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天命玄鸟－遗迹点点窥殷商（8、郑州商城：商墓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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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个城市是否为一个王朝的都城，不仅仅需要有高等级的宫室、宗庙建筑作为条件，还要看是否发现有高等级的礼仪器具。这些礼器的发现，大多以墓葬及窖藏形式出现。

郑州商城遗址的礼器发现于张寨南街、向阳回族食品厂、南顺城街等三处属于二里岗上层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坑，共出土大型方鼎、圆鼎、鬲、尊、罍、卣、觚、爵、斝、盂、盘、簋、戈、钺等青铜礼器28件。

这些青铜器造型精美，花纹繁缛，气势磅礴，实为商代前期青铜工艺之杰作，其主人非商王莫属。

图01-04  1982年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出土的“兽面纹提梁青铜卣”（河南博物院藏）

  

  

  

  

关于三座窖藏坑的性质，有学者依据窖藏坑的形制结构、青铜器放置方法、王室重器属性、以及坑附近其他遗存等，认为其与祭祀有关，是商代举行大型祭祀活动以后把礼器埋入地下形成的青铜器窖藏坑。

但也有多位学者否定“祭祀说”，提出可被称作“动乱说”的不同观点，认为铜器被窖藏“是由于国内发生动乱的缘故”，即“商王朝内部王位之争引起了政局的动乱，因而把王室重器窖藏起来。

或认为三个窖藏坑填土均为文化堆积土和生活垃圾土，且填土中多有包含物，青铜器铸造年代有早有晚，更符合窖藏坑的特点，应是在“商王室遇险”的情况下，“无法将其带走而临时掩埋的”。

图05-郑州商城三处铜器窖藏坑分布示意

  

但分析发现，郑州商城发现的三处铜器窖藏坑的形成并非为紧急情况下的匆忙所为，与“动乱类”窖藏坑的紧急处置态势不相符。

1974年9月，在郑州张寨南街杜岭，于距地表之下约6米深处，发现一座窖藏坑。坑壁比较规整，出土青铜礼器3件：鼎2、鬲1，其中2件大方鼎东西向并列，口沿平齐，端正地放置在一起。因二鼎高度不一，为了使其口沿平齐，特意把一号鼎的生土地面向下挖低。

图06-07  今天的郑州张寨南街杜岭街区

  

  

这两件大鼎便是著名的杜岭一号、二号方鼎，其中的二号方鼎现收藏于河南博物院，是为该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杜岭二号方鼎其高 0.87米，重64.25千克，深腹，双耳四足，腹上部饰兽面纹，两侧及下部饰乳丁纹，形体质朴庄重。

图08-12 杜岭二号方鼎（河南博物院藏）

  

  

  

  

  

另一件的一号方鼎相比二号方鼎更为巨大，通高100厘米，口径横长62.5厘米，纵长61厘米，重86.4千克，是已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积最大的一件。

也正是因为它是商王朝前期文化与文明的代表，因此被收藏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之中，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供中外参观者阅览。

图13-18 杜岭一号方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商城东南城角外侧（向阳回族食品厂内）又发现一座青铜器窖藏坑，口距地表4.6米，平面近方形，口部东西长1.7米，南北宽1.62米，坑深0.9米。

坑内出土大方鼎、大圆鼎、扁足鼎、牛首尊、羊首罍、觚和提梁卣等13件青铜礼器。

图19-20 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发掘现场

  

  

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出土的器物中有一尊商前期的重器：兽面纹铜方鼎

方鼎直口，深腹，平折沿，方唇，口沿上对称拱形双耳；腹呈方斗状，向下微收；平底，下承四柱足，上粗下细，其内中空，且直通腹部；鼎腹四外壁纹饰相同，均饰有排列整齐的乳钉纹；腹上部饰兽面纹，呈带状贯穿两侧乳钉纹，兽面纹饰由宽线条勾曲回环组成，每组均以浅扉棱或鼎腹棱为轴，左右对称，双目圆凸；腹壁和底、柱足表面部分有烟炱痕。

方鼎整器铸造精湛，纹饰严谨，形制雄浑大气，古朴凝重，极具神秘威严之感，昭然是商王朝国家权力的象征。

图21-25 1982年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兽面纹铜圆鼎”（河南博物院藏）

  

  

  

  

  

1996年2月，郑州市中实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位于南顺城街南端西侧距离郑州商城西墙南段外侧约5米的民族食街1号楼工地挖掘桩孔时发现了青铜器。

河南省文物局闻讯，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占研究所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对出土青铜器的地点进行了钻探、布方，清理发掘了青铜器窖藏坑H和灰坑H2。

图26-27 1996年郑州南顺城街窖藏发掘现场

  

  

最终，在这座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内发掘出土方鼎4件、铜斝2件、铜爵2件、铜簋1件、铜戈2件和铜钺1件等青铜器共12件，另有不少陶器、原始瓷器、蚌器、石器和骨器等伴出。

图28-29 1996年郑州南顺城街窖藏“兽面乳钉纹铜方鼎” （河南博物院藏）

  

  

南顺城街窖藏坑口距地表深约4.9米，平面呈不规则形，东西长2.1米，南北最宽处1.8米，坑深4.26米，底部平整。

该坑铜器的埋藏程序是：利用一处废弃的长方形水井作为坑穴，在坑内下层堆积的基础上平整地面，先铺垫一层木板，木板之上铺撒朱砂，然后放置青铜器，之后再在青铜器上覆盖一层木板，铺撒一层朱砂，并覆盖一层较为纯净的黄沙土，最后用灰黄色土将坑填平。

图30-1996年郑州南顺城街窖藏剖面图

  

由以上三处窖藏坑的发掘可知，它们不仅埋藏较深，距地表多在4.6米以上，坑底更深；而且有的坑底部坐落在生土上，青铜礼器放置有序；有的坑底和铜器上面还铺撒有朱砂，说明当时埋藏铜器时曾举行一定规模的、公开的礼仪活动。

由此推断，当时放置青铜器是较为从容有序的，应不是因某种重大政治动乱迫使商王贵族仓惶逃跑所为。

图31-1982年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坑（H1）平面

  

假若依照“动乱说”所云，认同窖藏坑铜器埋藏的原因是由于“政局动乱”导致商王不得不埋藏王室重器，那么其必然有诸多疑窦无法解释。

首先，是这三处窖藏坑的埋藏年代不一，并非同一时间埋藏铜器，与商王仓惶逃跑前埋藏青铜重器应具有同一的埋藏时间相冲突。不仅三处窖藏坑出土铜器的铸造年代不一致，而且窖藏坑的形成年代（铜器的埋藏年代）也不相同。

其次，是这些青铜窖藏坑位于郑州商城居住区之外较远之处，与“动乱类”窖藏坑一般位于居址内或近旁的位置不相符。商王室青铜重器平时应存放在宫殿宗庙区，若因政治动乱被迫仓惶撤离而埋藏青铜器，应就地或找一处隐秘地方埋藏，意在不让别人随便发现而掘出。但三处窖藏坑与郑州商城宫殿宗庙区有一定的距离，皆位于内城外护城河外侧地势较高的显眼位置。

图32-1982年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铜器（河南博物院藏）

  

  

  

此外，三处窖藏坑埋藏时还公开地举行一定的铺撒朱砂等礼仪活动，显示出既不慌忙、也不隐蔽的埋藏特点，显然与紧急情况下仓促埋藏的青铜器窖藏之特点相悖。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商王贵族原本就没有要把这些青铜器重新挖出的思想意识，埋藏之时就意欲让其长久保存地下深处。

分析考古发掘材料可知，郑州商城发现的这三处铜器窖藏坑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从容性、礼仪性等特点，与“祭祀类”窖藏坑所应具有的特点相似度很大，把其定性为祭祀坑证据较为充分。

图33-1996年郑州南顺城街窖藏铜器（河南博物院藏）

  

  

  

郑州商城的建造，是中国早期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商城巨大的面积、宏伟的城墙及大量的夯土建筑，显示了前所未有的人口集聚程度和社会组织能力。

伴随着郑州商城的建造，商城内的墓葬在墓地形态和葬俗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郑州商城遗址商墓的分析，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商城的人群构成、社会组织及功能分区等问题。

郑州商城目前见于发表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墓葬有135座，其中：有3座因墓圹破坏或报告未做介绍而方向不明，另有16座因未发现人骨或报告介绍不清而仅知为东西或南北向，其余墓葬中有北向墓43座、东向墓21座、南向墓39座、西向墓13座。

图34-35 郑州市区内发现发掘的商代墓葬

  

  

北向墓的数量最多，有腰坑的墓葬约占五分之一，有的在腰坑内殉狗，个别墓内有殉人。部分墓中发现有木质葬具痕迹，有的有朱砂；有玉器、陶容器的墓葬所占比例也较高，不少墓中玉器数量较多。有的墓中还出土有铜兵器、工具或原始瓷、硬陶、卜骨等。

不同方向的墓葬在数量和等级上有较明显的差异。其中：南北向墓葬数量较多，等级普遍较高，尤以北向墓中的高等级墓葬所占比例最高；东西向墓葬数量少，等级普遍偏低，而又以西向墓数量最少。东西向墓葬中有一些可能是非正常埋葬。

换言之，高等级人群的墓葬普遍北向或南向，个别东向；而非正常埋葬则多为东西向。而不同地点墓葬的等级和葬俗，也存在一定差异。如内城中墓葬的等级普遍较高，随葬品数量和种类均较丰富，但设腰坑的墓葬比例似略低。

图36-郑州市区内发现发掘的商代墓葬

  

若结合目前对郑州商城布局的了解，则不同地点的墓葬与其所在区域的性质和功能有密切关系。

如内城中夯土基址分布较广，尤以东北部最为密集，这与内城中墓葬等级普遍较高相应。

铭功路制陶作坊、南关外铸铜作坊及紫荆山铸铜、制骨作坊中的墓葬，虽多未见其墓主作为手工业者的直接证据，但因其在时空上与作坊遗址重合，则至少有一部分应与相应的手工业者有关。

此外，人民公园及北二七路若干墓葬中出土的铜刀少见于其他地点，其地邻近铭功路制陶作坊，其东北的河医二附院也曾发现有铸铜遗存，这些墓或也与手工业者有关。

包括南关外在内的内城外南部墓葬等级较低，多无随葬品，尤其是一些死者姿态特殊，或肢体有残缺，可能不是正常埋葬，或与铸铜等活动中的祭祀有关。不过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铸铜作坊的手工业者，因作坊受到严格管理和控制，其从业者的地位较其他手工业者更为低下。

图37-38 1996年郑州南顺城街窖藏铜戈、铜钺（河南博物院藏）

  

  

从墓地形态看，包括郑州商城在内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未见大型墓地，与目前所见先商文化的墓地存在较大差异。后者规模较大，墓葬排列相对规整，应存在相对严格的规划，暗示了大的亲缘群体的存在和强有力的控制。

而郑州商城墓地规模均较小，墓葬分布依等级和职业而区隔，可能代表了大型亲缘群体的解体和新的以地缘和职业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的兴起。

若此推测不误，则伴随着郑州商城的建造，应有一个人口大量聚集和社会重新整合的过程，而城墙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对人群进行区隔和重新整合的作用。对不同人群进行控制和管理，重心是管控贵族群体。

图39-40郑州商城沙盘模型

  

  

郑州商城内城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其内夯土基址分布广泛，墓葬等级亦普遍较高，应是贵族聚集区，这表明内城的修建应与贵族人群的整合和控制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相对于内城的宏大严整，偏居东北隅的宫殿区是否有闭合的宫墙尚难确定，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时期商王的地位尚不突出，城墙是王权和非亲缘性社会组织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人群进行控制的重要设施。

这也是晚商时期伴随着王权和地域性社会组织的发展，都城内不再修筑城墙的原因。

图41-郑州商城城垣航拍

  

图42-郑州商城城墙的夯窝印痕

  

图43-郑州商城宫殿区建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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