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e Categories, Bureaucracies of Displacement, and Possibilities from the Margins摘要：本文论证了国家创造的类别和分类系统的重要性，这些系统决定了获得有形和无形资源的资格（eligibility）。分类系统主要依赖于反映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规则和条例，通过分类系统，官僚机构维持着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系统，即接纳、排斥和忽略。本文建议在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中，在使用正式的分类时应该采用一种批判的视角，即承认1）这些分类的社会建构本质（social construction）；2）分类如何通过日常实践变得自然化（naturalization）；3）这些分类与生活经验的错位（misalignments）。这一批判的棱镜可以揭示产生持久的不平等模式和国家分类体系的系统性结构，并重塑关于国家将人们划分到所使用的类别之中的讨论。最后，本文简要讨论，纳入全球南部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知识，从而扩大既有的理论剧目所能带来的好处。 文献来源：Menjívar, C. (2023). State Categories, Bureaucracies of Displacement, and Possibilities from the Margi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对国`家构建的类别、规则、规章以及部署它们的官僚机构的复杂性的兴趣源于本文对不平等如何产生、维持、放大和再生产的关注，my contribution is a focus on state-created categories that determine eligibility for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resources. 国家官僚机构如何通过资格审查规则（eligibility rules）来产生排斥和边缘化
Historically and contemporaneously, powerfu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settler-colonial systems, and prevailing ideologie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are baked into the administrative standards on which formal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re based. 当国家官僚机构运用规章制度时，他们会在有资格的（并且可能是应得的）和没有资格的（并且可能是不应得的）群体之间划清界限，从而塑造不平等结构。 行政机器如何将社会类别（social categories）转变为维持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后续实践。并且最终，这种惯例对国家本身的建构也至关重要(Auyero 2012). Attention to these processes sheds light on how inequality structures are left intac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vast bureaucratic tangle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Bourdieu, Pierre. 1994. “Rethinking the Sta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Bureaucratic Field.” Translated by Loïc Wacquant and Samar Farage. Sociological Theory 12(1):1–18. 因此，分类系统创造和再生产持续的社会不平等：far from being objective tools that simply facilitate establishing eligibility to allocate benefits, classification systems create and reproduce enduring social inequalities, with far-reaching effects on citizenship, rights, and belonging (see Miller 2021) 边缘群体的弱势处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As Herd and colleagues note, administrative burdens (e.g., the costs of complying with rules and requirements) “fall heavier on more marginalized groups, undermining their claim to citizenship rights . . . burdens are often not the result of inattention or lack of capacity, but rather a deliberate design” (see also Gowayed 2022; Miller 2021).
State Power, Categories, and Resources
关注官僚结构排他性的一面和这一特质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My focus can reveal much about the forces behind the structural systems that include and exclude through rules and regulations. 无论是暂缓外来儿童入境保护（the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DACA），还是在将外来劳工排除在新冠救济福利之外，都说明，通过评估资格（assessing eligibility），国家类别影响着资源的分配和构成人们生活机会的惩罚。按照最后期限、背景调查、执照要求、费用和公民身份要求，可以将人们分为有资格的人（eligible）（他们大概应该得到某种好处）和无资格的人（ineligible）（他们大概不应该得到某些好处）。这些界限划分（demarcation）对于穷人、社会弱势群体、原住民/本地人以及被种族化为黑人和棕色人种的人们来说意义重大。因此，本文关注的是“外部”类别（“external” categories） (Tilly 1998; cf. Brown 2020)，它不仅决定了谁应该得到好处，而且也合理化了物质的或象征性资源、权利和惩罚的不公平分配。比如，那些无法缴纳费用的外来移民可能会面临惩罚或驱逐出境；再比如，由于胚胎被赋予了与女性同等的人格权而无法进行堕胎的贫困妇女，将会看到她们自己的生活被彻底颠覆（Goodwin 2020）……这些例子均可以说明，由国家创造的分类的惩罚性力量。 这种类别和分类状态类别和分类无处不在，嵌入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并且如此令人感到熟悉，以至于它们经常从视野中消失。国家通过对人们进行分类来开展一系列工作，因为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家 除了分类别无他法（has no other choice but to categorize）。每个国家在制定刑法和民法、征税、分配利益和管理经济交易时，都必须分别对个体和事件的种类划定界限（draw lines between kinds of people and types of events）（Starr 1992:264）。Tilly(1998:7-8)认为，类别区隔（Categorical distinctions）是那些控制可以生产价值的资源的人解决紧迫的组织问题的方式，这种类别区隔的组织逻辑成为一种常态，嵌入到官僚机构的实际实践之中，维持分层系统。 关于state-created categories，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类别是研究不平等的基础 (Brubaker 2017; Massey 2007). 因此，正如Massey（2007:5-6）指出，“所有的分层过程都可以归结为两个简单而强有力的机制的组合：1）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社会类别之中；2）制度化地在这些不同类别中不平等地分配资源.....最后产生Charles Tilly（1998）所提出的“分类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在遵循这一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本文的目标是阐明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在官僚机构为分配资源而部署的行政标准中诞生的，而这揭示了官僚机构的“位移”（displacement）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关键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者，而是多个机构的复合体（constellation）(Morgan and Orloff 2017)，因此其动机和行动逻辑也是多面向的，甚至内部的行动逻辑是相互矛盾、相互掣肘的(Mehrotra 2017; Wacquant 2022)。每个机构都具有自己的准入规则、分类标准、分类原则，因此，每个单位都可能制造体制障碍（institutional roadblocks and hurdles） (see Sackett and Lareau forthcoming). 比如，无证未成年移民面临矛盾的逻辑：一方面，作为未成年人，一个机构将他们划分为应该受到保护的类别；但另一方面，作为无证件的非法移民，另一个机构将他们置于执法系统之下（Galli 2023）。因此，这种内部的矛盾会导致：在政府机构的多个分类系统中同时游走的个人，面临着由不同部门相互冲突的规则和要求搭建起来的迷宫，这些规则和规定冗杂庞大，将人们吞噬在“官僚主义的混乱”（a state of bureaucratic confusion）之中（Ordoñez 2008:57），将他们困在官僚层级中（multiple bureaucratic layers） (see Brown 2020; Fernández-Kelly 2015; Haney 2022; Sackett and Lareau forthcoming). 类别和分类系统，以及他们创造的规则和条例，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Effects of Categories on People’s Lives）：从获得住房、物理空间、法律地位，到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就业和免受暴力的保护。这些影响是直接的，但也是“持久的”，因为它们会在不同的时间和世代中重现，生产出影响生活机会的“分类不平等”（Tilly 1998）。例如，被归类为无证移民会大大减少获得正规就业以及大量物质和象征性资源的机会。我在1995 年在洛杉矶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Menjívar 2002），危地马拉移民妇女只能通过动员一系列非正式关系从而为自己和家人获得健康治疗服务，因为她们的无证身份（undocumented status）使她们无法获得正规医疗服务。这种排斥（exclusions）尤为明显地塑造了社会整合和公民权的长期模式，并影响到合作伙伴和儿童，在整个社区产生影响。而家庭团聚法（Family reunification law）也塑造着整个移民家庭的构成(Delgado 2022; Menjívar, Abrego, and Schmalzbauer 2016)，通过相关规则和要求，家庭团聚系统的无声官僚主义对移民家庭进行了深刻的重组，以至于它可能比通过驱逐出境的更明显地影响到更多的家庭走向分崩离析(Enchautegui and Menjívar 2015)。在历史上，国家创造的家庭分离（State-created family separations）植根于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以种族、阶级和家庭的陈规定型观念为前提，因此，它们主要影响到穷人、黑人、美国本土、亚裔和拉丁裔家庭。
Three aspects of categories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s
一、国家类别是建构的类别和分类，以及建构它们的行政标准和要求，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正式的分类系统反映了那些主导者的利益（Bourdieu 1994）。因此，分类系统将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反映着创造它们的结构力量的变化。为了响应新的政治和经济需求，可以重新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国家类别，其强度将会比最初预期的还要高，如未经授权的重新入境类别（unauthorized re-entry）。 比如，在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再次入境（re-entries）作为重罪予以起诉（与营利性监狱计划有关，Gilman and Romero 2018），促使因被驱逐出境后再次入境后犯罪，而被联邦拘留的移民人数大幅增长，妨碍了这些移民获取合法身份和公民权利。事实上，因移民相关罪行而被关押在联邦监狱的所有人员中，有四分之三是因为未经检查进入该国或移民签证逾期而被关押的。 再比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利用临时居民身份和护照外包，将不欢迎的国内少数民族重新分类为外国居民（Lori 2019）。帝国政府在历史上设计了模棱两可的公民身份（重新）分类，根据种族观念对其国民进行不同等级的划分。今天，美国领土上的居民被划分到具有不同程度的利益的法律地位上。 行政法规以看似中立、正式的语言表述，为分配福利的这个过程制定了看似客观的规定，它们的制度化为排他性做法，并贴上了中立和客观的标签。然而，对获得应得性权利的前提规定充斥着基于阶级、性别和种族的意识形态，反映并维持着更大的排他性制度（exclusionary systems）。只给那些生活经历符合资格审查要求的人们提供福利，增强了行政法规的排他性权力。而对于许多被污名化的群体来说，他们几乎不可能满足这些根据结构性的情况而涉及的制度要求或资格审查条件（也因而被排斥在获利之外）。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以适应制度要求。我们研究了寻求身份合法化（一项福利）的移民如何永久地改变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如结婚、离婚或推迟生育，以向国家表明他们应得到法律承认（Menjívar and Lakhani 2016）。 这种国家分类，进而创造了一种分层体系：Economic interests, domestic political pressures, foreign policy concerns, and ideologie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configure state classifications that categorize individuals as eligible to receive benefits or excluded from them. This process is hierarchical and stratifying, as it affects social groups unevenly and enduringly. 二、国家类别的规范化国家类别嵌入到制度实践中，但并不是社会真空的。人们将官方的分类理解为一种框架，通过这些框架来理解世界和周围的人，进而影响日常的互动和实践。 当这种类别被整合、内化为人们的认知剧目（cognitive repertoires）时，影响是强有力的：It is how state power becomes implicated in “the minute texture of everyday life (Gupta 1995:375) while remaining invisible as state power (Bourdieu 1994); 常识性地使用这些类别使得这些类别规范化并强化其合法性（Moret, Andrikopoulos, and Dahinden 2021）。例如，当非法移民这个由法律创造的司法分类（Menjívar和Kanstroom 2014）在公共话语和媒体界使用时，其权力被增强了，因为所谓的“非法性”不再只是法律上界定的，它也是被社会构建的“社会非法性”（Flores and Schachter 2018）。 在Menjívar在亚利桑那州的研究中，银行柜员、企业主和汽车经销商员工等非国家行动者会要求拉丁裔顾客提供合法身份证明，并检查文件是否“合法”，即使法律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Menjívar 2017）。一位萨尔瓦多的妇女Josefina说，甚至在她购买汇款单时也曾被超市员工要求提供相关证件。这些移民不会忘记这些互动中蕴含的权`力，他们将其描述为“在生活中与法律共存”（Menjívar 2011a）。实质上，非国家行动者越俎代庖，做的都是本应是政府完成的工作，当行政类别嵌入并影响日常互动时，特别是当它们在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中与种族主义实践”纠缠“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Menjívar 2021）。 并且，一旦国家创造的类别融入日常生活，人们就会反过来将它们用于自身和本民族，从而进一步扩大社会排斥。在我们在堪萨斯州农村的民族志研究中，我们发现，非土著拉美人利用移民在法律、种族、阶级和语言上的多层次的脆弱性（immigrants’ multi-layered legal, racial, class, and linguistic vulnerability），剥削和欺骗非法的危地马拉土著移民（Gómez Cervantes and Menjívar 2020）(Gómez Cervantes 2021）。
三、国家类别和错位（misalignment）正式类别为官僚机构的工作提供了便利，但这种类别无法捕捉到人们经验的广度。正如Monk(2022:7)所观察到的，“国家把根本上是连续的社会差异简化为简单的、名义上的差异，后者更容易被官僚体系处理”。人们的生活经验溢出了类别（一种溢出效应），but misalignments also result from neglect when the state abandons vulnerable populations. 最后，由于人们的生活经验介于二元的正式类别两者之间，由于法律造成的这种裂隙会导致错位。因此，错位会创造、巩固并映射排他性系统。 比如，界定自己到底属于经济移民还是战争移民？作者认为，地缘政治和政府决策这两者决定了谁会被归类为难民，而非寻求保护的人的困境与国家定义之间的匹配决定了谁会被归类为难民（Menjívar 1993，2000）。构建的移民/难民二元关系（migrant/refugee binary）在官僚主义上可能是实用的，特别是在合理化排除外来者的时候，然而，这种二元类别无法捕捉由经济混乱、贫困、暴力、战争和其他不公正现象共同产生的人们的经验，而这些正是使当今世界上许多穷人流离失所的原因（无法被纯粹的二元类别所简化）。 正如Hamlin (2021:3)所观察到的，全球移民的模式推动了移民/难民的二元对立，揭示了它是一个构建的法律虚构（legal fiction）（Fuller 1967）......为了官僚机构的权宜之计和便利，对现实的不准确描述，却被当作真实（true）的东西来对待。不管行政二元分类与移民的生活经历如何错位，这些二元对立（binaries）在影响我们如何看待移民流动方面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这些学者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也经常使用它们。我们将国家列为移民的人与列为难民的人进行比较（或将无证者与有证者进行对比），这可能会加强这样的信念，即国家将个人归入这些二元分类实际上具有本质区别。 家庭社会学这一领域也呈现出诸多错位的例证，这些错位再生产了不平等，并具体化了规范的期望（Powell et al. 2010）。国家承认的亲属关系经常与人们实际的家庭生活经验错位，因为国家的定义只承认与既定的关于家庭规范相符合的情况。例如，近亲常常发现，由于国家定义的与个人定义的家庭不一致，已故亲人的尸体无人认领（Timmermans and Prickett 2022）。在对移民家庭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用于确定获取签证资格的国家的家庭意识形态准则 (Smith 1993) 排除了许多对移民有意义的关系，包括抚养他们的祖父母或与他们一起长大的堂兄弟姐妹，错位导致无限期的、痛苦的家庭分离（Menjívar et al. 2016） 忽略（omission）：除了上述的做法，当国家通过忽略、遗漏和抛弃那些被污名化和被社会贬低的群体时，也会发生错位，造成多层面的社会排斥。这种忽略行为并不直接创造出新的分类，但当国家忽略和遗漏特定群体时，它就划出了一条排斥的界限，定义了一个“反类别”（anti-category）。此类别包括那些被忽略、被低估和被忽视的人，For them, the state’s acts of omission reach deeply, influencing how they think of themselves, their place in society, and the rights they believe they either have or lack.
“反类别”的例子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比比皆是。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面临基于性别的暴力（联合国妇女署2022），这些妇女往往无处可去寻求帮助，即使有法律保护她们，因为负责执行这些法律的当局尽量减少或驳回女性的求助诉求。在我们对中美洲基于性别的暴力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多个案例，都是因为国家忽略、社会安全网资金不足所致的结构性暴力以及对穷人生活的普遍漠视所导致的（Menjívar and Walsh 2017; Walsh and Menjívar 2016）。根深蒂固的性别意识形态的象征性暴力进一步贬低了贫困女性的价值，导致其面临危险的境地。在一些国家，国家忽略行为是非常普遍的——向贫穷妇女传递一种信息，即她们的生命并不重要（their lives do not matter）。因此，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等国家的贫困女性——构成这一“反类别”，这些女性别无他法，只能到别处寻求庇护，于是许多人移居美国。 中间性（In-betweenness）：分类系统将人们分配到他们属于或不属于的类别，但人们的经历也可以介于这两个类别之间。移民陷入法律类别之间的经历促使我更深入地反思国家类别之间的生活或合法性的阈值。标志性的例子包括临时保护身份 (TPS) 和那些多年处在悬而未决的情况下等待申请的移民。我将这种中间性概念化为一种状态（condition）：在这些空间中的人们暂时地、部分地并且经常无限期地共存于两个不同（甚至对立）的正式类别中。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在物质上、社会上和存在上都与被归为一类或另一类完全不同（另见 Lori 2019）。类别定期更新可以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从而深刻影响个人的自我意识、家庭关系、与机构的联系、艺术表现以及归属感和公民意识（Menjívar 2006）。这一状态的特定是不稳定、动荡的和面临等待的焦虑，但是人们也产生了对未来的希望，以及行使自己确实拥有的权利：From their precarious temporary statuses, these immigrants have pushed to change state classifications (Burciaga and Malone 2021; Getrich 2021) by deploying 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Martinez and Salazar 2018) and participating in collective mobilization (Burciaga and Martinez 2017; Nicholls and Fiorito 2015). 另外，生活在正式类别之间的个人被迫定期与国家官僚机构互动，以便在他们更新许可证并证明不存在犯罪记录时，重申自己应得的权利，他们因此被过度监视(Asad 2023)。这样的互动提醒这些移民，他们只是暂时生活在这个国家，而且正在被监视着。生活在这种阈限状态（liminality）产生了一种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像以前被监禁的人所经历的那样：他们既被过度管制又得不到保护（Miller 2021）；同时被控制又被剥夺了某些保护（见Gilmore 2022）。国家的目标可能是移除或仅部分接纳他们，但他们有限的保护使他们容易受到虐待，同时国家也通过严密的监视将他们笼罩在犯罪网中。 由于官僚机构通过实施规章制度来确定谁可以获得有形和无形资源，因此不符合官方定义的经验将被排除在外。国家创造的类别与人类经验之间的错位，尤其会影响那些生活经验不符合官僚标准的社会弱势群体。正是如此，持续的排他性系统正是通过看似良性的资源分配得以不断再生产。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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