬部铭文为“司徒南宫乎作大林协钟，兹名日无射钟”。 关于南宫乎钟甬部铭文，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释读： 1、无射是一套南宫乎编钟的总称； 2、南宫乎钟是一套以无射为宫的编钟； 3、其余未发现的南宫乎钟，或可能有律名，也可能没有。其他各钟若有律名，或可能也称无射，或可能是别的律名。今知南宫乎钟右侧鼓饰小鸟纹，故它的正鼓音非角即羽。按照西周编钟正鼓音羽一宫一角一羽一角一羽一角一羽的音列结构，如果尚未发现的其余各钟有律名，则一定不出蕤宾、无射、夹钟三律或大吕、仲吕、无射三律。 第三，《周语下》伶州鸠所述武王伐殷天象与七律的关系。 关于伶州鸠所述武王伐殷天象，1984年冯文慈先生撰文详予解析。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参与研究，认为武王伐殷天象基本属实，并据以推断出武王伐纣之年，但也有论作表示怀疑。 笔者觉得，伶州鸠在答复七律时，以武王伐殷天象作为论据，最终落到天象的“七列”和“七同”上，其目的是与七律的“七”数相合。这自然是一种穿凿附会，但他所引天象应是从其先辈传述下来，并为当时人们所习知，因而才被用作七律产生的依据。由此可见，伶州鸠所述武王伐殷天象应是基本可信的。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乐律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以十二律与干支对应来记日和记时，便是其中的一种。伶州鸠的叙述，就是用乐律与武王伐纣事件的具体日期和时辰相对应。如伶州鸠所述的黄钟与子时对应。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早期铜器利簋铭文云：“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又《尚书・牧誓》云：“时甲子昧爽，王朝至商郊牧野，乃誓。”这些记载都与伶州鸠所说相合。 实际上，先秦时期乐律的使用并不限于音乐范围，它还与占卜联系在一起，用于军事行动之中，因而具有相当的神秘意义。将乐律理论应用于武王伐纣之中，即属当时的乐占行为。《史记・律书》云：“武王伐纣，吹律定声。”《周礼・大师》云：“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左传》襄公十八年，楚郑交战，晋人闻有楚师，晋国乐师师旷歌卜吉凶，所言均属此类乐占活动。 伶州鸠职事乐官，精于乐律，所述自当包括前代传流以及他所处时代的乐律理论。但哪些乐律理论属于前代所传，哪些属于当时的乐律理论，目前尚难真切分辨。因此，伶州鸠所述七律是否与武王伐殷天象完全同时，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加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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