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20年曾在Project Syndicate发文，讨论特朗普时代的例外论，认为美国人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能否成功地解决其例外主义的两个问题：没有刺刀的民主；加大对国际机构的支持。但特朗普执政期间对这两个方面都弃之不顾，置之不理。约瑟夫·奈呼吁美国人在2024大选年认真讨论和解决内外政策中的“道德问题”，包括如何和中国合作，应对温室气体威胁。他认为，对美国来说，例外主义应包括对华合作；帮助生产全球公共产品；同时捍卫人权与价值观等诸多方面。 2024年大选年来临之际，约瑟夫·奈再次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2024年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2024），进一步分析了当前美国例外论的三种不同观点。约瑟夫·奈将这三种观点归类于三大阵营：自二战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国际主义者”（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s）；想要退出某些联盟和机构的”退缩者”（the retrenchers）；以及对美国在世界的角色持狭隘、有时是孤立主义观点的”美国优先主义者”（the America Firsters）。这三大阵营基本上主导了当下有关美国应该如何处理对外关系的辩论。他认为，无论哪一种观点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胜出，都将对欧洲、亚洲和中东持续不断的冲突带来重大影响。以下是他文章的主要内容。 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家在道德上是“例外的”。法裔美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认为，虽然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但法国和美国与众不同，都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普世的。然而，法国受到欧洲均势的限制，因此无法完全追求其普世主义的野心。只有美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美国人道德高尚，而是许多美国人“愿意相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一股向善的力量。现实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抱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道德主义”妨碍了对权力地位的清晰分析。但事实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对二战以来存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希特勒取得了胜利，或者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冷战中获胜，今天的世界将会大有不同。 美国例外论有三个主要来源。自1945年以来启蒙运动的后续影响，尤其是美国开国元勋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正如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 ）总统所说，“我们这一方的'神奇力量’是每个人都渴望自由，每个国家都渴望独立……正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制度更符合人性的基本原则，所以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成功。”启蒙自由主义认为，这些权利是普遍的，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 当然，美国人在推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总是面临各种矛盾。奴隶制的原罪被写进了宪法，直到内战结束一个多世纪后，美国国会才通过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直到今天，种族主义仍然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如何在外交政策中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美国人也存在分歧。对一些人来说，普世主义计划就是入侵其他国家、强制扶持友好政权的借口。在美国对墨西哥、海地和菲律宾等地的干预中，种族主义毫无疑问发挥了作用；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自由主义就是要建立一套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体系的推动力，缓和国际上无政府状态的威胁，以此保护国内自由。 美国例外论的第二根源是清教传统。那些逃离英国的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新大陆更纯粹地信奉上帝。他们的计划本质上不像十字军东征，而是更似目前充满焦虑但又克制的“退缩者”的做法，把美国塑造成一座山巅之城以吸引他人。 美国开国元勋们担心新共和国会像罗马共和国那样失去其美德。19世纪，从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到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形形色色的欧洲访客都注意到了美国人对美德、进步和衰落的痴迷。但这种道德关怀更多的是内向型的，而不是外向型的。  美国例外主义的第三个根源是其他根源的基础：美国庞大的面积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其地缘政治优势。早在19世纪，托克维尔就注意到了美国特殊的地理位置。由于受到两大洋的保护，以及邻国的实力较弱，美国在整个19世纪集中精力向西扩张，避免卷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权力之争。但在20世纪初，当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时，它开始从全球力量的角度思考问题。毕竟，它有资源，有回旋余地，有充分的机会放纵自己，不管结果是好是坏。它开始具备带头创造全球公共产品的动力和能力，也有从广义上定义国家利益的自由。这意味着：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海洋和其他公域的自由以及国际机构的发展。“规模”（size）为美国例外论创造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是美国对19世纪全球实力平衡的回应。当时相对弱小的美利坚共和国可以对它的小型邻国采取帝国主义的态度，但它必须对欧洲列强采取审慎的现实主义政策。虽然美国的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主张将西半球与欧洲的平衡分开，但这种政策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只是因为它符合英国的利益，与英国皇家海军对海洋的控制权相吻合。  但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它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1917年，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打破传统，向欧洲战场派遣200万美国人参战。虽然威尔逊在战争结束时创立的自由主义国际联盟遭到了美国同胞的唾弃，但它为1945年后联合国的成立和自由主义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如今，美国总统拜登和大多数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希望维护现有秩序，而特朗普和”美国优先派”(America first)则希望放弃现有秩序，两党中的“退缩派”都希望在这两派之间剩下的选项中进行挑选。明年大选中，无论哪一派胜出，将对欧洲、亚洲和中东正在发生的冲突带来强烈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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